独当一面，东征西讨

独当一面，东征西讨

3.独当一面，东征西讨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十二月，左宗棠被任命为浙江巡抚。左宗棠认为要收复南京、苏州，牵动三吴地区，必须先进军浙江。清廷准奏，明令浙江提、镇以下各官均归左宗棠调遣。不久，左宗棠率领官兵5000余人进入浙江。当时粮饷不济，军需匮乏，兵马已动，粮草先绝，又逢浙江军务败坏，原浙江各任督抚对练兵选将漫不经心，军令不行，有禁不止；军队滥竽充数，士气十分低落。而在浙江一带有太平军李秀成兄弟所部50万之众纵横浙江全境。左宗棠忧心忡忡，一面上报朝廷，一面竭尽全力应付危局。首先，由于粮饷不济，过去欠饷又多，他大刀阔斧地裁淘劣兵，使有限的饷粮发挥最大的效用。第二，对于各省奉旨应援钱粮，上奏朝廷敕令迅速集中，以应急需。第三，面对孤军奋战、将少兵单的局面，要求广西臬司蒋益澧率部入浙候用；要求广西巡抚刘长佑、贵州巡抚江忠又、湖北巡抚李续宜、四川布政使刘蓉各选精兵一营或二营来浙听调。这些要求全都得到清廷的准许。接着，左宗棠深谋远虑，移师婺源。婺源地居徽州、广信两郡之间，北可牵制进攻徽州的起义军；向南可遏制饶州、广信的太平军；居中可截击开化、遂安的义军。这一举措使太平军如刺在喉。在婺源，太平军杨辅清部10万之众被击溃，继而开化又被左军攻破。兵锋所指，战无不胜。左宗棠治军严厉，以身作则。作战时他剽悍凶猛，无论严寒酷暑，他都住在营帐，“穷冬犹衣组袍”，“非宴客不用海菜”，“冀与士卒同此苦趣”。纪律严明，将帅一心，这就是左军每战必胜的原因所在。

战争不是最终的目的，它是政治的一种手段。所以每收复一地，左宗棠就善后一地，注重招抚流亡，体恤民生。这些措施有利于战乱地区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客观上也起到了瓦解太平军的作用。军事与政治手段并重，左宗棠堪称国内第一人。正是由于攻伐有谋，安抚得当，在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八月，左宗棠一举光复了浙江全省。左氏自咸丰十一年冬奉诏督办浙江军务到同治三年八月取得胜利为止，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由于战功卓著，在同治二年(公元1863年)三月，清廷迁升他为闽浙总督，仍留浙抚职。同治三年八月，在攻下浙江省城杭州后，清廷又诏加左宗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

光复浙江以后，左宗棠奏请解除浙江巡抚职，督军入闽。这时，军政本来就混乱的福建经农民军的冲击，更加颓败不堪。“福建一省之大竟无一可用之兵，无一月储备之粮，土匪猖獗，甚至在大白天公然人市抢劫。”人才缺乏，百废待举。这年12月，左宗棠奏请调周开锡吴大廷等到福建候用。左氏会同闽粤军队先后收复永定、龙岩、漳浦、诏安等地，一举肃清了在福建的起义军残部。随后左氏又进驻漳州，指挥各部围剿各处土匪。至此，东南军务渐次平定，左宗棠又被锡封为伯爵。同治五年正月，朝廷又封赏，左宗棠戴双眼花翎。

早在浙闽的戎马倥偬中，左宗棠就认识到扫除荡平太平军余部仅是时间的问题，最根本的是要抓好战后的重建事项。他认为，要畅通东南交通,巩固海防陆疆，造船为当务之急。他奏请政府设船厂，试造轮船。他说东南大利在水域而不在陆地，从广东、福建一直到山东、直隶、盛京(今辽宁)大海环绕，江河以外万水朝宗。轮船既可巡海防卫，遥卫京畿；又可以逆水而上进入内陆。和平时期可转输百物，战时可迅速调集南粤之师、七省储备，有百利而无一害。另外，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仍历历在目。西方列强的兵轮直达天津如入无人之境，内陆防御形同虚设。因而设厂造船更显得必要和迫切。左宗棠强调，巩固根本是百年的大事，依照中国的实际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逐步扩大规模。他的分析精辟入里，所以清廷下令立即设立福州船政局。船政局辖有工厂和学校两大部分，尤以马尾船厂，规模最大，设备齐全；它所创办的各类学校如造船工程学校和造船技工学校，是中国最早的海军学校，为国家培养了不少海军人才，如邓世昌、林永升、严复、萨镇冰、刘步蟾、林泰曾等；又为国培养了一批制造轮船、兵舰的人才，如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魏翰等。兴办海军学校，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而且在中国军事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和地位。公元1876年，英国海军军官寿尔访问福州船政局时，他惊叹不已，称学校是船政局的最重要部分：“整个制度的组织基础有一个特色，最有力地证明它的天才的创办者……的才能。”不久，左宗棠因有新的重任，船政局由沈葆桢接办。(www.guayunfan.com)同治五年八月，左宗棠被调为陕甘总督，并以钦差大臣的名义督办陕甘军务，开始了西讨的征途。这次他对付的是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前后历时八年。他根据自己十多年的用兵经验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向朝廷系统地阐述了西北用兵的机宜：西北的战事利戎马，东南则利舟船。东南战事的转机是在炮船练成之后，西北军事的转机亦在车营马队训练完成之后。他援引史例说，春秋晋侯乘郑国所产小驷御秦而败，是南马不能抵西马的例证。汉李陵领荆湘步兵在朔北被匈奴所败，是步队不能抵挡马队的例证。所以要迅速荡平捻、回之乱就必须改步兵为骑兵；捻、回利用马队，采取流动战术，驰奔于平原旷野，来去如飘风骤雨，抵御他们，非马队、车营不行。他又指出，西北马不如东北马雄壮，康熙用东北铁骑平定回叛和靖定朔漠就是例证。最后左宗棠初步定下了自己的进军方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然后驻兵兰州，饷路才能畅通，行军才无梗阻。”“以地形论，中原为重，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内顾之忧，饷道无中梗之患。”左宗棠系统地论述了关于西北战事的各种因素，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后来战事的发展证明了他的西北“兵论”确属真知灼见。

不过，实际用兵作战远非纸上谈兵那么轻松。捻军起事非止一日，其势力影响不可小觑，清军悍将僧格林沁亲王就是被捻军所斩杀的。深谙用兵之道的曾国藩对捻军作战也是败多胜少。而陕甘回乱持续多年(从起事到被剿灭历时十二年)，又是少数民族集居地，民族矛盾本来就十分尖锐。这些回民剽悍惯战，对汉人又很仇视。清军勇将刘松山就是在平回战斗中炮阵亡的。捻军与回乱遥相呼应，加上路途遥远，军需供应十分艰难，所以平定西北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四月，左宗棠率大军经随州樊城分三路人关。他亲率一军直趋潼关；刘典趋蓝田；高连升率新军随往。战事之初清廷认为左军进展迟缓，对他多有责难，并一度给他降职三级留任的处分，甚至左手下的将士对他也多有微辞。不过，这正是左宗棠老辣独到的地方，不急功冒进，统观全局，稳扎稳打。直到兵士的骑术、炮战练熟之后，才大举进兵，最终在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十月，彻底勘定了长达12年的反叛。清廷颁诏嘉奖说：“陕甘逆回扰乱，十有余年，势极披猖。自简任左宗棠总督陕甘，数年以来，不辞艰苦，次第剿除。此次亲临前敌，督饬将士，克复坚城。关内一律肃清……”因此，朝廷加封他为总督兼协办大学士，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在清朝统治者眼里，左宗棠俨然就是清廷在西北的一道坚固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