诲人不倦 后辈师表——记北京图书馆李兴辉老师
今年，正值李兴辉老师在图书馆从业五十五周年之际，作为李老师同业的后辈，我谨表示诚挚的敬意和衷心的祝贺！
应说明的，这里的“老师”称呼，是自然形成的，而充作李老师的学生，我只能算是勉列门墙。从十多年来与李老师在工作交往上，在加深彼此了解的基础上，他教给我许多有用的知识和做人的规范，对我产生较多的影响，他那勤勤恳恳、踏踏实实的工作作风，他那热爱图书馆事业，甘为事业鞠躬尽瘁的精神，他那谆谆善诱，诲人不倦的高尚品德，为我们后辈树立了楷模师表，值得我们敬佩学习。
李兴辉老师为致力于图书馆业务，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对图书分类法和主题词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具有很高造诣。20世纪50年代，为了解决中小型馆对于分类表的需要，他参加了由当时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组织编定的中小型图书馆图书分类表，并撰写、发表了一些指导性的文章，为分类表的使用、推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1970年代中期，为编制《汉语主题词表》，他也积极投入这一项目工作，从他当时给我的信中也可看出他为编制《汉语主题词表》而奔波、忙碌的情景。我同李兴辉老师的结识，是在编制《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交往过程中开始的。
北京分类法编辑工作会议之后，我同李老师的联系更紧密了。李老师常在信中给我鼓励，给我指教，勉励我动脑筋，钻研业务，积极开展工作，在通信中，也可看出他为分类法的编制，推广使用在操劳着。比如，1971年，李老师在给我的一封信中，谈到“新编分类法内容有不足之处，请在研究和工作中多提意见”。1976年3月，李老师来信告诉我，说“去年，你根据《中图法》编制的中小型分类表，我们小组做了研究与分析。根据这个表和株洲市馆、黑龙江省馆、沈阳市馆等所编的小表，综合编定了一个《中小型表》，现已付印”云。1976年5月，当他听说南京图书馆准备举办一期江苏全省的《中图法》学习培训班时，特写信问我：培训班“是否开始了？”其喜悦关切的心情，溢于言词。
除了有关分类法的事情交往之外，有时我也会去信向李兴辉老师请教其他方面的问题。比方，1977年，我曾辑录，整理一些“鲁迅论述图书馆”的材料，寄往北京图书馆向李老师征求意见。他不厌其烦，花了许多时间看了之后，随即给我复信，提出，题目应改为“鲁迅与图书馆”较为确切，还指出，要重视校对工作，能做必要的原文刊误，则更好。接着，一一列举出我在辑录稿上未加校正的地方，像：从《鲁迅日记》中辑出的多处记录的“宋子佩”，“子佩”，“宋紫佩”，李老师说：这各处的“是一个人，此人姓‘宋’，名‘琳’字‘紫佩’，与鲁迅同乡，是京师图书馆会计科长。”由此，不仅说明了李老师治学严谨，诲人不倦的精神，也反映了他学识丰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1978年，我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读研究生，李兴辉老师得知此消息，特地给我写信，勉励我辈为振兴中华图书情报事业而努力学习。此后，在武昌，昆明，南京，北京等地的一些学术活动中，我又有机会多次同李老师畅谈，亲聆老师的教诲。李老师来武大时，我和我的同窗乔好勤、倪晓建、惠士荣等学友都曾和李老师座谈，进行学术交流。每次我出差北京，顺便去北图见到李老师时，他总关切地问：有什么不方便的地方，要什么资料？等等。为此，我常常住在北图招待所，吃在北图食堂，看书在北图阅览室，查考资料在北图参考部。为修订《中图法》，李老师、韩承铎老师不顾高年，四方奔走，广征意见。去年，李老师、韩老师还亲自到南京图书馆，与钱亚新先生和我讨论“图书馆学，目录学，情报学”类目设置的问题，之后，还专程到南京工学院继续和我畅谈。这种平易近人的作风，令我周围同事无不赞叹。今年三月，《中图法》第三版修订工作会议在京举行，当我们又一次会聚在李老师参与组织、召集的会议时，大家都为李老师的壮心不已，孜孜不倦为分类法操劳的事业心而深深感动。
李兴辉老师在平凡的图书馆工作中走过了五十五年，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李老师的道德文章，为后生所景仰。我要向李老师学习，努力工作，为图书情报事业多做贡献。衷心祝李兴辉老师健康、长寿！
1986年4月于南京兰园
《北京图书馆通讯》，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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