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敬爱的李莎老师

怀念敬爱的李莎老师

2012年6月8日《作家文摘》7版刊载的文章《李英男自述——父亲李立三冤死之后》，开头的几句话：“……母亲李莎也于同年10月来华定居，全家团聚，过了十几年相对平静的生活。母亲来华后一直从事俄语教学，努力工作，热心为中国献力”，使我久留心头一直想写而未动笔的一段往事，重新涌现在脑际。

那是1949年，我和爱人杨秀琴当年9月从中央外事学校政治班结业后，进入与华北大学三部合并后刚成立不久的北平外国语学校俄文部学习。学校在北平市内御河桥三号，校长是浦化人，俄文部主任是杨化飞，俄语老师是原来华大的俄籍老师安德斯，我们的俄文名字就是他给起的。我和爱人就是那年秋天在这里参加了团的组织，成为当时还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并于10月1日随着学校的队伍，整队出发，一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到天安门，加入了站在天安门城楼正对面南边马路上的中直机关队伍，参加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典礼，目睹了开国大典的游行盛况。

1949年12月，御河桥三号让给了当时的团中央机关，我们学校迁到了西郊颐和园旁革命大学内的一座楼里，校长换成了刘仲容（曾任李宗仁的秘书）。这时国家由于需要，在北京成立了直属党中央的北京俄文专修学校，从大连、哈尔滨外专调来了两个班，加上北平外国语学校的俄文部，组成了北京俄文专修学校最初的五个班。一、二、三班是由从大连和哈尔滨外专调来的学员组成，我们学校俄文部的学员组成四班和五班。

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的成立，从最初教职人员的配备上，就可以看出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校长是时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局长师哲，副校长是张锡畴，教务长是何匡，副教务长是朱允一，原来教我们俄语主课的老师安德斯，这时换成了李莎老师，教口语的老师是李越然，我们四班的班主任是严立宇同志，她是著名翻译家曹葆华同志的爱人，基本上都是从延安来的老革命。最初上课的地点是在劈才胡同南宽街马连良的宅院内，宿舍是原国民党北平市公安局局长汤永咸在一个叫作辘轳把的胡同内的住宅。后来由于军委来的学员多了，班级增加到23个。我记得军委来的学员中就有陈毅同志的爱人张茜、后来做过社科院外文所所长的张羽等同志。这时学校迁到太平湖畔一个原来是王府的地方。

60多年过去了，很多事情的细节，甚至年代日期已经记不太清了，但是，一些重大的事件还是忘不了。首先就是北京俄专开学的那天，朱德总司令亲自来参加了我们的开学典礼。再就是1950年10月的一天，晚上突然紧急集合，学校整队跑步到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排队守候，起初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看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同志从劳动人民文化宫中出来时，才知道是任弼时同志逝世了。他们守灵出来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实际上也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门口为任弼时同志守灵。这些事情不仅一生难忘，并且也是一种无形的激励，使我们更加靠近组织，在政治上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然总觉得对不住党组织在我们身上倾注的心血，而这些也化为动力，使我们毕生都为党和国家勤奋工作。

李莎老师代替安德斯任教后，不仅尽心竭力地教我们学好俄语，从发音到理解课文，都悉心指导，并且也很注意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既教书也育人。我们班当时有4位党员，一位是王若飞烈士的舅舅黄齐生先生的孙媳妇陈复君，一位是李公朴先生的女公子张国男，还有两位是从华北学院来插班学习的季涛和杨姿蕊。再就是我和爱人年龄比较大，其他20多人年龄比较小，但都是北平解放前就奔赴解放区进入华大三部学习俄语的，年龄虽然比我们小，但入团比我们早，入城后都自认为是“小老革命”，所以生活上比较放松。比如有一位学员叫谢林，年龄很小，自由主义严重，我们叫他“二流子”。我当时是班长兼团支书，总觉得学习上好管理但思想问题很多，不好办。

我们当时对老师很尊重，纪律也很严格，比如老师一进教室，班长就喊“起立”，全体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等老师走上讲台还礼后，班长喊“坐下”，大家才能坐下，上课不能迟到早退。老师提问时，指定谁回答，学员必须起立回答，不能交头接耳，互相代替回答，回答不上，就一直站立，等老师再喊别人回答时，让你坐下才能坐下，这是对老师起码的尊重。

再举两个例子。我们学校从南宽街搬到太平湖后，从西安来了两个插班的学生，一个叫田森，一个叫菲力，田森因为学习好，理解快，特别是口语学习上，不害羞，敢于开口，进步很快，因此显得有些自满和张扬。李莎老师给他起俄文名字时，就叫他“季沙”，俄文的意思是说话小声一点，不要打扰别人。而菲力有一次上课时迟到了一会儿，在教室外喊“报告”，老师让他进来后，问他为什么迟到，他用俄语回答说“去了趟厕所”，表示自己会用俄语。李莎老师立即用双手捂住脸，说：“羞死人啦！”然后耐心地告诉菲力：“以后如果上厕所迟到，就说一分钟来代替，不能直接说去厕所。”从这些细小例子中，可以看出李莎老师对学生的一言一行都很注意，教导我们在生活中要注意细节，有成绩不能表现出自满和张扬，做人要低调行事，言语要文雅，行动要有教养。

遗憾的是，李莎老师只教了我们一年俄语，因为越南委托中国在北京办留苏预备班（地址在石驸马大街，原女师大校址），李莎老师会法语，就调她去为越南学员教授俄语，所以她不得不离开了我们，去尽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

几年后，我和爱人去颐和园游玩，正巧碰到李莎老师与她丈夫李立三同志带着女儿李英男，她很高兴地将我们这两个曾经的学生介绍给立三同志。再后来，就是“文化大革命”之后，因为她是全国政协委员，过年过节时，经常在荧屏上看到她。这时的她，已经是白发苍苍的李莎老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