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情趣化的别样创作

第十一章　生活，情趣化的别样创作

1.打拳

父亲生活极有规律。北京人一向起得早，父亲大概也是一个“早睡早起身体好”的笃信者。他起得早，不贪觉。起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打拳。

父亲家境贫寒，自幼身体不壮，二十二岁那年，一场大病几乎要了他的命。病好之后，想起了锻炼身体，从此就和打拳结下了不解之缘。

最早，是练剑术。父亲不仅会舞剑，而且舞得颇有心得，居然编写了一本《舞剑图》。1921年5月中旬，北京市举行全市小学联合运动会，这本《舞剑图》被刊印出来免费发放。插图为父亲北京师范学校的同班同学、画家颜伯龙先生所作。说来奇怪，父亲的第一本专著居然是武术专著。此事，在当年的《晨报》上有过记载，说是运动会成立了宣传部，准备发放舒君和颜君著绘的资料。看来，是想以此推动健身术的普及。可惜这部《舞剑图》已失落多年。

1930年父亲由英国转道新加坡回到北平。有一天，《学生画报》记者陈逸飞先生去看他，见他一个人正在屋里跳一种奇怪的舞蹈，一会儿学燕飞，一会儿学小动物淋雨后抖搂水的样，浑身乱颤。陈先生看得奇怪，问：“你练的叫哪路活？”父亲答：“这是昆仑六合拳。”并且解释说，六合拳流派很多，常见的有峨眉六合拳，还有外家拳和内家拳之分。父亲自己练的是内家，专重气功。陈先生问父亲：“有什么用？”他心想，像你这样学小燕飞，学小猫小狗抖搂水，会有什么大用处？父亲回答说不仅能健身，还可以防身。陈先生说他不信，冷不丁一拳直冲父亲胸口打过来，只见父亲并不躲闪，略一收胸，拳头落了空。父亲就势将陈先生的胳膊一拨，陈先生顿时觉得胳膊像触电一样，浑身麻酥酥的。陈先生服了，“没得说，收我这个徒弟吧！”父亲答应给他一本《拳谱》，让他照着《拳谱》去练。不过有个条件，不得到外边去说父亲会拳。

▲老舍在会议休息时。

1933年4月，父亲忽患背痛，痛得很厉害，医治无效，大夫无策。这使他下决心加强锻炼，便拜济南的著名拳手为师，开始系统习武。武术和狗皮膏药的夹攻果然奏效。从此，父亲不再间断拳术锻炼。

他学了少林拳、太极拳、五行棍、太极棍、粘手等等，并购置了刀枪剑戟。1934年迁居青岛。父亲在黄县路租了一套房子。房前宽敞的院子成了他的练拳场子。通客厅的小前厅里有一副架子，上面十八般兵器一字排开，让初次造访的人困惑不解，以为闯进了某位武士的家。这一时期的父亲，生活安定，身体说不上健壮，但无大毛病，创作旺盛，写出了像《骆驼祥子》这样的优秀作品。

1935年春节前夕，父亲在山东大学的辞岁晚会上，居然当众献艺，来了一段单人武术表演。

抗日战争爆发后，刀棍都丢在了青岛，但太极拳始终没扔，走到哪儿打到哪儿。重庆北碚蔡锷路24号房前有一个大操场，1943年秋至1946年初，每天清晨，人们都可以看见一位戴眼镜的清瘦中年人在操场中央打拳，姿势优美，动作娴熟，功夫到家，这便是父亲。

1949年对父亲来说既是个大灾年，也是个大喜年。灾，身体出了大毛病；喜，终于回到了老家北京。在纽约的一个夏日，父亲正打着太极拳，腿忽然抬不起来了，经大夫诊断是坐骨神经炎，需要立即住院开刀。这一刀中断了父亲的长达十五年的练拳史，从此他成了一个“三条腿”的人，步履艰难，走路绝对离不开手杖。手术后刚能行动，他便启程回国，年底才回到北京。

太极拳打不成，父亲便到中山公园向一位姓李的皮厂经理学习太极气功，每天一早一晚坚持练静功。

1955年为了创作话剧《西望长安》，父亲专程到了西安，采访过程中，由于坐吉普车长时间的颠簸，腰病复发，回到北京后几乎不能下床。幸亏他有功夫在身，知道自己应该活动哪些部位，加上名医的按摩，很快转危为安。医生的结论是：“老舍先生的功底好，万幸！”

父亲虽爱好拳术，但很少谈起，只是偶遇懂行的人才深谈。1965年他访问日本，遇到一位叫城山三郎的日本作家，不知道怎么就扯到了武术，谈得非常投机。城山先生无论如何也不信他眼前这位拄着手杖的瘦弱老者会精于此道，一定要和父亲比试比试，哪怕试试手劲呢。父亲猛出一掌，打了城山先生一个趔趄。城山先生大叫：“真有功夫哇！”一时在日本文学界传为美谈。父亲不幸逝世之后，城山三郎先生写了一篇悼念文章，其中还提到了这场不寻常的文人“比武”。

陈逸飞先生读了城山三郎先生的文章后，想起了他和父亲的规约，觉得时机已到，便在《体育报》上公布了保守多年的秘密，题目叫《老舍和昆仑拳》。陈先生希望此文或许能帮助发现那部父亲收藏过的《拳谱》。可惜至今毫无反响。

由于和拳师们有过交往，父亲装了一肚子拳师们的传奇故事，他一直想写一本叫《二拳师》的新型长篇武侠小说。由于种种原因，始终未能如愿以偿，使读者失去了一次看严肃文学家如何写武侠小说的机会。1935年他把这个能写十万字以上的素材压缩提炼，挑其中最精彩的片段，写成了一篇只有六千字的题为《断魂枪》的短篇小说。《断魂枪》是父亲短篇小说中的代表作之一，父亲自己也比较满意，曾在美国把它改写成英文独幕话剧。在这篇小说里，父亲把三位出场的拳师和他们各自的拿手戏——王二腾的刀技、孙老者的拳术、沙子龙的“五虎断魂枪”，描写得活灵活现，读起来仿佛耳边都能听见刀棍在空中嗖嗖地响，但是，《断魂枪》的妙处并不在这儿。沙子龙断然拒绝传授“五虎断魂枪”，夜深人静，他关好门一个人独自在院中，一气把六十四枪刺下来，望着群星，想起当年在野店荒林的威风，用手摸着凉滑的枪身，微微一笑，“不传！不传”故事到此戛然结束，你只听得“不传！不传！”的声音在空中飘荡，使你的神经为之震颤。沙子龙的“不传”后来居然成了一种因时代变迁而无法施展绝技的人们所特有的心理状态的同义词。更有趣的是，有人还把父亲的文学称作“不传的文学”，意思是说，表面容易了解，实际很难把它的深刻含意完全吃透。

不管怎么说，打拳帮助父亲度过了不少大灾小病，给了他一副经得住艰苦岁月煎熬的身子骨。

2.唱戏

父亲是个戏迷，对京戏和昆曲有很深的了解。像多数北京的满族人一样，他自己还会唱，虽然没有登过场，但在作家群中，偶尔放喉高唱一曲，也能震惊四座。

▲1961年7月看京剧武生盖叫天来京演出后合影。左2起：老舍、梅兰芳、田汉、盖叫天、周扬、欧阳予倩。

父亲平常绝不哼戏，也不唱戏，就好像他的戏完全是为盛大的集会或者重大的节日准备的。由于唱的次数不多，稀者为贵，每唱一次，都会给在座的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还会成为报刊上的新闻花絮。他唱得相当好，字正腔圆，味儿浓，这也是他唱戏常常被记述下来的原因之一。

他的嗓子好，对这一点，他很自傲，曾自豪地竖起大拇指：“瞧，这嗓子！”唱戏讲究第一嗓子就得抓人。第一嗓子“冲”，必有“迎头好”。父亲掌握了这个窍门，第一嗓子唱出来既高亢又气长，不光音量大、底气足，而且带着各种各样高难度的技巧，大有非逗出听者几声清脆的高叫不可之势——“好哇！”朋友们叫着，父亲的眼睛在眼镜后面调皮地闪闪发光，得意万分。

父亲学戏始于1920年。当时他二十一岁，刚由小学校长晋升为北郊劝学员，事不多，而薪金甚优厚。正像他在《小型的复活》一文中所写的：“我总感到世界上非常的空寂……于是我去看戏……因为看戏有了瘾，我更进一步去和友人们学几句，赶到酒酣耳热的时节，我也能喊两嗓子；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

父亲学的戏里，英雄豪杰的居多，正气凛然的居多。父亲说过，他年轻的时候是个悲观主义者，性格孤僻，内向，清高，总有一种压抑感，心里常是郁闷的。借着唱戏，他能喊出郁积在胸中的不快和苦闷。“好歹不管，喊喊总是痛快的。”这话正是他那个时代不满现状的青年们的写照。借着英雄豪杰的嘴，喊几声“哇呀呀——！”给那沉闷的空气添加几声响雷。

▲老舍等人观看郝寿臣勾脸后合影。前排左起吴晓铃、胡絜青、郝寿臣、老舍、张正宇。

在京戏里，他唱黑头、老旦和老生，在一出《黄鹤楼》中，他可以一赶三，既唱孔明、周瑜，又唱张飞。只在昆曲中，才学旦角。

在父亲的几位友人中，罗常培先生既是一位密友，又是一位戏友。他是语言学家，喜欢从音韵学的角度研究戏曲，善唱昆曲和京戏。罗先生保留着一张早年的照片，罗先生扮黄天霸，父亲扮窦尔敦。20世纪20年代初，他们有一个时期曾在北京一中共事，罗是代理校长，父亲是国文、修身、音乐教员。父亲不仅在音乐课中把昆曲当做教材，而且在国文课上也唱过戏，这使学生们大为惊讶。有一次他讲解诸葛亮的《出师表》，大讲《失街亭》里的诸葛亮，如何心胸开阔，肯于律己，便学着曾红极一时的名演员谭鑫培的念白：“悔不听先帝之言，错用马谡，乃亮之罪也！”他告诫学生们说：“以后听戏，不要只听那些味儿，要看有益身心的感人之处，诸葛亮就知错认过嘛！”说得学生们都笑了起来。还有一次，讲解骆宾王的文章，突然唱起了昆曲《弹词》，只见他一板一眼地打着拍子，一本正经地唱下去，学生们又惊又喜，从来不曾上过这样的“声情并茂、文武双全”的课。

1936年，父亲专程由青岛回到北京，为老母祝贺八十大寿，白天演了杂耍，唱了大鼓，晚上父亲兴致未尽，指着二胡说：“拉起来呀！”自己唱起了《捉放曹》。这一天，大概是祖母一生中度过的最高兴的一天。《捉放曹》之后，老太太上炕睡觉；父亲悄然离去，竟成了母子的永别。

抗日战争，不仅使父亲变了一个人，而且也使他喜爱的旧戏找到了新的使命。

此时的父亲，既是一个能够耐受孤独的人，也是一个广交朋友的人，又是一个谈笑风生，事事跑在前头的人。他幽默，随和，善于团结人，但绝不随便放弃原则，见不得阴谋诡计，气愤起来，照样要拍桌子，不过常常把委屈和眼泪默默地咽到肚里。他的真挚赢得了大家对他的信任，一致推举他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负责人。在“抗敌文协”第一次筹备大会上，利用开会之前的空当，父亲占据了一张桌子，拉几位朋友围着他，听他唱刚刚写完的京戏《忠烈图》。这出戏是利用京戏的旧唱腔编抗战的新戏。父亲用一个指头敲着桌沿，有滋有味地唱着，唱到高潮处，自己先受了感动，停下来，望着大家，说：“多悲！”大家倒是先被他的“真”所感动，说他是个“真人”。

抗战的气氛和父亲喜欢的铁骨铮铮、正气悲壮之歌是十分合拍的，所以他的京戏清唱次数大大增加。那时，文化界人士聚会频繁，会后大多数还都有余兴，父亲的清唱也就成了这些余兴中的主要节目之一。一个不够，往往还要他加演相声、笑话或者朗诵。叶圣陶先生曾经说过，只要有老舍先生出节目，不嫌其多，再晚也要看完，决不早退！

父亲京戏清唱的名声居然很快传到了革命圣地延安。1939年父亲随全国慰劳总团北路分团到达延安。晚宴后听《黄河大合唱》，父亲大受感动，连说：“气魄真大！好热情！”延安开会，会场气氛一向活跃，不知是谁提议，欢迎老舍来一段京戏清唱，毛主席也站起来和大家一道鼓掌。父亲登台，面对延安父老和边区领导人，放声高唱，这大概是他平生经历过的场面最大的一次清唱了。

说来有趣，父亲一生中有几次大的转折，都与唱戏相伴。1946年他和曹禺到美国去讲学，临行前文艺界在上海为他们饯行，大家说了许多鼓励的话，会后聚餐，聚餐之后余兴，由父亲带头唱，热闹了一番之后又由父亲压轴，加唱的是《草桥关》。1949年底，父亲由美国回国，1950年元旦，文艺界在北京饭店开了一次盛大的新年联欢会，欢迎父亲归国。余兴开始后，又是父亲唱戏，这次他唱的是《审李七》。

▲1958年8月2日中国文联举行茶会，欢送四川革命残废军人教养院演出队。老舍为他们唱京剧《钓金龟》。

解放后，看戏成了父亲的任务，他是北京戏曲改革小组的成员，经常和艺人们一起研究保留哪些有用的剧目，他结识了许多京剧演员。1953年父亲参加赴朝慰问团，正好和梅兰芳、周信芳、马连良编在一个分团。有一天，吃过晚饭，父亲见没有其他安排，就建议找附近的志愿军开个小联欢会。由他带队，请这几位大演员给战士们清唱。唱了几段须生戏之后，父亲说：“该换换口味了，我来一段老旦。”他唱的是《钓金龟》。战士们兴奋得了不得，几位大演员则夸奖父亲的腔调颇有20年代名老旦龚云甫的味儿。

父亲改编了《十五贯》，这是由昆曲移植成京戏的一种尝试，周恩来总理为此还表扬了父亲。他还新编了京戏《青霞丹雪》，改编了京戏《王宝钏》。这三出京戏的创作、移植和改编将父亲对京戏的喜好推向了新的高度。

父亲不再唱戏是1961年的事，在儿子的婚礼上他宣布了这个决定：“我有了儿媳妇，从今天开始，我不再唱戏。我给你们说一段我到内蒙古去观光的感想吧！”说着说着，忽然，他神秘地瞪着来宾，“你们吃过的鼻子吗？这回我吃着了，内蒙古的名菜，好吃，真好吃！就是吃着怪心痛的，挺灵挺大的鼻子，的！”大家哄堂大笑，他便在笑声中结束了自己奇特的婚礼祝词。果然，当了公公的老爷子从此“改戏”，只说不唱了。

3.养花

养花，大概是在父亲身上继承得最好的北京市民的爱好。父亲还小的时候，几乎家家都养花种树。在普通老百姓家里，三种植物是不可缺少的——枣树、石榴树和夹竹桃。那时父亲家里也有这三种植物。那棵老枣树现在还奇迹般的活着。凡是到护国寺附近的小杨家胡同8号去参观过的人，都还会见到它的风采。据现在的住户说，它太老了，已经不大结枣了。是啊，少说，它也有一百岁了。不过这位老寿星现在还相当硬朗，到了夏天，枝叶很茂盛。

东屋，根据《四世同堂》里的描写，是冬天贮藏石榴和夹竹桃的地方。浇足了水，放一冬天，并不要为它们生火。

在南墙根，祖父，一位旗籍士兵，总要养些小草花，像草茉莉、五色梅什么的。他还喜欢菊花，每到八月节，总要弄两盆菊花回来养着。他的职业是挎着腰刀巡逻守卫皇宫，可是，他的心，像个妇女，慈祥、安静、细致。下了岗，摆弄这些小花草成了他的最大乐趣。

▲老北京的四合院无论贫富都要养花种树。1950年一家定居在北京后，小四合院内更是四季花开。春天有太平花、荷包牡丹；夏天有月季、荷花，昙花与玉簪花夜间放着香气。秋天红柿子满枝，一二百盆菊花盛开时，老舍就要在节假日请朋友赏菊饮酒，高兴地听朋友夸他的花。

祖父去世之后，父亲的家境变得极窘。父亲童年的玩意儿除了几个在南屋翻出来的捏泥饽饽的模子和羊拐子外，就只剩下大门外由槐树上吐丝垂吊下来的槐虫“吊死鬼”。甜石榴和夹竹桃受到了精心的照料，因为它们是祖父遗留下来的“宝”，给它们浇水成了男孩子的特别上心的事。在这个又穷又苦又安静的小院子里，红而大的石榴果和一朵朵经久不衰的夹竹桃花，成了最有生气的点缀品。

就这样，对花的崇尚感情，带着父母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了父亲的心上。

父亲由学校毕业走上社会后第一个工作是教育孩子。不论是在校内校外，他都要教孩子们尊敬花。在他当校长的小学里，校长室门外放的是大荷花盆，里面养着鱼。他常常带小孩子们去中山公园，到了那里，他让孩子们排好队，向盛开的鲜花脱帽鞠躬。古希腊人有花神，古远的满族人在自己的黑水白山老家也把山、石、树当成神灵。生活在20世纪初的父亲，并不想把这些古朴的拜物教重新复活，但是他那种对花草，对植物，对大自然近乎崇拜的情感，却是和古代人相通的。

▼1952年秋，老舍、胡絜青在院里菊花丛中。

父亲对花的态度终生未变。他当了作家之后，不论走到哪里，案头总要摆上一瓶花，让花陪伴着他。

插花的瓶子，由于条件所限，也许是一只瓦罐，也许是一个装曲酒的瓷瓶，也许是一只玻璃杯。花呢，什么都有，说不定是路旁随手摘的一束野花，或许是一枝含苞待放的早春桃花。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住在重庆白象街《新蜀报》报馆里。他有斗室一间，屋里黑黢黢的。一张破床，一张缺腿的破方桌，一把椅子，是他的全部家具。硕大的老鼠白天也敢出来散步，父亲说他“整天和老鼠同居”。但那破方桌上的酒瓶子里总有一两枝鲜花。就在这间黑屋子里父亲创作了大量抗战文艺作品。

作家吴组缃先生是父亲的好友，他说在重庆乡间时父亲窘极，无花可插，便找了一撮竹叶，插在药瓶中，并以此赋诗，其中一句便是“竹叶当花插陶瓶”。

在中华民族最艰难最危险的时候，在一间顶小顶黑的房间里，坐着一个面色苍白的书生，他不停地写，偶尔抬起头来，看看那一两枝野花。这花代表了中国文人的情操和骨气；这花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气质！这就是中国的文人！

摆一两枝鲜花在案头，是父亲为自己设计的写作环境。1937年底他在武汉写过这样的话：“笔在手，烟在口，纸柔墨润，案头若能再有香花一二朵，实创作妙境。”他给留在沦陷区的夫人的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边有一枝桃花插在曲酒瓶中。”

抗战后，花瓶又跟着父亲出现在美国纽约的公寓里。父亲在那里创作了《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和《鼓书艺人》。回国的时候，他把花瓶郑重地送给了翻译家郭镜秋女士——《离婚》和《鼓书艺人》的译者。

解放后，父亲不再需要花瓶了，他有了一个小花园！

1950年4月13日，父亲搬进北京东城区灯市口大街对面的迺兹府大街丰盛胡同10号。这里原有一棵枣树，他又让母亲买了两棵柿子树种在院子里。枣和柿子，都属于“铁杆庄稼”，好伺候，旱涝保收，还不爱招虫。院中的空地呢，父亲决定养菊花。

父亲的哥哥叫舒子祥。“子祥”和“祥子”同字同音，不过正好颠倒了一个个儿。他比父亲大十岁，拉过洋车，当过工友，作过巡警，还种得一手好花。子祥遇着了一位好弟弟，供吃供穿供养孩子（他有九个孩子），还供他养花。

▲1963年初春，老舍在休息中。

自己有了小院子，父亲想起了哥哥的绝技，请他担任技术指导，他和母亲也养起了菊花。这就是父亲著名散文《养花》一文里提到的情景，共计养了一百多种，三百多棵。每到秋天，竟可以举办小菊展。

养菊花，对父亲，是再好没有的一项活动了。菊花培育期长，要整整伺候一年。浇水、换盆、拿虫、剪枝、上肥，劳动量相当大。这样，父亲就得被迫每天摆弄它们，正好和他的写作生活相调剂。写一阵子出来浇浇水，搬搬盆，吸吸新鲜空气，活动活动腰腿，再进屋去写，如此循环，有劳有逸，脑子和身体得以轮流休息，得益不浅。

养花栽树给父亲带来的欢乐是极大的。柿子熟了，要挨门挨户去送给朋友，叫“送树熟儿”。这本是北京的老风俗，解放后却很少有人再实行了，父亲还是坚持要这样办。好花招来了许多蜜蜂和蝴蝶，也吸引了许多赏花者。每到鲜花盛开时，特别是在节假日，必是高朋满座，热闹非凡。父亲喜欢把朋友们留下来吃饭，饭菜都不高贵，但准有北京的风味。大家对酒当歌，开怀痛饮，大坛的绍兴老酒管够，忘乎所以时，不免有人溜到桌下去打呼噜。

▲1954年5月，老舍夫妇摄于院中月季花前。

好花也吸引了许多非文艺界的“哥们儿”：送牛奶的、送报的、修房的，街道上的老大爷和老大妈。他们一进门就先大声叫唤：“好香啊！”父亲必定要走出来迎接他们，还要请进客厅喝一碗“香片”。您要是夸哪种花好，过几天，父亲十之八九会抱两盆给您送上门去。看着朋友们拿去自己的劳动果实，父亲心里特别高兴，这就是乐趣！

父亲的“家宝”还有一大株昙花，一大棵银星海棠，一大盆腊梅，一大棵宁夏枸杞，两大盆山影，一大缸水葱，红、白、黄三种令箭荷花和一大丛太平花。叶浅予先生曾经画过一张父亲的速写像。画中父亲周围全是花，他像个老花神。这张画极其生动地表现了父亲在两个百花园地中的丰收和喜悦——菊花、柿子和《龙须沟》、《茶馆》一起争艳！

像在写作中一样，父亲在养花中也常做自我批评，就是在最得意的时候，他也会话锋一转，悄悄地说：“这棵很失败，光长叶子不开花！”或者“这棵蹿得太高，长荒了，徒有其表！”朋友们面对这么些好花，听他这么一说，觉得他真是可爱极了，以为这是典型的老舍风格。

父亲不幸去世之后，我们在他的空骨灰盒内，放了几朵茉莉花，让一二朵香花化作父亲，作为他的永久性的象征。

▲1966年初春，老舍在客厅收拾盆花。

4.说相声

从1926年第7期开始，上海《小说月报》连载《老张的哲学》。它的开头是这么写的：

“……老张平生只洗三次澡：两次业经执行，其余一次至今还没有人敢断定是否实现，虽然他生在人人是‘预言家’的中国。第一次是他生下来的第三天，由收生婆把那时候无知无觉的他，像小老鼠似的在铜盆里洗的。第二次是他结婚的前一夕，自动的到清水池塘洗的……至于将来的一次呢，按着多数预言家的推测：设若执行，一定是被动的。简言之，就是‘洗尸’。”

▼老舍应邀到北京图书馆演讲。

《老张的哲学》登完之后，过了三个月，同一个作者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赵子曰》又开始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这次比上一次还幽默，譬如，写赵子曰唱戏上了瘾，自我陶醉，连做梦都在唱《八大锤》：“他倒在床上颠来倒去的梦着：八大锤，锤八大，大八锤，整整锤了一夜。”寥寥数语，读者忍不住会笑出声来。

可是，这两本书，并不是只为逗笑而写。不论《老张的哲学》，还是《赵子曰》，都是很严肃的。它告诉人们一些严肃的哲理。正像茅盾先生对《赵子曰》作者的评语：“在老舍先生的嬉笑唾骂的笔墨后边，我感到了他对于生活的态度的严肃，他的正义感和温暖的心，以及对于祖国的挚爱和热望。”

写这两部书的便是年轻的父亲。他当时二十五六岁，正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教“官话”。到1929年离开英国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发表了三部长篇小说的名作家了。他用漂亮的北京话写作，以文笔幽默、俏皮、生动而轰动一时，因此得了一个雅号：笑王。

他的第一次国内公众讲演是在北京青年会作的，题目是《谈滑稽》。这一天，青年会礼堂座无虚席。从父亲一张嘴，到讲演完毕，听众的笑声几乎没有断过。每当全场哄堂大笑之时，只见讲演者本人非但不笑，脸反而绷得更紧，一本正经，形成一种奇妙的强烈对比。

从此，他似乎成了一个著名的讲演家。他确有很高超的讲演技能，善于说笑话，于是不论走到哪里，都会被团团围住，成为中心人物，以至于连节假日也常常被各种集会占用——有的是请他去讲演；有的是请他去说笑话；有的是请他去当翻译，洋学者的讲演经他一翻，便妙语连篇；有的是请他去“客串讲道”，信教的和不信教的，闻风而来。有一个时期，父亲被这种“唱堂会”式的邀请搞得喘不过气来，甚至感到有些厌烦。“非发明个机器不可了！放在口袋里，用手一摸，脑中立刻一热，一亮，马上来个奇妙的笑话。不然，人生绝对幽默不了，而且要减寿十年。”

由于家境不佳，父亲先天不足。生下来之后，他的母亲缺奶，靠吃面糊糊长大。父亲说话很迟，三岁之后才能成句。但是，到了高小之后，沉默寡言突然被能说会道取代。到上中级师范的时候，父亲已常常在讲演比赛中夺魁。他从小就喜爱听相声、听评书、听京戏。他有几位好朋友，都是说故事讲笑话的能手，他们的名字是罗常培、白涤洲、赵水澄、何容、许地山。他们多数并不是北京人，可是在一贯以说话风趣而著名的北京人中，他们的口才都足以使北京人闭嘴。父亲和他们在一起如鱼得水。一种对语言的共同爱好和超水平的驾驭本领，使他们常在语言上共同切磋。这一切使父亲成了一个有口才的人，懂得在什么坎节上找“哏”，懂得运用哪些规律和技巧，使人听了发笑，惊异，或者啼笑皆非。生活中语言功底的积累，品格中幽默气质的根基，一来二去，使父亲成了一个能写相声的人。

父亲写相声始自七七事变之后，完全是为了抗日鼓动。他的幽默在相声里有了最高的价值和最广的市场。

惊人之举是，父亲还爱亲自登台表演相声。在武汉他把脸涂白，把头发梳成“朝天锥”，把衣领塞起来，与著名滑稽大鼓演员山药蛋（富少舫）上台演过双簧；在重庆和相声演员小地梨（欧少久）演过相声；在重庆北碚他分别和作家老向、梁实秋演过相声，这些都是被传为美谈的趣闻。

▲1955年，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联欢会上讲笑话。

父亲说：“旧瓶装新酒给予我一种强烈的诱惑，以为这是宣传抗战的最锋利的武器。”于是，除了写新段子，让艺人们说“抗战相声”之外，他穿上灰大褂，手中拿着折扇，上了台。对词的时候，父亲向没有上台经验的作家，他的捧哏伙伴，面授机宜：“说相声的诀窍是，不管台下怎么笑，台上的绝对不能笑，台下越乐得欢，台上的脸越要绷得紧！”有一次，演出时，父亲按照老相声的章法用扇子骨打捧哏的梁实秋的前额，梁实秋躲闪不及，打落了眼镜。梁实秋忙伸出两手，正好接住，在空中托住不动，做亮相状，观众以为是一种“绝活”，没看过瘾，大喊：“再来一个！”为庆祝抗日战争胜利，“抗战文协”举行第七届理事年会，父亲请来了周恩来，说七年前“文协”成立的时候，周先生就来了；现在，“文协”结束自己的工作，周先生又来了，我们请他讲讲延安的文艺动态。随后，由郭沫若当场和父亲的两句诗，父亲说笑话，说完笑话，接着说相声。又是一个巧合——以相声始，以相声终，伴随着“抗战文协”的生与止。七年多以前，在“抗战文协”的成立庆祝会上，就是以父亲的相声做压轴节目的。

解放后，细心的观众在父亲的许多话剧里发现了相声的技法：

唐铁嘴：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房子，好不好？

王利发：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我已经不抽大烟了！

王利发：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儿”啦。你看，哈得门烟是又长又松。一蹾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大强国侍候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

宋恩子：我出个不很高明的主意：干脆来个包月，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

吴祥子：那点意思！

宋恩子：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我们也省事！

王利发：那点意思得多少呢？

吴祥子：你聪明，还能把那点意思闹成不好意思吗？

这些妙句成了老舍式的经典语言，走出了国界，成为世界艺术宝库中的瑰宝。

父亲晚年还发明了一种文体，叫“小相声”，用几百字讽刺一件事，很像“一分钟小说”，依然显示着他对相声的偏爱。

父亲很注意从生活中采集幽默的话。有一回高元钧和另一位著名曲艺演员一起坐火车出差，高元钧一上车便倒头大睡，睡下就开始打呼噜，打得山响，害得那一位一夜没合眼。第二天起来，那一位伸着大拇指对高元钧说：“您的呼噜打得真有水平！”高元钧很谦虚地回答：“嗐，打不好，瞎打！”父亲很欣赏这句话，每当别人夸奖他的时候，他先说这个故事，然后说：“我也是‘打不好，瞎打！’”

5.爱画

父亲爱画，爱看画，爱买画，爱收藏画，爱挂画，爱和画家交往，爱讲看画的心得，总之，是个“画儿迷”。

这里说的画，用北京话说是“画儿”，千万不要误解为动词。因为，父亲不会画画；虽然早年他也动手画过，譬如在北京师范学校上过正规的美术课。不过，对自己的美术“作品”，看着实在伤心，从此，不再问津。

最早的收藏是在伦敦开始的，由于经济不富裕，仅收一些小画片，包括带画的明信片在内。他常常把这些画片寄回国来赠送朋友。画片的背面都有他的一两句说明，譬如：“瞧，伦敦的大楼多漂亮，不过，千万别到它的背面去看！”

▲1961年冬，老舍与胡絜青在客厅看画册。

1929年夏天，父亲在归国途中，到欧洲大陆旅游了三个月，参观了不少国家知名的博物馆、画廊和古迹，购买了一批画册和画片，其中有伦勃朗、米开朗琪罗等人的作品。后来，这批东西跟着他到了济南、青岛，写作教学之余常拿出来翻看。他很珍爱这些书，真的到了百看不厌的地步。可惜，抗战时，绝大部分丢在了济南，连同他的藏书，全军覆没，伤透了他的心。从此，断了买书和买画册、画片的念头。

父亲收藏的第一张国画是白石老人的《雏鸡图》。那是1933年。许地山先生当时住在北京西城，离齐老人的跨车胡同住宅很近，而且和老人颇有交往。父亲便请许地山向齐老人求画，按当时的润笔付酬。这张《雏鸡图》是一幅精品，父亲如获至宝，喜爱得不得了，精心托裱成长轴，只在家庭的重大节日才张挂几天。齐老人画此画时，七十刚过，用笔不像晚年那么粗犷，小鸡画得很传神，茸茸的，活泼可爱，十几只，没有一只体态重样。这张画，与老人的其他《雏鸡图》相比，大家一致认为是齐白石的代表作。《雏鸡图》连同母亲40年代初获得的赠品《虾蟹图》，于1943年底被母亲一起不远万里带到了重庆，在北碚的父亲“多鼠斋”的客厅兼卧室兼书房挂出，顿时一传十，十传百，文艺界老朋友争先一睹为快，使小屋子大放光彩。不过，传来传去，出了谣言，说母亲由北平带来了一箱子齐白石画轴，父亲发了大财。父亲倒也并不着急，不慌不忙地写了一篇小文，题目叫《假若我有那么一箱子画》，不仅把造谣者狠狠地挖苦了一番，顺手还把大后方文人的窘迫描写得淋漓尽致，给统治者和发国难财的恶人一个难堪。

父亲到了武汉之后，和画家来往渐多，藏画也渐渐多了起来。最早出现在重庆阴暗小屋中的画有林风眠先生的山水，赵望云先生的乡间小景，徐悲鸿先生的雄鸡，还有沈尹默先生的字。最使父亲惋惜的要算张善子先生赠他的扇面了。善子先生善画虎，这幅扇面就是画了一只精彩的黑虎，父亲爱不释手。参加一次重要的集会，决定携此“爱虎”同行，谁知违反了三碗不得过冈的规定，归来时晕晕然，竟将“黑虎”和钱包都给了车夫去“保管”。醒来后，懊悔不迭，每每说起，都要落泪。

父亲爱看画展，各种画展他都必到。看了之后，还要大发议论，全都写成小文，几乎成了惯例。父亲最早的美术评论或者随想，是1938年为《泰山石刻》影拓本作序，发表了十分精辟的见解：“赵（望云）先生的山水画本来很有功夫，可是他不喜山水里那些古装的老翁，所以就在乡间细细的观察，深深的揣摩，要把活人活事放在图画里，以求抓住民间的现实生活，使艺术不永远寄存在虚无缥缈之间。”这篇序把“艺术只是一种玩意儿”驳了个体无完肤。父亲还曾为晨光出版公司的《中国木刻选》写过序，为中国的进步版画事业说了许多好话。

父亲的个人藏画与日俱增是在解放后。家里客厅的西墙是他挂画的主要阵地，虽然仅能并列四幅中国画，但架不住他老换。在文艺界的朋友们之中，此墙获得了“老舍画墙”的美称。

父亲有幸和不少当代的大画家成为好友，北方的有徐悲鸿、齐白石、溥雪斋、于非闇、陈半丁、李可染、叶浅予，南方的有傅抱石、黄宾虹、林风眠、丰子恺、关山月、关良。父亲得了一批他们的赠画，又悄悄地买了一批他们的作品，于是，小小的“老舍画墙”就周转开了。

▼1953年1月7日，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央美术学院联合举行齐白石93岁寿辰庆祝会。老舍（左1）、叶浅予（左2）等向齐白石祝贺生日。

父亲最爱挂的是齐白石、傅抱石、黄宾虹和林风眠的作品。在齐白石的作品中，父亲最珍惜的是两组各四张的命题画。两组诗句都是父亲自选的，交给齐老人，请他按诗意作画，形同考试。第一组全是曼殊禅师的诗句，“手摘红樱拜美人”代表春，“红莲礼白莲”代表夏，“芭蕉叶卷抱秋花”代表秋，“几树寒梅映雪红”代表冬，合在一起，成为一组四季花卉配诗画。齐老人拿到“试题”一看，点头微笑，稍加思考，提笔就画，轻松自如地交了卷，而且愉快地写上“老舍命予依句作画”或“应友人老舍命”的字样。父亲请装裱师傅刘金涛精心裱饰，赶在春节之前挂上了西墙。前来拜年的友人被这一墙新画震惊，连呼“好画！好画！”不少人在画前流连忘返，拍手叫绝。这次“订货”和“交活”的成功，把父亲和齐老人两个人的兴致都鼓动了起来。夏天，父亲再次以四句诗求画，不过，这次近乎“出难题”，如查初白的诗句“蛙声十里出山泉”和赵秋谷的诗句“凄迷灯火更宜秋”，里边有无形的声音，有动词，有距离，有时间，有地理环境，还有特定的情调，确实难度极大。白石大师憋了足足三天，苦苦思索，最后超水平地交了卷。四张画拿到父亲面前时，他的眼睛亮了，他知道，他得到了几幅罕见的杰作，其中《蛙声山泉》后来被公认为齐老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曾被印成邮票，流传五洲四海。《凄迷灯火》一幅，左上角两笔直线画了窗的一角，里面有一盏小油灯，火苗是红的，被风吹得稍歪，由窗外飘来一片橘黄色枫叶，慢慢地落到灯火的上方。窗下一片空白，竟占了全画的四分之三。右边是题词：“凄迷灯火更宜秋，赵秋谷句，老舍兄台爱此情调冷隽之作，倩白石画，亦喜为之。”在空白的下半部的两侧，老人盖了五个红章，右二左三，小的很小，大的很大。构画之绝，令人倾倒。

▲齐白石画作《蛙声十里出山泉》。

在傅抱石的作品中，以《美人图》、《洛神图》、《浓阴读书图》和《山雨图》为最佳，都是傅先生在不同时期赠送来的，有的是为祝寿，有的是为欢送出国供“伴随之用”，有的是只因多日不见，邮画寄思念之情。这些意思都用小字写在画上，念起来，使人倍感亲切。在《浓阴读书图》的已经裱好的绫子上，傅抱石先生又补记了一篇跋记，有一百三十二字，占了整整一面绫边。这篇小文章与其说是一幅好画的题记，还不如说是一篇描写中国文人之间友情的好散文。原来，这张画记录了傅抱石重庆时代的生活。那时他住在重庆西郊金刚坡下，凡七载，高树之下一小房，好友常来此看他作画，甲申年挥汗作了此画，随身最久，常取出观看，引出一番回忆。1953年秋傅先生来京，父亲忽说起此事，向他求画。傅抱石大受感动，回去就把这张珍藏托人带到北京，并加题了跋，说明始末根由，赠给了父亲。

▲齐白石画作《凄迷灯火更宜秋》。

所以，到老舍先生处观画，还能常常听到每张画身上带着的小故事，听起来，其乐无穷。每遇好友来访，泡上一壶香片，父亲就会像取宝一样，由书房里一轴一轴地往外取画。客人展图，他做讲解。由于他平日在写作的间隙常常对画静坐，琢磨出许多画中的妙趣，所以讲起来，头头是道，滔滔不绝。

父亲去世之后，许多朋友痛感所失甚重，再到哪里去找那样的“沙龙”呢？在那里，难道所看到的，仅仅是一些精美的美术作品吗？

6.玩骨牌

骨牌这种玩意儿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在解放前，骨牌却是一种相当普及的玩物。

骨牌的外形酷似麻将牌，也是用动物骨头做面料，用竹子做背料制成的。其实，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大：一是张数不一，骨牌三十二张，麻将牌一百四十四张；二是牌面标志不同；三是玩法不同。

骨牌曾是一种赌具，最著名的赌法叫“推牌九”，毫无技巧，全凭运气，却很容易上瘾。输红了眼，往往一夜之间倾家荡产。正因为此，骨牌的名声很不好。可是，骨牌同时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玩物。玩法很多，可以单人玩，也可以双人或多人玩。国外有一种不固定人数的游戏，叫“多米诺”，与中国骨牌的“接龙”简直就是一回事。“多米诺”很有名气，是因为后来演变成一种比赛，即用不限量的各色小牌摆出多种多样精心设计的图案，将最后一张推倒，引起“连锁反应”，成千上万张牌依序倒下，形成触目惊心的奇景。后来，“多米诺”就成了政治事件连锁反应的代名词。

相比之一，中国骨牌的命没有“多米诺”那么好。它不仅被历史淘汰了，连它是个玩具，能玩出许多有趣的游戏这个功能也被埋没了。

父亲是个把骨牌当成文雅的玩物的最典型的人。他有一副骨牌，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形影不离，三十五年如一日。骨牌成了他的最好的朋友。

他是一个人玩。

这副牌老放在床上。他常常坐在床边默默地玩。

玩骨牌永远是在写作的间隙。写几十个字，放下笔，走到床边，玩着骨牌，思想却在写作上；想好了，放下牌，走回桌旁，拿起笔，写下去。摸牌的时间和握笔的时间几乎是一比一。

玩骨牌，是一种休息，但又不完全处在休息状态，大概还是思考写作的时候多。手中有动作，脑子的某些细胞兼想着牌，断断续续，似想非想，刚刚写出的句子还在脑子里转，转着转着，情节有了新的延续，下一段又开始了。

父亲掌握的骨牌单人玩法甚多，有“过五关斩六将”，有“拿大点”，有“算卦”等等。玩得最多的是“算卦”，又称“酒色财气”，这是一种结局需要计算的玩法。

在父亲留下的手稿、书刊中，常常可看到许多手写的算式，看上去，好像他成天在用笔演算什么。有时，一页纸上竟有五六个算式。这是他玩骨牌留下的痕迹，众多的算式说明了玩这种游戏的频率。信笔写来，不择纸张，遇见什么可写的地方，也许是参考书的封底，也许是笔记本，也许是正在读的杂志，统统拿来演算。

在某种程度上，骨牌又和扑克牌有类似的地方，因为扑克牌有许多单人玩法，其中有的玩法就和骨牌中“过关”很相像。父亲会许多扑克牌的单人玩法。不过，比较起来，还是玩骨牌的时候多。

20世纪30年代初，骨牌就出现在父亲身旁了。以后，由青岛、济南，到武汉、到重庆、到北碚、到纽约、到北京，直到1966年8月22日他去世的前两天，这副骨牌和父亲始终相依为命。

玩骨牌，曾帮他度过了孤独一人的日子，起码有十年之久。

玩骨牌，曾是他写作期间的惟一休息方式，起码有二十年之久。

骨牌，曾是《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鼓书艺人》、《方珍珠》、《龙须沟》、《茶馆》、《全家福》、《正红旗下》等作品的助产士。这些作品就是在那副骨牌哗哗的洗牌声中诞生的。可以说，这声音是九部长篇小说、六部短篇小说集、两部曲艺作品集、三十三部话剧和戏曲、三部散文集及几百篇杂文的“生命交响乐”。

父亲有一顶维吾尔小帽，到了晚年，这顶小帽有了新用途，成了装骨牌的小“笸箩”。玩罢了，往小帽中一放，正合适。

逢年过节的时候，父亲便捧着他的小帽，招呼家人一起玩多人玩的骨牌游戏——“接龙”。平常，这副骨牌是不拿出来给大家玩的，只是他一个人的“专利”，因为他写作时绝对离不开它。

可以随便动这副骨牌的惟一例外，是1963年诞生的小孙女。她可以直奔小帽和骨牌而来，趁爷爷写作的时候，偷偷地把骨牌从小帽中倒出来，像倒米那样，倒进像小船似的爷爷的大毡鞋里，再从小船中倒到地毯上，码房子、堆小山。她以为爷爷有一套小积木。

爷爷放下笔，走过来，加入玩“积木”的行列，索性也坐在地毯上。爷爷会玩各种有强烈图案性的牌术给小孙女看，经常摆的有“宝塔”、“蝎子”、“王八”，都属于骨牌单人玩法。一老一少，互相命令着，互相争抢着，玩得有滋有味。过一会儿，老人由罐子里掏出一颗大蜜枣，放进娃娃的小嘴里。“好了，爷爷要‘画’字了。”小娃娃知道爷爷只有两件事：一是“画”字，一是玩“积木”。

作家的写作方式从来都各不相同，有的喜欢开夜车，有的喜欢搞突击，有的细水长流，有的愿意站着写，有的嘴中香烟一根接一根，更多的是面壁而坐，埋头疾书，思索的时候长了，不免头晕脑涨。于是，又想出许多休息方式来，有的散散步，有的驱车，有的骑马，有的修剪花草。中国作家却艰苦得多，写作环境很差。父亲的一套特殊写作方式，包括玩骨牌在内，倒是很能适应这种艰苦的环境。一张床，一张小桌足矣，桌上有笔墨纸砚，瓶中有一二朵小花，床上有骨牌，每天上午，就在床和桌之间往返。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过的是清苦的生活。有时，国难当头，被迫弃家别妻，苦闷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必须硬起心肠，为国设想，过着忠孝不能兼顾的日子，这时候有笔和骨牌陪伴着他，解除了他不少的苦闷和寂寞。他极爱清静，对任何事情从不马虎，在文静的外表下面，跳动着一颗豪放的热情的心。玩骨牌，对父亲，是很有象征性的，汇总了爱清静的癖好和持之以恒的严肃态度。如果有一天，父亲本人的形象能在戏剧电影中出现的话，建议导演不要忘记玩骨牌这个细节。

说来奇怪，父亲在散文中并没有写过自己的这个爱好。在小说、戏剧中，描写的也不多，不像麻将那么受重视。麻将桌往往是作家笔下的好道具，能把几个人的性格同时介绍出来。究其原因，大概还是骨牌的单人玩法比较多。在《骆驼祥子》中有一段虎妞玩骨牌的描写，说的也是单人玩法，是算卦。她对祥子说：

“我刚才用骨牌打了一卦，准知道你回来，灵不灵？”

这大概是在父亲作品中仅有的提到骨牌的地方。

父亲去世之后，他的骨牌被万幸地保存了下来，曾经被母亲带到日本去展览过。将来，一定会在“老舍故居”中正式展出，说不定，还会有这么一句解说词：这是跟随老舍先生时间最长的心爱之物。

7.和孩子们交朋友

父亲好客，这是许多人都有亲身体验的。不过，好客和交友，似乎并不是一码事，对父亲来说，没有朋友，他的生活简直不可思议。有时，他会给人一种印象：他这个人，简直就是为朋友而活着。好客，是一种外部表现；交友，是心的沟通，他有一颗为朋友而跳动的心。

这颗心，还是一颗童心！父亲与他的许多同龄人是好友，也和这些好友的孩子们是好友，虽然，他比这些孩子年长许多岁，可是，这些孩子和父亲却是非常要好的挚友。这就很值得一谈了，不是吗？

父亲和冰心的友谊可以追溯到五十年前。头一次，是郑振铎先生带父亲去燕京大学冰心家和她相见。冰心忙着沏茶款待客人。忙了半天，由别的房间端着茶水走出来，发现客人不见了。仔细一瞧，不禁暗暗发笑。只见父亲正在帮她的儿子找玩具小狗熊。儿子的小狗熊，据说，是溜到桌子底下或者椅子底下玩去了，儿子急得不得了，求父亲帮忙。父亲慨然允诺，于是趴在地上找了起来。最后，父亲把玩具狗熊由椅子后面捉拿归案。儿子高兴得跳了起来，抱着父亲的脖子使劲地亲了他一下。从此，父亲成了冰心家最受欢迎的客人。

▲“欢子，跟我来坐，这样好的椅子，连皇帝也没有坐过哩！”老舍讲后便拉着万欢（曹禺之女）与阳翰笙一道坐在竹编漆器椅上。右2为曹禺。

抗战时，冰心住在重庆乡下，父亲常到她家去，十之八九，手里托着一包花生米或者瓜子儿，因为那里还有几位年幼的朋友等他呢。老远老远，他就嚷嚷：“有馒头吗？有茶吗？客人来喽——”孩子们飞奔而出，把他包围在中间，跳呀，叫呀，抱呀，谁也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冰心平常管教孩子比较严，给孩子们分花生、铁蚕豆什么的，是按颗粒计，比如，每人每次只准吃五粒。父亲一到，限制才放开：“咱们今天不数数儿，随便！”

孩子们问母亲：

“我们能吃多少个？”

冰心说：“两个！”

父亲马上插嘴：“不行，要说二十个！二百个！”

孩子们并没有因为多吃了仨瓜俩枣才把父亲当成“自己人”。他们觉得舒伯伯是最能平等对待他们的人。他和孩子们也照样打招呼，打听学校的事，关心他们的小猫小狗。所以，父亲一到，孩子们必先把他抢到手，拉他加入他们的“一伙”，无话不可谈。

父亲还常给孩子们写信，这些信常常带着画。父亲本不善画，画的画儿和小孩子的画十分近似，一只手就是一根直线，下面分五个小杈。不过，这种画倒是很合孩子们的胃口，一看就懂。父亲的信，对孩子们来说是很珍贵的，因为，也许，这是孩子生平第一次接到的写给自己的信。他们会说：“这是写给我的！上头还有画呢！我拿给您瞧瞧，您要是看不懂，我给您讲！”一封信，足以引出孩子无限的兴奋和自豪。

冰心的十岁的儿子接到老舍伯伯的一封“告急信”：

“我的烟快吸完了，但没有钱，你来这里的时候，别忘了，带香烟两吨！”

这种老舍式的玩笑，使孩子们开心极了，每次见面，讲故事，说笑话，成了父亲必不可少的功课。

父亲常把自己的书签上名，送给小读者，对高小和初中的孩子来说，读老舍的书，并不太难，因为父亲写东西用字少，忌用生冷的词，很口语化。父亲常常把孩子们懂不懂自己的语言当做检验标准。他以为，凡是不识字的老妇和识字不多的孩子都能接受的东西，必有广大的读者，也真见作者的本事！

有一回，冰心的孩子居然和父亲讨论起他的作品来。孩子们问：“您的书里，为什么好人都姓李？”

父亲把脸一绷说：“我就是喜欢姓李的！你们以后要是做好孩子，下次，我再写书，书里的好人就都姓吴！”

父亲爱把自己的生活写成小诗，这，大概也是他摆脱孤独的一种方式吧。请看他给冰心、吴文藻的小诗：

中年喜到故人家，

挥汗频频索好茶。

且共儿童争饼饵，

暂忘兵火贵桑麻。

酒多即醉临窗睡，

诗短偏邀逐句夸。

欲去还留伤小别，

门前指点月钩斜。

另一位姓吴的孩子也是父亲的好友，他是吴组缃先生的儿子。当时，吴先生一家也住在乡间，孩子叫小江。父亲和他相处久了，观察入微，遂成小诗一首，把小江的可爱憨态写得淋漓尽致：

小江脚短泥三尺，

初试新鞋来去忙；

迎客门前叱小犬，

学农室内种高粱；

偷尝糖果佯观壁，

偶发文思乱画墙；

可惜阶苔着雨滑，

仰天掼倒满身浆。

复旦大学的马宗融教授有一个小女儿，长得又矮又胖，整天跟着马宗融，也和父亲成了好朋友。父亲称她为“横姑娘”言其胖，横着长。“横姑娘”流离失所，缺课太久，学习很吃力，常有畏难情绪，父亲每次见面，都要给她讲一个横姑娘的故事，讲完了，告诉她，且听下回分解。横姑娘的故事说了好多回，有的叫“横姑娘进城”，有的叫“横姑娘上学”，因为胖，闹了好多笑话，逗得大家嚷肚子痛。听到最后，真的横姑娘恍然大悟，原来，舒伯伯编了一套横姑娘如何不怕困难，不灰心，不丧气，坚持到底，持之以恒，终于渡过难关的故事。真横姑娘很受感动，决心好好念书。舒伯伯也许了愿：“你要是有心好好学，我将来真的写一本横姑娘的故事送给你。”后来，父亲去世之后，真正的续篇，倒是横姑娘——她叫马小弥——来完成的。她由英文转译了父亲的《鼓书艺人》和《四世同堂》的最后十三章，使这段四十多年前的友谊大发光彩。

父亲想用自己的行动给儿童们一些快乐，所以，他不管有多大效果，只要他能做的，他都努力去做。在重庆北碚，可以看见他和孩子们一起放风筝，一起下棋，一起猜谜语。他爱看孩子们写字画图，以为是一大乐趣，“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他自己给孩子们题词，给孩子们看画，给孩子们邮票，给孩子们念小说。在孩子们中间，父亲自己完全像个大孩子。

是的，他是个大孩子，好像希腊神话中不能离开大地的安泰一样，只有在孩子们身旁，父亲才觉得踏实、安宁、舒适。1922年，父亲不愿意和乌七八糟的地方教育官们同流合污，主动辞去北郊劝学员的职务，不用说，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但他甘愿去过清贫的生活，去当中学教员。他说：“我很快活，我又摸着了书本，一天到晚接触的都是可爱的学生们。”最能说明父亲爱孩子的，大概还是他的作品：有四部长篇小说是以孩子为主人公的，或者以孩子为中心描写他周围的世界，它们是《小坡的生日》、《牛天赐传》、《小人物自述》、《正红旗下》。这样，父亲便成了写孩子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

▼1964年初，老舍与外孙女王研（左）、孙女舒悦（右）在庭院中。

更有甚者，日本著名汉学家波多野太郎先生还发现，连父亲自己的重要文学创作史料，都可以在他写给孩子们的信中找到。1948年，和父母一起住在日本的十三岁的吴青，又接到了舒伯伯的信，便对母亲冰心念道：“《四世同堂》第三部，我每天上午执笔，午睡后读小说，晚上搞翻译。怕变成牛，所以不喝牛奶。”

波多野太郎先生看到了这封信，借去发表在《横滨大学论丛》上，这便成了最早记载《饥荒》的文字。

8.下小馆

下小馆，现在听起来已经耳生了。这里所说的下小馆，还是指解放前和解放初期的概念。那时，下小馆，对父亲来说，是意味深长的一件事。

起码，有两层含义。一是会友，还是那句话，离开朋友，父亲是无法生活的，而下小馆就是会友的好形式。在小饭馆一坐，要几样可口的菜，无拘无束，越谈越热乎。下小馆比正式摆宴席要舒畅得多，因为它随便，并不专为吃；谈话叙旧，你看我，我看你，倒更是主要的内容。对于外地来的朋友，则是尽地主之谊，小饭馆里聚会，凑上三五人，亲亲热热，痛痛快快，岂不妙哉！二是品尝风俗，吃点特别的。从这个角度上讲，父亲带朋友下小馆，颇有点采风和欣赏艺术的味道。北京也好，重庆也好，各色小吃和传统食品丰富多彩，很有学问，下小馆就是专为找这种学问而来，仿佛小饭馆是这些城市和它们的文化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不去尝一尝，不足以认识它们。

于是，下小馆也成了父亲的爱好之一。

但是，父亲并不嗜食。按饮食的档次分类，他只能归于“粗茶淡饭”那一类。他的肠胃不甚健壮，在英国的时候，因为常常不能按时吃饭，得了胃下垂，并患有神经性肠炎。碰见油腻、牛奶、生冷，都很难招架，甚至，东西还没进嘴，光是想一想，就有跑肚的感觉。在他眼里，最好吃的：早饭——豆浆油条；午饭——炸酱面；晚饭——酱肘子夹烧饼，还有小米粥。他很能将就，只要能按时吃饭就成。

▲北京市文联正副主席、秘书长联名宴请巴金的便笺。

如此看来，下小馆，最多的是为了别人。这一点，在父亲的许多朋友的回忆中都可以找到根据。像巴金、曹禺、臧克家、吴组缃、新凤霞、碧野、萧涤非诸先生，都曾在文章中提到老舍下小馆的事。叶圣陶先生在日记中曾写道：“老舍尝谓盛宴共餐，不如小酒店之有情趣……共谓数十年之老友得以小叙，弥可珍也。”

在武汉和重庆的时候，父亲全靠写作谋生，生活相当艰难。看看他身上穿的那一套灰布制服，就能知道个大概。它是用一种叫“自来旧”的布做成的，一下水就一蹶不振，永远难看。吴组缃先生给了它一个雅号，称之为“斯文扫地的衣裳”。即使如此，遇到朋友来访，父亲总会想出一些词来，到小饭馆一叙，诸如：

“我找到一个北方小面馆，物美价廉，去尝尝吧。”

“咱们还是边吃边聊吧，我认识一家熟铺子。”

“今天我来付钱，谁叫我多少比你宽裕一点呢？”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父亲卖掉一身衣服请客的事，也是有的。譬如，老友罗常培先生由昆明来到北碚，父亲便有此举，一时传为佳话。

父亲被朋友请饭，也是常事。其中，几乎顿顿都请的事，发生过两次。一次是1941年他到云南，遇到了杨今甫、闻一多、沈从文、卞之琳、陈梦家、朱自清、罗膺中、魏建功、章川岛……诸文坛老将，到吃饭的时候每每是大家一同出去吃价钱最便宜的小馆。这些教授当时极穷，在外面吃饭请不起，于是便轮流地把老舍请到家中，或包饺子，或炒几样菜，或烤几罐土茶，一谈就是几个钟头。另一次是1946年2月，父亲到上海。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记载，十五天之内，有叶先生本人参加的为老舍、曹禺作饯的宴会就有九次之多，出席者还有郑振铎、许广平、夏衍、胡风、吴祖光、赵家璧、叶以群、蓬子等。总之，父亲的人缘极好，出门大家争着约他吃饭，甚至连开车的司机也掏出钱请父亲喝酒。抗战时，在滇缅公路上常有所谓拉黄鱼的，黄鱼即靠给司机一些好处而搭车或私运东西者。父亲吃了司机的饭，笑着说：“这回，司机让黄鱼给吃了！”

解放后，父亲有了自己的小院子，他常常把小饭馆的菜叫到家里来。有一次，菊花盛开，他特意请了赵树理、欧阳予倩等好友来赏花。到吃饭的时候，只见一个老伙计提着两个大食盒走进院来。这种大食盒足有三尺直径，呈扁圆状，内分格。打开盖一看，里面分装着火腿、腊鸭、酱肉、熏鸡、小肚，都切成薄片，很是精致。在北京，这叫做“盒子菜”。大家吃得兴高采烈。饭后，桌子一撤，余兴开始，父亲打头，先来一段京戏《秦琼卖马》。赵树理站在屋子中间，仰天高歌，唱的是上党梆子，声音又尖又高，简直不是唱而是喊：“清早起来，出得门来，大腿朝后，屁股朝前！”把大家逗得前仰后合。

▼老舍与马连良合影。

这样的聚会，一年之中有好几次，不过，食品总不会重样，即使常来的人，也回回都要发出惊讶的赞叹，回回都要刨根问底，打听父亲是由哪儿把它们“变”出来的。

父亲尤其注意不要冷淡了那些挨了整的老朋友。他们来到北京，一般都不声张。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千方百计要把他们找到，郑重其事地邀请一起去吃一顿饭。他精心地挑选饭馆，挑选菜肴，为的是给遭难的朋友一点温暖。见了面，他热烈地同他们握手，根本不谈那些敏感的问题，而是天南海北，做信天游。不出五分钟，朋友的拘谨已经无影无踪，开始快活地笑，快活地说，快活地吃。生活的勇气仿佛又在向他们招手。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没人敢理这些倒了霉的人，甚至没有人和他们握手。这一顿饭，对他们来说，远不是一顿饭，它是情，是人情！是温情！是激情！著名演员石挥，著名作家孟超，他们都在危难中吃过父亲的饭，尝过这情的滋味。小馆，小馆，非同小可，一点也不“小”！

父亲还很爱到小馆去“看饭”。别的京剧演员笃行“饱吹饿唱”的信条，唱完了戏再吃饭；马连良独反其道而行，实行“饱唱”，而且越饱越唱得好。父亲去看他的戏，必早到一两个小时，参观他如何贯彻这个“饱吃饱唱制”。只见马连良高高地蹲在一个大烤肉炉前，自己下手，边烤边吃，悠哉乐哉。父亲一边看一边点头：“嗯，温如先生嗓子好的秘密原来就在这儿！”父亲带我们逛隆福寺，路过小吃摊，总要在摊前的长条凳上坐一坐，给我们要一盘灌肠，他自己则脸朝外，背对摊子而坐，专看来往的行人和来摊上吃东西的顾客。他由美国回来不久，曾专门写信给他的老同学，相约到西直门外高梁桥附近的野地里聚会。大家席地而坐，架好炉火，大嚼烤羊肉。这吃法，有个有趣而形象的名称，叫做“雨来散”。请想一想，周围有河、有桥、有柳、有苇，远处有西山、近处有古城墙，青烟缭绕，肉香四溢，简直是古画里的情景。使父亲流连不舍的，大概首先不是那烤肉，而是这张“古画”！

在父亲的作品里，常常反对全盘西化，以为大可不必发展烙饼卷洋臭豆腐（cheese），也反对老张、赵子曰式的愚昧落后的吃喝方式，他主张淘金，去掉沙子，露出真金，重新挖掘出中国悠久文化传统中的真正好东西。这就是父亲在“雨来散”里，在烤肉里，在“豌豆黄儿”里，在“盒子菜”里，在他帮助整理挖掘的三十多种北京风味菜肴里，看到的更深的含义。

父亲在许多饭馆里留下过他的墨迹，他的关于刀削面、猫耳朵、拨鱼儿的诗曾使它们的经营者“晋阳饭庄”大受其益，闻诗而来者络绎不绝。最有象征性的题词，大概莫过于北京最中心的一家著名餐厅门口的一对金光闪闪的大字——“仿膳”。“四人帮”时期，写匾者的名字被挖了去，如今，又在原处补刻了出来，那便是“老舍”二字。

9.念外文

这里说的念外文是指大声地、叽里咕噜地朗读。常常可以看见这样的情景：父亲在写作的空当里，拿一本英文书，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大声地念，一气小半个钟头。

此习惯久已有之。最早发现他有这种爱好的，是家里的那只大黄狗。当时，父亲还在念师范中等专科，偶尔回家一次，向老母亲请安之后，便夹着一本英文书，躲在枣树之下，大声地朗读起来。大黄狗心里很是奇怪，不觉汪汪地大叫起来，仿佛是说：“喂，喂，喂，小兄弟，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有毛病啦？”

以后，只要父亲回家一念英文，大黄狗也必扯着脖子大叫，成了使左右邻居觉得非常好笑的一件事。

想不到的是，这种大声朗读英文的习惯，竟保持了一辈子，只是并不老有大黄狗的伴唱。

说来有趣，学英文念英文，竟完全改变了父亲的生活。

为了继续深造，1921年父亲进了英文夜校，在那里认识了伦敦大学神学院的毕业生宝乐山（广林），又通过宝先生的关系，认识了英国教授艾温士和作家许地山。1923年，父亲在燕京大学跟着艾温士教授补习过英文。在补习英文和从事社会服务工作中，宝先生和艾温士教授对父亲的为人和学识深有体察，觉得他是个很有发展前途的青年。当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委托他们推荐一位教官话的中国教师的时候，他们头一个想到的候选人便是父亲。这样，二十五岁的父亲到了英国，又恰好和早些时候到了伦敦的许地山住在一起。老朋友异国相见分外亲热，聊到实在想不起再说什么时，许地山由抽屉里掏出油盐店用的那种记账簿子，开始写小说。过了半年，父亲也开始自己写小说，不过没带油盐店的记账簿出来，用的是三便士一本的小学生笔记本。

▲灵格风汉语《言语声片》。老舍在伦敦大学东方学院任教时，与两位同事共同为灵格风语言中心编写的世界上最早的一套系统汉语教材。汉字课文的声片全部由老舍录音制作。这套汉语《言语声片》在世界上一直沿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

瞧，念英文，念出来了多么意想不到的机遇！

为了学英文，父亲开始念小说。最初念的是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和《匹克威克外传》。狄更斯的作品的形式和中国古典小说的形式大不相同。父亲决定取西方的文学形式，而内容呢，则把浮在自己记忆中的人和事都随手取来，简直是想到什么写什么。

这一本，便是叫《老张的哲学》的那本。

赶到写第二本小说的时候，父亲的英文水平已大大提高，他开始系统地念西方文学名著，从英译的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开始，接下来是三大希腊悲剧家和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还有希腊短诗。对短诗和喜剧他尤为喜爱，爱短诗的简洁、轻松、秀丽，爱喜剧的诙谐、俏皮、机智。他决定也写一本开玩笑的小说——《赵子曰》，说个淋漓尽致，笑个痛快！

最使父亲得益的是但丁的《神曲》。他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包括韵文的与散文的，都读了一遍，一时间，父亲成了“但丁迷”。父亲说：“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天才和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他决定步随但丁，去探索文艺的真正深度，去创作永生的、完整的、一贯的、包罗万象的、生动逼真的文学。

在英国，父亲把近代英法小说中的名著，按第一流名家一人一本的原则，也都啃了一遍。一些念过父亲作品的人，粗粗一看，容易得出一个结论：以为父亲是个地道的“土包子”。其实，在他的“老师”中，西洋文学的鼻祖、大师们倒占了好大的比例！他们的书教给了他写实的态度，尖刻的笔调，还有许多可以借鉴的好形式，使他在日后的创作中能把地道的中国内容放在最合适的形式里，发挥他那天赋的幽默，面对民族的危亡和生活的悲苦，去作健康的、理智的狂笑和嚎啕，出版人生的教科书！

当父亲在东方学院工作的第三个学年开始时，得到一份校方的通知，建议他在“东方和非洲诗歌”系统讲座中做一次公众讲演，题目是《唐代的爱情传奇小说》，时间是1926年11月17日下午5时。父亲慨然允诺。他担心的是他的英语水平，不过他说他有办法：一是先把讲稿写出来；二是求英国朋友帮他修改和预讲；三是送校长审定。讲演如期举行，受到了听众欢迎。后来，这份讲演稿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发表在1932年初哈佛燕京学社的论文集里，此时，父亲已经受聘任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兼国学研究所文学部主任。当时，一些北京的教授不大承认父亲在高等学府的地位，以为他一无学历，二无国学研究。这篇《唐代的爱情传奇小说》的发表，可以说是对这种成见的回答。

父亲在伦敦和一位叫艾杰顿的英国人合租了一层楼住。彼此讲好条件：艾杰顿多教父亲一些英文，父亲多教艾杰顿一些中文。在合住的三年里，父亲帮助艾杰顿完成了一件事：将中国古典名著《金瓶梅》全文翻成英文。这本书20世纪30年代初在英国精装出版，至今仍是很有权威性的英译本。父亲非常推崇《金瓶梅》，十分乐意帮助艾杰顿将这部名著介绍到欧洲去。不过，父亲回国之后，对此事只字未提。直到他去世之后，老舍研究者才将这件事公之于众，引起大家极大的兴趣。

五年的伦敦生活使老舍的英文达到了掌握自如的程度。1929年起他又开始向法文和拉丁文进军。回国之后，他曾向赵少侯教授学过法文。

凭借他的英文程度和对西洋文学的了解，他在齐鲁大学和山东大学开的课程中除了“文学概论”、“小说作法”、“近代文艺批评”之外，还有“欧洲文艺思潮”、“世界名著研究”、“外国文学史”等课程。父亲教学十分严肃，备课认真，常看见他在图书馆中用功。他的讲义提纲往往是用英文或者中、英文混杂写下的。他的“文学概论”讲义给人以兼容并包，旁征博引的气势。

1938年初，在中国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马耳（叶君健）一个人担任几种外语的翻译，时间一长精力渐渐不支。父亲走上前去对他说：“把英语让给我吧。”他的一口漂亮的伦敦音连英国人都为之叫好。

父亲的英文藏书全部遗失在济南之后，他只得向图书馆借英文小说看，遇见精彩的，便一边朗读，一边口头翻译给旁人听。听故事的是他的两位单身邻居，都姓萧，一胖一瘦。有一个时期，在北碚，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开这样的小型英文故事读译会。

40年代中期，父亲到了美国。他的英文又发挥了作用。一是直接用英语作周游讲演；二是大量阅读美国文学作品，观看美国话剧和电影，考察美国的当代文学活动；三是帮助美国翻译家将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向美国读者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特别是抗战文学的伟大成就。在父亲的参与下，他自己的长篇小说《离婚》、《牛天赐传》、《四世同堂》、《鼓书艺人》先后被译成了英文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加之在此之前已出版的英译本《骆驼祥子》，共有五部长篇小说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被集中地介绍给了美英读者。可以说，不少欧美读者接触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是始自老舍。

1956年，父亲抓空翻译了一本萧伯纳的话剧《苹果车》，是为纪念这位他所喜爱的爱尔兰文豪诞生一百周年而译。三十年前，父亲自己的文学生涯始自伦敦，三十年后，在创作他的著名的话剧《茶馆》的前夕，他再一次返回到西方文学上，是偶然，又非偶然。这现象，也许，可以叫做不断的汲取，不断的融合，不断的前进吧。

10.写字

父亲的字写得漂亮。

一是工整，看着清爽、干净；二是方头方脑，规规矩矩，给人一种敦厚踏实的感觉。

工工整整，规规矩矩，本身也是一种美。不过，提到工整规矩，往往给人一种呆板的联想。父亲的字并不呆板。他的字，静中有动，刚中有柔，带着一点灵气。他的字虎头虎脑，活泼可爱，打个比方，就像年轻力壮的祥子似的。谁都知道，祥子年轻时候很美——魁梧、老实、厚道、浑身是劲，怪不得虎妞一眼就看中了他。父亲的字也有一股子祥子式的魅力。

他的字有点像魏碑又不是魏碑。他写的是自成一体的笔体，姑且叫做带有魏碑味的自成一体的老舍体吧。

这种体，是他练出来的，而且，练了一辈子！

他练字有三个时期：青少年时期、抗战时期、解放后。青少年时期的字现在只留下一幅，是1924年出国前夕送给好友白涤洲先生的。一幅中堂，中间四个大字：“笃信好学”，旁边两行小字：“读书达理，则心平识远，富贵名利无所乞求。旦夕警策，守之终身，便是真君子，大英雄。”字体和父亲晚年的字虽属于同一风格，但给人的印象是：潇洒有余，欠点火候。

不管怎么说，他敢写。四尺纸，扯长扯长的，刷刷刷刷，四大个字，有劲！这是一种气势，一种欲望，一种一吐为快的兴致。无名小辈也好，没有名师指点也好，全不去管，敢写敢送人！没有这点冲劲儿，成不了书法家！

写中国字，特别是写大字，有一股架势，宛如柔软体操，往那儿一站，运气，启式，使劲，浑身都有动作，很容易产生一种气势凌云的陶醉感。对父亲这种文人气质很重的人来说，爱上写毛笔字是自然的事——那里头有艺术！

▲《四世同堂》手稿首页。

父亲爱看小孩子写毛笔字，以为是很好看的事。且看他是如何描写的：

“看小儿女写字，最为有趣，倒书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黑眉重，墨点满身，亦具淋漓之致。”

▲1963年初，老舍为作家曲波题嵌字一联，与胡絜青一同观看。

可以说，这是一切写字人的最高理想境界。“信意创作，兴之所至……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还不够最高理想境界吗？大凡有此感觉者，必有极高的自信，而这极高的自信又是成功的通途。

父亲在抗战时期的字转入平稳。因为父亲此时必须用毛笔写作，每天如此。而每天写，就不必老那么兴奋。

抗战时期大后方没有好纸，全是草纸土纸，只能用毛笔写，这倒正中下怀。

“当我写作的时候，”父亲说，“爱用毛笔，慢慢写，用心写，于是气静思熟，如平泉远流，不激不竭。”

他以为笔在手，纸柔墨润，案头再有小花一两朵，实创作之妙境：若仍无好文章，似须请医诊治了！

翻看父亲抗战时期的手稿，全是规规矩矩的毛笔字，的确是用心的结果，是慢慢写的结果。在需要涂改的地方，一律用黑墨方方整整地涂掉，并在旁边另写。这样的手稿无须另抄，直接可以付印。

父亲的手稿以整洁清楚、极少涂改而有名。这个特点使他的手稿常被收藏家重视，而且凭着这个特点，他的一些手稿竟被意外地保留了下来。《骆驼祥子》手稿就是一例。

到抗战时，他的毛笔字手稿更漂亮了，真可以当艺术品对待。父亲自己也这么看，有例为证：

1941年，“文协”为了募款慰劳前线抗日将士，举行卖字献金活动，父亲把他刚刚写完的话剧《面子问题》全部手稿拿出来拍卖，当日即有人以二元的价钱买去手稿一页。后来，父亲将剩下的手稿送给了冰心，并在第一页上写了这样的话：“此为手稿中最清楚者，以赠冰心姐，或胜其他礼品。”

此次义卖活动共历十八天，有一百一十九件手迹被卖出，出自四十人之手，售出最多的是郭沫若、老舍两人的墨迹，共得三千多元。

平日，要求父亲写字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

爱写字的人，多数都有一个毛病——爱把自己写的字送人。求父亲写字，他觉得无上光荣，不仅有求必应，还常常主动塞给人家：“我给你写几个字吧！”一次写不好，两次、三次，不怕费纸费墨。看着朋友们高高兴兴拿走自己写的字，他高兴，比那位高高兴兴拿走字的人还高兴许多。

父亲爱编些格言式的话写了送人。他并不想教训人，他的词全是大白话和大实话，往往是他自己的处世哲学或者经验之谈。

老舍式的格言，大致是如下的样子：

“对事卖十分力气，对人不用半点心机。”

“十成不能则五成，五成不能则一成半成，灰心则半成皆无，生命断矣！”

“字纸篓子是我的密友，常往它里面扔弃废稿，一定会有成功的那一天。”

“为了民族的正气，我们宁贫死，病死，或被杀，我们似乎很愚傻，但是世界上最良最善的事差不多都是傻人干出来的啊！”

这里，并没有哲人的深奥和机智，但这些大白话和大实话使人感动，使人珍惜。于是，这样的字幅越写越多，渐渐地，连边远的地区也有人来信索取，以至实在无法统计，它们到底是几位数。

抗战时期写小说远不是一件乐事。父亲多次抱怨靠卖文为生的苦处。天热，睡不到四小时，一拿笔就觉得困。秋天本该“好好”工作一番，可是香烟涨了价，没有烟，只会流汗，一个字也写不出。一对比，写字反而成了调节的手段。累了，写写字；烦了，写写字。写字成了小型的加油站或者个人的疗养所。

所以，父亲爱写字。

解放后，写字成了他的主要嗜好之一。由于持久地练字，他的字越发地好看耐看。

上午写作，下午开会办公参加社会活动，晚上练字，这是解放后父亲的日程表。显然，晚上练字，是新加的内容，以前没有过。

父亲的墨迹猛然增多，西起杜甫草堂，南到海南石崖，北至内蒙古草原，东止日本作家的小屋……此一时期的老舍字体，在局部上也变得十分考究，看得出，他的练字使他的字见了功夫。

在他的残存的日记中，常有这样的记载：“元旦写字”或者“初一写字”。整整一天，只有一项内容，两个字——写字。一年之初，是以写字为开始。

有一天，父亲到北海北岸散步，一小食堂匾额之上赫然几个大字跃入眼内：“北海食堂老舍”。他知道琼岛中央的“仿膳餐厅”门前的“仿膳”二字是他所题，不想“北海食堂”也是他的字体，心中暗暗叫苦。区区弹丸之地，仅有的两处饭馆的匾全出自他一人的笔体，别人一定会想老舍这个家伙一定是个好吃的人。遂发誓不再为饭馆题匾。

他爱写的是用朋友的名字做文字游戏的嵌字诗。父亲很擅长作这种诗，写出来送朋友，也是一大乐趣。仅1963年一年，这类条幅就多达二十多幅。山南海北的作家朋友们，演员朋友们都以得一此赠为快事。

茅盾——“鸡鸣茅屋听风雨戈盾文章起斗争”

巴金——“云水巴山雨文章金石声”

黑丁——“乐礼添黑发服务为白丁”

……

这些人名诗是文人的文字游戏和风流雅趣，也从一个小侧面反映新一代文学家的精神境界。“文人相轻”变成了“文人相亲”，换了人间！

父亲还爱抄写毛主席诗词，爱那诗的宏伟气魄。他曾经抄录了一套，成为一册，是他的得意之写。后来，在1966年8月24日，这一套手抄的诗词竟成了父亲的殉葬品：湖中飘立着父亲本人，他四周的湖面上浮满了他的手书纸张。

是什么意思？是坚定的信念始终不渝？是破灭？是抗议？是绝望？是超脱？

永远是个谜。

不过，跟着他走完人生道路的，是他写的字，这是没有疑问的。

11.养猫

父亲喜欢带“小”字的。小猫小狗小鸡小鸭，小动物，小花，小草，小孩，小人物，全喜欢。

父亲喜欢狗，也喜欢猫。不过凡是谈到狗时，都很尊重；而谈猫则常常是批评的。

算起来，他只有三次养狗经历。一次是他的父母养了一只大黄狗，在父亲一岁多时死于八国联军的刺刀；一次是上师范时，他的母亲和哥哥养了另一只大黄狗，就是听见父亲念英文便汪汪大叫的那位；一次是在北碚，萧伯青捡了一只叫“小花”的狗，后来成了我们家的成员。这三只狗和父亲并没有多大的交情，甚至跟他没有亲昵地玩耍过，但父亲对它们怀有好感，在文章中常常提到它们。父亲说，天下最可怜的莫过于中国的狗。国穷民穷，看看中国狗那副难看的样子，就知道中国百姓的穷困了。尽管它们饿得皮包骨，尽管主人刚踢了两脚，它们还是忠实地尽责尽力，看门守夜毫不马虎。狗永远不嫌主人穷。对这样的动物，父亲以为值得人们把最美好的词献给它们，譬如，忠诚、义气、安贫、勇敢等等。父亲为狗喊冤叫屈；凭什么把不分黑白的汉奸和小人都叫“走狗”呢？好像狗都是些不仁不义的家伙。

1949年底父亲由美国途经香港回国，曾在香港小住。整天陪伴他的是侯宝璋教授的小女儿侯惠中。当时她是一位中学生。启程之前，父亲郑重其事地建议带侯惠中回内地念书，给她说了好些诱人的地方，还有一条，一定给她搞一条大黄狗。在父亲眼里，大黄狗是最珍贵的东西，相当于重金厚礼，大诱饵！最后的王牌！冲这一条，小姑娘就动心了。

父亲养猫也有三个分期：济南时期、北碚时期、北京时期，大半都是在和家人住在一起的时候。

父亲对猫的看法是比较复杂的，反正，绝不能简单地用一个“爱”字去概括。

他很爱猫，但又深知猫的毛病，故而常常嘲笑它们。

猫的可爱而且可敬的时候，是它们蹲在老鼠洞旁屏息凝视的时候，还有母猫生了小猫之后。这些时候它们是很尽职的。你看，捕鼠时，它们能一动不动，一连几个小时，非得把老鼠等出来不可，否则绝不罢休；母猫看护小猫崽儿也是毫不含糊。小孩子看看摸摸小棉花团似的小猫都不成，马上要把小猫叼着另找一个隐蔽保险之处。这都是它们的天性，这些天性很招人喜欢。

▼1951年春，老舍写作休息时，于院中。

糟糕的是，猫也有不怎么可人疼的天性。猫是反复无常的典型。高兴时的确很乖，温柔可爱，用身子蹭你的腿，把脖子伸得长长的让你给它抓痒。可是，它要是不高兴，你说多少好话也白搭，不是闷头睡大觉，就是上房一天一夜不回家，谁叫也没用！父亲常说，猫是天下最顽固的家伙。它想干什么，你不让它干，你绝对办不到。你想让它干什么，它也绝对不会干。

这就是说，猫是有复杂性格的小动物。按照文学的惯例，性格复杂往往是文学描写的好对象。因为这个，父亲养猫，并把猫写进作品里，让它们变着花样地扮演角色，有时是温柔可爱的，有时是招鸡逗狗的，有时是好吃懒做的，有时是慈爱至上的，有时是好施狡猾小计而自讨苦吃的……总之，是些常常出错的淘气鬼。猫是父亲写幽默文字的好材料。

父亲养的第一只猫叫“球”。“球”头一回上房，上去了下不来。父亲只得上房去救它，上到半腰，腿脚已不听使唤。往常一叫“球”，“球”马上会过来，今天越叫越往后退。学着妇人的腔叫它，无用；大声恫吓，也无用。僵持多时，二姐来了，只叫了一声“球”，“球”踩着父亲的头作桥，一直跳到二姐怀中。这就是猫的脾气！

对小猫“球”的爱恋，父亲先后两次提到。头一次是在《一九三四年计划》中：

“自从我练习拳术，舍猫小球也胖了许多，因我一跳，她就扑我的腿，以为我是和她玩耍呢。她已一岁多了，尚未生小猫。扑我的腿，和有时候高声喵咪，或系性欲的压迫，我在来年必须为她定婚，这也在计划之中。”

没过半年，在《老舍幽默诗文集·序》中则宣布：

“舍猫小球昨与情郎同逃，糊涂人有糊涂猫，合并声明。”

这位猫姑娘实际是落井自溺而亡的。夏天，她常在院中的一口井盖上贪凉，不想井盖一翻，竟跌入井中。家人不敢对父亲直说，悄悄打捞上来埋葬于花丛中。“与情郎同逃”之说遂载入史册，“薄命女”也就永远背了个“风流女”的名声。实乃一大冤案！

四川以多鼠闻名。鼠大而狂，完全目中无人。父亲常处于矛盾之中：想弄条猫来弹劾镇压一番，可又担心小猫不是巨鼠的对手。一日，家中做饭的山东籍周姐在江边的市场上发现一只花斑猫，长得愣头愣脑，心中大喜，遂连笼带猫全都买了来。价钱还很便宜。回到家里父亲隔着笼子观看，猫竟纵鼻张口，露出一对大牙，嗓子里发出一种怪声。再一看身上的花斑，啊，是一只小金钱豹！

以后家里又买了一只很丑很小的小猫，父亲担心它活不长。令人惊奇的是，吃了几天煮玉米和平价米，小猫居然欢蹦乱跳了。它是只乡下猫，不要说鱼、肝、肉和牛奶，大概以前连平价米和煮玉米也没吃过。又过了两天，父亲清早起来，一开门，咪咪居然冲父亲骄傲地叫了两声，它脚下按着一只半死的小老鼠。面对此景，父亲觉得人才是最没办法的动物。人总瞧不起别的动物，替它们担忧，其实是杞人忧天。父亲写了一篇叫《猫的早餐》的小文，专谈很丑很小的乡下猫的启示。弱小和无能为力是两回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以丧失信心！光荣的小丑猫！

▲1961年冬，老舍在客厅中。

解放后父亲养过好几只猫，其中一只大白猫是他最喜欢的，常常抱着它。像以前一样，大白猫后来也进了他的作品。在他写的童话剧《宝船》里，它是王小二的好朋友。它的眼睛能小能大。晚上睡觉能打呼噜，免得小虫子什么的过来。因为好扑蜜蜂，常常被人家蜇得鼻青脸肿的。它常闹笑话，因为它有点馋、有点懒、有点自私，还会吹牛和巴结人，却不大会干活。《宝船》上演之后，这个大白猫是小观众们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它一上场，一讲话，小观众们就兴奋得叫呀跳呀。他们觉着，这个大白猫的所作所为，简直和自己家里的大黄猫或者大黑猫一模一样！“真好玩！”他们把最高赞语慷慨地献给了大白猫。

在父亲的猫故事中，最惊人的一笔是完全出乎意料的，养猫写猫和借猫发挥竟引来了杀身之祸。父亲因为早年写了一本叫做《猫城记》的长篇小说，惹下了大祸。父亲说：“我之所以必用猫城，而不用狗城者，倒完全出于一个家庭间的小事实——我刚刚抱来个黄白花的小猫。设若那天我是抱来一只兔，大概猫人就变成兔人了。”

《猫城记》被广泛地翻译成外文，版本之多仅次于《骆驼祥子》，还被誉为世界三大讽刺名著之一。但是，《猫城记》在国内却成了父亲最有争议的作品，它给父亲的麻烦和灾难是深重的。

父亲谈《猫城记》的创作意图时说过：“我之揭露他们（猫人）的坏处，原是出于爱他们，也是无可否认的。我爱他们，惭愧！我到底只能讽刺他们了！”

善良的老人已经故去，他不必再忧虑，不必再抱歉，在他的猫故事里，人们将永远看见作者的一颗忧国忧民的善良的心！

12.旅游

父亲说过：他好静，不好动，不大爱外出。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他去过的地方真多，多到了这种程度，以至旅游可以算他的经历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他到过英国、爱尔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新加坡、美国、加拿大、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朝鲜、印度、日本、香港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国外住过十年。

在国内，他到过二十五个省、直辖市和民族自治区，除了西藏、贵州、黑龙江、吉林、台湾之外，他全去过。

父亲旅游，与众不同：不爱看古迹。这倒是对传统的背叛。

他有道理。

在他看来，祖国的许多名胜古迹过去尽被三种人占据着：皇帝、显贵和文人骚客。至于山里的穷汉，溪旁的饿民，全然无人理睬。

父亲欣赏冯玉祥在泰山的做法。冯玉祥先生心中另有一座泰山，老百姓的泰山，穷的泰山，苦的泰山，受罪的泰山。为了让大家铭记这一点，他请了大画家赵望云把泰山居民的现实生活画出来，刻在四十八块青钢石板上。冯先生还为每一幅石刻写了“丘八诗”，一齐刻出来，放在泰山专门的陈列馆中供乡民和游人参观。这些“泰山石刻”后来毁于日本侵略军之手，幸亏拓片被保留了下来。拓片于1938年在武汉出版，老舍为这本诗画写了序。

他爱看的是风景。

从切身的体验中，他得出一个游山玩水的诀窍：“风景好的地方，虽无古迹，也值得来，风景不好的地方，纵有古迹，大可以不去。”

父亲很爱青城，在文章中多次写道：青城之所以值得一游，全在于它是一好山，即使它无一古迹也值得一游。据父亲看，青城山全妙在一个“青”上。它不是深绿，也不是东一块西一块的绿。它是淡绿，是全山的绿，是竹叶和楠叶的嫩绿。当你处在这个青色之中时，你便感到一种恬静，一种说不出的，也无须说出的舒适。

使父亲记住一辈子的，全是这种天然的美色。

父亲有一方闲章，上面刻了七个字：“一生爱好是天然”。

这是他的座右铭。

父亲的这个爱好，对他的文学创作极有好处。他是个描写风景的能手。他的秘诀不是词藻华丽，而是那点情，像青城山的那个“青”，还有把风景、气候、地理背景和人物及故事融成一体的那点不可分割的联系。有了这种联系，风也好，雨也好，山也好，水也好，全是活的，立体的，它们会笑，会流眼泪，会说话。

朱自清先生最早注意到父亲的这个特点，他说：“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好戏，差不多都好。”朱自清引录了一段父亲的《赵子曰》中的湖光景色的描写之后，写道：“这是不多不少的一首诗。”

▲老舍在池塘旁休息。

在这“诗”中，有这样的句子：

“那娇嫩刚变好的小蜻蜓，也有黄的，也有绿的，从净业湖而后海而什刹海而北海而南海，一路弯着小尾巴在水皮儿上一点一点；好像北京是一首诗，他们在绿波上点着诗的句读。”

只有在古城墙下静静地坐过的人——头上是城墙砖缝里挤出来的歪歪拧拧的小枣树，面前是金黄色的蒲棒儿，透过蒲叶和柳条，能看见小鱼儿和小野鸭在湖中玩——才能写出这样处处有诗料的句子！

父亲就这样坐过，在北京的积水潭。在那里，他可以安静地坐上一天，心中无所求，无所牵挂，像湖水似的平静、明净。

看来，爱好自然，爱好山川湖海的情意，帮了父亲的大忙。对景物的入木三分的逼真描写，以及景物的人格化的抒情色彩，使父亲作品的真实感和可读性大大增加，仿佛他的书长了嘴，长了眼，正冲着你讲话和眨眼睛呢。

父亲写过一本长诗游记——《剑北篇》，记述了他的一次非凡的经历。他历程一万八千五百里，穿过八省，耗时一百六十四天，作了一次抗战鼓动大旅行。这长诗有三千行，费了父亲整整一年半的时间。它既是白话文，又都押着韵，能唱能朗诵，朱自清先生说它是抗战诗坛上的有意在使诗歌民间化的两部代表作之一。这部长诗奔放的激情，全然来自伟大山河和伟大人民的启迪。

父亲心目中的天堂，春天在杭州，夏天在青城山或者青岛，秋天在北京，冬天在成都或者昆明。他说他住在重庆常做“住”的梦，梦想战后能在这几处天堂里各有一所小房，门口挂着“不会草堂”的牌子。抗战时期，会开得太多，开够了，希望永远“不会”。然后买一架小飞机，择黄道吉日来回地慢慢飞行。解放后，父亲差不多接近了他的理想梦境：在北京他真有了自己的小房，每年四处地旅行，到了许多他从前没有到过的地方。他感到心满意足，快乐得很，写了许多颇有唐诗味儿的小诗。不过，会倒是越来越多，开得父亲叫苦不迭。

▼1965年4月20日老舍（右）、刘白羽（左）访问作家水上勉，在家中合影。

1965年春，在樱花盛开的日子，父亲作了最后一次长途旅行——日本之行，会见了几十位日本作家，到了许多日本城市，度过了一个多月愉快的时光。当时国内政治空气已经严峻异常，但对父亲来说，这一个多月却是心旷神怡的。在作家水上勉先生的家里，父亲曾答应帮助实现其久已有之的愿望。水上勉少年时当过小和尚，崇拜六祖慧能的为人和学识，很早就想到中国的湖北省黄梅县东禅寺去进香。禅宗创始人六祖慧能在东禅寺当过工役，并在那里显示了过人的智慧。父亲当即爽快地邀请水上勉访华，并自告奋勇，说可以陪水上勉前往东禅寺。

一年多以后，父亲不幸去世，水上勉愕然，遂写文披露了此事，以发心头之憾，以解心头之愤。

又过了十四五年，水上勉先生终于能作东禅寺之行了。到北京后，他请求从我们家的柿树上剪下两片柿叶，随身携带，让它代表老舍先生，陪他一同前往湖北。

父亲还在旅游，驾着他的柿叶，来回地慢慢地飞行……

13.行善

在父亲的身上，疾恶如仇和舍命从善的激情同样发达，这种相反相成的气质，时时流露出来，以至不必费事，就能举出一堆事例。单拿助人为乐来说，就有不少故事。

大体说来，这方面的经历也有三个高潮时期。第一个高潮是他刚刚走入社会的时期。那时他血气方刚，奔放热情，恨不得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献给那个多难的世界。他关心人、体贴人、同情人，遇见帮助穷苦人或者救济灾难的机会总是跑在最前面。他自己的收入不多，没有实力；可是架不住他热心，不吝啬自己的两条腿。他曾帮助善人刘寿绵发散赈济粮、寒衣、煤球；当过贫儿学校的义务教员；担任过北京地方服务团的干事。在那些主办人的心目中，或许这些事都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色彩，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基督教的；可是，父亲不管这些，他是真想为穷人办点事，因为他自己就是个穷人，他的母亲就是个靠自己的双手操劳了一辈子而常常挨饿的妇人。当父亲自己能挣钱之后，他总忘不掉自己清贫的童年，总忘不掉小羊圈里清锅冷灶的艰苦岁月，和自己可爱可敬而可怜的妈妈，他发誓要永远帮助穷人，而不管自己的力气有多大！

第二个高潮时期是抗战时期，他热心于募捐；热心于劳军，自己跑去参加劳军慰问团，行程近两万里，一共走了五个多月；热心于救济贫困作家，为了帮助贫困交加的作家同行，他甘心忍受一切委屈，在头晕、困难和打击中苦苦地挣扎、奔走和大声疾呼，不灰心，也不抱怨。

第三个高潮时期是解放后，这是他在这方面最有作为、最得力的时期。他从政府首先修整北京南郊那条以臭而闻名的水沟龙须沟这件事中看清了一件事：这个政府是为穷人办事的。成啦，由现在开始，可以极放心地极真诚地行善，不必再担心救济只是延长穷人受苦的时日的招数，像在旧社会里那样没有多少意义。

父亲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政府的委员，还经周总理审定批准担任了全国救济总会和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委员。父亲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些任命。这么干，多了不少麻烦，分了不少心，可是他快乐，他能为他的穷乡亲们多办些事情，值得！在市政府会议记录中真的可以找到舒舍予委员提的提案，诸如优先抢修贫民住房，防止雨季塌房伤人等等。

在我们住宅的对面，有一座破庙，里面住着几户盲人，住在城里其他地区的盲人也常常到这儿来聚会，人们习惯称之为“瞎子庙”，每到傍晚，由瞎子庙中传出阵阵曲艺演唱声和乐器吹奏声，那是盲人们在练习弹拉吹唱。他们是一群以算命和街头卖艺为生的盲艺人。父亲在街头经常遇见他们。他们穿得很破旧，看来，大概生活相当窘迫。这引起了父亲的注意。有一次，他禁不住停下脚步和他们搭起话来：“还没歇着呀？”盲人们一般是结伴而行，一手拿马杆探路，一手拿乐器，由一名明眼的小孩引路。算命的响器是一面小铜锣，边走边敲。听见老舍问话，盲人们马上停步，把脸转向父亲，并向他答礼。父亲接着问：“解放了，大伙儿觉着怎么样？”一位年长的盲人回答说：“我们也翻身啦，都高兴！街面上没人再敢欺负我们了。”父亲又问：“生活上还过得去吧？”这回，盲人们不说话了，呆了好一会儿，一位年轻的盲人胆怯地嘀咕了一句：“没人再需要我们了……”是啊，大家思想觉悟都提高了，谁还没事找他们算命呢！

父亲回到市文联之后，把主要干部都找了来，很郑重地和大家商量：“北京有好几百盲艺人，靠算命过活已经不行了。咱们管管他们吧，别叫他们挨饿！”

想出来的办法是办个盲人学习班，把大家组织起来，一边学新思想提高政治觉悟，一边学新段子新曲子，让他们逐渐适应新环境，掌握新的谋生技能。

于是，父亲向市政府打了报告。他常和市长们在一起开会。市长完全同意这项计划，还批了一笔专款，并请市委的文化工作书记、著名的女红军战士、市文联副主席李伯钊担任盲人学习班的组织者。

这一切都酝酿成熟之后，老舍笑眯眯地走进瞎子庙：“来，来，咱们商量商量……”

商量的结果是当年（1950年）年底开课。老舍答应由他先开头一炮，讲第一课。他还答应把《小二黑结婚》的作者赵树理也拉来讲课，还要请著名的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罗常培来当俗曲音韵方面的老师。

“至于新词新段子，好办！有北京大众文艺研究会，大家包圆儿了，我也写。不过，第一回试唱，请大家务必到文联来，我们当第一批听众！”

这件事就这样包揽成功了。一年以后，学习班结业。一部分盲艺人组成了盲艺人文艺工作队，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另一部分盲艺人被分配到专业文工团去当伴奏演员；还有一部分被介绍到盲人工厂去做工，都成了正式的演员、干部和工人，成了受人尊敬的自食其力者。他们感谢新政府，感激好心的老舍先生。这是真正的翻身，他们真正地“看见了”光明！

解放初，和这批盲人的处境十分类似的还有一批人，他们是一批老画家。乍一看，这事似乎很难令人相信；可是，事实确实如此，他们也处在饥饿的边缘上。这些画家的特点是都有相当的名气，不少人是著名画家；其次，都是自由职业者，靠卖画为生。不过，这两条却帮不了他们多少忙。那个时候，私人买画藏画的很少很少，美术作品市场基本上不存在，于是，大部分老画家们徒有浑身的本事，竟落得个混不上饭吃。他们又不肯轻易转行，再说，用传统的画法去画新内容也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正在这危机时刻，老画家们发现北京有一位知音，那就是老舍。他们知道父亲爱画、好客，便带着自己的作品登门讨教。父亲很热情地接待他们，每次都不让他们失望而去，总要挑上一两张，当面付款买下来。一传十，十传百，一时，父亲家中老画家们络绎不绝，出出进进，穿梭甚频。

对不好意思上门求助的画家，父亲常常利用过年过节的机会，让夫人替他去探望，分别送上几十元钱，让他们添置点衣裳，办些年货，不至于过不去年关。

母亲回来向他叙述：哪位画家窘迫得已经四个旮旯空荡荡的，家产完全变卖了；哪位画家几乎揭不开锅……听了这些叙述，父亲又把市文联的干部找来，还是那句话：“这事咱们得管，不能让他们挨饿！”他还强调了一句：“他们可是有本事的人哪！”

父亲亲自拟写了一个大名单，列了几十位北京老画家的名字，按穷困的程度，请市文联的干部把钱数不等的“过年费”快快送到画家手里。这钱是以市文联的名义送去的，不同于母亲送去的私人的小馈赠。父亲想借此向画家们暗示：新政府并没忘了他们。

救急不救穷。父亲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善画家的处境，必须设法扩大中国画的销路。他建议开辟一个中国画门市部，画家们可以把自己的作品拿去寄卖，还可以张贴广告，接受社会各界人士订画。在父亲的帮助下，老画家们成立了中国画研究会。它是个民间艺术团体，归市文联领导。在这里，老画家们一方面学习政治，一方面切磋画技，还接受市文联介绍来的专项任务，为各类出国代表团绘制礼品。

老画家们的生活渐渐得到了改善。但是父亲并不认为可以安心了，他想搞一件更大的事业——成立北京中国画院。他以为：最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画的优良传统保存下来，不能看着它绝种断代，要让中国画的创作和时代的发展紧紧结合，要给画家们创造优厚的条件，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创作无愧于伟大新时代的新国画。

这个想法使他着了迷。他召集座谈会，起草报告，亲自去找周恩来总理谈。他跟总理说：中国画院将是个国家事业单位，把老国画家都吸收进来，拿工资，或者拿车马费，为他们设立画室，组织写生和体验生活，请齐白石大师当名誉院长……周总理痛快地答应了父亲的请求，指示马上开始筹建。

北京中国画院成立的那天，周总理亲自到会祝贺，父亲也代表市文联讲话。至此，一桩大事大功告成，不过，它已经远远超出了救济的范畴。

1942年父亲在悼念他的恩人宗月大师（刘寿绵）时写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他，我也许一辈子也不会入学读书。没有他，我也许永远想不起帮助别人有什么乐趣和意义……我的确相信他的居心与苦行是与佛相近似的。我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受过他的好处，现在我的确愿意他真的成了佛，并且盼望他以佛心引领我向善，正像在三十五年前，他拉着我入私塾那样！”

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关于宗月大师的话，放在父亲本人身上正是一个极好的自白和写照。

这段写于作家中年的话，十分中肯。如果撇去语言上的修饰，就其实质而言，它道破了父亲性格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这个特征，贯穿了他的一生，直到他的晚年，给他的一生增添了耀眼的闪光。

他心眼好，有一颗善良的心。

他是一个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14.分享

在父亲朋友们的手中至今仍保存着一批他的小礼品。他爱送给朋友们一些小东西作纪念。他说：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是“多余的”。

他的这个爱好很带有些百年前满族人好客的遗风。

父亲曾经非常生动地描写过他母亲的殷勤好客：“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后来，一般的人并不保留这种曾经很流行的习惯，父亲却不同，他本性难移，直到解放后，依然如此。

父亲送东西的“理由”颇多。自己家树上的柿子熟了，或者枣儿红了，摘下来，装一小筐，或者包上一手帕，这叫做“送树熟儿”。菊花开了，您无意之中说了两句夸奖的话，第二天，父亲抱着两盆顶好看的给您送上门来。出远门，给您送行，送个小玩意儿作临别纪念。搬了家，等您安顿好了，拿一幅小画来，给您装饰墙壁……

父亲每次出国都把零用钱花在买些小玩意儿上，回国之后，分送给朋友，自己却不留，也不大给自家人。在1954年11月29日的父亲日记中有一份礼物分配名单，说的就是属于此类分送。这是他和周扬、丁玲去苏联出席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写的。上面写着；手巾送给陈白尘（附纪念章）、徐琮、南任芷、臧克家、萧伯青、席征庸；纪念章送给孙福昭；石鸽送给马连良；画册送给聂景凡；围巾送给小立等各一条；小皮夹送给刘均立。清单中人数并不太多，共有十三四位，并不一定都知名，代表面却相当广，有剧作家、记者、秘书、诗人、编辑、老朋友、画家、表演艺术家、孩子、机关干部等等。看来，父亲想这个名单时，一定费了不少脑筋。他惦记着许许多多的人。

父亲解放后七次出国访问，回回都要这么做。诗人臧克家不止一次收到父亲的这类馈赠，有小烟碟、小石雕等。诗人爱把它们放在案头，成为全家人喜爱的装饰。有一回，臧克家一下收到两包，其中一包上写着“给大姑娘”，里面是一支日本万花筒。“文革”期间，小烟碟、小石雕全被一扫而光，惟独这支在大姑娘手中保藏的万花筒依然存在，遂成了诗人全家的宝贝，看见了它，就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些和他交往的难忘岁月。

礼物的分量很轻，可是，人们偏偏把它看得很重。最近流传的关于一只云游万里、重新复归的小黑象的故事，最能说明这一点。

这是一只乌木雕刻的小象。是父亲1956年由印度带回国的，以后赠送给了北京的老画家惠孝同。惠孝同是父亲帮助建立的北京中国画院的院务委员，一位有相当名气的山水画家。到1966年红卫兵抄家时，说这小象属于“四旧”，不让保存，把两只象牙全敲掉了。红卫兵走后，惠孝同把小象由地上拾起来，发现除了象牙之外，其余部分都还完好，便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地方，直到“四人帮”垮台之后才重见天日。此时小黑象已成为惠家经过浩劫之后仅剩的家宝了，并由惠孝同手中传到儿子手中。惠孝同先生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惠伊深移居香港，把这个家宝也带到香港。1986年4月香港举行老舍专题学术讨论会，惠伊深拿着小黑象来到会场，用地道的北京话做了一次即席发言，他说：“我并不想参加学术讨论，只想借用三两分钟，给大家看一件东西。”他由提包中掏出一个小东西，就是这头黑而亮的木雕小象，托在手掌上，有拳头那么大，然后接着说：“这是我最珍贵的财宝。刚才，听说北京将要建立‘老舍故居’纪念馆，我和我的妻子决定把它回赠给‘老舍故居’，还回到老舍先生住过的房里去。我觉得，这只小象的遭遇本身固然是有象征性的小故事，更有纪念意义的是，小象能体现老舍先生的为人。他是一个心地善良，愿意和朋友分享一切的人。”

这只小黑象，胖胖的，圆圆的，挺可爱，由印度而北京，又由北京而香港，再由香港而北京，行程万里，成了父亲送出的上百件纪念品中的大难不死者，三十年后带着创伤又回来了，和臧家大姑娘手中的万花筒一样，如今其存在的意义已大大超过它们本身的文物价值。一件本来并不值多少钱的小工艺品，竟会在人们手中传来传去，东藏西藏，成为稀世之宝，这其中必有非凡的含义。也许，仅仅因为它们和老舍的名字相连，从而给它们带来了人间的感情，最终升华成了温暖的关注和友善的象征与纪念。

早在抗战时期，父亲就有爱和朋友们分享身边之物的美名。他的一位好朋友、作家叶以群在老舍创作生活二十年纪念特刊上特别提到这一点：

“……（他）还常常要拿一些‘多余’的东西送送人。几年来，我们看见他有不少的被毯、大衣、毛衣、毛裤，乃至脸盆手巾等等，都在‘多余’的藉口之下送给朋友们了，而他自己，如果不是太太适时赶到救急，真可要变成‘一身之外别无长物’了！”

抗战初期，父亲由济南只身逃出来到武汉时，身边只带了一只小皮箱，里面有几身供换洗的衣裳，还有五十块钱。后来，由于收入欠佳，物价飞涨，他的日子越来越清苦，等他不得已换上那身皱皱巴巴的灰布中山服时，同伴们都替他感到难过。可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看见那些真正一无所有的人，父亲还是慷慨地把自己仅有的一点财产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在重庆，有一位河南籍的二十二岁的女作家，叫曾克，靠稿费为生，生活极窘。父亲托人给她弄了一张假文凭，介绍她到复旦中学去教书兼做女生管理工作。可是，她竟连铺盖都没有，几乎没法去上任。父亲把自己的一条半旧的俄国毛毯给了她，说：“你拿去用吧，它在我这儿，反正是多余的。”曾克不敢接受，推谢再三。父亲“生气”了，说：“你不要毛毯，我再也不请你听大鼓书了！”原来，曾克因为有较重的河南口音曾向父亲诉过苦，说是影响她的朗诵效果，父亲不以为然，说：“地方曲艺全是用地方方言演唱，效果很好，只要咬字清楚就行。”说着便邀请曾克和她的年轻伙伴们去听曲艺，一气十次二十次！听着听着，曾克明白了一个道理：民间文艺是个好东西，完全是个新天地，它有很好的社会效果，它能推动抗战。曾克听父亲说不再请她听曲艺，着了急。毛毯对她来说，真需要；可是，父亲也困难。她左右为难。真把毛毯送回父亲吧，他肯定不高兴。左思右想，便买了一张曲艺票回请父亲，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惟一的一次回请父亲，以此表示她接受了毛毯，并向父亲致谢。父亲见她不再提毛毯，也就放心了，高高兴兴地去听曲艺。后来，这条毛毯在重庆大轰炸时被埋在瓦砾之中，曾克所有的东西都丧失了，独独把这条毛毯挖了出来。1940年，毯子跟着曾克上了延安。以后她上了太行山。当了八路军，在上路之前用这条毛毯和老乡换了一头毛驴，才依依不舍地和毛毯最后分了手；不过，毛毯的这个光荣结局倒是父亲所意料不到的。

解放后，父亲在北京东城僻静处买了一所小房，为的是图个安静。此时正好赶上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成立，一时找不到房子办公。父亲是副理事长，开理事会时，他郑重地提议：“我有一所小房，我家人口少，上我那儿去吧！”这个建议使理事们感到相当意外和突然，可是也深深地为之感动。他真诚，永远不分分内分外！类似的建议父亲也对曹禺说过：“我那儿安静，搬来合住吧！”曹禺后来不无后悔地说：“我真该去住，多有意思！”

▲北京东城迺兹府丰盛胡同10号。

来我们家做客的朋友，谈完了喝完了吃完了看完了，往往还要被塞上一件小玩意儿，而且很有针对性。塞给作家邓友梅的是一轴松小梦的画，上有老舍题词：“松年字小梦，为宦山东，以书画名。老舍”。似乎强调邓友梅和松小梦二位都是“老山东儿”。塞给内蒙古作家玛拉沁夫的是一副画着骆驼的鼻烟壶，父亲指着鼻烟壶上的画说：“你看，这儿有两匹骆驼，大概是由你们蒙古草原上拉来的，还是你把它们牵回去吧！”塞给编辑萧伯青的是十二张一套的星座画片。早在抗战时，在北碚乡下，萧伯青曾向父亲讲解过天空中的星座。这事，萧伯青自己早已忘记。想不到父亲到美国回来之后，萧伯青去访问他，临别，父亲把他叫住：“请等一等，我有一件东西要送你。”萧伯青接到父亲由箱子中掏出来的这套星座图片时，他的惊讶和感慨是可想而知的。塞给作家孙伏园的是几条领带。解放初，很少有人穿西服，大家都以穿中山服或列宁服为荣。父亲刚由美国回来，在正式场合多半都穿西服，他说：“其实我这也是一种节约，放着现成的旧衣裳不穿，再去做新的，不也是浪费？”那时，碰见第二位穿西服的，他必引以为同伙，想方设法要把这位同伙拉到家里来。有一天，果然，约来了一位，便是就任国家出版总署版本图书馆馆长的孙伏园先生。伏园先生由青年时代起就留了一撮列宁式的胡子，永远笑眯眯，风度极佳。他一进屋，父亲眼睛就亮了。坐着聊了一会儿，父亲按捺不住，神秘地对伏园先生说：“您坐着，我拿一样东西让你挑！”只见他由卧室里抱出几十条领带来。伏园先生哈哈大笑，连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父亲自己为他挑出了三条最好看的，高高地举在手里，“包上，包上，包上！”

15.起名字

名字，个个都有，不管在哪一国。起名字是个艺术，尤其是中国名字，又要有含义，念起来还要有音乐性，写起来还得好看，有时还要嵌上固定的字，好像根据命题填词作诗似的。

能给别人起个好名字，也是个本事；起得有水平，效果好，美名扬天下，虽是为别人做嫁衣，自己暗中高兴，倒也是一桩乐事。

过去，中国文人的名字相当复杂，除了“名”之外，还有“字”、“号”、“笔名”之分，每一种还能有好几个。什么事情，一到滥的程度，必然走向反面。在清朝末年，一个并没有什么学问的人，名字倒有七八个。父亲认为这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他主张起名字要保持中国名字的特色，要有个性，那才真有乐趣。

他为自己最早起的“字”叫“醒痴”。不过，这个名字没有传开，大概只有初中一年级的同班同学知道。父亲幼年发育不良，三岁还不会走路，也不会说话，是为“痴”。其实，这个痴完全是营养欠佳的后果。他母亲没有奶水。那时候又不兴喝牛奶，即使有牛奶卖，可也得买得起呀。他母亲和小姐姐只好用面粉打糨子加些糕干粉往他的小嘴里填。父亲后来常说：“小时候吃糨子吃的，至今还糊里糊涂！”

瘦小的父亲常常饿得哭号，不过即使是哭号，也是有气无力，一点豪迈之感都没有，介乎干号和哼哼之间。他母亲在百般无奈之中，常常把没有血色的脸贴在他的小脸上，连连地吻他，轻轻地说：“你不会投生到个好地方去吗？”

“醒痴”带有很大的自嘲成分，是对那段辛酸往事的纪实。

“醒痴”又带有很大的自勉成分，“痴”而终于“醒”，必有一番作为！

进入北京师范学校之后，父亲又为自己取了一个更有意思的新“字”——舍予。从字面上看，他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拆字游戏，由“舒”而“舍予”，把自己的姓一分为二，取舍我的意思，恰好又很有含义。

“舍吾”这类的词，中国的古书中早已有之，在佛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中也都提倡这个思想，加上年轻的父亲在自己身旁又见了许多严酷的不公，便产生了“一切为了别人，完全舍弃自己”的念头，索性写在名字上，当做自己行动的准则，表现了一位少年忧国忧民甘愿奉献自己去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

父亲喜欢“舒舍予”这个名字，除了在文学作品上署笔名“老舍”之外，在其他一切正式场合，包括在人民政府中任职，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以及在其他社会团体中兼职，都用此名。在重庆时，出席讲演集会，他爱用这样的开场白：“我叫舒舍予，是无业游民。”同辈朋友们尊称他“老舍先生”或者“舒先生”，他往往不干，不准这么叫。朋友们问：“那么该怎么称呼您呢？”父亲答：“叫舍予兄！”这位“舍予兄”给人的印象是如此强烈，以至许多人都和他结成了真正的生死之交。高龄作家吴组缃戏言他并不怕死，听者问何故，他说：“因为在那个世界里，有我许多已故的可爱的亲人，还有舍予兄！”

凑巧的是，“舒舍予”这个名字并非老舍一个人所有。偌大的中国，在20世纪初，几乎同时出现了好几位“舒舍予”。据父亲自己统计，在他的同辈人中，叫舒舍予的大概有六七位之多，而且其中有一二位也是文人，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上海的一位舒舍予是评论家，以写戏评出名。还有一位会写鼓词的，也叫舒舍予。这几位舒舍予一块儿出现，常常把老舍研究者搞得晕头涨脑，闹出许多张冠李戴的笑话来。那些不喜欢父亲的人，也常常抓住这个特点借机攻击父亲。有一位银行家叫舒舍予，抗战时在后方发了国难财，得了不少黄金，于是小报上就开始造父亲的谣，用大字标题发表耸人听闻的新闻：老舍发了财，拥有黄金多少多少万两。好心的朋友们纷纷跑来看望他，焦急地问他怎么办。父亲微微一笑，回答说：“卑鄙的勾当，何必理它！”朋友们以为不可如此掉以轻心，必须回击。最后还是周恩来副主席领导下的中共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专门刊登了一则权威辟谣启事，义正词严地保护了父亲。

“老舍”这个笔名显然是由“舒舍予”派生来的。当时人们有一种习惯做法，常常取人名中间的一个字，前面冠以“老”字，形成一种较为随便的亲切的称呼。

他正式用“老舍”这个笔名，要比用“舒舍予”这个名字晚许多年。那是在他发表第一个大作品《老张的哲学》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在1926年《小说月报》第十七卷第八号上，这一期是该小说连载的第二期。第一期上用的是原名舒庆春。从这时起，“老舍”这个笔名一直沿用到他逝世，成为他使用次数最频的，赢得荣誉最多的，传播最广的，读者最为熟知的名字。

后来，“老舍”这个笔名在念法上却经常发生混乱。“老舍”的“舍”字有两种念法：一种是念第四声（shè），好像是把“舍”当名词，“老舍”就是“老房子”；另一种是念第三声（shě），好像是把“舍”当动词，“老舍”就是“好施不倦”。这两种念法基本上势均力敌，念shè的稍多于念shě的。父亲自己虽是一直念shě，显然是取“舍予”中的原本含义，但也犯不上为了“老房子”而和朋友们伤了和气，于是，同意两种念法都可以，谁爱怎么念就怎么念，全成。

有趣的是，也许由于“老舍”中有个“老”字，人们在称呼他时，往往叫他“先生”。即或在解放初，在大家一律互称“同志”的高潮中，对他也是称“先生”多于称“同志”。当时，对其他几位党外知名作家一般都称同志，如巴金同志，叶圣陶同志；独独不大叫他“老舍同志”，而是代之以“老舍先生”。这一点，使他大惑不解。细细追问，大家不约而同的解释是：丝毫没有排斥之意，倒是含有尊称“老师”的意思。难怪，年轻一点的作家和演员，来到我们家做客，差不多一律称呼母亲为“舒师母”。这大概都是由那个“老”字引起的后遗症吧。

在中国，父亲属于笔名不多的一类作家，除了“老舍”之外，他还用过“鸿来”、“絜予”、“非我”等几个少数的笔名，多半都用在翻译作品的署名上。他是小说家，不必像激进的杂文家和评论家那样在险恶的环境中频繁地改头换面。

在英国教书时，父亲为自己取过一个英文名字——“colin”。

父亲为自己的孩子起的名字都相当有特点。

老大生在济南，故名“济”。不过，取完名之后，老舍大为懊悔。繁体字“济”笔画太多，十六画，担心小孩子上学时写起来太费劲。所以，到了老二那里，来了一个极左，矫枉过正，一笔就得，取名“乙”。甲乙丙丁，乙为第二；那年又是乙亥年，都正合适。老三取名“雨”，只因生她那时，青岛一连下了一个月的雨；而且，将来小孩子写这个“雨”字，净点点儿，多好玩，决不枯燥。老四是立春那天生的，和老舍本人的生日相差一天，有“庆春”在前，不能再叫“春”了，故而取名“立”，笔画也不多。

四个孩子的名字，都是单字，分别以地点、顺序、物候、时间为特征还兼顾了儿童心理，的确很有特色。不过，“舒济”这个名字，和解放后各个单位党组织里的那位“书记”在字音上完全相同。叫舒济，不是舒济的那位书记答应；反之，叫书记，不是书记的那位舒济答应，很捣了些乱。这当然是父亲所无法预见的。更有甚者，有的人想当然地认为，既然父亲孩子中有叫“乙”的，其姐必叫“甲”，其妹必叫舒“丙”或舒“丁”，而且公然将此想法写成文章，还表扬父亲，说他为孩子起的这一串糖葫芦似的名字，甲乙丙丁，真是不错，值得借鉴。这又是父亲所完全始料不及的。

父亲为他的三位大侄子起名字时，颇动了一番脑筋。结果，老大叫“消难”，老二叫“仲董”，老三叫“立新”。其中对“仲董”这个名字，父亲自己最得意。“仲”在名字中本来就表示行二，这不奇怪。汉代有位大思想家，叫“董仲舒”，父亲反其意，来个“舒仲董”。当着姓董的好朋友，父亲挑着大拇哥，说：“你有董仲舒，我有舒仲董，怎么样？这名字还行吧？”

▲1953年夏，老舍一家在院中合影。左起：老舍、胡絜青、舒立、舒乙、舒雨、舒济。

父亲为别人起名字多爱用吉利或激励上进的字眼，“消难”、“立新”都属于此种。属于此类的还有“志鸿”。他还用过“喆”字，取双吉之意。

父亲1930年由英国回到北京，住在白涤洲先生家。一进门，刚好白家得一贵子，大家皆大欢喜。白涤洲当场表示，一定要父亲做这个小男孩的干爹，并请父亲为他起名。在此之前，白家有过一位千金，没有养住，不幸夭折，白涤洲希望能把好运带给这个新生的孩子。父亲说：“这好办，叫‘庄’吧，地上栽根‘桩子’，拴上他，跑不了！”

有一次，父亲在乡下体验生活，遇到一位农村干部，两人坐在山坡上聊天，天南海北，甚为欢快。父亲突然问他叫什么，他说叫“郭普治”。父亲想了想，说：“我给你改改，叫‘甫志’吧，好不好？”这位农村干部很感突然，但也很感动，觉得父亲真是亲切，两个人一下子就亲近了。过了些日子，父亲回到城里，赶在春节前，写了一幅字，录了一首诗，寄给这位农村干部，上款就是写的“甫志同志”。“文革”的时候，郭甫志把这幅条幅藏在了顶棚之上躲过了搜查，保存了下来，成为他珍藏至今的宝物。当然，每次介绍时，他都要指着“甫志”二字，骄傲地说：“这是老舍先生为我起的！”

作为小说家和戏剧家，父亲一辈子为他作品中的主人公起了几百个名字。这几百个名字真是洋洋大观的名字之海啊。为了创作它们，父亲用了八九种起名法，包括“只提姓”、“只提名”、“排行”、“外号”、“对比”、“谐音”、“职业”、“类推”、“象征”等等。他笔下的“祥子”、“虎妞”、“大赤包”、“程疯子”、“王掌柜”如今已是家喻户晓的辉煌的名字，深深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甚至成为符号，成为代名词，成为典型，成为俏皮话。这是父亲送的一份不错的礼物，是送给所有人的，它能使大家的语言更形象，更生动，更活泼！如今不是常常听见小媳妇们称呼自己那位亲爱的“你这个傻骆驼”吗？

16.自己动手

在《正红旗下》里父亲描写了两位当官的旗人，一位叫正翁，一位叫云翁，这二位听说要变法，教旗人自力更生，着了急。一位说：

“您听我说！就是给咱们每人一百亩地，自耕自种，咱们有办法没有？”

另一位说：

“由我这儿说，没有！甭说我拿不动锄头，就是拿得动，我要不把大拇脚指头锄掉了，才怪！”

老哥儿俩讨论了许久，毫无办法。

这是典型的旗人。他们的祖先，曾经扫南荡北，打下天下；可是到了他们这一代，当佐领的已经不怎么会冲锋陷阵，他们只注意蛐蛐儿罐子、鸽铃、干炸丸子、快书、靛颏儿……而对天下大事一无所知。他们没有任何劳动技能，所以，一听说要变法，要自力更生，都吓坏了。

可是，也有另外一种满人。祖母就是其中的典型。

对前一种满人，父亲简直不敢恭维。为了同他们“划清界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不说自己是满人；他为他们感到羞愧。可是，他为自己的母亲感到骄傲。母亲并不识字，父亲却称她为老师，因为她给了他生命的教育。

老母亲去世之后，他写了两篇文章纪念她。他说：

“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做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和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环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没有尘土，残破的铜环发着光。”

他的哥哥比他大得多，并不常在家，和母亲相依为命的是他和他的三姐。父亲回忆自己的童年生活时写道：“她们做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的确如此，一直到晚年，即使家里有了专门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人员，父亲也始终坚持自己动手打扫房间、擦桌面、擦椅子，这些永远是父亲自己的事。

这，也许是成了习惯；也许是为了纪念难忘的传统。他要把母亲身上的好品德继承下来，成为自己的。“她的手老使破桌面没有尘土，残破的铜环发着光”。这句话成了父亲一辈子都记得住，看得清，听得见的生活准绳，以至他真的天天要把桌面擦一遍，把柜门上的铜环擦一遍。

▼老舍在写作中间常以擦客厅中的圆桌、条案上的摆设为一种休息方式。

在重庆的时候，有一段时间，父亲住在白象街《新蜀报》报馆里，和姚蓬子分住两间小房。姚蓬子那间是“脏、乱、差”的典型；父亲的这间，虽然桌子椅子缺胳膊断腿，却永远收拾得井井有序，样样东西都有准地儿。由于近在咫尺却有天壤之别的缘故，父亲的爱清洁、守秩序渐渐地在对比之中有了名气。

解放后，父亲把自己的小院子基本上按中国的民族风格布置起来。客厅一进门，有一张硬木的圆桌，周围是四个鼓形的凳子，桌上摆一个直径足有一尺的果盘，里面永远放着水果，随着季节不停地变换着品种，既好看，又阵阵地散发着果香。对付这个果盘是父亲自己的事。他有好几个古瓷盘，有深蓝色的，有绛紫色的，有白地蓝花的，可以根据水果的颜色选配着使用。他自己频繁地上街去挑选水果，故意地要表现北京水果的丰盛。然后很精心地码放，像一个果行的行家那样轻轻地拿放，逐个地擦拭，不时地放在鼻子下嗅嗅。父亲每天的功课之一就是擦果盘，把水果取出来，把瓷盘里外擦净，再重新放进去。父亲自己从来不吃水果，水果对他来说是艺术品，是大自然赐给他的天然的装饰品。人们在父亲每天擦拭果盘的举动中仿佛看见了北京古老文化的一种延续。

父亲有四个古玩柜，里面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古玩，擦拭这些小古玩和古玩架也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课。通常，父亲在写作过程中喜欢安排一些小憩。玩骨牌，给花浇水捉虫是最经常的休息方式，擦拭家具和小古玩也是小憩中的内容。他把它们都当成活动手脚的方式，而且完全和写作连成一体，成为他的写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按照传统的规矩，每年过年之前，父亲都要组织全家人进行大扫除。全体动员，大动干戈，翻箱倒柜，相当彻底。父亲担任总指挥，亲自督战。其中最繁重的活儿是清扫书架和雕花隔扇。按照父亲的要求，每一本书都要由书架上取下来，暂时放在室外，然后分兵两支：一支彻底清扫书架，另一支逐一给书掸土。这个时候，家庭成员便排成一队长龙，接力传递，由屋内一直递到院外，将书顺序码好，不得有乱，为的是还能按原有秩序归架，使用起来不至于找不着。给书掸土是个细致活，由父亲自己负责，一站就是好几个小时，大冷的天。

▲1961年冬，老舍在客厅中喝茶，抱猫者为儿媳于滨。

给雕花隔扇和雕花硬木家具做扫除是件很复杂的事。先用热碱水擦洗，为的是除去烟油，然后用湿手巾一个雕花一个雕花地擦，遇见小窟窿小洞还得用湿布穿进，来回地拉锯，把里面的积土都清出来。父亲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实行分片包干，一人包一段。

把屋内的东西基本搬空之后，要用大鸡毛掸子扫房，然后乘着没有东西碍事，擦玻璃，最后是彻底扫地。父亲爱擦玻璃，自以为是擦玻璃能手，常常向大家挑战，比谁擦得亮、擦得快。他的绝招是用一块干净布做最后一道抛光。有一次竟错把儿媳的半新的白头巾当成了抹布，大家帮着找了半天，最后发现它在父亲手里，“啊，怪不得擦得比别人亮呢！”

过年的菜，父亲强调要自家制作，说这样的菜最有味道。他总是催着母亲多做“芥末墩儿”和“豆儿酱”。

父亲小的时候，年前看见街面上的小徒弟举着小塔一样的蜜供，便兴奋地跑回家向他母亲报告。母亲拍着他的头说：“咱们钱少，买不起，到时候，咱们自己包饺子吃！”

为了这顿过年的饺子，他母亲和三姐要加倍地工作好多天。一边包饺子，母亲一边对小儿子说：“别看这饺子菜多肉少，可是是自己挣的，是自己包的，最好吃！”

这个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年轻的时候，他不爱过节。每逢过节，早早地吃了饭，上床睡觉，还用被子把头蒙上，隐隐约约地在别人的鞭炮声中回忆自己童年的苦境。

到他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他很张罗过节，要吃那自己包的最好吃的饺子，要做最有传统的“芥末墩儿”和“豆儿酱”，还要把没有家的单身汉都请来共享。所有这一切，后来都成了规矩。大年初二，无数的老朋友相约而来，点着名地要“芥末墩儿”，父亲把手一挥，“味儿很冲！管够！”

在母亲制作“芥末墩儿”的同时，父亲自己躲在小屋里，动脑筋自编谜语！年饭一吃完，父亲就从自己的房子里抱着一摞写好的长条纸走出来，把它们都挂起来，让大家猜。由于这些谜语都是“土造的”，大家的情绪加倍地高涨。

父亲的自编谜语挺容易猜，可是总带着一股父亲的幽默，特别地可乐。

“杨八郎”——“多哥”；

“盼冬天”——“希腊”；

“今天”——“日本”；

“丰收”——“喀麦隆”……

这大概又是一种“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

父亲像他的母亲一样，一辈子没有节假日，不管是逆境，还是顺境，他都坚持写作，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不止一位在他身旁呆过的朋友对他的勤奋表示敬佩。许多人回顾往事，觉得自己虚度了年华。而父亲，不管在多有诱惑力的环境下或者在多么困难的环境下，都能强迫自己坐在小桌前，写，写，写；写不出，硬写，必有所获，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十成不能则五成，五成不能则一成半成，灰心则半成皆无，生命断矣！”

父亲的这种细水长流办法，在太平年月，倒是不难办到，可是，到了身心都不舒服的时候，就成了一种苦刑。父亲的许多著作，便是在近乎拼命状态下完成的。

▲1952年写作照。

《猫城记》、《离婚》、《牛天赐传》都是在暑假里写的，那本是应该休息的时候。济南是个热地，写《牛天赐传》时又碰上奇热，整日昏昏忽忽，半醒半睡，左手挥扇与打苍蝇，右手握笔疾写，汗顺着指背流到纸上。父亲承认：这不是写书，是玩命！写长诗《剑北篇》时，由于每行要押韵，每天只得一二十行，非常费力，但他坚持写下去，发誓：“一年半载就一年半载，我跟它拼了！”写《四世同堂》时，打摆子，贫血，头昏，又没钱买补药，心中烦躁得要狂喊几声，几乎每天都在“我完了！”这种绝望中挣扎，但只要能从床上爬起来，他就非写不可，硬是坚持了五年，完成了近百万字，送给了抗战文学一个很大的纪念品。

父亲爱用“牛”形容自己，他的勤快使他成为“文牛”。

“文牛”——一个多么令人肃然起敬而又能给人以启迪的名字啊！

17.给人温暖

父亲的性格很复杂，似乎充满了矛盾，绝非一两句话能概括。

他本质上很严肃，很认真；但一张嘴，笑话连篇，让人笑得闭不上嘴。

他的作品诙谐、幽默、嘻嘻哈哈，非常俏皮；可是悲剧多，尽是忧国忧民的主题，到头来，是一腔伤心泪。

人多的时候，谈笑风生；客人一走，一句话也没有，终日是沉默的，非常喜欢清静。

他很和气，没有架子；可是，很有脾气，他不想干的，说什么也不干，他瞧不上眼的人，绝不多说一句话。

他十年住在国外，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但是，在生活方式上却是个彻头彻尾的老北京人。

他谦虚极了，从来不说自己的作品好，要说就永远说失败的地方和不足的地方；但是他很“狂”，从来不知满足，什么文体都敢招呼，老搞新试验，老别出心裁，老有发明。

他主张杀人，对军阀恶霸、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恨之入骨；可是，他对朋友，包括对有很严重毛病的朋友，非常地宽厚，心眼儿特别仁慈。

文学界有几个很厉害的人，总是锋芒毕露，谁都敢批，胡风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胡风先生在晚年说过一句话：“我没骂过老舍！”看来，这很难得，不论是对胡风，还是对父亲。

父亲在胡风的危难之际帮过他的忙。胡风在武汉时是靠卖文、搞翻译、编《七月》杂志为生的。武汉撤退，杂志停刊，胡风一家老小的生活来源便成了问题。胡风曾向父亲求援，要求帮他找一件事做。父亲求到搬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伍蠡甫教授，请他聘胡风到复旦去任教，教“创作论”和“日语精读”。当胡风经宜都、宜昌、万县抵达重庆的第二天，父亲便将聘书和课程表亲手交给了胡风，救了他的急，使他得以在重庆立足。

▲1950年9月，老舍与胡风在会议中。

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中，父亲任总务部主任，胡风任研究部主任，两个人合作得很好，结下了很深的友谊。到50年代初胡风受批判的时候，父亲常把胡风拉到家里来，劝说，开导他。1965年胡风被判刑，第二年实行监外执行，但必须到四川成都去落户，胡风大悲，在离京前写了四封信，表示告别，这四位收信人是徐冰、乔冠华、陈家康和老舍。父亲可能是文艺界中惟一的收信人，足见他们之间友谊之笃厚，不同一般。所有这些，大概就是那“我没骂过老舍”的来由。

父亲营救过不少位被国民党逮捕的进步文人。现在知道的有冯雪峰、骆宾基、丰村、魏猛克、方殷等人。

作家魏猛克和诗人方殷是1940年5月在重庆机场被特务逮捕的，幸亏送行的诗人臧云远没有暴露，赶快赶回重庆向父亲报告。当晚文艺界正好有一个集会，原定有方殷朗诵，会前老舍正在到处找：“方殷哪儿去啦？”臧云远赶到，向父亲详细诉说了机场上发生的事件。第二天父亲到巴县中学求见冯玉祥将军，冯派参谋赵力钧去刘峙的卫戍司令部，搞清了秘密关押地点，正式向国民党要人。魏方两人得以释放。

1982年3月在济南举行的第一届老舍学术讨论会上，老作家骆宾基送来了一篇文章，说他直到写文章的前不久才知道四十多年前营救他出狱的，原来竟有老舍先生。骆宾基曾任北京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不论是会上会下，有许多机会和父亲接触，可是从未由父亲嘴里听说过这件事。直到他在报刊上看见于志恭写的一篇文章，才恍然大悟。使他感慨的已经不是父亲帮忙营救了他，而是父亲回避这件事，不想利用这件事，极力避免朋友之间可能出现的感恩色彩。他是全心全意在帮助朋友，不居功自傲，不求报恩，也不愿意事后给朋友以任何的心理负担。骆宾基先生在文章中写道：“这里，我要向大家介绍的是属于一个作家心灵的点滴之一……在不布私惠上，是他平凡当中的不平凡之处。”

50年代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父亲差不多都参加了，对有的运动他很积极，他曾到天桥去参加过斗争恶霸的大会，回来以后，写过一篇散文。那些受欺辱的妇女和老人的控诉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为镇压这些十恶不赦的恶霸叫好。对另一些政治运动，他虽参加了，但不太积极；显然有自己的看法，譬如对批判电影《武训传》。有一位从武训家乡来的文化工作者叫李士剑，在一次批判会之后，很内疚地找到父亲，告诉他：“今天的会我没有发言！”李士剑看见父亲坐在主席台上，以为父亲会责怪他不积极发言。哪知，父亲脱口而出的是：“好！没发言好！”

父亲和作家、翻译家赵少侯是老朋友，早在30年代他们就合作过，一起合著过一部叫《天书代存》的长篇小说，是《牛天赐传》的续集。父亲还向赵少侯学过一点法文。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赵少侯也被冲击。有一次在文联大楼里开会，父亲坐在主席台上，赵少侯坐在大厅里，他找了最后一排的一个偏座，不想让大家看见。散会之后，大家往外走，只见父亲下了主席台，径直走到赵少侯旁边，当着众人的面，站下来，并不看赵少侯，扬着头，眼睛看着前方，双手拄着手杖，慢慢地说：“少侯啊，听说‘白魁’刚开张，尝尝去！”“白魁”是东四的一家老字号小饭馆，很会做几样独特的风味菜。父亲的意思很清楚：咱们还是朋友！

石挥是中国最有才华的话剧和电影演员之一，他改编并自导自演过父亲的著名小说《我这一辈子》，和父亲也是多年的好友。他爱模仿父亲，学他打拳，学他走路，学他说话和抽烟的姿势，并常常用在自己的表演里。可惜的是，1957年石挥也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被打成“右派”，以后便由舞台和银幕上消失。有一次，父亲突然听说：石挥由上海到了北京，躲在一个什么小旅馆里，不愿见人。他立刻把市文联的秘书长请来，让他千方百计要把石挥找到，然后去订一桌丰盛的酒席，邀请他赴宴。秘书长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石挥找到，向他说明了来意。石挥不肯答应。最后，秘书长只好摊牌，说这是老舍先生布置的。石挥欣然从命，跟着上了车。先到父亲家，父亲根本不提那些政治运动方面的事，让他看花，看画，看猫，说了好多笑话。石挥的情绪一下子就上来了，痛痛快快地听父亲的安排，到出门上饭馆的时候，已经又开始情不自禁地学父亲了。只见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亦步亦趋，走得一模一样，引得过路人都停下来，抿着嘴笑。

父亲是吴祖光和新凤霞的大媒。吴、新结婚那天，父亲以女方家长身份当了主婚人。1957年之后，吴祖光下放到北大荒去劳动改造，新凤霞也受了牵连。一天，父亲碰见了新凤霞，知道她处境很困难，便把她叫过来，悄悄地问：“给祖光写信了吗？”凤霞说：“没有。”老舍说：“不行不行！一定要写！每天写！一天一封！”凤霞听了不好意思地说：“好多字不会写。”父亲说：“正好让他给你改嘛！”

吴祖光由北大荒回到北京之后，一次在王府井街上偶然和父亲相遇。父亲把他叫住，拉着手问：“什么时候回来的？为什么不来看我？”硬拉着祖光回了家。两个人谈了一会儿，父亲从自己屋里取出一个画轴要祖光看。原来这张画本是吴祖光的藏画，是齐白石大师画的一幅白玉兰花。在祖光去东北劳动的时候，新凤霞生活窘迫，又以为不会再有机会在家里张挂这些字画了，便一赌气，把祖光的字画全部变卖了，其中就有这张画。可巧，父亲在荣宝斋观画，店员拿出齐老人的那张白玉兰要父亲鉴赏，父亲很喜爱，便买了下来。到家仔细一看，发现画轴后面有题字，原来是吴祖光的藏画。父亲指着这张画对祖光说：“这是你的画，我把它买下了，留着等你回来再还给你。”

祖光语塞，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父亲又说：“我很对不起你，我没能把你所有的画都买回来！”

祖光的泪落了下来。

祖光请父亲在画上写几个字，以资纪念。父亲提笔在绫圈上写下：“物归原主矣老舍”。

这张奇妙的画后来不知怎么样居然躲过了“文革”的大浩劫，一直保留了下来，只是父亲在绫圈上题的字已被损坏。画本身经过裱画师刘金涛的处理，整旧如新，高挂在吴、新夫妇的客厅里。每当有人问起，主人都会含着泪把上面的故事诉说一遍。新凤霞的结论是：“老舍先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1964年父亲应陈登科的邀请到黄山旅游。此时，正值阳翰笙同志被批判。他写的《北国江南》正被围剿得一塌糊涂。父亲和阳翰笙不仅是老朋友，而且长期共事，父亲总是亲切地叫“欧阳老”、“老领导”。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阳翰笙就受周恩来之命前来对“文协”进行领导；解放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欧阳老一直担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父亲对阳翰笙始终很尊重，私交甚密。父亲在黄山上接二连三地给阳翰笙写很长很长的信，亲切地说：“我很好，你也要多加保重！”父亲向他描述自己到了哪里，有什么见闻，依然是一句话不提那狂风暴雨般的批判。阳翰笙完全明白父亲的用意。当时阳翰笙完全被孤立起来，没有什么人敢理他。父亲的长信对他来说是何等地宽慰，何等地难得，何等地珍贵！在父亲的“我很好，你也要多加保重”的温和的话后面，有着多少人间的说不尽的温暖啊。

18.收藏小珍宝

远在父亲自己收藏小珍宝之前，在他笔下已出现过好几位以收藏小珍宝为乐趣的角色。他把他们的脾气秉性描写得活灵活现。看来，他一定是有几位热衷于此道的好朋友，他把他们琢磨透了。

在一篇叫《恋》的短篇小说里，他是这么开场的：

▲写作休息时欣赏陶俑。

“在成都的西龙王街，北平的琉璃厂与早市夜市，济南的布政司街，我们都常常可以看到两种人。第一种是规规矩矩，谨谨慎慎，与常人无异的；他们假若有一点异于常人的地方，就是他们喜欢收藏字画，铜器，或图章什么的。这点嗜好正像爱花、爱狗或爱蟋蟀那样的，不足为奇。以职业而言，他们也许是公务人员，也许是中学教员。有时候，我们也看见律师或医生，在闲暇的时候去搜捡一些小小的珍宝。这些人大致都有点学识。他们的学识使他们能规规矩矩的挣饭吃。他们有的挣的钱多，有的挣的钱少，但他们都是手中一有了余钱，便花费在使他们心中喜悦而又增加一些风雅的东西上。有时候，他们也不惜借几块钱，或当两件衣服，好使那爱不释手的玩意儿能印上自己的图章，假若那是件可以印上图章的物件。

第二种人便不是这样了。他们收藏，可也贩卖。他们看着似乎风雅，可是心中却与商人没什么差别。他们的收藏差不多等于囤积。

现在我们要介绍的庄亦雅先生是属于第一种的。”

庄亦雅，在《恋》里，后来成了汉奸，就因为不愿意交出一张石谿的真迹。小说的结尾是一句话：

“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

这显然是一个不好的典型——玩物丧志。

也有好的典型，比如《四世同堂》里的钱诗人和他的太太，还有《骆驼祥子》里的曹先生。他们也是“恋什么就死在什么上”的一类人，死到临头了，大祸临头了，还惦记着那几件宝贝画，抱着一起逃命或者干脆放入棺材，和自己一块儿“死”，很有一副中国士大夫“宁要玉碎，不要瓦全”的气概。爱得真深！

父亲本人收藏小珍宝起步很晚，是他五十岁以后的事情。

不过，父亲收藏小珍宝很有个性。收与不收，全凭自己的喜好，并不管它们的文物价值。自己看着顺眼，喜欢它，就买下来；也许上面有裂纹，或者残缺了一角，很不值钱。对这种有毛病的东西，除非很古老，文物专家们是不屑一顾的。父亲全不去管，他以一个艺术家的眼光去看待它们。“瞧！这一笔红釉子，多自然，多好看！”冲这笔红釉子，他就买下了那个瓷盘。而古董商们和行家们却绝不是这样。他们看一个古瓷盘，先翻过来看看盘底的标记，是万历年间，还是康熙年间，其次，看看是否有残缺，然后才点头，或者摇头，说这个“值”或者“不值”。

父亲的老朋友，著名的文学家和文物家郑振铎先生有一回仔细地看了父亲陈列在自己客厅里的小摆饰：青花瓷碗，陶俑，变窑瓶等等，一边看一边摇头，最后，轻轻地说了一句：“全该扔。”父亲不为所动，他也轻轻地回答了一句：“我看着舒服。”两个人对笑了半天。

父亲也爱往可以盖图章的物件上打自己的图章，像《恋》里说的那样。不过，他毕竟是老舍，又自有他的一套办法。

一次，父亲得到一把清末团扇，绢质，一面是山水画，另一面是规规矩矩的小楷。父亲让裱画师傅把它拆开，装裱成镜心，山水画在上，小楷字在下，四周拉了好大的绫圈，可以放入镜框，挂在墙上。父亲在白绫圈上用毛笔工整地写了四句批语，一个角上一句，很对称，每句批语下都署名盖印，阴文阳文交错。山水画右侧的批语是：

“树围茅屋外花落雨声中姜氏用此等俗句题画不若无题老舍于北京”下盖“老舍”阳文长方印。

山水画的左侧批语是：

“姜筠氏作画未脱俗冗然自热闹1958年樱桃红时舍”下盖“老舍”阴文小方印。

在下方的团扇小楷字的右侧的批语是：

“小字工力甚深惜未脱俗舍阅”下盖“舒”阴文方印。

小楷左侧的批语是：

“颂庭不知为谁益清末人有林纾所画扇面证之舍”下盖“老舍”阳文方印。

本来不很起眼的一幅扇面，这么一表，一评，一注，立刻成了一件非常出色的艺术品！他的批语布局好，内容好，装潢好，很耐看。对照着山水画和小楷字看批语，足够让人观赏好一阵子，如果光是那团扇，绝无此等吸引力。

这就是老舍式的加盖图章，这岂止是些图章啊！

父亲很注意收集文人们留下的东西，前面批语中提到林纾的画就是一例。

父亲藏有一块砚台，不大，长十四厘米，宽九厘米，厚两厘米半，前方有两厘米长的坡形水池，四周有小边，如此而已；可是，装砚台的盒子相当讲究，有底，有盖，红木，盖上镶嵌着一只玉螃蟹，有乒乓球那么大。看这盒子就知道砚台一定有点来头。果然，在砚台的左侧立面上有七个篆字：

“笠翁李书画砚”

李渔，号笠翁，是清初的大戏剧家、理论家，著有《风筝误》、《蜃中楼》、《玉搔头》等十部戏，写了戏剧理论《闲情偶寄》，还有短篇小说集《十二楼》。

国内外有不少专家研究李渔，可是，谁也没有发现过李渔用的任何一件实物，大家苦苦搜索，一无所获。

父亲所藏李渔书画砚是怎么来的，已不可考，只知道是1949年以后收藏的。父亲生前也未出示过，所知者甚少。父亲去世后此砚被抄走，后来，又归还，在抄和还的过程中都未引起注意。近二年，吴晓铃教授在老舍故居看见了它，惊呼：“这是惟一的！”并说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李渔的专家韩南教授极想一览其风采，着急着要作拓片呢。

▲1943年送给冯纪法的一幅扇面。

中国的折扇是个妙物：正面能画，反面能写，集画、诗、书法、篆刻于一体。扇骨也自有许多讲究，材料各异不用说，还是雕刻艺术家们大显身手的好对象。父亲喜欢扇子，除了它的实用价值之外，显然，他看中了它的丰富多彩的艺术容纳量。

父亲有许多把折扇。挑选折扇随身携带是他的习惯。折扇对父亲，很像手镯耳环钱包等等装饰品之对于现代女性。夏季举行的大型会议往往是父亲最合适的时机，他可以频繁地展览他的扇子。他上午带一把，中午回家吃饭再换一把，下午开会时，扇子变了样。天天如此，绝不重样。同伴们大惊，争着把欣赏父亲带去的折扇当成每天的功课。扇子在同伴们手里传递，父亲心里得意非凡，忍不住发出邀请：“散了会，到家里去看！”

▲1958年7月10日老舍（左2）与梅兰芳（左1）、前苏联戏剧家彼得罗夫（左3）在《茶馆》演出后同演员交谈。

家里有一大堆扇子。

梅兰芳的琴师许兰沅有一次赠给父亲一把梅先生画的扇子。许先生说这把扇子有着非同一般的经历，很有纪念意义。原来，梅先生演《晴雯撕扇》时，必在上台之前，亲笔精心画一张扇面，装上扇骨，带到台上去表演，然后当场撕掉。演一次，画一次，撕一次，成了规律。许先生后来索性等散了戏偷偷地把撕掉的扇子捡回来，请裱画师想办法粘好。送给父亲的那把就是这么捡回来的。父亲大为感动。他为许先生的细心和体贴入微而感动，他更为梅先生在艺术上的一丝不苟而赞叹不已。父亲多次向朋友们出示这把扇子，当然，还要动情地讲述梅先生画扇面的故事。后来，父亲还不止一次地在演讲里引用这个例子，他高度评价梅先生的认真、勤奋，以为是所有从事艺术工作的人的楷模。

从此之后，父亲又多了一个特殊的爱好——专门收集名伶们画的扇面。他发现了一个规律：大多数名伶都会画画，有的还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清末民初京戏舞台上涌现过一大批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家，他们的表演把京戏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的名气极大；然而，知道他们之中多数都能画一手好画的却非常之少，他们遗留下来的作品也很难找到。这个矛盾使父亲很兴奋，如果能收集一套名伶们的扇面，岂不有绝大的文物价值？这完全是一个新的系列！

四大名旦——梅、程、尚、荀四位先生——都会画，都活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且都成了父亲的好朋友。可是，父亲并不向他们求画，他自己去收集，费很大的劲去讨换，这是乐趣！然后，出其不意，向表演大师本人出示这些作品，看着他们惊讶的样子，父亲那份得意就甭提了。而且，就因为这个，他们之间的友谊，突然地又加深了好多。

经过十几年的辛勤收集，父亲居然收藏了一百多位名伶的扇子，其中有王瑶卿、汪桂芬、陈德霖、奚啸伯、裘盛戎、叶盛兰、钱金福、姜妙香、俞振飞，侯喜瑞、李桂春、金仲仁、韩世昌、红豆馆主等位，足够开一个名伶扇画展。父亲晚年的一大爱好便是请他的文学朋友们来家中观看这些扇子；作家朋友们也把这种参观当成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

“文革”期间，父亲去世之后，这批扇子被全部抄走，不过，抄家者从字画商人的角度出发完全低估了这批文物的特殊价值，他们只在清单上笼统地写了一句话：“扇一捆，163把”，这么一来，父亲的名伶扇画便永远地失散了，再也无法找回来，成为一大憾事。

父亲的用心良苦，可是他并没有白费力气，他的收藏证明了一个道理：艺术是相通的。

19.剖析自己

父亲真诚，因为他常常剖析自己。

他不大爱写序，也不大爱写后记，顶多写上几十个字，说说版本方面的事情或者书名的缘起。他以为：该写的小说里都有了，不必再作解释；说多了，大有老王卖瓜的嫌疑。

很少看见他夸奖自己的作品。

相反，绝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批评自己，承认自己的失败或者低能。

老舍研究者们常常被父亲这种谦卑弄得误入歧途。他们有一句口头禅：“老舍喜欢自己打倒自己，千万小心，不可全听他的！”这自然是一句笑谈，但足以说明父亲对自己是相当苛刻和严厉的。

作品发表之后，停一段时间，听听评论界和读者的反应，然后，父亲便开始动笔写“我怎样写”这类的自我解剖的文章，几乎成了规律。把这类文章草草汇集一下，便是一本书——《老牛破车》。

老牛破车，瞧这名字，带着十足的老舍味儿，倒正是他的风格的典型写照。他说：“谦虚是不必要的，但好吹也总得算个毛病。那末，咱们还是老牛破车吧。”

从《我怎样写〈老张的哲学〉》开始，大致全是这种调调：

“我初写小说，只为写着玩玩，并不懂何为技巧，哪叫控制。我信口开河，抓住一点，死不放手，夸大了还夸大，而且津津自喜，以为自己的笔下跳脱畅肆。讨厌？当然的。”

说完了这段，父亲还感叹了一段，又足以使人对他肃然起敬，知道在他的幽默后面确有令人深思的东西。这后一段是：“写作是多么难的事呢，我只能说我还在练习；过勿惮改，或者能有些进益；拍着胸膛说，‘我这是杰作呀！’我永远不敢，连想一想也不敢。‘努力’不过足以使自己少红两次脸而已。”

在英国有人写信问他，好不好翻译《老张的哲学》，他一口回拒，不可以。足见他是认真的。

到了《赵子曰》，父亲承认在结构上比《老张的哲学》紧凑了许多，但“往坏里说呢，‘老张’所有的讨厌，‘老赵’一点也没减少”。说到它的幽默，父亲说：“只有些可笑的体态，像些滑稽舞。小学生看了能跳着脚笑，……真正的幽默确不是这样，现在我知道了，虽然还是眼高手低。”

对《猫城记》，父亲很干脆，承认是个“失败的作品”。不可否认，除了外部原因之外，作者的这个自白对后来公正地评价这部争议极大的书也确实增加了许多困难。

《离婚》是父亲自己最满意的作品，即或如此，父亲谈到《离婚》也只是很有分寸地说：“《离婚》有了技巧，有了控制；伟大，还差得远呢！文艺真不是容易作的东西。我说这个，一半是恨自己的藐小，一半也是自励。”

写完《牛天赐传》，父亲在日记里写道：“《牛天赐传》写完，匆匆赶出，无一是处！”

《骆驼祥子》是父亲的代表作，但父亲说得很客观：因为全心贯注，所以从“笔尖上便能滴出血与泪来”；又因为酝酿得相当长久，材料收集得也多，落笔便准确，没有什么敷衍的地方；它的语言是活的；自然也有许多缺点，特别是收尾收得太慌了一点。

对于第一个剧本《残雾》，父亲说得顶可乐：《残雾》，只写了半个月。不会煮饭的人能煮得很快，因为饭没有熟就捞出来了。

对《火葬》，父亲说：“要是搁在抗战前，我一定会请它到字纸篓中去的。”他说：“我晓得，我应当写自己的确知道的人和事。但是，我不能因此而便把抗战放在一旁，而只写我知道的猫儿狗儿。失败，我不怕。什么比战争更大呢？”

对长诗《剑北篇》父亲承认：“我上了句句用韵的当，受这么大的罪，而还落个劳而无功啊！”

提到短篇小说，父亲认为短篇比长篇难写，而且并非自己之所长。“我的第一部短篇集《赶集》，所收集的多是笑话和速写，称之曰小说，实太勉强。”“继《赶集》而起的短集有《樱海集》与《蛤藻集》。两集中各有一篇稍像样子的，但多数还是滥竽充数。”“抗战后我写的小说很少，短篇只有《火车集》与《贫血集》，都不好。”

1944年是父亲从事写作的第二十年。他用两句话概括了这二十年：

“在量上，我只写了二十多本书；

在质上，连一篇好东西也没有。”

很少见到有这么不重视自己的产品的作家！

他对自己实在是太不留情了。

他甚至会这样说：

“《面子问题》分量太轻，压不住台。《张自忠》、《大地龙蛇》与《归去来兮》全坏得出奇。”

父亲剖析自己的作风一直保持到他的晚年，依然是写一部作品，写一篇得失谈，包括对《方珍珠》和《龙须沟》这样的大型话剧。在《谈〈方珍珠〉剧本》中他的头一句话是：

“《方珍珠》剧本有好处，也有缺点。在这里，我愿说出它的好处和缺点何在，和为什么好，为什么坏。”

《〈龙须沟〉写作经过》一文的开头更是十分坦率：

▲1962年3月3日—26日，老舍到广州出席文化部、中国戏剧家协会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和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会后老舍（右4）与会议代表合影。

“在我的二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中，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

《我怎么写〈春华秋实〉》是同类文章中最长的一篇，道理很简单，因为《春华秋实》大删大改了十遍！对父亲来说，这是空前的纪录。这次，父亲冒的风险比《龙须沟》还大，他明明知道：运动结束了，他才能对这么复杂的一个运动有全面的了解；可是，他不愿意放弃趁热打铁的好机会。创作需要热情。在运动中间写运动，热情必高于事过境迁的时候。父亲珍惜这股热情，虽然，他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这正是父亲的可贵和可爱之处。

父亲的谦虚，越到晚年越感人。大家越表扬他，越夸奖他，他越是看到自己的不足。在1962年举行的广州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上，父亲作了一个精彩的发言，这个发言被大会指定为会议的主要报告之一，是专门介绍他的戏剧创作经验的。父亲一上来，先说了三个“没有”：

一、没有上过大学，文化水平不高，对经典文学没有作过系统的钻研；

二、没有诗才，既没有写成惊人的诗歌，也没有生产过出色的鼓词；

三、没有写出过出色的小说。

可是，偏偏是这个以“三个没有”作为开场白的发言，被与会者公认为是最有实际内容，最有指导意义和最有借鉴作用的报告。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陈毅老总尊称父亲为“国宝”和“语言大师”。他的话剧《全家福》被安排为会议的四个观摩剧目之一。他的那个精彩发言经过戏剧工作者的一致推荐，作为惟一公开发表的会议文件，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刊载，占了整整一版，成为概括老舍语言的主要特点的传世之作。

父亲的谦虚使他有许多奇特的想法和做法，归纳起来，大致是：他不写自传；他不出《文集》；他不出杂文集；他从不收集自己发表的作品；他不注意保留手稿；他不保留书信；对已发表的作品他不愿再作修改。归结到一点：他似乎很轻视自己，并不认为自己笔下流出的都是真金，一点一滴都值得收集起来。不，他显然不是这么想的，可是这么一来，老舍作品的收集整理工作对后人来说就成了一件极其艰难复杂的工作了。父亲去世二十年后，他的佚文还是时有发现，常常引起编辑们、研究者们和老舍读者们一阵阵由衷的欢呼。

但是，父亲也绝不是一个自暴自弃的人，他时时剖析自己，正说明他是顽强的和有追求的。他要不断地完善自己。他爱写一些关于写作经验方面的文章，特别是在语言技巧上，很愿意和年轻的作家们分享他的经验。他知道，在这方面，他是有资本的。他的许多见解实用价值极大。

父亲从不掩饰他的优点。他为有这些优点而自傲。

他很勤劳，不知道偷懒，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写作，从没有节假日。他是“写家”。

他很认真，脚踏实地，最讨厌夸夸其谈。

他不知道满足，十八般武器，样样都想掌握，最少墨守成规。

他很能忍耐，知道用一半恨，一半笑地去看世界。刚强使他骂世，义气使他富有同情心。

不无奇怪的是，父亲的许多写作经验，父亲的许多带有经典性的见解，恰恰都是从他的这些固有的优点中派生出来的。

父亲剖析自己，不论指出的是缺点还是优点，都能意想不到地对别人发生好多奇妙的作用。这只能说明一个问题：父亲是用他的人格在写作。

父亲说：“要作一个写家，须先作一个‘人’。盖自己不崇高宏大，何以能体会世上最善最美的事？何以心明如镜，鉴别善恶？有了真人，而后才有至文，文艺并非文字把戏也。”

父亲的谦虚，使他成为一位真人，成为一位既有可爱的、幽默的性格，同时又有伟大成就的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