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有人出的巷子去

王　选

女人花

有人出巷子，去看花。顺手牵着孩子，孩子牵着风筝，风筝牵着一溜风。

河边上的花一场一场地开。迎春、蜡梅、桃花、玉兰，带着寒意，静静开，多是素净的颜色，不喧不闹。接着是丁香、海棠、樱花、连翘，紫的、白的、粉的、黄的，一股脑全开了，嘟噜着嘴，像赌气。

花是年年会开的，节气一到，不催，也就开了。坐巷子口的那个人，不去河边，依然也看清了花开花谢。她守着小烟摊，挣点儿零花钱。有好多年了，她都在那里坐着，满脸灰尘，那么旧。生意寡淡，她倚在小木柜上，一抬眼皮，目光过马路，就是河堤，杂花生树，草长得蓬勃，莺却没有，叽叽喳喳的麻雀倒是不少。再抬眼，过湖面，就是刷过新漆的楼，挤成一堆，玻璃明亮，反射着太阳光。楼是看的，买不起。

守摊的女人，有时不出门，丈夫替她一阵，或者城管赶，她就不去摆了。女人端着碗，蹲在台阶上吃饭，碗里泼了辣椒油，一汪鲜红。女人吸溜着面条，看着台阶上的两盆花。一盆仙人掌、一盆令箭，都齐膝高了。也不知这花养了多久，看着也有些年头了。

南城根冷，没冻死，也算命牢。冬天花是藏屋里的，清明前后，气温稳了，她才抱出来。

抱出来放什么地方，女人为难了很久。放窗台，晒不上太阳，放地上，怕院子的狗一尾巴扫断。最后还是放在了靠紧护栏的台阶上。

女人爱花，名贵的养不起，就养了些便宜的，后来大多都陆续死了，就剩两盆，她也再懒得重新做务了。房子狭小，何况是租的，养多了也是占地方。但活着的两盆她是怜惜的。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很多年没回来了，丈夫话少，只会蒙头干活儿。无聊时，她便看会花，解解闷。

女人端着碗，朝背后的房东说，等六月里我把令箭给你分几枝，你养。

房东用鸡毛掸子，掸老梨木桌上的灰，听到话，把头伸出窗户，说，狗前几天把几个花盆撞到院子，全打碎了。

门口蹲着房东的外孙女，三岁左右，圆圆的，像气球。孩子把门帘卷在身上，不停地打转，手里捏一束塑料花。房东不到五十岁，但看着有些老了，眼角的鱼尾纹堆了几层，头发灰白。她还在低声咒骂着该死的狗，瞎了眼打碎了花盆，她发誓要找个时间把狗宰了炖一锅狗肉。其实她经常发誓，但从没给狗提过一次刀子，甚至连狗毛也没碰过一指头。她嘴里骂狗，其实在骂人。养个你能干啥，除了害人，这二十年你干过啥好事，养个狗还有个狗样子，还知道叫几声，你呢？房东骂着骂着，眼眶红了，眼角的鱼尾纹，开始摆动。

房东是有心事的。三年前，正上高中的独生女儿，跟一个混社会的年轻人好上了。女儿长得苗条、秀气，自小听话懂事，学习也好，原本可以考个大学。高三后半学期，不知哪根筋乱了，偷偷跟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钻一起，开始逃学、上网、喝酒、约会，当初的清纯一扫而光，完全变成一个风尘女子了。那时，她十九岁。

后来，巷子里有人看见她女儿跟那个男人在一片蔷薇花下抱着亲嘴。看见的人，把话传到她耳朵。可那时，已经迟了。女儿怀孕了。去医院检查，都四个多月了，不能流，只好生下来。那个年轻人刚开始还口口声声说一切他负责，恼怒之下的房东照嘴一巴掌，骂了句，你负责个屁。也就那一巴掌，把他扇跑了，从此再没有出现过。

后来孩子生下了，留给了她，女儿到外地打工去了，一年回来一两次。巷子的人，多多少少都知道这事，虽不明着提，但背后还是议论。从那以后，房东的头上压了一块砖，也就很少出门了。

鸡毛掸子刚放床上，门口的外孙女把门帘扯断了，摔倒在地上，塑料花戳在腮上，疼得哭了起来。

房东跑出去，抱起孩子哄，孩子依旧哭。住隔壁的姑娘走过来，蹲下去，给孩子喂了一颗糖，哭声才止了。

隔壁的姑娘是租房的，二十多岁的模样。给孩子喂完糖，替她擦了眼泪，领到她房子玩去了。房东说，跟这个姑姑玩去，我洗衣裳。孩子乖乖走了，浓密的眼睫毛上挑着泪珠。孩子进屋，姑娘塞给她一只毛绒玩具，让她抱着。姑娘蹲在地上，移栽着一盆吊兰，吊兰是新买的，叶子泛着细微的绿光。

姑娘栽着，孩子看着。没有人说话。

姑娘是去年腊月租进来的，没有人知道她是干什么的。她从租进房子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关进了屋子，不上班，不玩耍，不说话，除了买吃的，她整天不出门。整个冬天，满院的人，几乎忘了三楼还住着一个女人。过年，她也没有回家，依旧睡在那间常拉着窗帘的黑屋子里。她把自己藏着，严严实实藏着，像害怕自己被自己发现一样。

当人们怀疑她发霉时，偶尔天晴，她洗过头，会推开窗户，站在窗口，让风吹湿漉漉的头发。她的脸白得像河边的梨花，失血，疲惫，似乎风一吹，就掉下来了。偶尔下雨天，屋子会发出湿湿的哭声，轻轻地，像从雨珠里抽出的一根丝。

她是那么神秘，没有人知道她的前世今生。

直到最近，她突然出现在了院子里，她买菜做饭，她洗衣晒被，她偶尔还会哼几句歌，跟院子的人微笑点头，打个招呼。她还跑到花鸟市场买了几盆花，摆在了屋子，还把屋里也精心收拾了一番，贴了壁纸，换了窗帘。

河边的花，依旧一场一场开着，海棠谢了，樱花落了，马莲、梧桐和紫薇次第开了。有人出巷子，去看花。三楼的姑娘，吐着酒气，两腮微红，脚步有些乱。她借着下午的阳光，牵着孩子，孩子牵着风筝，风筝牵着一溜风。她们一起去看花了。

那时月光

大寒，没有雪，整个冬天都没有几场雪。不比以前，大雪下几昼夜，天地苍茫，冰冻三尺。或许世道变了，天也变了。

过了大寒，就该打春了。那个南城根的老人终究没有活过这个冬天，悄悄然，死了。

很多老人都熬不过一个冬天，像迈不过一道坎，死了。

我是在一个夜色四合的傍晚回到南城根的。南城根依旧，小巷幽深，天光昏暗，破损的路面，飘浮着黑掉的人。当我钻进巷子时，看到了巷口，一个花圈背着水泥墙，定定站着。没有风，一动不动。一个人死了，用五颜六色的纸片，似乎跟人们打着最后的招呼，告诉那些人，他走了，不要惦记了。

岔巷里，站着更多的花圈，两根瘦腿吃力地立着，举着花花绿绿的脑袋，两溜子。岔口正对的大门开着，门口一个铁盆，插着一炉香，香断断续续燃着，青烟似有似无。铁盆边奠着一杯冷茶水，落着几张冥票的灰烬，像黑蝴蝶，铺开翅膀，静静睡着了。院子里人来来往往，显得杂乱，红漆铁门半敞，遮住了半边院子。有人挂灯，有人铺纸，有人忙着借桌椅麻将，好像人们在准备一场晚会——其实，是一个人死了。白纸黑字对联贴上了，子女亲戚告知了，海蓝色绸缎老衣上身了。一切妥帖，没有累赘。似乎人们早已为一个人的死亡做好了准备，只等他咽气，就像冬天南城根的小院，都扫过了，只等着，来盛接一场雪的尸体。

没有哭声。夜深了，腊月的寒气，流浪汉一样，四处游走。满月，冷冷的，但月色灿烂，照在南城根的房顶，照在一方塞满悲伤的院落，照在一个人停止走动的脉搏上，照在去另外一个世界的草木路上，路冷冷的，月色冷冷的。

还是没有哭声，或许哭泣已不时兴，或许人们已泣不成声。月亮也不知道哭了没？

只有偶尔传来的麻将声，噼里啪啦，拍打着干硬的夜空。坐夜的人，围火取暖。有人添煤，有人抿一口白酒，有人烧香，有人眯着眼摸起了一张白板，和了。今夜，他们不回家去，他们坐着，陪这个不再说话、摸牌的人坐坐，一辈子，就陪这最后一次。下来，就是天道轮回，就是来生了，何况有没有来生，谁知道。就安下心陪这一夜，一个人，终究要陪着别人一个个离开，去很远的地方，然后，再让另外的人陪着自己离开。像灵堂的蜡烛，照亮那人生远去的最后一截路。

南城根静悄悄的，跟所有冬天的夜晚一样，寂静得可以听见白月光照在事物上的细微声。一个人离开南城根了，很多人都离开了南城根。他们合上翅膀，闭上眼睛，把卑微的一生收敛回来，让活着的人，独自活着。

我去找老贾，老贾坐在黑屋子，六十岁的老贾，说起了那个人的生和死。老贾说那个死了的人今年五十八，老贾说他们自小在南城根长大，老贾说他后来去了靖远煤矿，退休了回来了，老贾说他就一个姑娘，他一死一院房全是姑娘的了……老贾摸出了旱烟，捏一撮，摁进烟嘴，点火，皱着一张脸，吸了起来，那么拼命地吸，吸得老脸皱成一疙瘩。老贾说，五十八，死得早了，前几年身体还硬朗，今年过来，垮了，害的怪病，前两天我门口看见，脸上阴了，我觉着活不下去了，结果……老贾还在抽烟，眼睛定定的，是想起了那些年少时南城根的光景，还是有一天他也会孤零零独自走了？或许都有。月亮照进窗户，一片水迹。没有人知道，今夜，有人说起了一个人的生老病死，像摊开了一生的手掌，给另一个人看看，如此的生、如此的死，是多么匆忙、多么惨淡。

第二天的早晨，我还是路过那个门口。一切如旧，花圈、凉茶水、香、纸灰，只是多燃了两支蜡烛，烛泪斜流，火焰虚弱。院子里还是散乱的人，满脸寒气，端着碗，啃着蒸馍，就粉汤菜吸溜吸溜吃。正对门口的院子，停着一具棺材，松木的，棺盖打开，斜一边，棕黄的油漆，刷了一遍，没有画，没有雕，只有小档处刻着一个碗口大的福字。人已死了，此生再无福可享，就等下一辈子了。

住南城根的人，主要是房东，多为老天水人，北山、南山都有坟，人去世了不进公墓，就直接埋到山上。山上好，北山阳，暖和，一抬眼皮，就能看见城，也能发现尘埃深处的南城根。想了，就下来，偷偷来看看，看儿孙们的生活，看自己磨旧的院落。

两天后的一个半夜，那个死了的人被送走了。下弦月，露着微微的缺口，隐没在西边。月色依旧冷清，多少年了，似乎从未温过。还好，多少年了，月色还似当初，没有陈旧的痕迹。丑时已过，鸡打鸣的声音隐隐传来，像给一个即将起身的人，提着醒。寅时到，该上路了。鞭炮声响成一串，在老城墙下激荡着，吵断了残梦，吵醒了余生。似乎白昼的铁皮门早早给南城根的人打开了。院子里人声鼎沸，提香蜡的、收花圈的、细细哭泣的、抬棺材的，在月色隐没后的夜色里，蠕动着、忙乱着。棺木拥拥挤挤抬出了巷子，上车，拉走了。

在这红尘人世里活了五十八年，终究抵不住一场疾病。然后抽身离去，干干净净走了。南城根，从此少了一个干咳不止的、面色蜡黄的、黑衣蓝帽的人。除了两天的白事，过了，就没有人想起这档子事了，人们陷于生活的泥淖，无法自拔。除了屈指可数的几个，没有人知道有人死了，最后趁着夜色走了，再也不来了。南城根知道不？这片养育过那个老人的土地，是否还会常常想起四十年前的少年，多么精干；是否还会常常想起四十年后从他乡归来的老人，多么孱弱。南城根或许知道，因为它再也听不见那咳嗽了，再也感受不到那双颤巍巍的脚底了。

旧时的月光，铺了一地，像南城根的眼泪。

我在一个夜色收拢的早晨，走出巷子。岔巷里，没有了花圈，香火收了，冷茶倒了，纸灰扫了，依旧清静。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似乎那个人没有死，或者说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从世上来过。

我出巷子，一个佝偻着腰的女人，晃动着出了门，端着一瓷盆粉汤菜。她的腰佝偻成一座山，满头白霜，还沾着昨夜的月色。她应该是那个刚刚死去的男人的老伴儿。她很老了，老得像一纸灰烬，风一吹，就化了。

一个人的南城根

接着，六月，芒种。石榴花，不紧不慢地开，像挑起的一团火焰。

南城根，看不到花，只有时间静静地流淌，如一架老钟表，指针上沾着灰，一步步迟钝地走着。向南，出南城根，藉河边，倒是载满了名目繁多的花草，开了，败了，更替着，来来往往。住在南城根，看花，是没有意思的。不如找个午后，坐在77号院的二楼楼道上，看看风，看看辽远的日光，还有远处晾晒的衣裳。这样，多好。

泡一杯茶吧，就花茶，价钱便宜，味浓，放点儿枣和冰糖。搬个椅子，坐下。有本书也好，随便翻几页。迎面吹来淡蓝色的风，让人想起六月的乡下，开蓝色花朵的胡麻，闪烁着，卷起了波纹。风是温的，从四周的房顶挤过来。

抬起头，看天，天被切割成一口井，云是软的，阳光浓密，明亮的光线，从西边铺排过来，泼在对面的楼顶上，泛着微微的光芒。你不知道还有多久，光线会退干净，把黑夜交到你手里。天空还有鸽子，大约五六只，团在一起，飞着圈，一遍又一遍，不知道累不累，没有绑哨子，鸽子飞着是安静的，只有掠过头顶时，才会听到呼啸而过的声音。

南城根的天，像乡下，是蓝的，但又是狭窄拥挤的，没有让人要飞的错觉。

正对面，是一户人家的民房顶子。铁丝绑成的晾衣绳，拴在焊于楼顶的钢管上。有长满碎花的米黄色被子，搭着，晾晒，沾满了阳光的味道。还有一条玫瑰红裤衩，女式的，挂了两天了，没人取，风吹过，摆了摆，又摆了摆。是忘了，还是人不在？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租房的女子，这么粗心。想不来。

晾衣绳的钢管上，蹲了只麻雀，什么时候来的没看清楚，它歪头，用嘴梳了梳羽毛，又开始发呆，在想些什么呢？或许小小的麻雀也有小小的心事，小小的心事里盛着一座小小的城，小小的城池里会有什么样的爱恨情仇？或许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歇歇，就歇歇脚罢了。

喝杯茶吧，看着看着就眼睛酸了，眼泪沾在睫毛上，哭了吗？怎么会呢。

左边，就是南城根的老城墙遗址，约五米高的地基，形成斜坡。有些地方，砖头从下到上砌了，防止裂开塌了。没有夯砖的地方，裸露着酥松的黄土，还有掺杂的石头。这些曾证明，一墙之隔，就是城里、乡下，像一道标签，紧紧地贴出了不同的生活、不一样的流年。地基边，长着一溜稀稀拉拉的蒿草，可能是光照充足、雨水充盈，单株都长得郁郁葱葱。

南城根上面，就是真正的楼房了，一排、两排、三排，七八层。虽然有点儿旧，漆都开始剥落了；但是像一个巨人，本来站得就高，俯视着拥挤、低矮、陈旧的南城根。这样一比，倒觉得南城根可怜兮兮，像个没娘的长不大的孩子。不知道住在楼上的人，趴在阳台，低下头，看南城根灰扑扑的民房和院子里熙熙攘攘的人，会做何感想？

有时候，楼房上会有说话的声音，从窗户里渗出来，落在南城根头顶上。也有时候，会有人从窗户扔下一个啤酒罐，哐当一声，砸在民房顶子上，或者房背后。水泥与罐子相撞的声音，异常清脆，南城根酝酿了半个下午的寂静，瞬间打碎了。院子里，闲卧的看门狗受到惊吓，就势一蹿，狂吠着，满院乱跑，像苍蝇把头掐了。房东钻出屋，仰着头，朝对面的楼上咒骂几句，你怎么不把你们家先人牌牌扔下来？你住得高就越不要脸了？狗看着主人骂，就交权了，又卧下，打起了盹。楼上没动静，也不知谁扔的，骂几句，啐口唾沫，歪着脖子又进屋了。

阳光慢慢收敛，巨大的阴影开始一寸寸摊开。风吹过，摇晃着挂在防盗栏上的干辣椒。

突然又听见细细的哭声，从右边的民房窗口里，细细地飘过来，在干燥的空气里，哭声很快就干了、化了。怎么回事？也没听见吵架声，莫名其妙，那哭声变成了哽咽，一抬头，一个长头发的女子，穿着碎花裙，捂着红红的脸，倚在窗台上。倚着倚着，就不见了。

茶凉了。太阳合拢了翅膀，黑夜渐渐包围了南城根。椅子搬进屋，风替你揭起了门帘。一个人，就这样把整个下午的光阴打发了。

剩下的凉茶水，就倒进花盆吧。

去他乡

我去安海的房子溜达。安海在扫地，满屋子烟味，像麻将馆。

我坐在他干木板搭成的单人床上。他给我倒水，完了打开窗户，用干毛巾往外扇烟味，一颠一颠，像赶苍蝇。

开始抽烟了？

我爸前一阵吸的，我连烟的味道也闻不惯。

我还以为你改正归邪，吃喝嫖赌都来了。

安海笑笑，露出了两颗虎牙。安海我什么时候认识的，记不清了。他住南城根，我也住南城根；他是乡下进城来上班的，我也是；他父母是农民，我父母也是农民；他在狭小的屋子里过着一个人的严寒酷暑，我也如此。我们真像，我像他的翻版，或者，他是我的复制品。我们唯一的区别，安海是公务员，在政府部门当秘书，我是事业单位的一般人员。还好，这样细小的区别不足以让我们产生多少距离，倒是相同的出身和现状让我们有种患难兄弟的感觉。我们经常打开天窗说亮话，没有忌讳。

安海有点儿胖，一张弥勒佛一样的圆脸，似笑非笑。进城之前，他在学校，经常西裤搭运动鞋，邋遢，不讲究。进城后，突然换了行头，皮鞋锃亮，夹克笔挺，嘴上的胡子刮得寸草不生——安海变得人模人样了。他说，要重新做人。我说，好好表现，还要善于接受潜规则。安海话多，或许是学校几年说惯了，不说，憋得慌。

屋子的烟淡了。安海打开灯，屋里亮堂了许多。铺着方格油布的桌子，床头的几本闲书、地上的红塑料盆，还有挂在墙上的一株吊兰，都披上了柔弱的亮光。这屋子真暗，白天也要开灯。

安海跪在床前，从床底下摸出了几瓶啤酒。他打开，倒了两杯，酒沫子溢出来，沾到手上，有泡沫破碎的声音。我们开始喝酒。

你爸逛城来了？

没那福气，到北京去。

干啥？

打工。

快五十的人了还打工去？

有啥办法，申请了一套经济适用房，砸锅卖铁，又借又贷，先付了十万，剩下的二十万还没音讯呢。家里没一分钱渣渣了，我的一点儿死工资就够养活我。安海抿了一口酒，酒沫子糊在下巴上，他揩了。安海今天话也多，可能是喝了酒吧。不出去弄不成，一套房逼死人。

北京干啥？

一个工地上做饭的，一月两千多，他光擀面，一天早晚两顿。他腰不行，去年腊月刚做过手术，我让他在天水随便找个活儿，出远门不方便，他嫌挣不下钱。

地上蹲着四个空酒瓶，一个躺着，瓶口流出了酒水，地上湿了一坨。真像一具尸体，嘴里流着血。院子里有人咳嗽，咳嗽声在低矮的楼房间回荡，回荡。南城根多安静，这是周末的午后，阳光如漆，均匀地涂抹在这块地方。有人上街，有人做梦，有人抱着别人的女人睡觉。空空的南城根，没有人知道我和安海的谈话，像湿漉漉的羊鞭，抽打着午后的空气。

今天，安海喝了两瓶半，竟然没醉。安海爸前一阵刚走，晚上六点多的火车，他要送到车站，他爸说去一趟北道来回要六块钱，你省下吃一碗饭。然后自己背着他上初中时背过的那个烂书包，佝偻着腰，走了。安海说看着灰扑扑的老人从南城根消失的那一刻，他心上像钉子扎，难过得流血啊。

家里的地呢？

全撂了，啥也不种了，牲口也卖了，大门锁了，人走光了。安海用牙齿吃力地撬开了一瓶啤酒，给我们添上。他捏着瓶盖在手背上摁，使劲地摁，直到他长满酒窝的厚手背落满了红色的锯齿形的印痕。安海的表情有点儿木。

安海妈常年在天津打工，有时当保姆，有时在食堂洗碗。有时候没活儿，一连十天在人力市场啃着干饼等活儿干，一瓶一块钱的矿泉水也舍不得买。一年给家里寄来一万多，已经有四五年了，年年如此，有时过年也不回来，家里留着他爸看家、务农。到年三十，她才急急忙忙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就挂了。安海给祖先烧香，听到电话，眼泪打湿了刚点着的火柴。

我妈又两年没回来了，一想，连人的模样都模模糊糊。安海呆呆地坐着，忘了喝酒。王选，你说父母养我们有啥用？打小拉扯大，受尽了罪，到老了，还要出门打工、伺候别人，我觉得我在作孽。

我刚要说话。房东在窗口喊，安海，电费，九十二块五。安海应了一声，从衣兜里翻出了一堆皱巴巴的钱，数了半天——九十一。还不够，给一块五。我找了一块五，给了他。

安海出去给钱，脚步有点儿乱。房东问，你爸走哪了？北京打工去了。房东拉得很长地噢了一声，上楼了。

地上放着七个空酒瓶，瓶口张着，像死不瞑目的人。安海忘了碰杯，一抬头，独自把一杯啤酒灌了，纸杯子捏成了一团。

安海醉了。醉了的安海像倒地的酒瓶子，嘴角挂着白沫子。此刻，南城根多安静，静得可以听见安海的心跳。跳着，跳着，像泡沫一样，就破碎了。

豆豆是条狗

豆豆，77号院一条苏格兰牧羊犬的名字。我不爱狗，也不知品种是否纯正。

这狗应该很老了，我刚搬到77号院住，它就老得蔫不拉唧，现在，更是蔫不拉唧了。给一条老掉牙的狗取一个很嫩的名字，多少让人感觉好笑。但满院人，都这么叫，也就习以为常了。

狗是什么时候养的？没问过。买的，还是讨的？也不知道。不过房东老汉的儿子，倒是爱养一些猫狗之类，闲来无事，他便脱了上衣，穿条花裤衩，打着口哨，惹惹猫，逗逗狗。如果天气晴好，他把豆豆领到院子，打盆凉水，会洗个澡。洗完了，狗屁股上一脚，说楼上晒太阳去。狗披着湿漉漉的黄毛，浑身一抖，水点四溅，唰一下，蹿上了台阶。看来再老的狗，也能挤一点儿劲，显一显当年的身手，要不，就只有等剥皮熬骨的份儿了。

豆豆爱虚张声势，我不知道这是苏格兰牧羊犬的特性，还是南城根狗的个性。有生人进门，它总是跟上战场一样，呐喊着，冲下楼，扎出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呼啦一声，扑到了你面前。你要是心虚胆小，逃之夭夭，那也就罢了。狗骂几声，无聊了，窃喜着，也就恹恹而去，继续做白日梦了。你要迎上去，假装对着干，它立马就蔫了，晃着尾巴，满脸媚笑和歉意，躬身而让。

当然，作为一条有了年岁的狗，比起南城根其他年少轻狂的狗，豆豆就显得颇有风度，至少有一种成熟的稳重，那种轻薄的虚张声势，也不轻易示人了。不像24号院那只拳头大小的黑狗，每天站门前，只要有人经过，就撕破嗓子叫骂，貌似路是它家的一般，像流氓、小混混，欠揍。更不像那巷子里流浪的野狗，嗅到肉香，就蹭过来，闻到火药味，就夹着尾巴逃跑了。

很多时候，其实豆豆是把那种故作的虚张声势，收敛成了一个午后或者半个黄昏的沉睡。那些装腔作势，只是偶尔拿出来，练练腿脚罢了。它都一把年纪了，看家护院的担子，留给那只不知天高地厚的肥猫吧。再说，没几个贼愿意跑到77号院来偷个床单锅碗之类，这里是死胡同，好进难出。这些，一条把南城根生活旧了的狗，比谁都清楚。

于是，多数时间，它趴着，像一团烂布，闭上眼，打着盹，或者思考着什么，谁知道呢。一个人，到知天命之年，就喜欢把松散的骨头摊开，让阳光烤烤，烤出松木的味道，也喜欢闭上昏花的双眼，提前适应那即将铺天盖地而来的黑暗。一条狗，又何尝不是如此？

我刚搬进77号院的时候，豆豆就老了，把苏格兰牧羊犬的那种老相全盘托出来：修长、消瘦的面孔，下垂的尾巴，散乱、繁杂的狗毛，像一位在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干部。我住一楼时，它便每天晚上卧在我门口，再也不回狗窝了。我很纳闷，我不爱狗，也不施舍，更不亲近，它为何老待在我门口。有段时间，总有“笃笃笃”的敲门声，我以为有人，喊，谁啊？没声息，又是“笃笃笃”。我只好咒骂着起床，开门，两边一瞅，没人，郁闷。如此一段时间，才知道是狗在用尾巴敲门。它想进来喝茶、叙旧，还是仅仅玩玩恶作剧？狗从来没有告诉我。

后来，我搬到二楼，本想着狗晚上就不来了。可它还是不离不弃，卧到了二楼门口，只是敲门的次数少了。但有时，当门虚掩着，它就揭起门帘，探进头，朝屋里瞅一眼，好像在看我干啥，我骂一句，你有偷窥癖吗？它脖子一缩，嘴角一撇，走了，似有委屈，似是无辜。我也纳闷，院子住着七八户人家，为何偏偏跑到我门口，难不成我命中有狗缘。于是，有段时间，我会莫名想起——大雨瓢泼，茅草屋下，烛光摇曳，书生和狐狸的昏暗故事。

除了敲门、窥探，豆豆还有一个让人迷惑的习惯。或许，作为一个狗，没有几个怪癖，是不足以在狗界混出点儿名堂的，这和人一样。每当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或者放鞭炮，豆豆就会失常，总是昂头朝天，奔上蹿下，狂叫不止，如打了鸡血一般。我听过“狂犬吠日”这一词，但是狂犬吠机，倒是罕见。试想，炎炎夏日，午睡正浓，飞机滑过小院，狗便声嘶力竭，嚎叫不休，这是多么让人咬牙切齿的事，真想翻身而起，给它当头一棒。

不知其他狗有没有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会有抽筋一般的举动。于是，我常联想，这狗，或许上辈子是被鬼子的飞机用炮弹炸死的，所以这辈子，一看见飞机、听见炮声，就充满了无端的恐惧和不共戴天的仇恨。这么一想，我倒心宽了。

在南城根，一条狗比一个人更了解这里的细节。正如豆豆，它知道什么时候把自己装得更像一条狗，吓唬吓唬陌生人。当人们在时间的灰尘里，步履匆匆时，一条狗用缓慢的步子，在巷道里溜达一圈，它比我们熟悉巷子里菜色的面庞，也比我们更熟悉城墙下那生活的本色。我们呢，在这里漂泊上两三年，甚至更短，就流落别处了。而狗呢，尤其是豆豆，它用一辈子把一个地方活得泛白、发旧，它把心贴下来，最后也就成了南城根的一部分。在夜晚，大地之上，星辰之下，南城根的人，都包裹在梦里了，只有那条狗，还醒着，它掀开大门，披着满身苍老，蹒跚而行，它想看看南城根，这再熟悉不过的地方，是否还有什么落下的往事。

而此刻，漆黑的巷道，飘过了一个比黑更黑的影子。

王选：作家。著有《南城根：一个中国城中村的背影》等。

本文刊于《天涯》201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