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记不得最后一次走后门是在什么时候。这里所说的“后门”当然不是那个不太光彩的官场术语，它只是一扇不起眼的门，安安分分地守在每一幢上海老房子的背面，永远恪尽职守地敞开着。它很少被提及，却沾满了油灶间家常菜的味道，和整幢楼的市声，见证并蕴藏了家家户户的酸甜冷暖、流年沧桑。
记忆中，我家老房子的前门正对着天井和大弄堂，人进人出很是热闹。天井里有枝叶丰盛的丝瓜藤，以及“叮铃铃”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大人们每日相互寒暄，邻居或自家人之间讲话也带着礼数。那扇漆黑的大铁门拉开关上时都会发出低哑而巨大的声响，仿佛很正襟危坐，端着嗓子咳嗽提神呢。而后门处，却全然是另一个世界，它每天存在于人们的朝夕，在孩子眼里竟然有别样的神秘。
后门外对着窄小的后弄堂，门里面是一楼昏暗黏潮的厨房间，那里似乎是小孩子不该去的地方，但是闻起来很香。大人们总是关照小孩，后门那里脏，叮嘱只可走前门，还恐吓说：“后门有‘油葫芦’！”那是一种在潮湿的天气里，爬上灶间墙壁的软体昆虫，就是鼻涕虫，银光闪烁的很丑，让女孩尤其害怕。孩子们放学后大多数时间，是在前门外的大弄堂里玩，偶尔追逐流窜到后门，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新鲜感。可能童年的世界实在太小，明明只是窜了自家的后门，却幻觉通过了一条魔幻通道，“另辟蹊径”。
黄昏时，小孩做不进功课，趴在二楼亭子间的窗口看楼下后门处的光景，发现所有大人，主要是女人，只要站在后门说话，说话声音就跟在前门时不一样，语音很轻，语调却很分明，戚戚磋磋，绵绵絮絮可以讲很长时间。王安忆在《长恨歌》里有过这样的描写：“流言是上海弄堂的又一景观，它几乎是可视可见的，也是从后窗和后门流露出来，流言虽然谬误百出，但也是可感可知的谬误。”每一幢老房子都带有那些躲躲闪闪，又生命力顽强的谬误，它们流窜在后门、后弄堂里，是市民生活的洪流里游来游去的河鲜。但小孩对那些大人热衷的流言飞语却比较迟钝。更吸引他们注意的，反而是读中学的姐姐和邻居家的哥哥在后门讲悄悄话的情景，从窗口窥探下去，好像哥哥姐姐嘴巴都不动，却站在那里谈了好久，谈完后绕到房子的前门，各回各家。
我们楼里，一楼的吴家有位九十多岁的老先生，他每天下午睡完午觉后，就搬把靠椅，在后门前的走廊上纹丝不动坐着，两眼眯起注视后门外那一点一点沉没的阳光，一坐就是一个时辰。每到四点多钟的光景，他会连着打一阵婉转悠扬、老态龙钟的喷嚏，“啊——采！——啊——”，整幢楼都听得到，于是大家知道，这一天快要结束了。这时，每家人家的后门里，就油盐酱醋开始为这一天的闭幕式做准备。昏黄黯淡的陈旧电灯泡老吃老做地亮着，空气里迷蒙的烟水气伴随着劳碌的炒菜声，一切都是那么憔悴而无悔。不过一会儿，天彻底黑了下来，人们把喧嚣和烟火从厨房挪到了各自屋里厢，前门就重重叹息一声把这一天关上了。后门顿时也冷清下来，但还是会悄无声息地虚掩，等待那些晚归或忘了带钥匙的人。
大我六岁的姐姐，在外婆家，自言自语对着镜子表演“爱护牙齿的好孩子”。她小时候很皮，仿佛有多动症，十六岁的时候去了法国。摄于1975年，成都南路淮海巷。
如今高楼林立的上海，每家人家只有一扇紧闭的门，出入都凭此，门一开一关，谁也不与谁搭界，世界被划分得一干二净，没有啰唆。当我们变得越来越精准干脆时，还要那一扇后门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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