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军模范团的士官生

袁世凯就任民国大总统以后，无暇专管军事。“北洋三杰”中的王士珍退隐，冯国璋在镇压“二次革命”后外调南京，任江苏都督，陆军总长段祺瑞日渐跋扈，北洋军内部派系林立，也不像过去那样听话了。袁世凯决定组建一支听命于自己的模范军，以培植嫡系骨干。

1914年10月，袁世凯以大元帅身份亲任团长的陆军模范团正式成立。模范团相当于一个混成旅的编制，抽调各师下级军官为士兵，中高级军官为该团的教官，内分步、骑、炮、工、辎及机关枪六科。整个训练计划由蒋方震主持制定，采用德国教法，每期培训两个师的军官。为了提高袁克定在军中的威望，到第二期时袁世凯便把团长职务让给了袁克定。袁世凯的亲信陈光远为团副。

张镇芳感到这是一个其子步入仕途的契机，于是特意安排年仅十六岁的伯驹进入模范团习学骑兵科。袁世凯钦定《军人训条》要求“效忠国家，忠事元首，坚心定志，切勿妄听邪言”，模范团军纪严明，整日操练。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又热衷于诗词书画的张伯驹，对于军营紧张的训练生活很不适应。每天早上军号一响，立即起床着装出操，整日的骑术训练和各种军事知识的灌输，不仅令人感到紧张和枯燥，还搞得心身精疲力竭，根本无暇读书。所以在模范团期间，伯驹常常找一些借口请假回家。

1915年元旦，张伯驹遵从父命，携带着礼品前去北京中南海居仁堂给袁世凯拜年。伯驹执跪拜礼向袁世凯请安，袁将其扶起，寒暄不已，并问其愿不愿意到总统府当差。伯驹回答正在模范团学习。袁勉励道:“好好学习，毕了业就到我这里来。”伯驹刚回到天津，袁世凯所赐的礼品也到了张府，计有狐皮、紫貂皮衣各一，金丝猴皮褥子两张，书籍四部，食品四包。

鉴于北方商业银行极少，张镇芳向袁世凯建言，筹办一家官商合股银行。他对盐务极为熟悉，提出拟将政府所收盐税，纳入这家银行周转。此议经袁世凯首肯，交由财政部执行。1915年3月，盐业银行正式成立，原来拟议中的官股二百万只是以盐务署名义出资了十万。私股计有张镇芳四十万(实交三十万)，张勋十万，倪嗣冲十万，其他有那桐、王占元、袁乃宽、张怀芝、刘炳炎等北洋政要认股，多则八万，少则两三万。总经理为张镇芳，协理为张勋、袁乃宽，总稽核为黄乘恩。

段芝贵被革职后在天津隐居了一段时间，1910年出任镶红旗蒙古都统。辛亥革命爆发后，又被袁世凯委任为护理湖广总督、武卫右军右翼翼长、拱卫军总司令、察哈尔都统。1913年7月“二次革命”时，段芝贵出任江西宣抚使兼第一军军长，率军南下镇压江西讨袁军，旋改兼安徽宣抚使，授陆军上将。1914年2月署湖北都督，6月任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1915年8月调任奉天督理、镇安上将军督理东三省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俨然是前清的东三省总督。

盐业银行总行大楼

对于段芝贵的重新走红和专横跋扈，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师长的张作霖很是看不惯，他派幕僚赵锡瑕来天津找到把兄弟张镇芳，提及段芝贵在东北行为恶劣，大失人心，不知大总统为何重用这样的人。张镇芳给张作霖回信:“段的人品本来就不好，如果你看着不合适，可以把他撵走。”张作霖还是不放心，又派赵锡瑕来见，说:“段芝贵是袁世凯的近人，我不敢动他，如果撵他走，总统怪罪，将奈之何?”张镇芳复信说:“你尽管做，由我负责与总统说话。”

张作霖有了底气，联合吴俊升等地方军阀以武力相迫，将段芝贵从东北赶走。事后张镇芳极力向袁世凯保荐张作霖，张作霖顺利地出任奉天将军，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此事后来为段芝贵知晓，从此与张镇芳结下了梁子。

自陆军模范团毕业后，伯驹先到陕西督军陆建章部任职，后又到安徽督军倪嗣冲营务处任提调。1917年初，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与张镇芳函电磋商甚密。溥仪“重新登基”后，委任张镇芳为议政大臣兼度支部尚书。

复辟失败后，张镇芳、雷震春、冯德麟等被指斥为复辟元凶，遭到通缉，被京师卫戍司令段芝贵扣押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张伯驹前去探视，张、雷、冯被羁押在“三间不相通的房屋里。当时三个人表现出三种不相同的态度，张镇芳声言‘世受君恩，忠于故主’，认为恢复清朝是他的职责，这样做是对的。雷震春谈话时，则义愤填膺，谩骂那些签署赞成复辟的人，反而把他们逮捕，骂那些人不是东西。冯德麟则战栗惶恐，表现出贪生怕死的样子”。

段芝贵因被张作霖驱离东北一事对张镇芳恨之入骨，在他的指使安排下，此案移交大理院审理后，一审判处张镇芳死刑。二审时张家聘请名律师汪有龄出庭辩护，改判为无期徒刑。张镇芳服刑不久，就被送往北京首善医院保外就医，同为皖系干将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曾前往探望。这年夏秋之际直隶发洪水，熊希龄任近畿贩灾督办，张伯驹代表其父张镇芳捐赠四十万元，这笔捐款成为熊希龄创办香山慈济院的基金。年底，张镇芳被遣送至湖北“军前效力”。湖北督军王占元在督军府设宴为张接风洗尘，三天后即派人将张镇芳护送回天津英租界马场道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