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国强
见过了1966年“红卫兵”抄家“破四旧”时将一摞摞书画和古书扔进马路当中的火堆里冲天焚烧的场景，看到了1972年初中语文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右上角用毛笔蘸墨汁浓浓地写了个黑“优”的字迹，遇上了1975年高中毕业待业时没有工作证死活不让迈上药行街市图书馆阅览室楼梯口的尴尬……说实话，尽管多年来一直在天一阁藏书楼墙里墙外穿梭，我心目中的书香其实是比较淡薄的。
终于在1977年10月中旬的一天，父母在甘肃省报社工作的中学同学虞波兴冲冲地告诉我：“今年中央要恢复高考了！我们都可以参加考试上大学了！”我心底里不由得刮起了一股大学梦的风暴！
足足二十年了，一直是在天一阁藏书楼内外厮磨、玩耍（我的继祖父姓范，是天一阁创始人范钦的十二世孙，故住在天一阁西南角墙外），一直是依偎在天一阁高大的围墙下端椅凳晒太阳、搬小桌吃饭，一直是眼看着天一阁内外高耸的香樟树年复一年地枝繁叶茂，唯有此时，远远地望着天一阁藏书楼的西侧马头墙和二楼窗户，似乎刚刚闻到了从里面飘逸出来的缕缕书香。
10月21号，全国各大报纸正式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多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
于是乎，因任职宁波市无线电五厂食堂采购员兼管理员，天天早上三四点钟蹬三轮车上班买菜买鱼再买米买煤，毫无被推荐工农兵上大学希望的我，开始了每天下午下班回家后复习迎考的自习生活。
好在我高中的学习成绩还不错，语文、数学、政治和史地复习起来尚不至于手忙脚乱、茫然无头绪。也亏了我那些高中课本全套都在，不像别人那样需要到处借复习用书。这时候，我看着这些自己读过的高中旧课本，似乎能感觉到它们在向我窃窃而语：现在我们吃香了吧！
几天复习下来，根据高中成绩底子及答题难度，我渐渐地自己调整并固定了每天各科的复习时间比例：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各占10%，数学占60%。因为复习时间总共才一个多月，而语文、政治、历史和地理各科主要靠平时积累及临场发挥，多花时间死记硬背也不见得能奏效，各用10%时间理清知识思路足矣；而数学我在高中时虽然全班成绩第一，但毕竟当时教学要求不高，且数学中定理公式众多，解题技巧学无止境，或许还会考没学的新知识，所以必须多花功夫！
我在工作单位报了名。在宁波市高考资格考试（初考）前后（厂里有6人报名，4人通过了11月的初考），仅仅听了一次半还不到的市里教育部门组织的高考复习辅导课。资格考试前听的一次课是语文复习课，课堂设在中山西路路北的一个学校里。黑板上方挂着“一颗红心两种准备”的横幅标语。语文老师讲完复习内容，临下课时指着下面还端坐着的近百位同学说：“你们在座的大概只有一两位能够考上，希望大家好好努力啊！”资格考试后又听了半次数学复习课，地点记得是在碶闸街那里。待我进了大门，教室里前面的课桌早已坐满，后面的课桌上也是里三层外三层地站满了人。我使劲地抬腿挤着站上去，坚持着听了十几分钟，实在是站不住了，只好悻悻地下来回家复习。
那时我觉得这些课本知识真是吃香得不得了！自己心里也有些庆幸：幸亏我的初高中学习成绩比较好，否则像现在这样听复习课肯定是没有一点希望的！
正式高考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我凭着整天复习数学所得以及其他各科的高中学习底子参加了浙江宁波12月举行的两天四场文科高考。
考完以后感觉整个人既像虚脱又像重生一般，上大学的梦想能不能实现不知道，但是以前所学知识不够的感受直如切肤之痛！此时觉得书更香，学不够！
1978年3月31日，全班同学在北京北海公园合影
回想各科自己可能得到的分数，真是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政治及格应该没问题（后来得知是60分）；语文是各科中感觉最好的（84分）；史地答得还不错（70.5分）；数学高中学得最好，复习时间也花得最多，却考得极差，好多试题闻所未闻，根本不会做，只好放弃了！事后听说，浙江数学高考卷的出题老师为了拉开分差，直接拿了美国数学竞赛题来考我们（我估计是加入了大部分竞赛题吧，后来查到自己的数学只考了35分）。
这个数学考试的意料之中和意料之外惊出我一身冷汗：如果我自以为数学成绩不错而复习少了，那分数起码还要再减少10～15分，这大学梦岂不是要直接“归零”了？！
考试结束没多久，应该是12月下旬了，市电子仪表局经厂人事科陈菊娥科长通知我说已考上了，说全厂四个人就我一人通过，可以填报志愿。
我买来刊登了《1977年全国高考招生院校及专业目录》的《浙江日报》，拿到家里，趴在靠窗的桌子上独自琢磨着怎么填写自己的志愿。当时也没有什么参考资料、报考指南，更没有老师给我们指导。若与均是工人的父母商议，不但会让他们担忧，况且也没自己知道得多。
在我上下浏览“招生院校及专业目录”，闷头推敲第一、二、三志愿应该填写哪个大学及其专业的时候，平时习以为常的天一阁藏书楼这几天的书香仿佛格外浓郁，从天一阁二楼窗户一直飘进我家里，在我桌子上方左右萦回，久久不散；那死活不让我迈上市图书馆阅览室楼梯的情景又顽固地浮现在眼前，忽然感觉到要走出工厂食堂、进入图书馆看书工作的愿望是那样的强烈和执着！
于是我的第一志愿就极其大胆地填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第二、第三志愿分别填了“南开大学”和“复旦大学”！据说当时好多人都不敢报北京大学，也不知道有“图书馆学”这个专业。其实，我那时对于报别人不敢报的学校、选别人不知道的专业的志愿填报策略的认知也是不太清晰的。
填好的“高考招生志愿表”通过厂人事科交上去了，接下来便是一长段盼星星盼月亮般的煎熬时间。
当别人都已经接到杭州、上海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快觉得没有了上大学希望的时候，人事科陈科长来到食堂门口一声“小鲍，我去局里拿你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啊”的招呼，一下子把我从虚无缥缈的忐忑之中拽回到内心禁不住狂喜的境地！
我看着从落款“北京大学”的长长的牛皮纸信封里抽出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一直悬着的心总算落了地！厂里的同事和朋友纷纷前来表示祝贺。
那时我觉得图书馆的工作已经可望且可及了，书香也是多么诱人且沁人心脾啊！
1981年11月13日，全班同学在北大图书馆前毕业合影
往事如昨，光阴却已经过去了四十年。经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业的4年本科学习，担任了中国国家图书馆36年的古籍采编与版本鉴定业务工作，从现存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到全国最大的图书馆，一缕书香见证了一生的书缘，我对于图书的内容和形式之香也有了更多的理解。
这四十年当中，我见识了许多珍稀古本典籍的豪华与醇香，目睹了拍卖会上豪掷数百万、上千万竞买传世经典善本的火爆场面，也不止一次听闻高中毕业生参加高考前发疯般在校园撕书的狂潮：空中纸屑漫天飞舞，地上堆积的废纸既白且厚，楼群间发泄的欢呼声响彻云霄，那些学生的表情犹如送瘟神一般！
我在闻香识书之余，也在深深地体味着书香的纯洁度。
我们中华文明终究是源远流长，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国人民的崇高价值追求。这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的。
2017年9月24日，同班三组返校同学合影于北大未名湖畔（右一为作者）
我现虽已到退休之年，却又颇具雄心地制订了一份《无折旧图书事业企划书》。只要我们能够秉持文化自信，融摄工匠精神，打磨德艺绝品，就能使更多的图书饱含真正价值，让书香来得更加醇厚。
鲍国强 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从事古文献（古籍、家谱、方志、舆图、年画、老照片和古旧契约等）采访、编目与版本鉴定专业研究36年，发表《文献竞买限价的结构分析与计算》《明刻徽州竦塘黄氏族姓地图及相关问题考略》和《古籍指印标识号的设计要求与编制实验》等古文献研究论文数十篇，为《古籍著录规则》《中国机读书目格式》《资源描述》《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1部分：古籍》《汉文古籍特藏藏品定级第6部分：古地图》等国家标准及《古籍元数据规范》《舆图元数据规范》等行业标准主要起草人，任《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总编、《汉语文古籍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主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副主编、《中华各姓祖先像传集》总编、《族姓史料丛编》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早期稀见家谱丛刊》主编、《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二版）》副主编、《中国古籍总目》编委兼集部副主编，兼“古籍著录规则研究”“古籍题名规范研究”“清代样式雷建筑图档整理专题研究”和“古旧契约数字化保护开发与信息组织规范研究”等科研项目负责人，并任中法国际合作数据库项目“徽州家谱中印刷史数据库与研究”首席专家、第一至五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评委、国家图书馆及国家典籍博物馆历年古文献展览编审（兼“大匠天工”清代皇家建筑图档展和“咫尺天下”舆图展主编）、学术集刊《文津学志》编委（2003年至今）兼执行主编（2010年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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