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亲情与梦想，活下去

六、为了亲情与梦想，活下去

我对文学的喜爱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人告诉我要喜欢、要写，反而是有人告诉我不要写。

从识字起，应该看小人儿书的时候，就和哥哥们抢大书看，常常被二哥喝斥：能看懂咋地？

我听到了自己内心中来自遥远天地的声音：长大了，我也要写大书。

喜欢书，和同学们交换看小人儿书，上午借了书，中午拿回家，为了让三哥看，然后我守在三哥枕头边，一起看，等着下午上学时，即便三哥没看完，也必须拿走。在供销社，我匍匐在小人儿书柜台前，流连忘返，母亲给的买零食钱，都积攒买书了。有一回，我用玩具换别人的小人儿书，那玩具是姨家表哥给我的一个小飞机，在我眼里，小人儿书比这玩具好，可是，母亲觉得那小飞机好，母亲气得要打我，我就逃跑，母亲从后街追到前街，到底把我追上了。那是我记忆中挨打最狠的一回。而且，我还利用书上学到的句子反驳了：打人就犯法！母亲说“犯法就犯法”。还有，趴在炕沿上写作业，却偷偷看小人儿书，母亲正烧火做饭，却时刻关心我学习，发现我看闲书而影响课本作业，就过来抢走小人儿书就扔到灶火中了。我追着去掏抢出来，小人儿书四角已经烧焦了。

我还爱翻腾家中的箱柜，寻到几本旧书，有文革色彩的小说，还有缺页的西游记。我主要读的是哥哥们的初高中历史课本，非常爱读，感觉历史非常有意思。后来，四哥参加历史大专函授，那一大套二十余本厚厚的教材，我都啃了。

我写的作文，老师作为范文读，当同学们面夸说我读书多。小学五年级，十二岁吧，夏天犯病了，膝盖肿疼得下不了地，坐在炕上，用大笔记本，模仿写抗日打鬼子的秋收故事。那是我最早的有意识的文学创作，约有三五万字，写得密密麻麻，一直舍不得扔，后来放在旧书箱中，撂在高高的仓房架子上，再后来，毁于洪水了。

第一次投稿，是给《芒种》。那大约是十四五岁吧。

当年，我在千山住院，通过亲戚介绍，认识了李大夫一家。四哥去他们家串门，拿回了二三十本1980年前后的旧文学刊物，有《小说选刊》、《上海文学》等等。这些旧刊物启蒙了我，知道文学作品应该是这样发表在刊物上的。印象深刻的有赵本夫的《卖驴》，而且知道是处女作就得了全国奖，于是幻想自己也能这样。记得有一本《芒种》，是我们沈阳出版的杂志，头条儿是孟伟哉写的《一座雕像的诞生》，后来这小说改编成了刘晓庆主演的电影《心灵深处》。还在《延河》上，看到一位叫王篷的作家写乡村的短篇小说，我读来感觉挺对味儿，于是模仿，写了乡村的故事，选择最近的沈阳杂志投稿。记得有的文章中说，把投稿信封左上角剪个口，不用贴邮票。其实，这时候，邮局已经取消了这种做法，但我不知道。用作文本的皮，自己动手糊了蓝色的信封，投到供销社门前的邮筒里。看到骑自行车的绿衣邮差，我觉得自己的回信就会在某一天送来。当时是在爷爷奶奶屋子里做的这些事。写了大约十五页稿纸，爷爷奶奶坐在炕头上抽烟袋，唠嗑儿，根本不知道我在做什么。记得，当时为了能发表，还在附信中说要把稿费捐给老山前线的英雄们呢。投稿之后，就在门前街道上兴奋得来回走。除了我，家里谁也不知道这事儿，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又为自己感觉自豪：我也能写文章投稿了。

我写的第一封信，是写给姨家，当时不知道是为了告诉什么事，父母让我写。对表哥的问候，在写名字时落下了一个字，长伟哥很好吧，我写成了“长伟哥很吧”。

因为年年夏秋犯病，所以，我屡屡休学，小学五年级读了三回。那一年，上天开恩，暑假后，我病痛轻一些，终于能够去十二里地外的乡镇读初中了。在中学，读到一本刊物《辽宁青年》，我在上面看见一则《鸭绿江》函授创作中心招生启事。我特别想学习，但，学费要十元，当时对我来说，那是很大的一笔数字。左思右量，终于决定，红着脸向母亲开口要钱。没想到，母亲听说是学习，真给了。进乡镇高房岗上的邮局门里，平生第一次汇款，很快就收到了函授教材和录取通知书，很兴奋，觉得自己了不起，和身边其他人不一样。我在读大家没有读到的书，我有其他人没有的理想。

在四哥工作的商店，送信的邮递员一次次投递学习资料，当知道我才是收件人时，惊讶地指着我问四哥：就是他呀？我很得意哪！记得四哥有一次边烧火做饭，边拿着我的作文本看，饭锅烧开了。四哥笑着夸我说：写得真挺好呢。这是四哥难得的夸奖我一回，我记得非常牢，但后来我学写作，四哥是最皱眉头的。可是，因为他每天到中学上班，去乡镇邮局方便，所以，我想邮寄邮购书籍稿子什么的，还是得依靠他，四哥不情愿，但也都帮我了。

函授创作学习有作业要求，每两个月交一次稿，这时候，不知道写什么。所以，第一年，就交了一次稿，写的是同学因为父母批评生气，离家出走，到北京火车站，被警察送回来的事，但这个原型，我修改了，写他站在十字路口，经过思想斗争，决定自己回家。这是一个小小说，还是意识流呢。这次，虽然仍不够发表水平，但有老师批阅回复了。之后，我把学习作文“发表”到作文本上了，等作文本发回来，看到被语文老师把作文给撕下来了，而且用红笔批阅道：不许抄袭！老师当时一定很生气，觉得学生作文不会写得这样，笔尖狠戳把纸都扎破了。我当然不服啊，在下一堂课上，我站起来，指着她的批阅说：我看不懂！老师非常美丽，瞪起了大眼睛，问：你看不懂啊，这是不许抄袭！我反问：你在哪里看到发表有和这个同样的作品了吗？

没有。

那你怎么认定是抄袭？

我请别的老师看，都说一定是抄的。

同学们都在看着我们。老师让我第二天拿来我学习创作的证明。第二天早上，我豪情满怀地去办公室，把自己参加函授学习的材料奉上。老师让我先回来，材料留下看看。再上课时，老师把材料给我带回来了，陪笑说：把作文重新写一下吧。我也做了一点手脚，把撕掉的前两页又粘上了，把字数少的最后一面，有红笔批注的，重新抄一下。老师又重新批阅，表扬好了。而且，后来，这老师对我特别好，拿着我的作文到别的班做范文读。

可是，考试时，我吃亏了，因为我的作文不是常规的学生作文那样的三大段，全是碎段落，模仿成年人的小说格式。我语文基础知识分最高，98分，而作文五十分，只给35分，人家作文打了49分。语文老师还问我：怎么搞的呀？我苦笑。然而，我在全部学科综合分数上出彩了，我比第二名多16分，这是期中考试，等期末考试我比第二名多9分。许多年后，大姑家的二儿媳妇——表嫂是我当时的班主任，来我家串门时，还经常乐于提起这事，我给她的班级总分争光了。在此之前，我第一次去千山疗养院治疗，当时是四年级上半学期，我出院回来，直接跟着原来的班级走，比同学们少上半年学，然而，期末考试，我却是全班第一名。一个小兄弟，人很好，不太爱学习，家里一群姐姐，他是老疙瘩，独苗儿，非常吃香，因我有病，经常帮我做一些事，向我抄答案，也弄了个全班第八名，是他有史以来最好成绩，把他的父亲母亲乐坏了，我去他们家玩，还感谢我，高兴地说跟我在一起学好了呢。我和小兄弟相视偷笑。

那时，我一贪玩，成绩就下降点，一认真学，成绩立马就上去：班级历史课复习，老师在台上问，我在座位中张口就答，成了我们两个人的课堂。同学们目瞪口呆，全给震了，大家都不喜欢这历史课，却没有想到这是我最拿手的。其实，大家不知道，我的历史知识不是全在这一学期里了解的，是几年来，我从识字起就喜欢读哥哥的历史课本的原因。我还喜欢地理，小学时，把哥哥地理书上的世界地图剪下来，作为作业本的垫板，然后，有空就看地图，把全球各个国家的位置大小和首都名字，大多记在心里了。对于不喜欢的理科，我也能强制自己完成任务，物理课背诵课文，老师说，谁会就让放学，不会不许走，是临时突击背诵。好长一大段，我几分钟就背好了，第一个走出教室门。然后就爱读闲书，因为治病，进过几回城市，在辽阳车站的书亭，我买《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一部小说选，有《阿Q正传》，我想买，但母亲不同意，如果我想吃雪糕，或者吃药，母亲会给钱的，但我就想“吃”书。我衣袋里只有五毛钱，记得那书是一元，我急啊，央求母亲也不成，在等车的时间里，正好看到了一位同乡大哥，于是，我悄悄向他借了五毛钱，然后拿着书高兴地回到母亲面前，母亲生气怒问怎么回事？我只好坦白，母亲生气了，但也无奈地拿出五毛钱，让我还给人家。

听说城市有图书馆，我非常羡慕城里人，其实村委会也有图书室，但不对外，不允许随便借看，轻易也不能读到。有一回，四哥从村上借回几本书，是为了给二哥和三哥消磨时间的，村领导一听是给病人看，也愿意通融。但借回的，多是外国小说，应该说，四哥并不知道这是名著，但，恰恰是对了我的口味，有《红与黑》、《呼啸山庄》，还有一部中国小说，那的确不是一部好小说，但我没白读，记住了其中提到的一个地理气候现象，在沙漠里，旅人抬头看到天上黑云翻滚，电闪雷鸣，雨水在半空中就蒸发了，落不到地面上来。于连与德瑞娜夫人的恋情感动我，甚至希望自己就是于连；希刺克厉夫与凯瑟琳的爱情，因为太鬼魅，不那么令我喜欢，我更惊叹于作者艾米莉的生平，后来，我还琢磨写了一篇写给艾米莉的情书那样的散文，可惜，也只是练笔，后来，稿子同样淹没于洪水了。

因为学习函授，我也订了一年《鸭绿江》，然后，又好高骛远，订阅代表最高水平的《人民文学》和《小说选刊》，那时我正帮父亲打理小货店，手里有自主支配的货款。但，因为村里邮递不方便，所以，投递地址，我选择学校，以为单位里安全，结果恰恰相反，学校里愿意订阅的不多，但喜欢读书的人还真不少，当刊物送到收发室后，总是能被一些老师们给拿去赏读。而且，我不知道刊物哪天会送来，当刊物丢了，更是问谁都不知道？去邮局问，说已经送到学校了，到收发室问，也不知道谁收藏了。所以，两份月刊，一年应该是二十四本，到年底我一共就得到六本。这正是我瘫痪的一九八八年，然后，因为生气，因为没钱，我就不敢订阅，不再订阅了。但是依然想看文学书刊，怎么办？只有邮购，加上咨询信和邮费，一本书捧到手上，费用比定价高出好多，而且，更甚者，当年我邮购的一些书刊，至今依然风尘仆仆地奔波在邮路上而没有到达。前些天，我刚刚在网上邮购了《梵高传》，其实，二十多年前，我就向城市里邮购过这本书，记得很清楚，当时汇出重金百元，可是杳无踪影了。

我邮购成功的书有《中国当代流派小说丛书》，还有刚刚翻译过来的印刷简陋的《挪威的森林》，还有压缩本的《罗丽塔》，这两本书，在九十年代初，应该都是最早的中文版本。可惜，1995年洪水，洪水！如今，我还保留着水泡后晒干的《罗丽塔》，不读了，也为做一份纪念。还有本对我来说重要的刊物，就是武汉大学的《写作》，我最早是在辽宁省中医院住院时，于路边旧书地摊上，买了几册，然后就喜欢放不下，以后，年年邮购。大约在洪水后，我就不再邮购这刊物了。我从刊物中读到了很多好文章，也学到了很多创作知识。当年，在旧书摊上，还买到了一本新书，折价的《文学的艺术技巧》，作者王向峰。但没有想到，王老师是我的家乡前辈，我们两家只隔着一条蒲河，而且还有转折的亲戚关系。《小说创作十诫》，这本书，我喜欢极了，翻烂了，从洪水冲倒房屋的废墟污泥里扒出来，还舍不得丢弃，作者王立耘，后来知道这是恩师何启治的同事。

病瘫后，第一次在铁床上写心境，成了首散文诗《笑破天的理想》，后来竟然发表在《文学之友》上。用一个破字，能体现出我的心境是多么为难。不久前，知道台湾郑丰喜的自传《汪洋中的一条破船》，也用了个破字。我们都是残疾人，都用了“破”字，我能理解他的自嘲，这是我们对自身残破的无奈正视！知道《文学之友》是有稿费的，可是我没等来稿费汇款单，寄来一本地方名家的小册子，第一笔稿费就这样被顶替了。但是，对于我来说，没有见到钱，没有见到实在的人民币，只有“破”书，不能让家里人认识到我学习写作是有意义的。真正收到稿费，是一首五行的小诗，好像是给了我三元，是北京的一家读书报，而且应该是民刊，好像是中华读者俱乐部。

病瘫后，文学追求成了我活下去的另一个理由！这是文学理想对我残缺生命的第一次拯救，我不甘心白白来人世走一遭，我想留下一些痕迹再走，用笔在大地上把我脚印画出来。后来，辽宁省作家协会联络政府部门给予我人工关节置换治疗，搀扶我重新站起来学会走路，那是文学对我的第二次拯救！可是，学习文学需要付出，我买书，买稿纸，邮寄费用，家里肯给我买药，却不愿意花这种钱。一天晚上，停电了，在蜡烛的昏暗火光中，不知怎么就全家人异口同声地形成了家庭会议，批评我，喝斥我，阻拦我不要再学写作了，亲人们七嘴八舌，我说不过大家，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证据来支持自己，我已经写了几年，都不见成效。这时，我已经写出了三个长篇小说稿，一百多万字，放在衣箱中，尺半高，全是我站着或者躺着写的。我觉得自己能写出这么多字就是胜利，就可以骄傲，但家里人不这么看。我委曲地呜咽说：我一定要写！我用泪水哭喊换来了坚持。

为了省钱，我把四哥从学校里拿回来的大白纸裁十六开，锥子扎眼儿，用尼龙绳捆结好，百页一本，衬上带格的稿纸，我最初练笔的三个长篇小说稿，都是写在这上面的。我还如此抄书，学校有了上级援建的图书室，四哥帮我借回了书，因为不能据为已有，我就抄《老人与海》等，后来，洪水退去，也抄《阿Q正传》，这事，后来写成文章还得到了读鲁迅征文优秀奖。

读书不方便，我就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小说联播，我最喜欢，而且有三本书印象深刻：《穆斯林的葬礼》、《平凡的世界》、《白鹿原》。1988年春夏之交，正在我瘫痪之前的日子，一天中午，在广播中听到了李野墨播讲的《平凡的世界》，讲到孙少平的姐夫外出卖耗子药，带回家一个放荡女人，少平的姐姐服毒，吃了假鼠药；这时，吸引我的是播讲人那磁石般穿透人心的声音。后来就是小说故事情节打动我了，听到田润叶和李向前的特别夫妻情，我已经瘫痪躺倒了；再之后，孙少平在田晓霞牺牲后，仍然一个人去古塔山上赴两个人的约会，感动得我落泪，及至结尾孙少平回矿山照顾惠英嫂和孩子，这温情深深触疼我那青春期的心灵。等《白鹿原》开讲，不仅仅是喜欢李野墨的声音了，而是从第一讲就迷上了这部小说，听上瘾了，听完还想再看书，就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请求邮购，想邮购先行发表《白鹿原》的《当代》刊物，觉得这样既能看到小说，又能多读几篇别的作品，但是，回信说：刊物没了，可以邮购《白鹿原》单行本，只好如此了。还有，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个“今晚八点半”栏目，那里介绍说新创办了一份《中华文学选刊》，以前读《小说选刊》和《小说月报》，品种单一，我还想用最少的钱，了解其它文学样式的最新最好的文学成果，于是，我也邮购了这本综合选刊。在《中华文学选刊》上看到了主编何启治这个名字，在《白鹿原》单行本上看到责任编辑还有何启治，于是我认识到这是个文学界大人物。而且，从评论《白鹿原》的声音中，我才知道文学最高度的大美是史诗！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感恩于《白鹿原》这部大书好书，不仅仅是它带给了我高度的艺术享受，还因为它教我认识到了什么是文学的最高峰美学，更因为它引荐我结识了改变我命运的恩师何启治老师。

于是，我抱着希望，给何启治老师写去了第一封信，何老师真的给我回了信，对我给予了鼓励，并寄赠了书刊。这是我改变命运的起点，我站到了命运的交叉路口，我当时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封信会开启我的新纪元。其实，这只是仿佛来到了正确的起跑线前，但，距离发令枪响，还有好久的时光呢！

1989年夏天，我在锦州蜇蜂疗，父亲陪护我，一天半夜，姐夫突然来了，说奶奶得急病昏迷了。父亲连夜赶回家，姐夫留下来照料我。我也惦记奶奶的病情，那时候还没有电话，不知道家中是怎样情形，又对近百日的蜂疗失望，于是，我自己做主，让姐夫办了出院手续，回家。其实，父亲回到家，奶奶就仙逝了，奶奶一直昏迷流连，就是在等儿子归来送终。奶奶猝然昏迷之前两天，忽然笑着问我母亲：大媳妇，等我走，把三孙儿带着，你舍得不，放心不？母亲当时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等意识到这话的意思，又不好反驳，只能勉强苦笑：奶奶带孙子，我有啥不放心的。果然，安葬奶奶的那个早上，三哥也放下了痛苦，跟着奶奶走了。到底有什么样的天意在主宰着人呢？姐姐转达了三哥专门留给我的话：

别写了。

三哥是好心，是为我好，但，我没听三哥的话。

那天，我出医院乘长途车回家，道路上的颠簸会引发我全身关节剧痛，所以我一直死盯盯直勾勾地看着路面，遇到坑坑洼洼就更加缩紧僵硬的身子保护自己。在临近家乡村庄时，与三哥的灵车相遇，交错而过，我并不知道那车上是三哥躺在灵柩里。我去蜇蜂疗前，三哥躺在南炕，我躺在北床，因为都是脖子僵硬，三哥不能扭头看我，就常常用镜片反射着看我，我也在镜中看到了三哥那超常的大眼睛。三哥那双大眼睛永远定格在我记忆里！那双眼睛出奇地大，炯炯地盯着人看，后来姨家二姐回忆时说过，三哥那大眼睛看人时，认真得有点吓人。我理解：三哥的双眼里全是祈盼，想用眼神把世界和亲人抓得牢一些，紧一些。三哥自己不能恢复健康了，绝望了，却盼望我好起来。听说蜂疗治类风湿病的神话后，三哥没有想自己去治，反而请求父亲母亲再送我去治一治。那是1989年春天的事，而1987年家里拼全力让我在辽宁省中医院住院治了半年，经济上还没恢复过来呢。当时，我自己是抱着捞救命稻草的心态想去治，又无法说得出口，没脸再请求家里为我花大钱去治这治不好的病了。父母认同了三哥的意见，又头拱地送我去锦州求蜜蜂医生做我的救命神灵。三哥，咱俩最后一次路遇时，我不知道你在那辆车上，你一定知道我在这辆车上吧，那你怎么不喊我一声，让我再看看你，送送你。三哥，我没听你的话，我一心想写，现在我写出头了，我靠写站起来了，又能走了，你都看到了吧，我手中的笔比被冤枉牺牲的蜜蜂管用。三哥，放心吧，我现在也是替你和二哥活着，行走在人前，等以后，我会去找你们的，咱们哥仨儿还要在一起，但我们要健健康康的，咱们不做病人了，咱们也要找自己喜欢的姑娘，娶媳妇、生孩子，享受人之天伦，咱们一起孝敬爹娘，这辈子，爹娘为咱们病儿子受了太多的苦，父亲老年糊涂生气时对我说过：给你花的钱哪，撂起来比你都高。三哥，二哥，来生，我们一起好好报答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站在家门口刚刚送走一个病瘫十八年的儿子，又迎接一个被迫承认病瘫的儿子治疗失败回家了，这就是我们家，当年真是太难堪了。亲友劝慰悲痛中的我母亲，说：“三儿这病孩子走了也好，他不遭罪了，你也少伺候一个。”可母亲哭说：“我宁可伺候着！”邻居有一位母亲，独生儿子猝然离世，同是失去儿子的母亲，她抱住我母亲说：“你还伺候着了，咱家小子，我连伺候都没伺候着”。这话，让我心动，心痛，瘫痪的儿子躺在炕上，母亲伺候十八年，这竟然让另一位母亲羡慕。只有母亲才会这样想，只有母爱才能这样体会。有时候，年老的父母患病，儿女伺候不起了，甚至盼老父母早点走，而母亲照料儿女，却说：我宁可伺候着，十八年，还没伺候够！给三哥穿寿衣时，因为他皮包骨的躯体扭曲畸形，别人不知道怎么穿，只有母亲知道怎么做，才会给儿子把衣服穿上；只有母亲知道怎么做，才会让儿子不疼。三哥的人生，第一次穿衣是母亲，最后一次穿衣，还是母亲。这时候，我躺在那里，心里明白了，让母亲伺候，对母爱也是一种安慰，我躺着活，不仅仅是个人承受痛苦，母亲心里一样苦。照料一双公婆和三个病儿子，母亲心里怎么能不苦，可母亲从来没有想过放弃，从来没对我们说过苦。

我活着，既是为了尊敬自己的生命，也是为了回报母爱。

那时候，我能做到的报答母爱的方式，不是照料母亲，而是躺在炕上接受母亲的照料，母亲为我擦洗身子，像婴儿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