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寸光阴一寸金

“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被清代周希陶整理在《增广贤文》中，其中“一寸光阴一寸金”是一句尽人皆知的比喻时间宝贵的名言，究竟是谁最早吟出此千古名句？新版《辞源》“寸阴”条，引用的出处是元代同恕《送陈嘉会》诗：“尽欢菽水晨昏事，一寸光阴一寸金。”但查《全唐诗外编》上册中的《全唐诗补遗》卷十四，载有王贞白七绝诗《白鹿洞二首》，其中第一首便为：

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

不是道人来引笑，周情孔思正追寻。

由于唐末的王贞白早于元代的同恕四百余年，这首《白鹿洞》诗，当是“一寸光阴一寸金”的最早出处。

这首诗，是王贞白早年在江西庐山五老峰下白鹿洞中读书时所写。诗中记述了一次他因专心读书而路人引笑的经历，说明了时间宝贵以及应该深刻探讨、学习古人优秀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品格的道理(周情，周公的道德情操；孔思，孔子的思想学问)。

王贞白，字有道（875—958年），号灵溪。信州永丰（今江西广丰）人。唐末五代十国著名诗人。唐乾宁二年（895年）登进士，七年后（902年）授职校书郎，尝与罗隐、方干、贯休同唱和。在登第授职的七年中，他随军出塞抵御外敌，写下了许多边塞诗，有不少反映边塞生活，激励士气的佳作。征戍之情，深切动人。将军旅之劳、战争景象描写得气势豪迈、色彩浓烈、音调铿锵。

王贞白曾把自己所写的《御沟》寄给当时著名的诗僧贯休，并在信里十分客气地请求对方给予指点。当时贯休读到诗句“此波涵帝泽，无处濯尘缨”时，虽然觉得颇为警策，但仍觉得它还有再推敲的必要。但由于并不认识王贞白，贯休觉得也不便多说什么，心想那就等将来有机会时再当面陈说吧。

后来有朋友组织了一次聚会，王贞白和贯休两人都恰好参加了。这样，贯休便说起了王贞白之前给他寄的作品里似乎还有一个字不妥，如有可能，把它再行推敲一下，那就再好不过了。而这王贞白一听，随即“呼”地一下站了起来，颇为生气地瞪了贯休一眼，扬长而去。看着王贞白气愤离去，贯休却微笑着说道：“王先生思维非常敏捷，他很快就会明白过来，回来跟我谈诗的。”说罢，贯休遂取笔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字，开始坐着等待。

果然，没到一盏茶的工夫，王贞白便返了回来。他对着贯休深施一礼，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想把上回所呈诗作的前句改为‘此中涵帝泽’，您觉得如何？”贯休当即笑着把他的手心摊开，原来他手心里所写的字正是一个“中”字！王贞白不觉大为惊服道：“僧人实亦可称为小生之一字师也！”此后，两人便成了极为要好的诗友。

王贞白在唐末声名卓著不仅仅与他的诗有关，还有一个原因是，他的求仕经历比较曲折奇特。关于王贞白参加科举考中进士的情况，《唐诗纪事》中有所记载，称王贞白殿试时考得并不是很好，“札翰（文章）狼藉”，只是因为有黄门官在皇帝面前说“此举人有诗名”，才被皇帝御批录取。

据《唐才子传》中记载：放榜后，人们对于王贞白及第，议论纷纷。于是“诏翰林学士陆扆于内殿复试”，尽管考试风波的具体情况未详，但推翻已经放榜的结果而重开殿试，在科举史上还是少有的事件。而王贞白“呼吸间两获科甲”，正是经过接连三番科考才得以登第的。关于复试之事，《广上县志》《广信府志》《容斋随笔》皆有叙录，而最为详明的则有该年登第者黄滔《御试诗》的开头叙文：“昭宗乾宁二年，崔凝考定进士二十五人。复命所司复试。内出四题，乃曲直不相入赋，良弓献部赋，询于荔荛诗，品物咸熙诗。赵观文、程宴、崔赏、崔仁宝等四人，并卢瞻、韦说、封渭、韦希震、张蠙、黄滔、卢鼎、王贞白、沈崧、陈晓、李龟桢等十一人，并与及第。”王贞白在初试后作的《御试后进诗》也注称：“是年初放二十五人，后复汰，止放十五人也。”可知这一科殿试最终结果只有包括王贞白在内的十五人登第，其余十人则经复试而淘汰。

王贞白复试又中选，两番折桂，声震四海，亲朋相贺者接踵而来。诗友多有贺诗，例如裴说《见王贞白》诗：

共贺登科后，明宣入紫宸。又看重试榜，还见苦吟人。

此得名浑别，归来话亦新。分明一枝桂，堪动楚江滨。

贯休也有《送王贞白重试东归》一诗：

【白鹿洞书院】

辛苦酬心了，东归谢所知。可怜重试者，如折两三枝。

雨毒逢花少，山多爱马迟。此行三可羡，正值倒戈时。

而最具轰动效应的是，王贞白家乡信州的郡守，居然别出心裁地将王贞白所居坊名改为进贤坊，并减免坊内户税。可见，在当时王贞白登第的确是颇有影响的事。

后来由于适值世乱，王贞白便不再做官，回到老家专心致志地写作。王贞白退隐，并非偶然。自做官后，他就已深刻地感受到了唐末政治上的污浊与腐败，他在很多首诗中都反映了这种思想情绪。其中，“时官苟贪浊，田舍生忧煎”（《田舍曲》），不仅表现出他对贪官污吏的斥责，还体现了他对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深切同情；他赞赏东汉隐士严子陵那种“下视汉公卿”（《题严陵钓台》）、“高卧不示荣”（《钓台》）的风格，同时也反对严子陵的置国家安危而不顾的消极态度，于是写道：“垂钓月初上，放歌风正轻。应怜渭滨叟，匡国正论兵”（《题严陵钓台》）。虽然，王贞白深感自己无力挽救日益衰败的大唐社稷而弃官退隐，但是他始终摆脱不了面对国家危亡的痛苦。“前年帝里探春时，寺寺名花我尽知。今日长安已灰烬，忍随南国对芳枝”（《看天王院牡丹》），这种亡国之痛深深地伤及诗人的心灵。“恶闻亡越事，洗耳大江滨”（《泛镜湖》），表明退隐实际上是他无奈之下的一种选择。

王贞白退隐之后，除了写诗，还为家乡的百姓做了许多事。他在乡邑永丰县城外西山之南创建“山斋书舍”，潜心教学。《西江诗话》中称他“退隐教授，以道学教任，四方学者多师之”。《豫章十代文献略》的作者、清人王谟对王贞白推崇备至，在《丰溪书院崇祀王有道先生议》中赞道：“唐校书郎王贞白有道先生，先生生唐末运，知时事不可为，独洁其身，高蹈丘园。进不与清流白马之祸，退亦不屑依草附木为诸侯上客，其也出处去就之际，有独得其正者。高风大节，谁能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