颅相学的功过

当时许多科学家都把失语症归为不能把思想和话语联系起来，但是没有人把失语症和脑的局部损伤联系起来。到了19世纪初，随着加尔所提倡的颅相学的兴起，脑功能定位的思想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加尔本人也对语言的脑功能定位很感兴趣，除了他一贯的仅仅靠观察人的能力和他们的颅骨在哪儿特别突出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科学根据的策略之外，他在语言的脑功能定位方面倒也引用了某些病例来支持他的猜测之词。因为一个同学的语言记忆能力特强，且这位同学有一双鼓起的眼睛，加尔就下结论说负责语言的脑区在额叶。以后他举出眼睛以上的额部为剑尖所伤的两个病人记不住朋友或家人的名字为例来支持他的上述论断。拿破仑的外科军医官拉雷（Baron Larrey）给了加尔第三个病例，这是一位名叫德·兰帕纳（Edouard de Rampan）的受剑伤的病人，剑尖从左犬齿附近进入，穿过鼻窝^[7]和筛板一直刺到前叶（anterior lobe）。这位病人记不住文字，但是在图像和位置的记忆方面却没有什么问题。另外，他的右半身也偏瘫了。德·兰帕纳对拉雷记得很清楚，但是就是叫不出他的名字。

图6-2　颅相学中提出的一幅大脑的分区图。颅相学是第一个试图解释人类思维活动与其大脑布局对应关系的学科。

加尔本来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发现大脑左半球在语言中所扮演的特殊作用，但是他却错失了良机，他承袭了前人关于脑的两半球功能对称的错误观点，对于一侧损伤造成的特殊症状，他只是认为是由于破坏了两半球功能的平衡而已。

1828年，美国科学家塞缪尔·杰克逊（Samuel Jack⁃son）的一位病人神志清楚，但是却说不出一个有意思的单词。他发现这位病人能运动他嘴部和舌头的肌肉，因此问题并不是出在瘫痪上。如果给这位病人纸和笔，他在书写方面也有问题。例如他曾写下“Didoes doe the doe.”这个莫名其妙的“句子”。很明显这位病人损伤的是专门负责文字记忆的脑区。后来其他科学家也发现了一些类似的病例，不过由于当时颅相学正在走红，他们都用颅相学来解释这些病例。

虽然到了19世纪上半叶后期，颅相学的影响已经江河日下，绝大多数有科学或医学背景训练的人都不再相信颅相学，但是关于语言可能定位在某个特定脑区的思想并没有随之消亡，只不过得经过艰苦斗争和颅相学中的错误思想划清界线而已。其中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法国科学家布约（Jean⁃Baptiste Bouillaud），虽然他曾经是法国颅相学学会的创始成员，但是后来他转向用临床检查和尸检来研究皮层定位的问题了。和加尔仅通过一些特例就下结论相反，他在研究中采用了大样本，例如他在一生中搜集了超过500位语言有问题的病例。事实上他是第一位分析大样本的脑科学家。他把他的研究用下面一段话来加以总结：

语言器官的运动显然在脑中有特定的中枢，因为有些没有其他任何瘫痪症状的病人可能会一句话也说不了，而与此相反的是有些说话自如的病人偏偏四肢瘫痪。但是只是明白脑中存在某个特定的脑区负责产生和协调人们赖以交流思想和感受的奇妙运动还是不够的，最最重要的是要知道这种协调中枢的精确部位。根据我自己的许多观察及我从文献中读到的大量材料，我深信我所提出的负责语言的主要脑区是脑中的前叶的观点是有道理的。

但是遗憾的是，当时加尔的名声在科学界太坏，连和他在思想上有过共同点的科学家也被殃及，因此布约有关语言定位的思想不是遭到否定，就是不受重视。大名鼎鼎的克吕韦耶（Jean Cruveilhier）就不以为然地说过：

如果在病理上能表明前叶的任何损伤总是造成相应的语言方面的变化，并且脑中除了前叶之外的任何其他部位脑区的损伤都不会带来语言方面的变化，那么问题就解决了，而我也就立刻变成一个颅相学者了。……事实上，不会发声并不总是脑中前叶受损伤的结果；此外，我也能证明不能发声也可以伴随脑中其他任何部位的损伤。

1800—1860年，大多数人与克吕韦耶持同样观点，不过也有少数人支持布约的观点，并列举出了更多的病例。布约大受鼓舞而下了一个科学史上最著名的赌注：“我愿意出500法郎给任何人，只要他能提供给我下列病例——病人的前叶有深度的损伤，而又在语言方面没有任何问题。”1865年这笔奖金终于给了一位名叫韦尔波（Alfred Velpeau）的医生，他在1843年报道了一名脑癌病人，他相信这位病人的脑瘤“占据了双侧前叶”。然而这个病人不仅说话流利，而且还十分饶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名病人的额叶组织有相当部分并没有受到损伤，布约白白损失了一大笔钱。布约未能成为科学上语言功能定位的开山鼻祖，除了当时科学界因对颅相学的反感，而把脑功能定位思想这一“婴儿”也随颅相学的“脏水”一起泼掉之外，也和他对语言中枢的定位不够精确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