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丰八年三月七日，神宗病死，才三十八岁。他做了十九年皇帝，用王安石变法。安石去位后，亲自主持大政，实行新法。因议论不合，司马光退居西京，但神宗始终以为贤。元丰改革官制，他对执政说：“新官制实行，赞成新法的和不赞成的人我都要用。御史大夫这个职位，就非司马光不可。”王皀、蔡确，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色一下都变了。王皀很担心，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蔡确说，皇帝很久就想对西夏用兵，收复灵武；你在这方面负起责任来，宰相这个位子，别人就休想了。[1]
七年三月，大宴集英殿，神宗把才九岁的皇子延安郡王（即后来的哲宗皇帝）介绍给辅臣王皀。这年冬天，他告诉辅臣明年将立他为太子，要请司马光、吕公著做老师。[2]
当神宗病得很厉害的时候，蔡确担心司马光被起用，在立太子这件事上曾和邢恕、章搞过一些见不得人的活动。[3]
蔡确曾为王安石所重，但反复多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元人修史时，他和邢恕、章俱入《奸臣传》。
神宗去世的时候，王安石退居金陵，已经八年了。他是很哀伤的，在挽辞中说：
老臣他日泪，湖海想遗衣。
对神宗这个人，在挽辞中他也表示由衷的景仰：
一变前无古，三登岁有秋。
说神宗对事事物物莫不周知，凡有才能，必以各种办法进用；在变更法度方面胆略不独前无古人，它的效果也就像在《元丰行示德逢》中所说的“三年五谷贱如水”了。[4]
神宗病重时，皇太后便同听政，死后，太子赵煦即帝位，才十岁。宰相王皀，副相蔡确。皇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一切军国大事都由她决定。
太皇太后即英宗的皇后，神宗的亲生母亲。她的曾祖父高琼、祖父高继勋在真宗、仁宗朝都立过功，做到节度使。特别是高琼，在和契丹的战争中劝真宗亲临前线澶渊，最为人所称道。在变法时期，她一直不满，对神宗多次劝沮。[5]
八年二月，司马光提举嵩山崇福宫已经满了三十个月。他请求还留在西京，在留司御史台或国子监工作，说这两处比起宫观来，还有些事可做。还没有得到答复，神宗的凶问便到了西京。他十分哀伤，想着皇帝对他的好处，便请求奔丧，说先帝特别看重他，先叫他在翰林学士院工作，后来又让他居宪台（御史台），还要派往枢府任副使；只因自知并没有什么大才，请求冗散，在洛阳著书十五年；书成，不但进了职，还受到赏赐；这种大恩，如天之高，如地之厚；凶问一来，便想直接到京师，奉望先帝遗体，一展深哀，但顾虑重重，不敢辄行。后来听说孙固、韩维都已到京，便决定十七日离西京，奔赴阙廷。[6]
他对神宗的挽辞有五首，赞美神宗决事如神明之速，任人如金石之坚，勤政好学，绝弋猎，少宴游。第四首说：
微生轻草芥，圣泽阔沧溟。
鹿性安林野，葵心注阙庭。
尧云不可望，白首涕飘零。
感情真挚，和王安石相同。但鹿性葵心，内心的矛盾，也跃然于纸上。[7]
当他到达汴京的时候，帝城的卫士以手加额，都很高兴，说：“这就是司马相公啊！”他所经过的地方，数千人聚观，有的人争着挤到他身边，请他不要再回洛阳，留在皇帝身边，为百姓多做些好事。[8]
司马光临丧之后，径归洛阳。太皇太后派亲信宦者梁惟简去看望他，问他当时最迫切要做的事是什么，他以为最切要的事是广开言路。说近年以来，风俗颓弊，士大夫偷合苟容，一心想保住自己的位子；危言正论的，被视为狂夫，以致上下隔而不通，下情不得上通，帝恩不得下达。他建议要让那些当官的和不当官的都讲话，讲朝廷缺失、民间疾苦；讲得对的，即加提拔，用其所长，弃其所短，讲得不对，也不加罪；这样，就可以听到许多有价值的建议，下情无隐，这真是治安之源，太平之本。[9]
这时，王皀任首相，蔡确、韩缜、章等还在位。有人不喜欢开言路，定了六条限制，规定言者违反了要办罪。太皇太后把这六条交给司马光审阅，司马光说：“作这些规定，不是要人讲话，而是不要人讲话。只要一开口，就没有不违反这六条规定的。”当时有个太府少卿宋彭年，还有个水部员外郎王谔，都因为说了非其职位所当说的话，赎铜三十斤。太皇太后听了司马光的话，改颁诏书。各地的吏民，上书说新法不便的好几千人。[10]其中为司马光录用的十五人，著名的有孔宗翰和王巩。宗翰后来大大地扩大了孔子庙的教育事业。[11]
在洛阳，司马光得到赴知陈州的命令，而且要他经过汴京入见太皇太后。这时已经初夏，吕公著在扬州也奉命入京当侍读。[12]
司马光赴京途中，朝廷劳问的使者，相望于道。经过郑州，遇老友孙固，纵谈天下大事，固说：“你马上就要当宰相了。办事总有个先后，也必有缓急。在这个问题上，要多多考虑。”孙固对司马光是很倾心的。元丰初，固同知枢密院事，反对用宦官李宪作统帅，对西夏用兵。司马光退居西京时，多次劝神宗召归起用。[13]
到了汴京，即奉守门下侍郎的新命。这时，门下侍郎就是副宰相。他请求仍赴陈州，说十六年前神宗叫他当枢密副使，他便因才力短拙，力辞得免；现在老了，更不能担当这个重任。[14]高太后亲自写信给他，说神宗不幸逝世，皇帝才十岁，国家正需要方正的人，以为辅佐，这不是你辞位的时候啊！很多人对司马光辞位，都加劝阻。他的哥哥司马旦责以大义，说生平读书，思致君尧舜，现在正是做事的时候，却偏偏不肯去做，这不是“进退之正”。[15]这时，苏轼正从登州（今山东蓬莱）召还，一路上人们相聚呼号，要他带信给司马相公，不要离开朝廷，“厚自爱以活百姓”。[16]
这一年五月将尽，司马光担任门下侍郎。宰相王皀已死，蔡确守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缜守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知枢密院。司马光的老友范纯仁时知庆州，司马光向他吐露了真情。在给纯仁的信中，他说：“我很笨拙，你是了解的。闲居十五年，本来希望再任一次散官，到了七十岁，便照例退休。朝廷之事，从不关心。荣进之心已经断了很久，常常想的只是‘委顺田里’。这几年记忆力又差，什么事都要忘记。真想不到还会受到人主知遇，冒居要职。但朝廷旧事多所遗忘，新法又都不懂。朝中士大夫，一百人当中，认识的不过三、四人。现在的境遇，真像一片黄叶在秋风中飘零。我现在是徒被虚名，实无所有。上下责望不轻，不知怎么应付！你对我关心，已非一日，深望时时赐教，督促我，把我所当做而没有做或做得不对的，尽情地告诉我。”[17]
当他还在洛阳，听到太皇太后开言路之后，已经采取措施，剔除弊政：胡作非为的近侍们被斥退，修京城的役夫被遣散，民间所养户马被废除，保马的年限也放宽了，并告诫中外官吏，不得过为烦扰，禁止苛刻暴敛。他又上书，论新法的“病民伤国”：“王安石得到神宗信任，轻改旧章，谓之新法。附和他的人被捧上天，批评他的人被打入地。实行青苗、免役、市易、赊贷等法，目的无非聚敛，名为益国，其实害国，名为爱民，实为病民。行险侥幸，轻动干戈，兵夫数十万暴骨于原野，数不尽的军械物资遗弃于异国。一些生事的人，置保甲、户马、保马，以资武备。军用不足，又改变茶盐铁冶旧法，以供军需。生民失业，困穷饥渴，如在汤火。现在应当做的是顺民心，民所欲者与之，所恶者去之。新法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的，加以保存；病民害国的，就当毫不顾惜，加以弃除。有人以‘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的古训，来保持病民害国的新法。现今军国大事由太皇太后权同处分，去害兴利，是以母改子，不是以子改父，这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18]
接着又乞罢保甲，以为此法行后，农半为兵，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农业生产几乎停止了；有些地方，盗贼公行，官军追捕，终不能制；这在实际上是驱民为盗；应当尽罢保甲，使农民归田，恢复农业生产。[19]
吕公著从扬州到京，六月的一天，和太皇太后相见，上书说当畏天、爱民、修身、讲学、任贤、纳谏、薄敛、省刑、去奢、无逸，凡十事，很受到鼓励。接着，又奏言新法之害，以为“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夺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议论和司马光几乎尽同。他请求任用正直之人，广开言路。他推荐孙觉做谏议大夫，或给事中；范纯仁做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专门研究所行青苗免役市易等新法；李常作御史中丞，刘挚作侍御史，苏辙、王岩叟做察官、谏官。[20]
太皇太后把公著所奏，封转司马光，要他“直书当与未当以闻”。司马光说自公著到京，除在办公地方在公众中见过一面，从无往来，也没有通过书信；公著所言，和他想说的完全相同，这就是因为天下之人都同此心之故。他以为公著所言，无有不当；倘行其所言，必利天下，公著可说是个兼济之才。[21]
他又推荐刘挚，说挚“公忠刚正，终始不变”；范纯仁“临事明敏，不畏强御”；唐淑问“行己有耻，难进易退”；范祖禹“温良端愿，修身无缺”；还有赵彦若和傅尧俞，一个是“内行修饬”，一个是“清立安恬”。说这些人当委以台谏之任，或使居侍讲、侍读之职。
这次推荐，是奉太皇太后之命举出可堪大任的一个名单。除上六人外，还有吕大防、王存、李常、孙觉、胡宗愈、韩宗道、梁焘、赵君锡、王岩叟、晏知止、范纯礼、朱光庭和苏轼、苏辙。他还建议太皇太后向文彦博、吕公著、冯京、孙固、韩维这些“国之老成”征求意见。[22]
这年七月六日，吕公著被命为尚书左丞。元丰官制，尚书省和中书省具有同样的权力，尚书左丞就是位亚宰相的执政。
过了两个多月，范纯仁自庆州召回，为左谏议大夫；唐淑问自虔州召回为左司谏；朱光庭为左正言，苏辙为右司谏，范祖禹为右正言。范纯仁和范祖禹是司马光的亲戚。章以为当遵守祖宗旧法，凡执政之人，他的亲戚和所推荐做台谏官的都要引嫌改作别的官。司马光说纯仁、祖禹做谏官很合适，为众望所归，不能因为是他的亲戚而改命；他宁可避位，不愿妨碍贤者进用。纯仁、祖禹也请求改命，于是纯仁改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祖禹为著作佐郎。[23]
唐淑问是唐介的儿子。介在熙宁初为参知政事，以为王安石好学泥古，议论迂阔，不可大任。仁宗、英宗朝，他以直声闻天下。神宗说他是“先朝遗直”。淑问以为王者之学，“不必分章句，饰文词”；要熟悉历史，知历代之所以兴亡；留心现状，研究是否合乎先王之道。[24]
朱光庭后又由左正言迁左司谏，论蔡确、章、韩缜，说得非常切至。[25]
傅尧俞十月被命为秘书监。尧俞字钦之，司马光说他“清、直、勇”，对他很敬重。邵雍以为钦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温”，是很难做到的。光居西京时，尧俞两年中六次移官，自知不为时所容，请求提举崇福宫，和司马光时相唱和。[26]
在西京与司马光时相唱和的鲜于?，十一月也被命为京东转运使。青苗法行，?为利州路转运判官，部民不请青苗钱，为安石所不悦。后来他推荐刘挚、李常、刘窸、范祖禹和苏氏兄弟，都是不合时宜的人物。苏轼自湖州赴台狱（御史台狱），没有人敢和他来往，经过扬州，?往相见，为台吏所拒绝，后即罢官，到西京主管御史台。[27]
吴居厚在京东，把一个富庶的地方搞得十分疲困，民怨沸腾。鲜于?受此新命，司马光说：“朝廷要救东土之弊，非子骏不可，这真是所说的一路福星，可以成为各路转运使的模范。但哪有那么多的子骏分布在全国啊！”[28]
这一年腊月，司马光又上书请求速革旧弊。他说，新法之行，都是由于神宗感到天下还没有完全统一，和汉唐相比，深以为耻，因此决定用兵；“强配青苗，多收免役”，以聚货帛，目的在于用兵；行保甲，使农民弃耒耜，习刀箭；保马、户马，使农民买马卖牛，日益愁苦，目的也在于用兵；其他市易、赊贷、置将之法，莫不由此；臣民上言说到由这些新法带来疾苦的数已逾千，但人们习于故常，惮于更张。他要求皇太后宣谕执政，凡当改的，充分讨论其利害，上呈批准施行。[29]
在这之前，他还有一个諸子，专门陈述农民的痛苦。说四民之中，只有农民最勤而最苦，“戴星而作，戴星而息”，但“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新法行后，“青苗则强散重敛，给陈纳新；免役则刻剥穷民，收养浮食；保甲则劳于非业之作，保马则困于无益之费”。他告诉皇太后，太宗皇帝曾亲自询问田妇的疾苦，临朝之日，没有不提到农业生产的；真宗皇帝的乳母来自农家，自幼习知农家之事，景德时所颁《农田敕》，至今称为精当。他希望太皇太后对一百五十道农民所上的陈诉疾苦的封事留心看一看。[30]
【注释】
[1]《宋史》卷三一二《王皀传》。
[2]《长编》卷三五一元丰八年二月癸巳条李焘自注引《哲宗新录·宣仁圣烈皇后传》。
[3]详见《长编》卷三五一元丰八年二月癸巳条。
[4]以上引诗见《王文公文集》卷七八、三七。
[5]《宋史》卷二四二、二八九。
[6]《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五《再乞西京留台状》、《乞奔丧状》。
[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一五《神宗皇帝挽词五首》。
[8]《长编》卷三五三元丰八年三月壬戌条。
[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乞开言路諸子》。
[10]《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
[11]《宋史》卷二九七《孔道辅传》。
[12]《长编》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丁丑条。
[13]《宋史》卷三四一《孙固传》。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七《辞门下侍郎第一諸子》。
[15]《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旦传》。
[16]《宋史》卷三三六《司马光传》。
[1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八《与范尧夫经略龙图书》。
[1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
[1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六《乞罢保甲状》。
[20]《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癸未条、戊子条。
[21]见《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条。
[22]《长编》卷三五七元丰八年六月戊子条。
[23]《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丁丑条。
[24]《宋史》卷三一六《唐介传》。
[25]《宋史》卷三三三本传。
[26]《宋史》卷三四一本传。
[27]《宋史》卷三四四本传。
[28]《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一月丁酉条。
[2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革弊諸子》。
[3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八《乞省览农民封事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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