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日红霞（中）

王皀死后，蔡确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韩缜为右仆射兼中书侍郎，章知枢密院事，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吕公著为尚书左丞。还是新旧杂用。

神宗纎庙之后，两府大臣，照例迁转一官，司马光被命为正议大夫，和蔡确、韩缜、章相同。司马光力辞，说神宗皇帝去世的时候，他闲居西京，未预顾命，不能和蔡确相比，接受褒赏；仁宗皇帝辞世，韩琦等有定策之功，曾迁一官；富弼以不与顾命，力辞甚苦；他当时任谏官，以为官已多，赏已滥，皇帝即位之初，应当革去这种弊病；神宗谢世，他既没有参与定策，又“不预顾命”，过去对别人已说不当受，今日对自己则“受而辞”，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能不自愧！辞呈凡六上，以为自己“非敢私饰小廉”，而是想为国家爱惜名器。^[1]

他的朋友吕公著和他采取了一致的行动。^[2]

元丰八年过去了。保甲集中训练，像过去的乡兵义勇一样，每年只在农闲时校阅一次。保马不再买了，现有的由马监放养，分配作军用。市易法被废除，储存的货物全部出售。重息废止，百姓所欠不复取息。京东仍铸铁钱。河北、江西、福建、湖南盐及福建茶法，皆复其旧，恢复通商，不与民争利。天下钱谷，都归户部尚书，改变了过去多头领导的旧制，量入为出。^[3]并下宽民之诏，禁止超过规定取民之财。增设都转运使，加强对地方的监督，要求给百姓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而又不宽弛放纵。^[4]后又罢方田。还是在熙宁五年，因为税役不均，富者轻而贫者重，神宗以为对土地所有者来一次核实，丈量田亩，据土地多寡以纳税，就能改变不均的情况；但官吏不得人，反致骚扰。于是在元丰八年十月，颁布了“罢方田”的命令。^[5]

蔡确、章、韩缜已经受到刘挚、朱光庭、王岩叟等人的攻击。光庭在一次上书中，说蔡确等仍居“鼎轴之任”，“内有青苗、免役、茶盐之害未尽更张，外有边防疆场之事未经处置”。以为蔡确“不恭而心私”，章“不忠而邪说”，韩缜“不耻而冒宠”。章明目张胆，百般挑剔，逞其辩说，诋毁司马光。蔡确表面上尊重司马光，实际上和章暗相勾结。韩缜这个人，不声不响，议论国家大事，对正确意见，也不表示支持，千方百计，只求自安。光庭要求太皇太后罢去这些人的“柄任”，另选贤能。^[6]

刘挚论蔡确凡十疏。第一疏约在元丰八年十月，第十疏在元元年二月，经过四个多月，蔡确才于闰二月罢相，出知陈州。过了一些日子章也罢去，知汝州。到这年四月，韩缜才罢。但他们陆续去职的时候，司马光正在病中。请了一百多天的假。

病中，得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之命，他请辞再三，以为“上戴天恩，下顾无状，进退维谷，无地自处”。又说自己天性朴直，能忠于事君，怀爱民之心，说实话，“不为欺罔，不涉佞邪”，确有一些长处，但是“烛理不明，见事不敏，度量褊隘，关防浅露”，还不能担任首辅的重任；请求收回成命，把告身（任命状）留在门。病假满了一百天，四月以后，便不请俸给，皇帝命令假期可以继续，俸给也照旧支给。他说国家规定假满百日即停俸，他身为首辅，应当做百官的表率，请求照章停止俸给，以便安心养病。^[7]

卧病在家是这年正月下旬，二月中，便对西夏问题三次上书，主张与西夏言和，说“不和西戎，中国终不得高枕”。在第一次上书中，回顾了神宗时对西夏的关系，估计了西夏当时的情况，提出“还其侵疆”和“禁其私市”两策：前者是上策，行上策，西人必感戴恩德，世世臣服；禁其私市，也有迫使西夏就范的可能，但立法不严，边帅不得人，禁也很难，可能“获一漏百”，这里禁绝了，那里却又放行，达不到屈服西人的目的。二月下旬，西夏遣使来汴，贺新君即位。司马光又上书，请求趁这个机会赦免、接纳，使边境安宁；边境安，中国也就安了。^[8]当时，担任侍读的韩维，也在小皇帝面前，说澶渊之盟后，真宗皇帝十九年不言兵，因此府库丰实，国家富足。^[9]

但这些建议都为当时的执政官蔡确、章所阻，没有能实行。后来西夏遣使至宋要求归还熙宁时被占领的土地。这时，司马光还在病假中，便上书请求不要拒绝西夏的请求，说：“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今既许其内附，岂可犹靳所侵地而不与！”新开的寨指的是米脂（今陕西米脂县）、浮图（今陕西绥德西）、葭芦（今陕西佳县）、安疆（今甘肃庆阳东北）。这四寨之地，直到元四年才还给西夏，西夏则放回在永乐城被俘的一部分宋人。^[10]

北宋役法，即古代所说的力役之征，是直接继承隋唐的。除了品官之家不负担徭役外，包括形势户在内的地主豪强和农民都要轮流为国家当差，实行所谓的差役法，以衙前看守或押运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督课赋税，耆长、弓手、壮丁逐捕盗贼，承符、人力、手力、散从官等等不同名称的人们打杂，在衙门里当差，这就是所谓的吏或人吏。那时候，按资产高低将主户分为五等，一、二等为上户，三等为中户，四、五等为下户。下户中的第五等规定免役，其他四等按资产多寡定役之轻重。

衙前役对于地主和富裕农民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应役的人往往因此赔偿损失而倾家荡产，“破败人家，甚如兵火”。^[11]太宗、真宗以来，家业很厚的一等户，便已采取各种办法规避这种差役。仁宗晚年便已感到改革的需要。司马光在英宗时也提到衙前役可以“募人为之”，不要让农民负担。农民只能负担轻役。在司马光看来，农民是创造财富的主要力量，应当让他们安心生产，“租税之外，宜无有所预”。^[12]

王安石变法，废除差役，最主要的是出钱免役，考虑的时间很长，也很周到。安石自己说和神宗讨论了两年，“无不曲尽”，才决定实行的。^[13]

免役法实行了近二十年，上户得到好处，原来不负担差役的五等下户则日益贫困，因此，对免役法的议论“是非不一”。司马光是立场明确、态度坚决的。元改元，他病假，不能亲赴都堂与三省长官面议大政，便写了个咨目给三省，强调“当今法度，所宜最先更张者，莫如免役”；只要尽罢免役，依旧差役，即可使疲民苏息十之七八；如果现在还不决意更改，“恐异日遂为万世膏肓”。至于罢免役、复差役工作，各地情况不同，可以慎选忠厚干练、忧民忘私的为诸路监司，倚为耳目股肱，委以相度措置；但绝不可将此工作仍交给主管差役的提举司官员去办理，他们是必定阻挠刁难的。^[14]不久，司马光又上书请求复差役，废免役。他说免役有五害：“行差役时，上户当差，有时要赔钱，但时间一到，就可休息，过了几年，家业恢复了，才又准备当差。现在是年年出钱，所出之数，往往比过去赔的还多。此其一。过去下户（五等户）不充役，现在都要出钱，家产卖尽，弱者转死，强者为盗。此其二。过去服役，都是良民，有宗族，有田产，当上公人，不敢为非作歹，看守官物也不敢侵盗。现在充役的都是游民，当公人则作恶多端；看守官物，巧为盗取，一旦事发，便改名易姓逃往别处。此其三。农民所有，自古以来，不外乎谷、帛和气力，现在一切要钱，丰年卖谷帛，凶年则卖牛，卖农具，卖田卖屋，以至生计都尽。此其四。提举常平司官员惟钱是视，朝廷虽屡有命令，限制刻剥，但听的人却不多。此其五。这回开言路，几千人说到民间疾苦，没有不谈到免役之害的。”^[15]

太皇太后很赞成司马光的意见，但朝廷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很大，要多研究，多讨论。左司谏苏辙说免役法行了近二十年，人们也都习惯了，一旦恢复差役，阻碍必多；现在朝廷用事的人，多数是因行新法进用的，民间小有不便，便借机“指以为言”；司马光的建议，有疏略，也有差误，倘能和衷共济，就应该边行边改；现在情况却不如此，小有异同，就有可能动摇大议。他建议认真总结一下新旧两法，不要匆匆忙忙地罢免役，行差役。^[16]

右正言王觌说免役法虽然便于民的不少，但也不能没有弊病，说免役一无是处，不符合事实。他搜集免役有助于差役的一些办法上陈，主张更张时要慎重。^[17]

当时，“执政八人，而奸邪居半”^[18]，复差役，废免役，朝廷执行时便有些动摇。司马光又上书，希望朝廷在罢役钱上要坚决，他说：“朝廷废免役，复差役，是大好处。免役行了近二十年，上户得好处，下户却十分困苦。罢免役过程中，有人不赞成，这无足怪，州县也不能没有烦扰。地方提举官，本来以多收役钱为功，一旦罢去，也当然不高兴。朝廷在罢役钱这一点上，只要稍有踌躇，做个什么变动，就必然以为大政未定，徘徊观望，以待仍行免役法。”

知枢密院章，这时便公开出面，说司马光两个諸子前后矛盾，第一个諸子说上户以免役为苦，第二个諸子则说上户以免役为优便；旬日之间，所言利害相反，竟这样令人不可思议，这当然是由于司马光对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得周到确实；司马光忧国爱民，人所共知，只是“措置变法之方，必恐未能尽善”。他认为免役、差役的好坏，还要仔细研究，还要州县都去议论，千万不可速行。^[19]

在吕公著的建议下，朝廷决定派侍读韩维、吏部尚书吕大防、工部尚书孙永、侍读范纯仁对役法讨论详定。^[20]

孙永这个人，范纯仁很看重他，称为国器。太皇太后下诏求言，他以保马、保甲和免役最为弊政。^[21]

范纯仁从庆州内调，劝司马光变熙丰之法要慢慢来，恢复差役，更要从容讨论，不妨先在一州试行，然后总结经验，推行于一路，最后推行全国。司马光不听他的。后来又和司马光写信，说：“不开口是很容易的，说人好话也不难。我能这样，在安石执政时就富贵到手了。役法这件事，现在已经‘骚及天下’，坚决施行下去，骚扰必更甚。‘仁而失国’，古已有之。你还是多多考虑吧。”司马光仍然是不听他的。

范百禄是司马光挚友范镇的侄儿，这时为中书舍人，说免役法推行时，他在咸平县（今河南通许县）当知县，罢开封府衙前数百人，个个都眉开眼笑；后来官吏以多收役钱为功，刻剥百姓，使免役法为害；现在减少出钱，百姓就高兴了，何必一定要复差役呢！司马光听了，也无动于衷。^[22]

在这个问题上，苏轼和他也争得面红耳赤。轼说：“秦汉以前，兵农合一。后来才兵是兵，民是民。府兵又合兵农为一。唐中叶，又变府兵为长征之卒。从此，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养兵，兵出性命卫农，人以为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现在的免役法，和这大致相同。你要罢免役为差役，正如罢长征而复民兵，是不容易的。”司马光听了怒形于色。轼说：“过去韩琦刺陕西义勇，你当谏官，和他力争。韩公不高兴，你毫不考虑。我过去听你说这件事，说得很详细。你现在做相，就不许我把要说的都说么！”司马光也不禁息怒，满脸堆上了笑容。^[23]

已经被任为户部尚书的李常，在役法的讨论中说：“法只有好不好，便民就好，不必分新旧。议论也不可以人来分，切实可行，行之能久的就正确。假如让所有人都出钱，没有钱的就苦了，让所有人都出力，没有力的也难办。最好是愿出钱的出钱，愿出力的出力。”李常是司马光所器重的，当户部尚书，有人说他不能干。司马光说，用李常管理财政，人们就知道朝廷“不急于征利”，聚敛可以稍稍停止。^[24]

还有一个马默，和司马光年辈差不多。有一次司马光问他恢复差役，完全废除新法好不好。马默说，不好，像常平即汉朝旧法，有不少好处，不可尽废，只能废除那些为害人民的东西。马默是著名经学家石介的学生，在几百名同学中出类拔萃，石介在学生面前称赞他，说他将来必为名臣。^[25]

文彦博经历仁宗、英宗、神宗三朝，遍历二府（即中书和枢密院），退居洛阳已经几年了，虽年逾八十，但精力甚健。司马光对他非常敬重，在洛阳常和他来往，为他作家庙碑。蔡确去位后，朝廷以司马光为左仆射，他恳辞甚苦，请太皇太后召文彦博入京，担任这个职务。不久，右仆射韩缜去位，朝廷便急召文彦博入京。司马光对太皇太后说，上个月我要求他来作首辅，现在用他接替韩缜行右仆射事，很不妥当，应当和我换一换。太皇太后不同意。文彦博到京，便以平章军国重事为名，五日或六日一朝，到政事堂和左、右相及执政商量重事。^[26]他和吕公著同荐程颐。颐兄颢与司马光为至交，这时已经去世。颐为崇政殿说书，为皇帝讲课，后来成为洛学领袖。

刘安世是司马光的学生，问“尽心行己之要”，司马光说要“诚”，还叫他“自不妄语”做起。光为首辅，推荐他做秘书省的正字，负责订正典籍的讹误。后升右正言，上书说最近任命的官员多半是执政的亲戚，从文彦博起，点了七个人的名，其中包括吕公著、吕大防、范纯仁、孙固、王存、胡宗愈等，毫不假借。晚年，历尽了风波之后，梁师成用事，想笼络他，有人劝他为子孙计，他说：“我想做一个元全人，见司马光于地下。”^[27]

在应诏推举刘安世可充馆阁之任的时候，他还举了张舜民和孙准。

舜民上书，以为安石变法，“与小民争利”；元丰中对西夏用兵，他很不赞成。军事失败，回途中，他为二绝句：

灵州城下千枝柳，总被官军斫作薪。

他日玉关归去路，将何攀折赠行人。

青铜峡里韦烟路，十去从军九不回。

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28]

为人所告，受到严厉的处罚。司马光说他“刚直敢言，竭忠忧国”。

在推荐孙准时，司马光称其“行义无缺”。后来孙准犯罪，罚铜五斤，恰恰是“行义有缺”，他一再上书自劾。以为自己“备位宰相”，当按律连坐，“此而不行，何以齐众”！^[29]

【注释】

[1]《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二月辛未、壬申条，《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辞官第四諸子》。

[2]见《长编》卷三六一元丰八年十二月辛未、壬申条。

[3]《苏轼文集》卷一六《司马温公行状》，《宋史》卷一七九、卷一八一至一八四《食货志》。

[4]《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己卯条。

[5]《长编》卷三六元丰八年十月丙戌据阁本、宋史卷十一哲宋纪改为“丙戌”。条。

[6]《长编》卷三六四元元年正月辛亥条。

[7]《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一《辞左仆射第三諸子》，卷五二《辞接续支俸諸子》。

[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论西夏諸子》、《乞未禁私市先赦西人諸子》、《又諸子》，卷五二《乞抚纳西人諸子》。

[9]《长编》卷三六六元元年二月甲戌条。

[10]《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三《论西人请地乞不拒绝諸子》，《西夏史稿》第85页。

[11]《栾城集》卷三六《论差役五事状》。

[12]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十一章。

[13]《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

[14]《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六三《三省咨目》。

[15]《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四九《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諸子》。

[16]《栾城集》卷三六《论罢免役钱行差役法状》。

[17]《长编》卷三六六元元年二月乙亥条，《宋史》卷三四四《王觌传》。

[18]《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乞坚守罢役钱敕不改更諸子》。

[19]《长编》卷三六七元元年二月丁亥条，《朱子语类》卷一三说章与司马光争役法，以为“温公之说，前后自不相照应，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点出来”。

[20]《长编》卷三六七元元年二月丁亥条。

[21]《宋史》卷三四二《孙永传》。

[22]《长编》卷三六七元元年二月丁亥条。

[23]《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24]《宋史》卷三四四《李常传》。

[25]《宋史》卷三四四《马默传》。

[26]《三朝名臣言行录》卷六之二记东坡语，《长编》卷三七四元元年四月己丑条。

[27]《宋史》卷三四五《刘安世传》，《尽言集》卷一《论差除多执政亲戚》。

[28]《宋诗纪事》卷二四。

[29]《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五四《举张舜民等充馆阁諸子》，卷五五《举孙准自劾諸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