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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报纸一座城市

时间:2022-07-14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南昌与九江,两个城市不过相距两小时的车程,但两座城市的口音、水土以及饮食习惯却大相径庭。一座庞杂与陌生的城市,使我站在它的边缘审视与揣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犹疑不定。而对一个城市来说,它密集铺满大街小巷的主要标识就是我眼里的一张张《南昌晚报》,那是贴紧城市肌肤的一件内衣,带着这个城市最典型最浓重的气息和体温。

一张报纸一座城市

我在九江生活了生命中的前一半,下一半是南昌,这个让我蛰居下半生时光的地方,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它的眺望是不明确的。

南昌与九江,两个城市不过相距两小时的车程,但两座城市的口音、水土以及饮食习惯却大相径庭。南昌也被称为“英雄城”,我虚妄地觉得,这个称谓赋予这个城市刀枪血火的荣誉时,似乎也挤占了生活本应柔软、平静和安宁的部分。

在调来南昌之前,我同李耕老师通电话,问候了他和师母,也问了罗丁好不好。李耕老师说,好,好,他调到广州《少先队员》杂志去了,每周上两个半天的班,很轻松。话里往外溢着对自己独生儿子的欣慰、自豪。在这之前,罗丁老师已经调离了《南昌晚报》,而我还在《九江日报》经营着我的副刊版面。这次通话的内容,无疑是我来到南昌的一个边缘推力,使我对自己下半生可能性的命运作了一次校正。

南昌一定有什么在吸引我。

检点自己过往岁月的时光,我确信有关南昌的记忆和物证一定是从《南昌晚报》开始的。最早的记忆还可以往前再推三十年,1978年的夏秋,读小学的我清楚记得家里来了客人,那是父亲的朋友李耕伯伯和他的儿子罗丁。李耕伯伯是闻名全国的诗人,文革中从省文联下放到九江县马回岭乡劳动,同时下放在九江县马回岭乡劳动的文学青年我的父亲,在那段特殊的时期与李耕伯伯交往甚密。小时候我的家很少有那么尊重的客人。简陋的家里没有像样的吃饭桌子,午饭用两张旧桌子拼在一起,饭菜是从食堂买回来的,数量比平常多很多。那天,李耕伯伯带来了天大的好消息:罗丁考上了江西大学78级中文系。才刚刚恢复高考第二年,考上大学可谓凤毛麟角,让人仰止。寒酸的屋子被这个喜讯照得通体发光,连左邻右舍都为我们家有这样的客人羡慕得啧啧称赞。饭桌上的大人们感慨万千、喜不自禁,从里到外焕发了欢欣。

罗丁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南昌晚报》工作。后来我长大了,不知不觉也拿起笔,写起诗来。我从开始写作到发表作品没有走过一点弯路,比起那些诗作三千只梦想有一首变成铅字的文学狂热青年,我实在是很幸运。走出九江,罗丁和他的《南昌晚报》可以说是我最大的“后门”。我写诗的那段时间年龄在二十岁左右,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寄一组诗稿给罗丁,而每一回我的诗作一定会如期刊登在《南昌晚报》上。这种状况持续了几年时间,直到我慢慢写诗越来越少。这种无言的激励和情谊让我长存感念。我后来写散文,印象中最深的是寄过一篇《又见桃花》给罗丁,他是诗歌编辑,而散文编辑是后来声名鹊起的女作家郑云云。罗丁把《又见桃花》转给了郑云云,经由她之手刊发出来。

二十岁时,我被父亲带到南昌来玩,父亲带队到南昌参加谷雨文学奖的颁奖大会。那一年会场设在江西饭店,热烈而隆重的会场里聚集了当时江西文坛最具影响和最有实力的一大批作家。

穿过八一大道宽阔的大街就是省文联大院。在南昌的那一晚,父亲把我安放在李耕伯伯家里,晚上师母帮我套了一床干干净净暖和的被子。傍晚和清晨在南昌笔直的大街上穿过,茫然打量着这个城市,我像一个寻路的人,尚不明晰未来的人生。动静之间,有人站在高处向我致意,那声音听起来另是一种滋味,它在我胸中鼓满无声息的回响。多少年后我终于朝向它的去处,通往另一处江湖和楼宇,通往另一些语言另一处人群。

一座庞杂与陌生的城市,使我站在它的边缘审视与揣测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望而却步,犹疑不定。陌生有时是更致命的诱惑力。即使城市内部有着巨大的一口气就吸纳我全部的旋涡,在把生命汇入它之前最后一刻,我依然有着绝望与恐惧。我终究对它还是那么不能熟悉不能亲近。

李耕伯伯一家是我信赖南昌的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是熊霖珍老师,我的小学宣传队老师和班主任。熊老师是我心里温暖的珍存,我最辉煌的学生时代和记忆都是她给我的。她带着我们排练演出,教我们写大字写作文,我年年从老师手里接过“三好学生”的奖状,更重要的是,熊老师在我读一年级时就把我招进了学校宣传队跳舞,以后又把我挑出来报幕。追光灯对我的意义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九江县沙河小镇,老师见证了我的长大,我目睹了她年轻时最美丽的容颜。后来我们全家回到九江市,熊老师是南昌人,她调回了省城。

我刚高中毕业的时候,熊老师到九江,我们学生都那么喜欢她,与她相聚一起叙旧。为了表达自己对老师的感恩,我买了一个盒装的手雕工艺品打算送给老师,但我觉得这还很不够,我想了想,终于想到一样东西。我找出了一张登着我作品的《南昌晚报》,把它工工整整叠好,悄悄放进工艺品的盒子里。我内心还像儿时那样期待老师的夸赞和表扬。我相信老师看到我的作品一定会为我那微不足道的成绩而高兴。

一个地域,其实就是一段时光、一些人和永远承载的物证。南昌的意义对于我还是那些青春年少时结识的文友:程维、温燕霞还有南昌晚报的现任总编肖江华(他是罗丁大学的同班同学)等等。在我还不到二十岁的时候,在一次次诗歌笔会上与他们纷纷相识。程维是我心里有关南昌的最具代表性的符码。我刚调到南昌时,用了一个月时间每晚临睡前仔细复读他的《豫章遗韵》,那些华彩词句铺就的道路给了我进入南昌的另一个理由和入口。温燕霞对我来说是充满了才华、热情和能量的集合体,我对她的人和文都很喜欢。在九江时我同他们常有联系,到了南昌平常却也难得一见,但他们确实是近在咫尺可靠的存在。生活对我们彼此都作了极大的修改,只是我们始终还留在文字的纠缠点上,我总能在《南昌晚报》上觅得他们对我来说或可安慰的踪迹。

人与人之间也许并不需要时时往来,需要的只是互相之间长久的默契和支撑。没有他们,我在南昌的落寞和惆怅将会多么漫长。而对一个城市来说,它密集铺满大街小巷的主要标识就是我眼里的一张张《南昌晚报》,那是贴紧城市肌肤的一件内衣,带着这个城市最典型最浓重的气息和体温。现在的《南昌晚报》比我二十岁时的《南昌晚报》扩版了N倍,常说一个总编的高度就是一张报纸的高度,总编的风格就是报纸的风格。《南昌晚报》现任总编肖江华那么机智真诚、活力十足,我对这个城市的另一个期待从他那儿打开。

如果我热爱南昌,为什么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中,我常常主观地把粗俗、嘈杂和拥堵来标示这个城市,心底对它充满抵触与否定。如果我不热爱南昌,那我为什么义无反顾奔它而来。那些恩师与朋友在这个城市熠熠闪亮的存在,无疑是我对南昌妄断和偏见的最好消解。

我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从《南昌晚报》开始到《百花洲》杂志结束,一定还有这个城市致命的媚惑。一个生机勃勃欲望深重的城市,一切的恶俗与美好仿佛都是多余的添加。我真正把自己纳入这个城市的音调和节奏时,我每天要做的可能只需打开一张《南昌晚报》,在那里我永远发现着有关这个城市的熟悉与真实、陌生抑或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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