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被公开称为“神秘航程”的远航仅此一例。
说它“神秘”，是因为它装载的“货物”十分特殊。这批特殊的“货物”除了运送这批“货物”的船长外，船上几乎无人知晓。
这位船长的经历与这批“货物”同样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船长，参与打通南北航线的第一次试航，亲自组织了中国第一艘集装箱船的首航，第一个以《海商法》与国外打官司维护权益而获胜的企业家，也是新中国航海学校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个远洋公司总经理和共和国交通部长。
“神秘航程”的舵手到底是谁？
1971年的深冬。
雾色中，航船“望亭”两个中文大字时隐时现。“望亭”轮拖着白色航迹，向大洋深处驶去。
这艘悬挂五星红旗的“望亭”轮实行了少见的静默航行，不发任何电报，也不按常规报告“船位”。
几天后，这艘神秘的巨轮途经新加坡。按常规平时都要在新加坡加油加水补充物资，但是，这次却违反常规，开航前已备足了物资和油料。
绕过新加坡，直航非洲，一路上这艘“神秘”的巨轮哪里都没有停靠，它经马六甲海峡进印度洋直奔好望角。
好望角地处南非，在大西洋和印度洋交汇处，著名的世界四大风暴区。从南大西洋形成的风暴，强劲周期性地前移并横扫“好望角”。这里，经常是“云翻一天墨，浪卷半空花”，风暴使这里成了航海者的梦魇之地。
“神秘”巨轮的船长，面对眼前的滔天巨浪，镇静自如，毫无惧色。
几年前，这位“神秘”巨轮的船长，驾驶“红旗”轮首航欧洲途径比斯开湾时已经显出了“英雄本色”。
比斯开湾位于大西洋东部，为法国西部和西班牙北部沿海怀抱的海面，向大西洋敞开，是从东方去欧洲的必经海域。
“红旗”轮首航欧洲途径这里时，这个著名的风暴区十分“客气”：风平浪静，完全没有号称“海员坟墓”的恐怖和感觉。有的海员甚至说：“恐怖的故事是杜撰出来的吧。”
作为“红旗”轮船长没有掉以轻心，按照安全规章的要求他做了充分的准备。几天后，“红旗”轮开始了返航的航行。
“红旗”轮离开德国汉堡经北海直插英吉利海峡，次日凌晨驶进了比斯开湾。
这次，“海员坟墓”就没有那么“客气”了。
早餐后，一份紧急的“大风警报”递到船长手里。
船长健步走上驾驶台。
顷刻，船舷东南角，水天相连的海平面上，陡然出现一条直冲天空的黑云，黑云自下而上呈漏斗状，上面的喇叭口越来越大地张开，天要变了！
船长发出全船总动员令：“迎战风暴！”
不久，眼前的天空被硕大的黑云覆盖，海空一片漆黑。海面上发出阵阵呜呜的哨声，冰冷的海浪劈天盖地压向船舷。
“红旗”轮宛如一叶扁角，在墨黑墨黑的大洋里颠簸逃离。
人们纷纷奔向驾驶台。
此刻，他们不禁发现：船长两脚叉开，手握望远镜如同一尊“铁柱”稳稳立在那里，神态自若、心静似水！
人们的心安静下来。
“红旗”轮的不少船员与船长“同舟共济”多年：在东海茫茫的浓雾中，相遇对面来船，仅几米距离“擦肩”而过；在冬季风暴肆虐的渤海湾曹妃甸锚地装煤，狂风巨浪几乎把船压进水里；在黄海，满满的煤舱舱盖被巨浪掀飞，海水随着巨浪涌进煤舱……
作为船长，他指挥若定，像座“海神”一般带领大伙儿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狂风恶浪、暗礁浅滩。
“红旗”轮在比斯开湾单边横摇达42度并持续了32个小时，这在中国航海史上是罕见的。
船员们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永不退缩的舵手！”
经过二天二夜的拼搏，“望亭”轮驶离了“好望角”，顺利抵达目的港几内亚，靠上了一个十分偏僻简易的码头。
“神秘航程”结束了，人们翘首以盼“神秘”货物的亮相。
此刻，一名当地的军官走进船长室，向船长敬了一个军礼，连声说：“辛苦了，谢谢！”
在双方的监督指挥下，“神秘”货物终于露面了：几十箱封存完好的铁箱，从货舱夹层中搬上岸边的卡车。码头旁，枪兵林立，戒备森严。
这时，船员才知道，这些大铁箱里装的是货币——几内亚法郎。
原来，历史上的非洲遭受多次殖民主义统治，几内亚也不例外。1958年，几内亚终于摆脱了葡萄牙的殖民统治，宣布了独立，但是不幸的是又被一个超级大国控制。为摆脱控制，新当选的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拒绝了超级大国的要求，从而使经济基础薄弱的几内亚陷入了瘫痪。特别是国家的命脉——金融更是危急。
由于当时几内亚没有印制货币的条件，货币全由超级大国控制，此刻几内亚成了“乞丐”无法生存。
这时，杜尔总统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并派其弟秘密来中国求援。中国满足了他的要求，在中国印制了新的几内亚法郎。
最后，这批“神秘”的货物交由中国远洋公司“望亭”轮运往几内亚。
担任这次“神秘航程”的舵手，是中国航海界大名鼎鼎的钱永昌船长。
钱永昌出身于上海一户普通家庭，从小受到航海传奇作品的熏陶，立志做一名远洋海员。1950年，他高中毕业顺利考上了当时国际上声誉很高的航海高等学府——吴淞商航专科学校(今大连海事大学)。
吴淞商航专科学校为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航海人才，“神秘航程”的舵手钱永昌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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