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为货车司机送关怀

尤塞里安在约瑟夫•海勒的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当中的境遇同样是一种囚犯困境。故事的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可是为了给自己捞取功劳，一个飞行大队的指挥官没完没了地提高下属的任务定额，弄得所有人都人心惶惶。投弹手尤塞里安不想成为胜利前夕最后一批牺牲者，千方百计逃避执行任务。他的上级军官问：“可是，假如我方士兵都这么想呢（言下之意是“你不扛枪，我不扛枪，谁来保卫祖国，谁来保卫家”）？”尤塞里安答道：“那我若是不这么想，岂不就成了一个大傻瓜？”

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首次谴责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他那充满戏剧性的讲话刚刚结束，听众里就有人大叫起来，质问赫鲁晓夫自己那个时候又在做什么。赫鲁晓夫的反应是请提问者站起来，报出自己的姓名。听众一片沉默。赫鲁晓夫答道：“当时我也是这么做的。”^[1]这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只需一颗子弹），鸟儿不出头（哪怕一大群）”。

在一群人面对威胁或损失时，“第一个采取行动”的决定是很难作出的，因为它意味着行动者将为此付出惨重代价。独裁暴君怎样才能通过规模相对较小的军队长期控制数目很大的人群呢？整架飞机有众多乘客，为什么只要出现一个持枪劫机者就会显得无计可施，束手就擒？

在这两个例子里，只要大多数人同时采取行动，就很容易取得成功。不过，统一行动少不了沟通与合作，偏偏沟通与合作在这个时候变得非常困难，而压迫者由于深知群众的力量有多大，还会采取特殊的措施，阻挠他们进行沟通与合作。一旦人们不得不单独行动，希望聚沙成塔，集腋成裘，问题就出来了：“谁该第一个采取行动？”担当这个任务的领头人意味着要付出重大代价，甚至可能付出生命。他得到的回报则是死后的光荣或受人感激。确实有人在想到责任或荣誉的时候会感到热血沸腾，挺身而出，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这么做的代价超出了收益。

实例1：在一个大型出租车队里，汽车经常是由调度员派给司机的。车队里既有好车，也有年久失修的老爷车。调度员可以利用他的调度权向每个司机收取一点贿赂。谁若是拒绝行贿，就一定会得到一部老爷车，而那些愿意合作的司机就会“抽到”上上签。这么一来，调度员是发达了，但司机们作为一个群体，面对的还是原先那些就算不贿赂调度员也能得到的汽车。假如司机们联合起来，也许可以结束这种被迫行贿的日子，问题在于怎样才能组织起来采取行动。问题的关键不是调度员能从行贿者那里得到多少好处，而是他可以严厉惩罚那些不肯行贿的人。最终的结果是，哪怕大家都交钱，一些司机最后还是会分配到一辆老爷车。不过，假如老爷车是随机分配的，也就不会出现哪个司机比较容易得到老爷车的情况。相反，带头拒绝交钱的司机通常都会得到老爷车。

实例2：假如某人在纽约买了一幢房子，他就有权赶走一个租户，这样自己就能住进去。不过，这个规定最后却变成了赶走全部租户的权利。一个新房东可以对住在1A房间的租户说：“我有权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因此，我打算把你赶走，搬进你的房间。不过，假如你肯合作，自愿离开，我会给你5000美元作为报答。”租户面临两个选择，一是拿着5000美元走人，二是什么也得不到，还是要走人，当然他选择前者。接下来，房东向1B的租户说同样的话，直到所有租户都搬家走人。

实例3：汽车制造业工人工会在跟汽车制造商一个接一个进行谈判的时候，也占有类似的优势。单是一场针对福特汽车公司的罢工会使福特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因为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继续对工会采取合作态度，因此，福特很有可能迅速采纳对工会有利的条件，达成和解。这么一场罢工在工会看来代价是较小的，毕竟只有1/3的工会成员失去工作。赢得福特一役之后，工会转而会跟通用谈判，接着是克莱斯勒，引用前面各次战役的胜利作为先例，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声威。日本工会则另有一套做法，因为日本工会是由公司组织的，工会在公司里占有很大的利润份额。假如丰田的工会罢工，其工会成员的薪水就会随着丰田的利润下跌而下跌，他们以前的努力什么也得不到。

注释

[1]或许这是一个杜撰的例子，西方人经常会拿苏联人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