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套丛书，共4册，主题是“中医新世纪大论战”，虽然我对这个“战”字心存疑惑，还是从书架上独购《批评中医》一书，很想看个新鲜，瞧个明白。
作为一名中医爱好者，我细读全书，学习的兴致全无。鄙以为，方舟子博士《批评中医》唯一新鲜的可称得上“经典”的一段话是：“我们是从科学的角度，而不是文化的角度来反对中医的。置疑中医的科学价值，并不等于否定中医的文化价值。我完全支持把中医作为一种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研究。”（《批评》前言）但是全书并没有对此进行任何解释和阐发，使我感到十分困惑。
半年多过去了，我对方先生的“中医的保护研究”一直处在期望之中。近日读方博士批驳“排毒教父”林光常的一段话，他说：“在一个具有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低到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国度，在一个煽情比理性分析更受欢迎的社会，再虚假的产品，再荒诞的学说都不难找到庞大的市场。”（《报刊文摘》2007年10月23日4版《“排毒教父”林光常现象反思》）这位博士先生对公众科学素养的量化评估，以及对当今社会情感方式的评价，竟有如此结论，使我十分震惊。其一，中国广袤的国度，科学素养的公众比例低到只有几个百分点，方博士具体所指的医疗保健知识的素养，估计值就这么低，量化的依据是什么呢？其二，如今的中国社会难道仅是“煽情”的更无其他，这“煽情”指的又是什么？方博士作久了新语丝网站“煽情”的角色，竟在不经意中自我表白，也在《批评中医》不难找到可以训导的东西。
《批评中医》中一个并不起眼的章节，谈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他话锋一转，套用了所谓“主流医学界”认定的如中医、藏医、印医为“民间医术”，统称为“另类医术”。这当然属于拾人牙慧，不值一驳。至于“中医疗效不确定”“中药毒性要当心”为专题的议论，说起来有一些为科学而讨论的成分在内，博士先生没有量化评估一下，就这些来为“批评”服务，力度能占多大比例？
提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前377年），方舟子博士说：“与中医的阴阳五行学说对应脏象学说相似，古代西医也有一套根据天地四元素提出的四体液学说。”意大利著名医史学家卡斯蒂廖尼（1874—1953年）指出：“（研究医学史）首先是观念、事实和人物这三方面的历史决定和照耀着我们漫长路途中的主要大道，就是将医学思想的起源和范围重新统一起来。近代由于运用科学的研究和分析方法，有许多宝贵的新发现……而我们却常忘了这种研究的目的是：减少人类的痛苦，使其更坚强更有能力。”他还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医学的最初观念是来自原始人的痛苦和惧怕，甚至是来自动物的痛苦和惧怕，我们不应漠视这种发展道路”。（卡斯蒂廖尼《医学史》第9页）读了这些使我端定了一个正确的态度，对眼下的这场“论战”极为乐观，因为卡斯蒂廖尼引导我去探索医学发展的源头，并从中获益。
回顾《黄帝内经》的诞生，乃是真正的一场举世无双的磨难，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许多医家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隐姓埋名，不得不假托黄帝，用问答的形式阐明一系列的医学理论。这种理论与后来的医疗实践密切结合，进一步诞生《伤寒杂病论》，后世又发展为温病学。与此同时，在各个朝代与各个学科都有建树，中医学发展层出不穷，中医著述铺天盖地而来。例如魏晋时期的太医令王叔和不仅整理了《伤寒杂病论》，而且大胆探索出了《脉经》，这是伟大的获得成功的实践。南宋的陈沂（字素庵，人称陈木扇），他的围生医学观及其医疗实践比现代医学的发现要早700多年。当然西医也有发展中的许多闪光点，这说明世界上各个医学流派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轨迹和发展规律，有的是必须有客观条件，有的则是集体的智慧或个人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医学发展的根本宗旨在于谁也不排斥谁，特点在包容性和融合度。至于是不是什么世界医学、现代医学或医学科学，在漫长的医学发展长河中，从没有哪一门医学靠“标签学”过日子。我很赞成当前新兴的比较医学和比较医学史的研究，并且正逐渐取得进展和成果，有望能够抵消或减弱对中医存废的纷争及无聊的指责。
值得玩味的是《批评中医》中的一句话，方博士说：“（中医）靠政策保护，诉诸民族感情，最终也不可能振兴中医。”（《批评》第140页）众所周知，党和政府从不以感情代替政策，“政策”“感情”不应该混为一谈。再说政策是“保护中医”吗？政策的制定既不以单纯的“保护”为出发点，更不以“民族感情”来替代，党的中医政策，博士先生有没有详细学习过？可以正言相告，政策制定的主要精神是保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利益，专门制定的中医政策的重中之重，就是加强中医药的管理。就现实情况来看，贯彻中医政策还远远做得不够，如何贯彻和落实中医政策，并加强其管理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
《批评中医》一书花了1/4的篇幅引了一些名人的文章。方博士说：“（我）对鲁迅有关中医的名言深以为然。”（《批评》第1页）摘录鲁迅的名言，仅取自1927年发表的《朝花夕拾》。但是鲁迅对中医的正确态度和做法，方博士只字不提。鲁迅有在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经历，不仅自己主动服中药，而且自1914—1933年底多次购买国内外出版的中医书籍（共9套44本），其中有《王叔和脉经》《巢氏诸病源候论》《支那中世医学史》等，不仅如此，他十分爱惜地用了6天的业余时间修补《六醴斋医书》（10种22本55卷）。这些史实有鲁迅的日记为证。他评价《本草纲目》说“含有丰富的宝藏”“是极宝贵的”，也指出书中存在“捕风捉影”的内容，这体现了伟大的文学家和革命家实事求是的态度。在1981年纪念鲁迅100周年诞辰时，对这些史实有人发表文章专门总结过。方博士为了蛊惑人心，“煽情”到严重失偏的地步。这种做派，与“批评”相去甚远。倘若附和，也是有感羞愧的。
读《批评中医》，有悖于我购书的初衷。原本听取一些真心实意的批评，从而有助于中医的发展。方博士说：“书读得越多，学历越高，我对中医理论的否定，对中药的怀疑就越大。”（《批评》第2页）这终于使我感到失望，非但不能动摇我酷爱中医的决心，反而使我坚信，历经磨难的中医会更坚强。（本文原载于《中国中医药报》200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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