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鹖冠子》的忠奸之辨思想研究

《鹖冠子》是一部先秦时期的道家著作，最早可见于《汉书·艺文志》。《鹖冠子》的作者是楚国人，“居深山，以鹖为冠”（班固《汉书·艺文志》自注）。有人又说其“以鹖鸟羽卫冠”（颜师古注《汉书》）。《艺文类聚》卷三十六《隐逸上》引袁淑撰《真隐传》曰：“鹖冠子，或曰楚人，隐居幽山，衣敝履空，以鹖为冠，莫测其名，因服成号，著书言道家。冯煖常（尝）师事之，后显于赵，鹖冠子惧其荐己也，乃与煖绝。”还有比较多的材料以及学者都认定其人为楚人，而且是一个隐士，这些问题说明白就足可以停止了。我们所发现的问题是，在《鹖冠子》这样一部道家著作里面，也有比较丰富忠奸之辨思想内容，将其表述的具体话语陈列出来，以便观览：

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5]（《鹖冠子·天则第四》）

“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立功，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上下不怨。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于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鹖冠子·道端第六》）

鹖冠子曰：“礼者，礼义忠信也。”（《鹖冠子·近迭第七》）

亡人奸物，无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鹖冠子·王鈇第九》）

“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寒心孤立，悬命将军野战则国獘民罷，守城则食人灼骨。”“曹子以为败军擒将非勇也，国削名灭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鹖冠子·世兵第十二》）

“昔汤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楚用申麃，齐用管子，此数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费仲、恶来得辛纣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也；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也。”（《鹖冠子·备知第十三》）

庞子曰：“礼、乐、仁、义、忠、信，愿闻其合之于数。”鹖冠子曰：“……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鹖冠子·学问第十五》）

……离君之际用忠臣之路。（《鹖冠子·武灵王第十九》）

《鹖冠子》“其书述三才通变、古今治乱之道”（宋濂《诸子辨》），“尽管主旨仍属道家，却吸收了不少阴阳数数的因素，于是更为晦涩费解”。^[6]这里所看到的不仅仅是“晦涩费解”的问题，而更为重要的是，还要看到的是“尽管主旨仍属道家，却吸收了不少阴阳数数的因素”的问题。在这样一部子书里面，仍然有比较独特的忠奸之辨思想表述可以得到确切的解释，这就需要在上述基本事实陈列出来以后，做出如下仔细论述。

《天则》篇主要讲述圣明君主治国之道，其关键之处是遵守自然法则，这个自然法则可以简称为“天则”，这就是以《天则》篇命名的由来。在《天则》篇里面，有忠奸之辨思想表述，先看开篇的几句话：“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能屏谗权实，逆淫辞，去无用，杜绝朋党之门，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这里面与忠奸之辨思想直接相关的完整句子是“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但其中存在着疑问，需要揭开以后方可论述其中所包含的忠奸之辨思想。注释者从古典文献当中发现，“奸”字同“干”字，这样就有否定“奸”字是忠奸之辨思想当中奸德以意味。笔者认为，领会“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当中包含的忠奸之辨思想，需要从《天则》统领之下的圣明君主治国之道阐述的全部内容上进入，否则只能是以片面的眼光，发现一些文字自身所表现的意思。实际上非常言简意赅，所谓“能屏谗权实，逆淫辞，去无用，杜绝朋党之门，嫉妒之人不得著明，非君子术数之士，莫得当前。故邪弗能奸，祸不能中”几句话当中所表达的主旨是再清楚不过了的事实，那就是“圣王者，有听微决疑之道”，其“听微决疑之道”的具体行动就是能够有效地抑制奸德，最大限度地使人们的正能量得以有效地发挥。“邪弗能奸”说的是人们的邪念或不轨行为转变不成被广泛感受得到的侵害社会奸德，而这些奸德实际上就是“谗”“淫辞”“无用”“朋党”“嫉妒之人”“非君子术数之士”的总括，是对恶德的总体称呼。由此可知，将“奸”字注释为“干”所表达的意义，实有其不全面之处。

《道端》在《鹖冠子》一书里面是容量相对较大的篇目，集中论述君主治理国家时的用人之道，这就决定了其中必然会出现论述所使用人的道德问题。在论述被使用之人的道德问题时，将“仁人”“忠臣”“义臣”“圣人”相提并论，并且与春、夏、秋、冬四时联系在一起，成为论述忠奸之辨思想的全新话语。下面录出其中的一段供观览：“经气（元气）有常理，以天地动。逆天时不祥，有崇。事不任贤，无功必败。出究其道，入穷其变。张军卫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是以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立功，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坠，安而不亡。此万物之本标，天地之门户，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者，君之所取于外也。”鹖冠子以“经气（元气）有常理，以天地动”作为与忠奸之辨思想有关的开头语，无疑是要说明，忠德与奸德的出现，乃是人类顺应天地运行规律的反映。毫无疑问的是，“先王置士也，举贤用能，无阿于世”是顺应天地运行规律的表现，否则，“逆天时不祥，有崇。事不任贤，无功必败。出究其道，入穷其变。张军卫外，祸反在内；所备甚远，贼在所爱”，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败局。怎样才能做到顺应天地运行的规律？首先需要在官吏的位置经营上，要符合天地运行的规律。天地有前后左右的位置经营，官吏的位置经营当然也要与天地的位置经营相符。其相符的表现是，在君主的前后左右均有给不同道德表现的大臣设计合适的位置，以便让他们在有限的空间之内发挥最大的作用。鹖冠子为此而设计出了“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宋人陆佃将上述解释为：“春以生之象仁，南方著见象忠，秋以成象义，北方秘密象圣”）的位置经营图案，将君主的位置安排在中间，形成对君主的安保合围之势。这个位置经营图案包含的意蕴是，忠臣与其他的仁人、义臣、圣人在捍卫君主的安全上具有一样重要的作用，忠臣的缺位将是对天地运行空间规律的违逆。将忠臣的重要性放在天地垂示规律的高度加以论述，在先秦时期确实不多见，其话语的出新之势，着实令人大开眼界。紧接着是对于如此经营君臣位置的哲学道理讲述，那就是“左法仁则春生殖，前法忠则夏立功，右法义则秋成熟，后法圣则冬闭藏”。这是按照天地运行的四时规律来解释如上君臣位置经营的理论依据。有人对此注释说：“张金城曰：《乐记》：‘春作、夏长、秋敛、冬藏。’盖谓四时之德，自然之化也。今曰法者，体天地而为道是也。《春秋繁露·阴卑》曰：‘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义同。”“《礼记·乡饮酒义疏》云：‘春为仁。’故曰：‘法仁则春生殖’，法义、法忠、法圣同。此言法四邻以顺天时。”^[7]从上述鹖冠子本人的话以及注释者依据他人的理解再加上自己的诠释，可以清晰地看出，“前法忠则夏立功”的忠臣观当中，至少包含着如下意义：第一，忠臣的生成是由天地四时当中的“夏德”所造就，这里包含的意蕴是，任何一个君主都要用心培养忠臣，否则就是违背天地的意志。第二，忠臣的道德与“夏德”完全一样，当是“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用之于服务君主之上，则是要求忠臣在日理万机的过程当中，必须充当首当其冲的角色，具有勇于建功立业、勇于担当、勇于牺牲、勇于冲锋在前、勇于发现问题、勇于纠正君主错误的胆略，而且在行使自己职权的时候，要具有“夏气温者”的态度，使“忠臣居前”的天地规定位置优势，得以最大限度效益的发挥。鹖冠子的这种忠臣观，是其作为道家哲学家独有的表述，为忠奸之辨思想提供了全新的话语，其意义不可丝毫小觑。按照“仁人居左，忠臣居前，义臣居右，圣人居后”的位置经营图式来看，君主处于中间的安全位置乃是“万物之本标，天地之门户，道德之益也”。这个安全位置实际上就是将君主视为与上天一样尊贵的地位来看待的。因此就出现了如下判断：“君者，天也。”在这个“君法天，故犹天”的前提得以确定以后，就自然会引申出君主的德行犹如上天的德行，只要按照规则行事，可以调动诸多臣子的积极性。鹖冠子接着这样说：“天不开门户，使下相害也（这句话按照陆佃解释的意思是：“东不法仁，西不法义，南不法忠，北不法圣，则天之门户塞矣。”也就是说上天不开门户，即君主如果不设置四种辅臣的位置，臣子就会自相残害）。进贤受上赏，则下不相蔽。不待事人贤士显不蔽之功（不需等到侍奉君主的贤能之士受到他人的举荐就给予奖赏，即有贤必举的意思），则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乡曲慕义，化座自端。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谓之天。”从上述引文当中看到的问题是“任事之人莫不尽忠”一句的重要性，原因是鹖冠子将君主能够调动诸多臣子积极性的最终结果归结为忠德的充分发挥。鹖冠子没有说“任事之人莫不尽仁”“任事之人莫不尽义”“任事之人莫不尽圣”，绝对不能将这种语言现象归结为简单的省略。鹖冠子在发表这个观点的时候，是有其思想准备的，那就是在臣子侍奉君主的时候，忠德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经营君臣位置的时候，就要将忠臣置于最前面的方位之上，忠臣的这个位置相当于敢死队队长的位置，或者是篮球队员的前锋位置，可以看出是最重要的位置。鹖冠子的这种忠臣观，无疑将忠臣的作用看成了侍奉君主的中坚力量，诸多臣子的忠德养成，是“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的标志，最终可以使君主实现“高而不坠，安而不亡”的理想治国目标。在鹖冠子的思想当中，仁人、忠臣、义臣、圣人既是一种职务担当，也是一种道德担当，而且二者是有机的统一体。与此同时，鹖冠子还要求，君主在对臣子以类似于上天的居高临下位置进行统治的时候，或者对臣子的职务担当与道德担当具有特定要求的时候，也要具有与臣子同样的德行修为，并且还要以谦虚的心态，充分接受臣子的诤谏，甚至要以圣人为师，不断改进、提高自己。鹖冠子表述上述思想的具体语录是：“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君道知人，臣术知事。故临货分财使仁，犯患应难使勇，受言结辞使辩，虑事定计使智，理民处平使谦（廉），宾奏赞见使礼，用民获众使贤，出封越境适绝国使信，制天地御诸侯使圣。”上述语录的摘录，是为了帮助对“忠者，君之政也”能够给予一个准确的诠释。从“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圣人者，君之师傅也”的全部表述当中可以看出，仁、义、忠、信、圣当中的前四者当是道德兼职务担当的合称，“圣”只能指向圣人，而不是道德的称呼，因为只有“圣人者，君之师傅也”方能说得通顺畅达。“忠者，君之政也”的涵义似乎有争议，有人认为是“谓以忠正其臣”，这说明其中的“忠”的施与者是君主，采用自身树立忠德的方式，来端正臣子的道德行为，具有以君主的自身道德行为影响臣子的意味，这样一来，“政”就是“正”的意思了。也有人认为“政”是政令的意思，这样一来，“忠者，君之政也”的意思就成了“忠臣的职责是为君主处理具体政务”。这样也可以说得通，因为“忠臣居前”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忠臣承担繁重的处理政务职责，这种处理政务的职责与“圣人者，君之师傅也”的职责明显不同。与“夫仁者，君之操也。义者，君之行也”也不能完全划等号。在如上一段语录当中，鹖冠子所表达的意思，并非是完全对称的，所以对其忠臣观，应该有独特理解才可以说得过去，否则对“君道知人，臣术知事”的涵义就无法找到恰当的归属了。仁、义、忠、信、圣人、勇、辩、智、谦（廉）、礼是鹖冠子对君道与臣术高度把握以后所提出来的综合范畴，有时候具有多义性特征，需要我们根据具体语境做出判断，但对“忠”的意义领会，无疑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之上，即一是特指君主在修身的时候应该具有的忠德，二是特指忠臣的称谓。这是鹖冠子在这里表达忠德观与忠臣观合一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独此一家之言特征，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鹖冠子给具体的官职设计加上了与道德称谓与职责称谓相等的名称，并给予了具体功能的规定，使具体的官职有了清晰的追求方向。先看鹖冠子的具体表述：“夫仁之功，善与不争，上下不怨。辩士之功，释怨解难。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难至而应。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义臣之功，存亡继绝，救弱诛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贞谦（廉）之功，废私立公。礼臣之功，尊君卑臣。贤士之功，敌国惮之，四境不侵。圣人之功，定制于冥冥，求至欲得，言听行从，近亲远附，明达四通。”上述所论具有官职详细分工的特点，但又不是具体岗位工作人员详细的“考工记”，而是从宏观角度进入给予的方向性把握。这里也不是来对其中的官职分工进行一一考述，而是来发现鹖冠子所表述“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矫拂王过”的内涵。话需要从这里说起，“忠臣居前”的方位规定，决定了忠臣的担当是艰巨的，同时也要求忠臣自身首先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这个要求与对其他臣子的要求具有趋同性，但又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除了具有艰巨性之外，忠臣“矫拂王过”的职责决定了忠臣必须是面对君主才可以发挥自己的功能。面对君主不等于天天都要围在君主的身边，而是要对君主的一切有充分的了解，尤其是对君主的执政道德、为人道德、执政措施的制定等等，要有透彻的领会。这等于将忠臣设定成为君主的最为亲近之臣，同时也是对忠臣职责的高度重视。“矫拂王过”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诤谏只是形式之一，也包括在执行政令的过程当中，只要发现瑕疵，就要勇敢地加以纠正。忠臣“矫拂王过”的例证在《国语·鲁语上·里革更书逐太子仆》篇里有模范记录，其中的里革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矫拂王过”的忠臣事迹，具有非常突出的说服力。“矫拂王过”是以《荀子·臣道》篇里的“逆命而利于君谓之忠”作为参考系的，所以忠臣为君主纠正错误的出发点必须是现实需要确定的重要问题。“矫拂王过”里面包含着忠臣的无比使命要求与职责的艰巨要求，这是鹖冠子忠臣观里面包含的深层次意蕴，需要我们加以认真体会。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鹖冠子在这里没有把忠臣与忠德当成一种独立于或者是高于其他官职与道德称谓以外的孤例加以过分注意的关注，这就使人们看到，在鹖冠子的思想体系里面，存在着任何作用的发挥，都需要在综合协调的环境当中实现的辩证法因素。有所偏重，但不是有所偏废，忠臣的作用在与各种大臣的作用对比当中，显示出其重要性的一面，但没有表现出要取代其他的倾向，这是值得肯定的。

君主自身的道德表现，在治国理政时调动大臣的积极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各种大臣职责的分工得以确定以后，君主还要处处为大臣做出表率，成为模范遵守各项道德准则的典型。鹖冠子如此说：“时君遇人有德，君子至门，不言而信，万民附亲；遇人暴骄，万民流离，上下相疑。复而如环，日夜相扰。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是以为人君亲其民如子者，弗召自来，故曰‘有光’，卒于美名，不施而责，弗受而求亲，故曰‘有殃’，卒于不祥。”^[8]鹖冠子的如上表述没有费解之处，但有需要突出强调之处，那就是“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故大臣伪而不忠”一句话里面的涵义。一是所言“谏者弗受，言者危身，无从闻过”的人是君主，这个君主是人们常说的昏君，或者是亡国之主，抑或是暴君；二是所言“大臣伪而不忠”的人是指全体大臣都不敢尽职尽责，而不是仅仅指“忠臣居前”的特别岗位忠臣。有了这样的诠释以后，就可以进一步理解“大臣伪而不忠”的涵义，其涵义是表达出了全体大臣在弄虚作假以应付君主局面形成的情况下，“伪而不忠”的大臣，就是人们经常说的奸臣。鹖冠子将君主行为不当召来奸臣当道的祸害看成是“不施而责，弗受而求亲，故曰‘有殃’，卒于不祥”的典型征兆，其用意与“任事之人莫不尽忠”来强调忠德重要性的目的完全相同，因此这里就没有再反复一一论述的必要了。《道端》篇是《鹖冠子》当中，集中主要篇幅论述忠奸之辨思想的篇目，其所表述的独特观点，足以启人心智，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战争对于任何一个人或国家来说，都不是主动情愿接受的事实。但是出于除暴安良的必要，战争又是必须要做好准备的安邦治国大事。所以鹖冠子说：“兵（军事、战争、武器的总称）者，百岁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迭近第七》）之所以说“不可一日忘也”，是因为在鹖冠子的思想里面，有着对“兵”的独特理解。他认为：“兵者，礼义忠信也。”这个说法并不费解，与晋国人士蒍论战，以礼、乐、慈、爱为主，楚国人申叔时论战，以德、义、礼、信为主的涵义完全相同。《左传·僖公而是七年》所记载的“晋子犯俟民知义、知信、知礼而后用之战”，其所表达的意思在涵义上与鹖冠子也完全相同。由此可以知道，鹖冠子所云“兵者，礼义忠信也”的意思，当是“言兵含礼、义、忠、信之德”的同义语。令人满意的是，鹖冠子将忠德包含在“兵”的论述当中，成为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的极为罕见新型话语。“兵”的根本目的为了实现永久和平，在施行“兵”的过程当中，没有上下左右的忠德精神，要想实现除暴安良目的，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自我毁灭。鹖冠子正是站在不能打无把握之仗的角度去谈论“兵”的性质，所以将“兵”道当中所体现的人道以及人道当中的忠德，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来关注社会社会治理，为忠奸之辨思想表述推出了符合发言角度的新见解。

鹖冠子对社会治理有自己比较独特构想，尤其是对于社会行政纵向层次的规划，有过比较合情理的设计。为此他提出了“天曲日术”说，其涵义是“盖谓环环相因，各设君长之术”，^[9]实际上就是将普天之下的人口分布，按照地理环境以及人口的多少，划分成不同等级的行政区划，在这些行政区划之内，设计出级别高低不同的行政板块，依照行政首长级别的高低，实行环环相因的统一管理。其中各个不同层次的行政级别称呼为：伍、里、扁、乡、县、郡。通过这些行政级别的设置，使奸德得以充分抑制，从而实现社会秩序得以有效治理的目标。鹖冠子是这样具体阐述“天曲日术”具体详细规则的：“其制邑理都，使矔习者五家为伍，伍为之长；什伍为里，里置有司；四里为扁，扁为之长；十扁为乡，乡置师；五乡为县，县有啬夫治焉；十县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属。郡大夫退修其属，县啬夫退修其乡，乡师退修其扁，扁长退修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长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处相察，出入相司。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长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芗以慈孝之务。若有所移徙去就，家与家相受，人与人相付，亡人奸物，无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王第九》）可以这样说，鹖冠子“天曲日术”的详细规划，其根本目的就是要达到“亡人奸物，无所穿竄”的社会治理目的。“奸物”就是奸诈之人，也就是犯有奸德的人，与“亡人”同样属于不服管制的人。以“奸物”指代奸诈之人，其贬斥意味更加浓厚，是鹖冠子治理社会思想当中要求坚决抑制奸德的突出表现。同时可以看出，这里的“奸物”，与忠臣相对的奸臣没有被包括在内，当与“亡人”对应称呼的时候，其所指也仅仅是下层人的奸德。《鹖冠子》一书当中没有“奸臣”的字样，但出现过与“奸臣”同义词的“邪臣”（《近迭》）字样，这里不去详细论述。按照这个推理，可以知道，“邪臣”也是奸德的代名词，但其所指以官吏作为对象，因此与上述所说的“奸物”不属于同一种身份人的道德指向。

在《鹖冠子》一书当中，有《世兵》一篇，其篇名是“世界之兵”的简称，“兵”是军事、战争、武器的代称，因此本篇专门论述用兵之道或战争的规律。参与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想取胜，这是由人性所决定的。人性又是由上天决定的，所以任何人行事都要顺应天时。“天时”即“四时”，“四时”是永恒的。“四时”的永恒性，是由上天之日月的永恒运行所决定的。但是日月运行的永恒性当中包含含着变化的规律，因此“四时”的永恒性里面也包含着变化的规律。这就决定了人性当中也存在着变化的永恒规律。对于战争来说，“汤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纣”，其所以能够取得以少胜多的硕果，其关键之处就是能够掌握变化的规律。掌握变化的规律，又是在不断变化的过程当中去掌握，而不是死守一种永远不变的规律。鹖冠子将这种充分掌握变化无穷规律的绝招称为“胜道不一（取胜之道没有统一的模式），知者计全（明白了这个规律的人，才可以制定出周全的计谋）”。鹖冠子还列举了“明将不倍（背）时而弃利，勇士不怯死而灭名”等例证，来说明“胜道不一”的重要性，让人们在充分体会的情况下，得到智慧的升华。鹖冠子之所以要讲述如上道理，其目的是要告诫人们，真正的忠臣是智慧、胆识与道德高度完美结合的整体，其标志是“忠臣不先其身而后其君”，其言外之意是，要想成就忠臣的美名，除了智慧、胆识过人，首先必须要具备的是先君主后自己的忠德，也就是说，在大是大非面前，忠臣要有奋不顾身而身先士卒，视君主利益高于一切的道德精神。鹖冠子认为，这就是天时显示的永恒性。而在这个天时的永恒性面前，忠臣为了君主利益而奋不顾身的时候，又需要具有善于观察千变万化事物规律的智慧，忌讳使自己成为一个“寒心孤立（不懂得变化规律的孤独者）”的“悬命将军（因不懂得取胜之道而导致领军者处于危难境地）”。如上对于忠臣所提出的要求，具有非常灵活的通变性，即将忠臣设计成敢作、敢为、敢谋、敢胜、敢活的榜样，而不是临危只知为君主一死的窝囊废。这种忠臣观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在于其跳出了狭隘的忠臣观，将忠臣的境界提升到了无可比拟的高度，当是为忠臣树立的积极向上楷模。鹖冠子的如上忠臣观，在下来的事实举例当中得到了充分印证。鹖冠子所举的例子是曹沫的例子，具体陈述的事实是：曹沫其人侍奉鲁庄公时，在与齐国作作战的过程当中，三次失败不说，还丢失了大量土地。如果曹沫不从忠臣的长远之计考虑的话，完全可以“刎颈而死”，成为一个忠诚于鲁庄公有名有节的忠臣。曹沫没有选择“刎颈而死”，这完全是由于曹沫的思想观念远远超出了一般庸人境界的结果。曹沫认为：“败军擒将非勇也，国削名灭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在他的思想观念里面，有鲜明的忠臣观，即“身死君危非忠也”。怀着这样的忠臣信念，曹沫终于等到了显示大忠臣本色的时机，即“桓公合诸侯，曹子以一剑之任劫桓公墠位之上，颜色不变，辞气不悖，三战之所亡（三次战争当中所丢失的土地），一日而反，天下震动，四邻惊骇，名传后世”。曹沫的大忠臣精神与鲁庄公大胆用人的韬略为鹖冠子赞称为“曹子为知时，鲁君为知人”，其中包含着对于曹沫忠臣的认可与对鲁庄公大胆信任忠臣的赞美意味。鹖冠子的如上忠臣观，为人们提供了颇有借鉴意义的表述，在当时的忠奸之辨思想领域，具有一定引领话语的作用。

鹖冠子提出了“亡国忠臣”的说法。鹖冠子之所以提出这样一个命题，是因为他看到了同样是忠臣的人，往往会因为所侍奉君主的不同，最后导致了命运的完全相反。为了说明“亡国忠臣”问题里面所包含的意蕴，鹖冠子将古代的忠臣，按照侍奉思想境界不相同的君主、所处时态不同以及所采取的侍奉君主手段不同从而导致了命运不相同的忠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所以高世者”，另一种是“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备知第十三》）者，此即“亡国忠臣”。第一种类型的忠臣即伊尹、太公、百里奚、管子，这种类型的忠臣，之所以被鹖冠子称为“高世者”，是因为如上数人在前一个君主面前是忠臣，因为前一个君主的复杂原因，导致这些忠臣在更换了君主以后，发挥了更大的忠臣作用。这种类型的忠臣，没有抱定一个君主，甚至在君主犯昏的时候以死相谏，表现出与时俱进的灵活性。另一种类型的忠臣以申包胥、伍子胥、关龙逢（逄）、比干、召忽为典型，他们侍奉君主的方式与最终结局都是广为人知的事情，这里无需重复陈述。鹖冠子能够清晰地知道，之所以出现了两种不同命运的忠臣，其中的原因有其复杂的一面，但从根本上来说，“非其智能难与也，乃其时命者不可及也”。“时命者不可及”说的是“无明君”^[10]的意思，也就是说，忠臣命运的最终决定者，与君主有着极大的关系，尤其是那些“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者的命运是如此。这种忠臣的命运决定于君主的忠臣观，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因素，与事实的真实面目相吻合。但是，鹖冠子并没有全力赞扬“亡国之忠臣所以死也”者的意味，而是对于“比干、子胥好忠谏，而不知其主之煞（杀）也”所选择的强谏方式，表现出了“比干、子胥可谓知事矣，而不知心”的无比遗憾。所以鹖冠子的忠臣观最终还是倾向于能够得到两全的结局，这个忠臣观的确切表述是：“圣人者两备（既知事又知心），而后能究一世。”如果要拿两种类型的忠臣对比的话，鹖冠子的忠臣观无疑是倾向于“所以高世者”的，因为在鹖冠子的如上表述当中，“圣人”所指即为“高世者”。

鹖冠子对于忠德有自己的独特而且符合人性的领会，他在《学问第十五》回答庞子“礼、乐、仁、义、忠、信，愿闻其合之于数”的请教时，做出了“所谓忠者，久愈亲者也”的回答。这个回答紧紧扣住了人性当中具有相互亲爱的本能，挖掘出了忠德符合人性的本质，即相处的时间越长久，越能表现出相互亲爱的感情。这个解释恰切而得体，与《庄子·缮性》当中将忠德解释为“义明而物亲，忠也”有着甚为相合的表现，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印证。

《鹖冠子》一书当中有《武灵王第十九》一章（这里存在的著作权争议这里不去考索），其主旨论述不通过战争的方式能够取得克敌制胜的益处。既然如此，那就需要调动各方面的有利因素来达到智取对方的目的。在“结币帛，用财货，闭近人之复其口，使其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的手段全部使尽以后，最后需要突破的防线，就是忠臣的防线。突破忠臣的防线，《鹖冠子》一书借助庞焕（煖）之口将之表述为“离君之际用忠臣之路”。其意思就是说，要离间君主与忠臣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的是，忠臣是头脑清醒的大臣，能够抵挡得住来自多方面的诱惑，又是抵制敌人的中流砥柱。只有瓦解了忠臣的战斗意志，才可以实现智取的目标。而瓦解忠臣的战斗意志，最好的方法，就是彻底离间君主对忠臣的信任，使之内部出现“所谓是者尽非也，所谓非者尽是也”的混乱局面，以便达到趁机浑水摸鱼的目的。这从侧面告诉我们，庞焕（煖）将忠臣视为势不可挡的中坚力量，与《鹖冠子》一书当中将忠臣设置为“居前”的关键位置思想完全一致。上述的忠奸之辨思想表述，又出现了新的话语，值得引起我们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