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权力的舆论手段

一、实施权力的舆论手段

自古以来,权力是一种强悍的征服力,由武力、命令和说服三种要素构成。武力是压服,命令是支配,说服则是舆论劝说,在思想上让被支配者甘愿接受命令和征服。命令作为国家权力活动的基本形式和内容,要求人民做什么和怎么做,都必须服从权力的意志。武力则为偶尔实施权力的手段,一次武力镇压可以维持几十年的强权,把权力的意志建立在血腥的杀戮中。而说服则是权力运作每天都要使用的手段,包括经常提及某次武力镇压的后果,警告百姓不要忘记血的代价而贸然反抗,但借助宣传说明权力意志的合理性,引导民众自愿接受它的支配,是经常使用的手段。

既然权力要求民众服从,那么服从是如何达到的呢?温和权力一旦建立起来,便以舆论说服人民顺从,多采用“舆论礼花”方式感染民众,把公众意志统一到权力的轨道上来。“舆论礼花”包括自上而下的宣传、民众个体的颂扬和大众拥戴三个环节,使权力意志转变为大众话语。掌权人以万民的欢庆推销意识形态,把意志灌输到大众头脑,在公民中出现对权力的颂词。权力机构利用各种大型活动组织民众或代表赞美权力的伟大功德,对权力表达效忠。在国庆日、其他节日、各类会议及多种集体活动中,高度评价权力功绩的声浪五彩缤纷,歌舞和戏剧洋溢着赞美的气氛,舆论似乎是夜空中的礼花,异常灿烂夺目,是谓舆论礼花。

温和权力彰显同公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是有效说服民众的关键。把当权者和大众利益的关系,用生动连续的宣传告诉社会,成为获取民心的最佳手段。这种宣传提出许多事实,公布政府给民众带来的好处,使广大民众相信权力的公正性。在福利主义国家,政府有时能够获得民众的支持,缘于权力机构关注人民的疾苦,及时提出改善民生的一些重要措施。温和权力或许用美好的言辞欺骗民众,但不敢用武力镇压民众,说服舆论是他们施政的唯一手段。法国大革命把残暴的皇帝推上断头台,1848年欧洲大革命、巴黎公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流血事件,使许多国家的权力机构不再蔑视民意,一场旨在改善民生的福利主义运动席卷西方,出现了几十年的繁荣稳定时期。

资产阶级早期的思想家为温和权力的舆论运作奠定了理论基础。按照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说法,人民把自己的权力让渡给政府,为的是政府能够保护他们的利益。在政府行使这种权力时,只要符合人民的利益,人民就应当遵从。这个理论解释了权力的来源,即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大众,个人权力来自公民的信任与委托。在民意基础上实施权力的官吏,解决重大事务应当与人民协商,或说服人民服从他们自认为正确的执政。到19世纪,这一权力运作的理念被美国的政治家采纳和发挥,杰弗逊称“构成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人民是那个国家中一切权力的源泉”^[6],汉密尔顿强调“人民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和原始权威。”^[7]

与温和权力对立,暴虐权力则是镇压之权、毁灭舆论之权,不允许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敌视和恐惧舆论的专制权力,与人民利益尖锐对立,限制民众的思想与言论自由,对反对派施以刑罚,以至摧毁生命,消灭表达真理的人。这种极端权力,厌恶舆论的多元性,拒绝舆论说服,有时依赖武力消灭反对的意见。由于它践踏真理,没有任何说服人的力量,只有强权的凶恶本质。这种权力无限地使用暴力,镇压不同意见,在人民中造成恐怖气氛。有时它也用花言巧语诱导民众对政权的遵从,但在推理中充满空洞的言辞,暴露出驯服人民的目的。在执政过程中,当权者对民众隐瞒自己的意图,在舆论高压中提出的论据、呼吁或者劝告,贯穿“无条件服从”的严酷信条。对民众不用说服的手段施政,而是把意识形态强加给大众的信仰,要求民众只能拥护权力的意见,这就是暴政的思想统治。

暴虐权力没有真正的权力运作,只有对人民的控制,武力与宣传的并用是不可缺少的两种手段。他们推崇的宣传往往产生舆论的假象,有时把宣传称为舆论,有时把舆论叫做宣传,不管舆论还是宣传,只要帮助他们征服民众的思想,叫什么都无关紧要。权力只关心把命令变为硬性的准则,让民众服从,所有的宣传都服从这个目标。这样一来,公众舆论总是或明或暗地同权力的专制展开斗争,社会不可能安定。卢梭说:“公众意见是决不会屈服于强制力的。”^[8]迈克尔·罗斯金认为:“在遭到公众舆论强有力的反对时,任何政府都是脆弱的。”^[9]暴虐权力会激起公众舆论连绵不绝的反抗,最后不可避免地被民意所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