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材社是不是合理维权

部分教材社认为，教材多元化以来，教材的开发与推广主要由教材出版社承担，教材不再是公共产品。而著作权是一种私权，教材社有权处置自己的权益。

由于多年以来，教辅一直是个公共的出版领域，许多教辅机构对教材社的维权存有争议。综合其理由有以下几点——

1.从法律层面讲，《著作权法》对教材有特殊的宽容。

《著作权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为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和国家教育规划而编写出版教科书，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在教科书中汇编已经发表的作品片段或者短小的文字作品、音乐作品或者单幅的美术作品、摄影作品，但应当按照规定支付报酬，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称，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权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权利。”由此可见，《著作权法》对教材有特殊的宽容。

2.从社会层面讲，教材根据国家课程标准编写，由国家财政采购，供全体学生使用，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一定的公益属性。

3.从我国国情考虑，教材维权也应受到一定的限制。

首先，我国教材出版并未真正开放。我国出版业并没有开放，教材出版更是严格。新中国成立后，中小学教材是指定性出版。1999年后，教材出版虽然从国定制（统编）向审定制（多元）转变，但2004年，教育部即停止了新教材的送审。目前，教材出版远没形成真正的市场格局。

我国台湾地区有相似的经历。1996年前，台湾中小学教材由“国立编译馆”统一编写出版，教材属于公共版权，教辅没有侵权疑虑。2001年，台湾完全开放教材出版，“国立编译馆”退出市场，专门负责教材审定。教材出版完全开放后，教材著作权归出版公司所有，配套教辅的版权问题才提上日程。

其次，我国教辅规模巨大。从多家上市公司报表来看，教育出版约占其销售总收入的70％。教材出版因为有严格的限制，更多企业聚集在教辅出版。据估算，我国中小学教辅产值超过300亿元，规模比教材还要大，涉及的产业主体更多，产业链更大。如果只有教材社才能出版教辅，那么我国出版业的大半产值将主导在少数教材社手中。

再次，从现实格局来看，经过多年市场竞争，目前已经形成许多广为师生认可的教辅品牌；而教材社原来基本不出版教辅，其销售也主要是通过系统征订。如果因为维权损伤市场优秀的教辅品牌，也是一种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