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

第四篇　甘肃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环境保护问题思考

从大地湾到莫高窟，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经济社会欠发达的现状多么不协调；丰富的旅游资源，低层次的开发，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到底有多大；过早过度开发的恶果，应该由谁来买单？

铜奔马是中国的旅游标志。

2002年2月22日，一尊原大复制的镀金铜奔马被作为国礼赠予美国总统布什。同年，铜奔马被国务院列为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这件珍贵文物的故乡在哪里？在甘肃。铜奔马于1969年9月从甘肃武威雷台汉墓出土，1983年10月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铜奔马代表着汉朝不可阻挡的凛凛威风，从丝绸之路重镇、历史文化名城武威腾越而起，承载着中国旅游事业走向世界。20多年来，被称为21世纪朝阳产业的旅游事业确实给有些省份带来巨大的商机与经济腾飞，但是，在铜奔马的故乡甘肃，旅游业的发展状况如何？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热潮中，甘肃形成了行、游、住、食、购、娱六大要素齐全，布局基本合理的产业结构体系和产业经济规模，基本形成了各具特色、覆盖全省的旅游景区网络和以古丝绸之路为主线、以兰州为中心的西、南、东三大旅游线路格局。虽然如此，甘肃的旅游经济却未能像天马一样实现腾飞的梦想。有个颇为流行的调侃性“段子”这样说：“知道敦煌，不一定知道在甘肃境内；看过《读者》，不一定知道是甘肃出版的；吃过牛肉拉面，不一定知道是兰州人做的。”民间的反映是这样，官方呢？在2004年底召开的甘肃省经济工作会议上，时任省长陆浩这样描述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甘肃作为旅游资源大省，有些资源在国内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些年依托这些资源发展旅游产业，自己和自己比发展还比较快，但同全国比，我们的差距却很大。”根据甘肃省统计局调查显示，甘肃旅游业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多年发展，从最初的1979年接待入境2485人次，创汇41万美元，发展到2000年接待入境旅游者21.31万人次，创汇5463万美元，平均发展速度分别达到23.61%和26.23%；国内旅游人数2000年达到732.7万人次，国内旅游收入18.58亿元人民币，全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23.0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我省第三产业增加值的6.6%，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35%。外汇收入相当于全省出口贸易总额的13.7%。2004年，甘肃省旅游接待总人数为973.27万人次，比上年增长11.43%；旅游业总收入为55.25亿元，增长134%；接待入境旅游人数23.67万人次，增长133%。2008年，甘肃省政府印发了《甘肃省旅游产业实现“三年翻番与质量提升计划”的指导意见》，提出以2007年全省旅游接待人数和综合收入为基数，到2010年翻一番，即全省接待旅游人数达到4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230亿元、旅游收入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2009年，全省旅游业主要指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增速25个百分点以上。2010年全省接待国内外游客429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237亿元人民币，比三年前分别增长107%、105%，全省旅游业主要指标均比上年增长21%以上，其中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三年前的4.3%提高到6%。纵向相比，似乎有很好的发展势头，但是，与其他旅游业发达的省区相比，甘肃旅游经济仍然远远落后，排在倒数几位。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差距？如果说是因为旅游资源不丰富，甘肃地处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的交汇处，地形地貌复杂多样，以高山草原、天池溶洞、丹霞地貌、冰川雪山、大漠戈壁、沙漠绿洲、黄河风光等为代表，其中，具有原始特色的西部大漠戈壁、雅丹地貌、草原风光、冰川雪地和横贯甘肃近千公里的黄河景观对海内外游客吸引力最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多姿多彩的高山大川间，分布着以藏、裕固、保安、东乡、蒙古、哈萨克等少数民族浓郁风情为特色的民族风情资源，这些都是独具特色的西部自然风光，而且大多呈现古朴淳厚的原生态状况，是现代人回归自然、栖居灵魂的最佳去处。如果说文化品位不高，以丝路文化、远古始祖文化、黄河文化、三国文化、长城文化、先秦文化为代表的人文资源特色交错分布，石窟寺庙、长城关隘、塔碑楼阁、古城堡、古代墓葬、历史文物等多种类型的古代文物资源随处可见。而现代兴起的大型黄河发电站、卫星基地航天城、引大入秦工程、景电高扬程提灌工程和大型军马场等都有很高的文化品位。如果说是旅游景点知名度不高，甘肃历史文化悠久，考古发现的属于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有1000多处，遍布全省各地，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和女娲就诞生在天水，陇东是我国最早的农耕文化发源地之一。泾河、渭河流域孕育了秦安大地湾、马家窑等史前文化，甘肃彩陶以悠久的历史、丰富的类型和精美的饰纹而著称于世。丝绸之路贯穿甘肃全境，汉唐以来就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贸易的重要通道。战国、秦、汉、明等各个朝代的长城在甘肃境内都有遗存，绵延多公里，而且保存比较完整。玉门关、阳关、嘉峪关、莫高窟、榆林窟、锁阳城、大佛寺、马蹄寺、武威文庙、魏晋壁画墓、炳灵寺、麦积山石窟、伏羲庙、道教圣地崆峒山及藏传佛教格鲁派六大宗主寺之一的夏河拉卜楞寺等文物古迹名闻遐迩。这段丝绸之路上，还出现了铜城、镍城、钢城、石油城、航天城等新型城市，在全国都有较高的知名度。另外，甘肃有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众多宝贵的革命遗迹是甘肃进行革命教育和发展红色旅游的基础，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庆阳华池南梁革命纪念馆、迭部腊子口战役遗址、宕昌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以及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等经典，都是得天独厚的红色旅游资源。

甘肃省旅游业继实现三年翻番目标任务之后，自加压力，要在五年内实现翻两番的目标任务。“十二五”期间，全省旅游经济总量要在“十一五”末的基础上实现快速增长，增长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旅游人数年均增长18%，旅游总收入年均增长20%。到2015年，旅游总收入达到GDP总量的8%，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2011年7月30日开幕的“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就是“十二五”开局之年的重大举措，是实现旅游业跨越式发展过程中甘肃的大手笔，内容涉及旅游合作、项目洽谈、商品展销、体育赛事、高端论坛、学术研讨、精品剧目演出、陇菜美食品评、葡萄美酒鉴赏、汽车越野拉力、民族风情表演、旅游摄影大赛、驻华使节考察、形象大使选拔、文化遗产展演等15个方面，对展示甘肃良好的旅游资源、人文风情、旅游环境，扩大甘肃旅游品牌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全球经济发展资料表明，经济越发达，文化产业也越繁荣。英国文化产业在本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0%，美国文化产业已经超过机械制造业产值，日本文化产业2000年也占到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文化产业是一项投资少获利高的产业，对地域依赖性较强，对外扩散方便、快捷，能迅速形成产业优势。湖南省2001年提出文化强省战略，以其强项广电事业为龙头带动全省文化产业发展，取得了很好的成就。甘肃的旅游资源不但丰富多彩，而且，是自然风光还是民俗风情，无论是古代文化遗址还是现代文明面貌，文化产业和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色的，可是，在国家政策大力支持、人民迫切需要发展的时代，甘肃省的旅游经济为什么不能真正实现腾飞呢？其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很多，我们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丰厚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以这个题目做文章的专家学者、领导干部很多，研究出的成果也非常丰富。在甘肃民间，人们即便在非正式的聚会中，也常常谈论这些问题，大家各抒己见，表达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无论如何，大家的问题都源于一个目前甘肃经济文化发展还存在着的现实矛盾：以秦安大地湾、敦煌莫高窟等古代优秀文化为代表的丰厚资源，尚未转化成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就是说，古代文化的辉煌与现代经济的欠发达很不和谐。旅游与文化紧密联系才具有永恒的魅力，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秦安大地湾考古发掘结果震惊中外，其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是找到了仰韶文化的祖先，发现了大地湾文化，从而使彩陶等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经考古专家20多年发掘、整理和研究，陆续获得农业、制陶、文字、建筑、绘画等一系列重大成果，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非常成熟。二期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F901地面上一幅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前推了2000多年。敦煌莫高窟为研究4世纪到14世纪的中国古代社会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宏大、保存最完好的艺术宝库，被誉为“东方艺术明珠”。西方学者将敦煌壁画称作是“墙壁上的图书馆”，壁画描绘的一些社会生活场景，反映了我国古代狩猎、耕作、纺织、交通、作战以及音乐舞蹈等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内容，保留了大量历代各族人民的衣冠服饰资料，而壁画所绘的大量亭台、楼阁、寺塔、宫殿、城池、桥梁和现存的五座唐宋木结构檐，是研究我国古代建筑的形象图样和宝贵资料。我国雕塑和绘画已有数千年历史，许多著名画家作品多已失传，而敦煌壁画和彩塑为研究我国美术史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20世纪初，藏经洞（莫高窟第17洞）发现的文物中有上千件绢画、版画、刺绣和大量书法作品，把所有艺术作品一件件陈列起来，就是一座超过25公里长的世界大画廊。早在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秦安大地湾和敦煌莫高窟的文化底蕴和艺术魅力，在全球范围内具有独一性。而且，在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上，大地湾和敦煌文化之所以发达昌盛，得力于强大繁荣的经济。没有持续发展的经济支撑，文化不可能放射出如此绚丽的光芒。而如果没有文化的灵魂注入，经济也不会如此充满生机地发展。所以，通常情况下，文化与经济的发展是和谐的、统一的、相辅相成的。可是，进入现代社会后，甘肃旅游经济中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大多数人的看法是：甘肃旅游开发总体水平低、产品档次低、接待能力低、市场知名度低；资源整合难度大，规划滞后，文化内涵挖掘不够，产品单一，活动内容不够丰富多彩，尤其是交通制约严重，景区及道路沿线服务设施不配套；市场促销力度小，旅游企业和景区宾馆参与促销的主动性不够；旅游企业“小、散、弱、差”，机制不活，缺乏市场竞争力，各类旅游人才严重匮乏等等。当然，这些因素确实严重地制约着甘肃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拓展视野，从文化内涵挖掘与资源整合的角度深入探讨这个问题。

第一，文化内涵挖掘

这方面最成功的典范是取材于敦煌莫高窟文化的《丝路花雨》《敦煌古乐》《西出阳关》《大梦敦煌》《敦煌韵》等大型歌舞剧，对宣传甘肃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近年来，以敦煌为题材创作的剧目在中国舞台演出中颇受观众欢迎和喜爱。如《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几乎成为家喻户晓的剧目。《丝路花雨》自搬上舞台以来连续不间断地演出30多年，演出1600多场，共计310多万人次观看演出，是截至目前中国舞剧演出场次最多的剧目，被海内外观众称为是“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东方的天鹅湖”。2009年，甘肃省歌舞剧院重新编排，又吸收了不少现代舞的元素，为2008年北京奥运和2009年国庆60周年献礼。

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由21位聋哑舞蹈演员表演的舞蹈《千手观音》以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感动了全中国。同样取材于敦煌的《千手观音》体现了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性美，是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这一连串的文化盛事表明，敦煌古代文化艺术内涵是非常丰富而且富有生命力的，在挖掘其内涵方面，甘肃不但起步很早、连续不断推出新产品，而且，几乎每推出一部产品都能够超越前者并在海内外引起强烈轰动，这种文化艺术现象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来说，恐怕都不多见。《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作品极大地宣传了甘肃，很好地推动了旅游发展。但是也要看到，30多来，基本上只在舞蹈艺术领域取得了成功，这与敦煌文化的博大精深很不相称。《丝路花雨》《大梦敦煌》以艺术表现力为创作目的，但这种文化产品本身就与旅游产业密切相关。福建省武夷山市为了宣传武夷山景区，创作了融现代杂技与魔术表演为一体的大型精彩歌舞《武夷神韵》，通过艺术表现，让人们穿越时空隧道探访闽越王国的盛世丰采，展示武夷人的勇敢和智慧。随着舞台上竹筏在玉女山峰背景下的徐徐滑动，将武夷山旅游优势资源展现在人们面前。《武夷神韵》使武夷山的旅游推广获得巨大成功：1980年，武夷山旅游刚起步时游客寥寥无几，而在1998年，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名录，旅游人数为165.15万人次，旅游收入6.62亿元；2005年，旅游人数达334万人次，旅游收入13.37亿元。甘肃全省在2005年的接待游客为1236.7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达到62.56亿元，仅为武夷山市的10倍多点；酒泉（包括敦煌市在内）2005年接待游客190万人次，旅游收入达10.4亿元，整整比武夷山少了3.33亿元。而敦煌2005年接待国内外游客100.21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仅仅3.9亿元，基本上只是武夷山的零头。

可是，酒泉和武夷山这两个地区的旅游资源简直不可同日而语：首先，《武夷神韵》不能与《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舞剧相媲美；其次，从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学术含量等方面来说，武夷山也无法与敦煌相提并论；再次，从旅游资源的丰富程度、品种方面来比较，差距更大。武夷山景区虽然是国家级重点风景名胜，但方圆仅仅几十平方公里，以丹霞地貌为特点，风光明媚，拥有罕见竹木、奇异花卉、珍奇鸟兽和名贵药材等丰富的动植物资源，盛产色艳、香浓、味醇的武夷岩茶驰名中外。从文化上讲，主要有至今还流传的大王与玉女倾心相爱的故事。而酒泉地域辽阔，面积达19.1万平方公里，相当于甘肃省总面积的三分之一，辖肃州区、敦煌市、玉门市及瓜州、肃北、阿克塞、金塔四县，其中肃北为蒙古族自治县，阿克塞为哈萨克族自治县，以独特的草原游牧文化引人瞩目。酒泉历史悠久，自汉武帝元狩二年（前121）开始设酒泉郡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境内山脉连绵，戈壁浩瀚，盆地毗连，银装素裹的冰川雪景、碧波溪流的平原绿洲和沙漠戈壁的海市蜃楼构成雄浑独特的西北风光。它雄踞“丝绸之路”的咽喉，曾是通往中亚、西亚、欧洲的交通要道，目前保留有莫高窟、榆林窟等古代石窟寺7处，敦煌古城、瓜州城、桥湾城、阳关、玉门关、锁阳城等古城关遗址27处，保存完好的汉长城13段，烽燧100余座，古寺庙建筑30余处以及大片的汉、晋墓群和地下画廊。唐代诗人王翰诗“葡萄美酒夜光杯”中提到的夜光杯就出自酒泉。至于其他与酒泉有关的宗教信仰、文献典籍、民间故事、商业往来等等，数不胜数。

地理位置、交通服务等虽然是妨碍发展的重要原因，更重要的还是开发的思路不够开阔，挖掘文化底蕴的程度不够广泛深刻。如前所述，甘肃多年来成功地推出了《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等大型舞剧，但是，它们的成功更多地体现在艺术水平、票房收入及巡回演出的场次上，何况，这些成功也只是与同行业相比，在旅游宣传方面产生的作用不能与《武夷神韵》相比。尤其不能与近年来云南、广西等省区推出的大型实景剧相比。现代社会是多元化、交互渗透式的发展，如此精美的艺术佳作为什么就不能很好地服务于旅游市场？

2003年以后，在有关云南旅游的介绍中，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晚上可自费欣赏杨丽萍倾情主演——原生态大型歌舞集《云南映像》。《云南映像》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充满古朴与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参与《云南映像》的演员70%是云南各村寨的少数民族，服装全部是少数民族生活原型着装，著名舞蹈家杨丽萍出任艺术总监和总编导并领衔主演。演出始终贯穿着“原生状态”主题，全剧以“云”为序，“日”“月”“林”“火”“山”五场歌舞，一幕幕展现人们劳动、欢唱、爱情、图腾、宗教、歌舞等内容。云南流传有1095个舞蹈品种、6718个舞蹈套路，《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云南卷》中记载：无论是舞蹈数量还是种类，云南都属全国最多。杨丽萍甄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烟盒舞、太阳鼓、象脚鼓等十多种民间舞蹈，真实记录少数民族的生活与情感，成就了一个活着的民俗文化“博物馆”，同时，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云南的旅游文化形象。紧接着，著名导演张艺谋和王潮歌、樊跃及导演组全体成员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连续推出了两部文化艺术与旅游互动的大型实景剧《印象·刘三姐》和《印象·丽江》。这两部实景剧的最大特点在于“实景”，就在风景点！《印象·刘三姐》总投资达两亿人民币，创作时间长达五年，以写意手法把山歌、广西民族风情及桂林山水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创造出天人合一的艺术境界。演出人数超过700，其中，还有300多人是当地渔民。如果天气条件允许，每晚演出一小时，预计全年演出超过300场，将持续演出20年，成为广西阳朔风景区的一大亮点，来到广西阳朔旅游的客人花钱买票就可以观看。这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演出舞台”：桂林阳朔的群山、远处的烟云、脚下清澈的漓江都是天然的美丽山水舞台的构成部分，方圆两公里。目前，已经把演出的中心地带刘三姐歌圩景区和配套的鼓楼群申请两项世界吉尼斯纪录：世界上最大的山水实景剧场和最大的鼓楼群。对经济欠发达的广西壮族自治区来说，《印象·刘三姐》确实是一个惊世骇俗的大手笔。笔者曾经怀疑：即便这个实景剧是艺术精品，有谁会专程花时间与金钱去桂林观赏？那样，成本不是太高了吗？很多游客确实不是冲着《印象·刘三姐》去看桂林、阳朔山水风光，但不少游客确实在游览桂林、阳朔山水之余的一个重要活动安排就是晚上观看《印象·刘三姐》。每场门票从一百多到六七百、七八百不等。参加演出的300多当地渔民也都有报酬，据说一个渔民牵着头水牛从台上走过可以得到20元，每年要是演出300场，他就有6000元的收入，还不影响他白天的正常生活。所以，这里的农民自觉自愿地保护给他们带来财富的灯光、音响等舞台设备。我们观看的时间是深秋，晚上天气比较冷，但露天广场上几乎座无虚席。而且，有很多人租借棉大衣御寒，就这附带的一个小商机，会给当地老百姓带来多大的实惠！演出及相关的服务成了当地渔民不折不扣的经济增长点。通过这些活动，不但把大山深处的古朴文化传递到外界，而且，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是很好地接轨了吗？甘肃省推出的大型舞剧《丝路花雨》20多年前就叫得很响亮，一直红到现在；《敦煌古乐》《西出阳关》《大梦敦煌》《敦煌韵》等也连续不断地诞生，以其高品位、新视角的艺术魅力让人陶醉，可是，来甘肃旅游的游客，很少有机会在敦煌的故乡欣赏到它们。国内外来甘肃的人几乎都要问：能不能看到《丝路花雨》《敦煌古乐》《大梦敦煌》等表现古代甘肃文化艺术与交流的舞剧或影视作品？深圳等城市有公园建设世界名胜微缩景观，满足大多数市民和游客的欣赏需求，甘肃省为什么就不能提炼一些《丝路花雨》《敦煌古乐》《大梦敦煌》等舞剧的“微缩演出”，哪怕仅仅在旅游旺季奉献给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呢？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经济搭台，文化唱戏”，实际上，“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也照样可行，两者是互动的，双赢的，关键是要作为，要行动。不能一直惭愧着！

第二，资源整合

主要谈谈文化资源的整合问题。一位作家朋友谈起的创意令人感动，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

那位朋友第一次谈起他的创意时，是受了《云南映像》的启发，他激情澎湃地设想，以甘肃秦安大地湾彩陶文化为依托，以青藏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高原三大高原的结合交融为背景，以长江、黄河、昆仑山、草原、沙漠等自然要素和神话传说、游牧文化、农业文化等为素材，通过古朴原始的舞蹈、音乐、故事表达自由时代远古人类进行文明创造的精神气息。他甚至勾画出了舞蹈剧的大概结构。这个创意非常好，如果真能按照他的构想排演出来，一定震撼人心。这个伟大的文化梦想未能变成现实，那位朋友还在怀抱他的梦想做不懈的努力，思考，创作。试想，这位才华横溢的朋友当初畅谈他的梦想时面对的若是一位有实力、有眼光的投资商，或者是张艺谋那样的大牌导演，如果有一种可能发生，那么，他的文化梦想早就在《印象·刘三姐》和《印象·丽江》之前实现了。而且，我们相信，其文化艺术的震撼力远非前两者所能够比拟。可是，他没有这样的机会，甚至连倾听他描述梦想的人都很少，他的才华、品质与发展的机会多么不协调，如同甘肃的文化资源与目前的开发现状一样。《印象·刘三姐》和《印象·丽江》陆续在广西、云南推出后，这位作家朋友平静地说：秦安大地湾彩陶文化迟早要诞生至少一部史诗性的大型舞剧，这是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代替的。

朋友谈起他的设想时，沉醉于自己的文化梦想，实际上，也涉及旅游资源的整合问题。

2006年7月23日，《印象·丽江》在海拔3100米的云南丽江玉龙雪山甘海子蓝月谷剧场正式公演，第一个收获就是使甘海子蓝月谷剧场成为世界上最高的实景演出剧场，第二个收获是全球100多家媒体齐聚丽江玉龙雪山，在宣传报道中形成强大的优势力量，使全世界在最短的时间内知道并了解云南丽江。其后，《印象·丽江》本身的文化魅力及影响力像波浪一样层层涌生。《印象·丽江》主创人员全部由《印象·刘三姐》的原班人马组成，总投资达2.5亿元，整个实景演出以雪山为背景，以民俗文化为载体，由500名来自纳西族、彝族、普米族、藏族、苗族等10个少数民族的群众演员倾力出演，巧妙地把自然景观、民俗文化融入到原生态的表演实景中。全剧分上篇“雪山篇”和下篇“古城篇”，由《古道马帮》《对酒雪山》《天上人间》《打跳组歌》《鼓舞祭天》和《祈福仪式》等6部分组成。演出的主角不是什么专业演员，而是来自丽江、大理等地的16个村庄的500名皮肤黝黑的普通农民，对于他们来说，唱歌跳舞本就是天性，站在舞台上，只要吆喝一声，唱起来，跳起来，用最原始的动作、最质朴的歌声、最滚烫的汗水，与天地共舞，与自然同声，表现最真实的生活和原始的情感，那种未经修饰、原始勃发的喜怒哀乐渲染着舞台气氛，冲击着观众的心灵。而现代技术手段所营造出来的声、光、像舞台综合效果，使舞蹈更具有感官的冲击力，带给观众心灵的震撼和古朴艺术的极大享受。

这又是一个古朴文化与现代旅游巧妙结合的典型示范。

甘肃省要创作这样的实景剧，要表达的内容更多、更广泛，不仅仅是大地湾彩陶文化。居三皇五帝之首的人文始祖伏羲和远古传说时代母系群团或氏族的著名首领之一女娲的诞生地“古成纪”（甘肃省天水市境内）流传着很多古老传说，伏羲创造发明了“八卦”、发明渔猎工具，规范嫁娶礼仪、制作琴瑟及女娲的造人、补天等等，都是很有文化底蕴的素材，足以给艺术家提供大量的创作空间。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九川”，其中有六条河就在甘肃境内，全国各地有很多大禹治水的神话传说，稍加改造就是非常优美的舞剧材料。位于甘肃渭源县莲峰镇首阳村的首阳山曾经是孤竹君两个儿子伯夷、叔齐的隐居地。孤竹君死后，叔齐欲禅让给伯夷，伯夷说“这是父命啊”，于是逃走，叔齐也不肯继位。两人逃到首阳山。武王攻灭商纣，天下归顺周朝，伯夷和叔齐认为这是耻辱，坚持操守，不吃周朝粮食，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临死前作歌明志：“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与嗟徂兮，命之哀矣。”这是现成的实景剧故事结构，就连唱词也是现成的！看了冯小刚拍的电影《夜宴》，其中不断出现的小型“舞剧”《越人歌》也显然取材于古代乐舞。知道叔齐、伯夷故事的人肯定不少，但又有多少人知道发生在甘肃？也许，只有在旅游车上导游的讲解才提到伯夷、叔齐与首阳山的关系，这种形式的宣传力度、广度、深度比起舞剧来不可同日而语。这些宝贵的资源需要挖掘，更需要整合：伯夷、叔齐逃奔的过程中，可以展现甘肃的黄土高原风貌及人情风俗；他们隐居首阳山可以展现这里的优美风光；他们“采薇而食”，可以推介甘肃著名的特产“薇”等原生态纯绿色无污染野菜。同时，舞剧大多情况下在晚上演出，不但充实了游客的文化生活，提高了旅游质量，而且，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宣传了甘肃的历史文化，何乐而不为？

再例如，周和秦的祖先都以甘肃东部为根据地发展壮大，最终完成统一大业。泾河流域是先周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目前已知年代最早的先周遗存就有甘肃崇信县于家湾周人墓地和香山寺墓地、九功塬子遗址等。即使是周迁岐后也并不意味着先周族群势力在北方的消失，只是中心南移，这里仍然是周人的一个重要聚落地。周人祖先不窋率领族人从关内迁移到庆阳一带，第一件事就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使庆阳原来由戎狄经营的畜牧区逐渐发展成为以农业为主的农牧区，这个文化、历史转折的过程中有很多可以通过舞蹈语言表达的故事；不窋还提倡养猪、养羊、养牛、养鹅，栽花植树，改又湿又冷的地穴为冬暖夏凉的窑洞，并且推广到周围的戎狄部落，使北豳人民由游牧开始过上定居生活。这些文明发展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难道不值得深层、多元化地发掘吗？还有，不窋修建不窋城，建立部落政治中心，是周人兴起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他们就地取黄土为主要建筑材料，使用一种古代历史上经常提到的一个农具“杵”，夯实墙基，层层垒起。应该说，这是中国所有城池的最初模型——从结构模式和建筑方法，都发轫于此。这也是万里长城的重要建筑方法之一。在前些年的甘肃农村，还可以看见像不窋那样的农民一边唱着号子，一边用这古老的方法筑墙。这种热烈、原始、充满活力的劳动场面多么富有诗意，而其文化历史又那么的悠远！不窋的孙子公刘——后人称他为老公。《庆阳县志》记载：“在县城东北五十里，樊老庄东，腴田数亩，号天子掌，又名公刘庄，人莫垦者。相传为周发祥地。”又载：“公刘庙，俗呼老公殿，在庆城西南八十里高家坳，有宋邑人王庶撰写的碑文。清雍正、乾隆年间重修。”至今，庆阳人仍然每年都祭祀公刘。“老公”在现代是时髦女性对丈夫的称呼，不知道其最初的来历是否与公刘之“老公”有关？公刘在其父鞠陶去世后，接替为周族部落首领，继续大兴农耕经济，使农耕生产的面积一直扩大到今陕西省北部地区及甘肃省平凉地区以西。《诗经·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是一组周民族的史诗，记述了周民族从始祖后稷到周王朝创立者武王灭商的历史。其中《公刘》就叙述公刘为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率领周民族储备粮食，准备武装，离开有邰到豳（今陕西郇邑和彬县之间）的历史。诗中写公刘迁徙时“乃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写公刘在山上、平原勘查土地等细节都十分细致，而且描写公刘本人身上带着玉石、琼瑶和柄上装璜得十分讲究的大刀，这些故事脉络、人物形象、环境要素及活动规模等等都具备很好的舞蹈表现要素。《诗经》是我国文学的源头，而黄土高原是中国农业文化的源头之一，古老的文学艺术与更加古老的农业文化结合，会创作出惊天动地的作品。如今，甘肃省已经确定了“一个中心、三大旅游区、六条旅游线路”的旅游业发展总体格局，以兰州为中心，建设以敦煌为依托的西部旅游区、以兰州为依托的中部旅游区和以天水为依托的东部旅游区；形成六条线路：西线——丝绸之路大漠风情游；南线——回藏风情草原风光游；东线——丝绸胜迹寻根朝觐游；北线——黄河奇观石林风光游；东北线——道教圣地及黄土风情游；东南线——自然风光天池溶洞游，基本上囊括了甘肃省各具特色的优势旅游资源，这六条线路中都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挖掘与资源整合的深厚潜力。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挖掘与整合这些文化资源的成效，不但直接决定着甘肃省旅游经济能否腾飞，而且，也深刻地影响到甘肃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的发展。

二、文化旅游资源的协调开发与生态保护

甘肃旅游的优势条件比较多，前景也非常广阔，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目前，甘肃的旅游开发还徜徉在初级阶段。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有不小的损失，但从保护环境、科学开发等方面来说，也不无幸运。因为，开发是一把双刃剑，缺少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的开发，在带来短期内经济繁荣的同时，也破坏着自然环境与资源。而甘肃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品位高、特色浓、种类多、历史久，很多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一旦开发利用不当，就永远失去，万劫不复。显然，过度的非理性开发是灾难性的，是甘肃人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不愿意看见的后果。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各个民族的文明成果都对世界其他民族的文明创造直接或间接地发挥作用。特别是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世界变成了缩短空间距离与文化距离的“地球村”，文明成果更是互相交融、不分彼此，换句话说，不管任何民族，一旦创造出先进的文明成果，都属于全世界，属于全人类。同样，甘肃省的自然环境和文化遗产不仅仅属于甘肃人民，也属于全中国和全人类。所以，我们在进行开发利用时应该具备科学的精神和智慧的眼光。

第一，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到底有多大？

河西走廊最西端的敦煌，是古代中原进入西域的门户，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著名学者季羡林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1900年的农历五月二十六，莫高窟下寺主持道士王圆箓雇人清除第16窟甬道积沙时，偶然发现藏经洞，里面珍藏着西凉至宋代时期45000余件遗书文献和艺术品，极大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由于当时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没有实施有效保护与研究，几年后，斯坦因、伯希和、科兹洛夫、桔瑞超、鄂登堡等探险家闻风而至，把当时西方国家“考察探险”的热浪推向高潮：一方面，他们拉开了国际显学“敦煌学”的序幕；另一方面，他们获得莫高窟藏经洞文物的方式在学术界和民间都引起争论、非议甚至责难。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文化事件，那个漫长过程充满了传奇色彩和悲剧性。1943年2月，常书鸿到敦煌，以敦煌艺术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身份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在一无所有、异常艰苦的情况下，开始了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的创业之路。这是中国政府开始实行有效保护措施的开始。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敦煌文化艺术在保护、研究、开发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令世人瞩目。

关于“敦煌”名字的含义，一直以来学术界众说纷纭。《汉书·地理志》中注释“敦，大也；煌，盛也”，认为敦煌是一个繁华城市。《元和郡县图志》中解释“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认为这个地方对开发西域有重要作用，所以名之为敦煌。有人认为敦煌应当与《山海经》中的“敦薨”为同名异译，可能是“吐火罗”音译，指今祁连山一带。也有一些研究者对于敦煌汉名的解释提出不同看法，不过，他们大多都认为“敦煌”一词是当地土著少数民族所呼地名的音译，到底出自哪一个少数民族，学术界莫衷一是，有匈奴语音译、羌语的音译等多种说法。此外，还有学者认为“敦煌”既不是汉语语词，也不是少数民族语词，有可能与希腊人相关。

虽然，截至目前，人们对“敦煌”一词的真正来源和意义还没有完全弄清楚，但是，由于其绵延不绝的发展历史、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美轮美奂的艺术魅力，“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很响亮的，其文化优势就是一个“巨无霸”的品牌，如果要论无形资产，这个品牌是无价之宝。前面章节的叙述中，几次提到过，甘肃省对敦煌文化的开发利用最成功的基本上在《丝路花雨》《敦煌古乐》《西出阳关》《大梦敦煌》《敦煌韵》等大型歌舞剧方面，敦煌研究院从事多年敦煌文化研究，硕果累累，但大多数成果只在书本上，很少有人用商业的眼光去开发和利用，转化成文化优势，发展文化产业。现在的市场上，很多以敦煌、飞天等命名的产品很少产自敦煌本地，很多外地的公司、企业在注册时也打敦煌、飞天的招牌，甚至在其他省区的一些城市里，也可以看到以敦煌、莫高窟、阳关道等命名的咖啡馆、酒吧和宾馆，可见敦煌的影响之大。确实，甘肃人到了东南沿海一带，当地人就打问敦煌。这种现象表明，敦煌这个品牌正在成为国内文化市场的消费热点，甘肃要让敦煌这个品牌变成生产力、发展文化产业、扩散敦煌文化产品，让更多的人真正认识敦煌文化，不能仅仅着眼于莫高窟的门票收入。来敦煌的游客最多年份也不过百万人次。日本人非常喜欢敦煌，但是，这个地方确实太遥远了，游客来一次仅路费就占全部费用的60%，很多人想来又来不了。按照传统的“请进来”的思维，敦煌存在地理劣势，但是，从“送出去”的角度来看，这难道不是巨大的商机？如何把敦煌文化以恰如其分的形式送出去，让来不了的国内外游客也可以欣赏？让他们觉得敦煌不再遥远？如果推广成功，不但节约了外地游客的旅游成本，而且，也减轻了敦煌生态系统的负担，未尝不是两全其美。荷兰斯塔格国际巡回演出公司的总经理科恩·梅里斯来北京推广《冰上假日》，偶然看到《云南映像》，当时就被吸引住，他与同行对这部作品进行商业分析后决定推向欧洲市场。科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在接触《云南映像》之前对中国文化产品不甚了解：“过去，我在欧洲见到最多的是中国的工夫与杂技节目的演出，已经有泛滥的感觉。这些并不能代表中国的所有文化。其实，欧洲观众对中国的经济、人口、地域和产品输出的了解都很多了，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却很少，中国还没有文化产品被世界关注。”“杂技在欧洲已经比较普遍了，因此我觉得中国要向世界推广产品，需要推广带有更多文化色彩的产品，这是第一个优势；其次就是对文化产品如何运作，把它品牌化，这是中国与国际市场沟通的最重要的方面，《云南映像》的推广就是想打造这样的品牌。”敦煌文化在国际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忽略“敦煌文化产品”的打造从某种程度说是极大的资源浪费，假若科恩·梅里斯来甘肃，我们能够拿出多少可以推广的文化产品呢？

另外，甘肃省还应该利用法律手段收回与敦煌有关的商标使用权，通过授权、联营等方式参与生产商的商业活动，否则，也许有一天，甘肃不得不从别人的手里购买有关敦煌的商标使用权。经济领域内类似的案例很多，并不稀奇。

敦煌的旅游硬件设备经过多年建设，已经比较齐全，目前，已建成大型机场，可起降空客320、波音737等大中型飞机，已开通敦煌至北京、西安、兰州、深圳、南京、西宁、乌鲁木齐、上海、杭州、大连、成都、海口、桂林等地的航班。2006年，敦煌铁路又正式通车，方便了中外游客及市民的出行。近年来，敦煌拓宽了安敦公路、敦七公路、党河大桥，改造沙州镇东南环路、五条大街，新建敦月公路、滨河路、古城路，修通市区到玉门关、雅丹地貌的景区道路，使敦煌境内交通四通八达，方便快捷。航空、铁路、公路三位一体的交通网络已建成。敦煌市还积极培育扶持了一批旅游产品开发加工企业，突出地方性、民族性、文化性，开发了敦煌陶艺、彩塑、敦煌古乐器、金箔画、水晶石眼镜、敦煌艺术铜雕、夜光杯、敦煌艺术壁毯、地毯、蜡染、刺绣、剪纸、工艺骆驼等一批具有鲜明敦煌特色的旅游工艺品。另外，依托当地民族风情和文化特色，发展敦煌宾馆农家园、西郊果园、康益山庄、潘葡萄农家园、鲁林农家园、古阳关农家园等50多家独具民俗风情的农家园，成为吸引游客的新亮点。可是，要引起注意的是，中国很多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大家都把注意力集中到规模上，似乎很少考虑各种制约因素。敦煌虽然历史文化资源丰厚，但水资源极其匮乏，脆弱的生态环境不允许向规模型城市发展，要借鉴、参考欧洲一些文化名城的建设成就，强化总体规划，突出敦煌文化特色，合理布局专业性商业小区，形成小而精制、小而独特、小而经典的西部城市。近年来，甘肃省、敦煌市在拓展旅游市场方面确实做了很多的工作，先后举办、承办首届“中国·敦煌国际文化旅游节”“丝路飞鸿，奥运之光”“千年阳关寻梦，金秋敦煌之旅”“昆明敦煌旅游交易会”等一系列节会活动；组团参加兰洽会、全国乡洽会、北京科博会、国内旅游交易会、第二届欧中旅游论坛、香港旅游博览会、浙商峰会、酒泉旅游“大篷车”等，但都没有产生轰动效应，或许，还是缺少《丝路花雨》《大梦敦煌》那样有深刻思想内涵的文化艺术产品吧。

所以，开发敦煌旅游资源，既要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存的基础上，科学地规划、建设一些服务、娱乐、消费等场所，更要在文化向外推广上下大工夫，只有那样，才不会受地理空间、生态系统等客观因素的制约。倘若真如此，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而且，这也是进一步或者更长远地开发敦煌旅游资源的首选策略。

经过30年的创作实践，甘肃省在利用敦煌题材创作大型歌舞剧方面有了很大的成就和经验，现在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不能仅仅局限在很少的几个艺术品种上，而要进一步发挥其影响力，带动其他相关文化产品的创造。例如，飞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敦煌艺术的标志。佛教把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天。道教把羽化升天的神话人物称为“仙”，把能在空中飞行的天神称为飞仙。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深入发展，飞天和飞仙的艺术形象互相融合，又吸收西域文化的成分，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这最能代表中国与印度、西域文化的“嫁接”。从起源和职能上说，敦煌飞天是印度古神话和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乾闼婆、紧那罗的复合体，神话传说中他们是恩爱的夫妻，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佛教吸收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随着佛教理论、艺术审美以及艺术创作的发展需要，由原来的狰狞面目逐渐演化为眉清目秀、体态俏丽、翩翩翱翔的天人飞仙了。乾闼婆是乐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在佛国净土散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紧那罗是歌神，居住在天宫，但不能飞翔，在佛国净土为佛陀、菩萨、众神、天人奏乐歌舞。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职能混为一体，男女不分，就是敦煌壁画中经常出现的飞天形象。它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其故乡虽然在印度，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这种飞天不长翅磅、不生羽毛、没有圆光、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通过飘曳的衣裙和飞舞的彩带表现凌空翱翔，这是古代艺术家最天才的创作，也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敦煌飞天的起源、演化、交融、功能既有神话故事，也有宗教色彩，更负载有多种文化成分，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多么好的原型结构和素材！大型舞剧可以表现，文学作品可以表现，影视作品能够表现，特别是动画、动漫、漫画等儿童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表现得更生动、更丰富。如果转化成这样一些艺术产品，主观上要推广敦煌文化，客观上又发挥了艺术品本身具备的娱乐、教化功能，一举多得。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每个洞窟壁画中都有飞天——据常书鸿先生的统计，总共有4500余身，更何况，这些飞天从十六国莫高窟创建时出现，经过十个朝代的发展，直到元代末期才停止。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由于朝代更替、政权转移、经济繁荣程度、中西文化交流等历史情况的变化，飞天艺术形象的姿态、意境、风格、情趣等都在不断变化，就是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艺术家为我们留下了不同风格、不同特点的飞天。每次变化都不是轻而易举，其中必然经历新与旧的冲突与继承、矛盾与发展。我们现在无法看到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但是，这也正好给了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极大空间和自由。仅仅就这4500余身敦煌飞天一千多年的来龙去脉、发展演变就值得艺术家去研究、探索、创作满足新时代人民审美情趣的文化艺术产品。前面说“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并不是空穴来风，也不是妄加猜想。冯玉雷和胡潇合作的《飞天》动漫电影剧本，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开头。

这仅仅是敦煌文化艺术的多少分之一啊！

再例如，莫高窟的创建。关于莫高窟的含义，有两种说法：一是指至高无上的佛教活动场所。学者钱伯泉先生认为“莫高”是突厥语词，意思是神圣，那么，莫高山就是神山了；二是指沙漠高处的佛窟，古人“漠”和“莫”通用。根据现有史料得知，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传说，当时一个名叫乐僔的禅师黄昏途经此地，正在歇息，突然抬头看见三危山金光万道，仿佛有千万尊佛显身其间。他以为是佛显灵，满怀虔诚，雇人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来，又有一个名叫法良的僧人效法乐僔开凿了第二个洞窟。莫高窟的历史就从此开始。他们是莫高窟的创始人，凡是创始，都有很大的历史悬念和文化意义。乐僔来自何处？他有着怎样的经历？在开凿了第一个洞窟后，又干了些什么事情？等等，这些都成为永远的谜团了，而这也应该对艺术家有很大的诱惑，正如探险家喜欢探索未知的地区，而艺术家则醉心于追寻精神空间里的未知领域。如果要以“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为素材进行文学创作，就不可能以纪实的手法，也不能简单地搞成历史小说，必须发酵，一如把葡萄酿造成酒：那个事件就是品质纯正的“葡萄”，要做的工作是“酿造”。那么，为了尽可能地利用“葡萄”的有用成分，必须在“酿造”工艺上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在自然界，两千多年前的葡萄也许与今天的葡萄没有多大差别，但是，两个时代的“葡萄酒”可能差别非常大，为什么？主要是“酿造”工艺不同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要“酿造”这个题材，必须注入时代气息，利用灵活多样的表达手法。如果以报告文学的笔法去写这类小说，那很不经济，费时间、费精力，而且，在艺术上不可能有所突破。因为，在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之后，这样的历史穿越了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等各个朝代，时间跨度之大、规模之宏伟都堪称世界一绝，到现在还保留着492个洞窟。要表现“乐僔开凿第一个洞窟”的勇气与智慧，不以后来的开凿历史为陪衬，震撼人心的力量就减弱了。到这里，不由想起了著名的荒诞剧《等待戈多》。很喜欢“因为那具有新奇形式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使现代人从贫困境地中得到振奋”而荣获1969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爱尔兰作家塞缪尔·贝克特的作品。贝克特大学毕业后结识了著名的“意识流”作家乔伊斯，担任过他的秘书，创作思想受到很大影响，1937年，他定居巴黎。在巴黎，看到的是灯红酒绿与失业贫困的惊人对比，一天晚上，他被一个流浪汉无缘无故地刺了一刀，当问及行刺的原因时，对方居然回答说“不知道”。贝克特首次亲身体验到了荒谬的滋味。所以，在创作《等待戈多》时，为了表现世界的荒诞与人生的痛苦，他打破传统戏剧的陈规，使剧本没有完整连贯的情节、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结尾是开端的重复，终点又回到起点，可以周而复始地演下去。《等待戈多》主题思想的多义性所产生的魅力，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不多。而该剧之所以能取得巨大成功和具有重要社会意义，是它以创新的艺术方法表达了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危机。现代中国人也客观存在着“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危机”，而乐僔、法良及后代数不胜数的洞窟创建者却都有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否则，这样艰苦而漫长的建设工程根本无法继续下去，“坚强的意志和饱满的热情”是不是对我们现代人有所启发？要是以这种开创精神为思想内涵，借鉴古今中外一些优秀作品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开凿洞窟”题材，必然有意义。而这样的创作，也才能够贴近敦煌文化艺术的灵魂。

类似的可利用的文化艺术题材很多很多，举不胜举。早在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在中国广袤的西北高原、沙漠戈壁、草原雪山间活动着形形色色的西方探险家，他们出于政治目的、地理发现的欲望或者考古需要，成年累月地穿越在古老的高山大川间，因为某种发现而一夜之间闻名于世。他们在西北内地掀起的考古、探险热浪一波又一波地冲击着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爱好者。紧接着，世界各国的学者对西北地区特别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遗书文献的研究不断爆出冷门，继续着这种热潮——不过，遗憾的是，这种热潮基本上只波及学术界。根据有关资料，斯坦因将大批敦煌文书运回英国后，长年累月地库存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里，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不但没有进行相关整理、研究，而且，竟然连箱子都没有打开！这很能代表那个时代的特征：探险、发现，其次才是研究。近几十年来的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可是，在转化利用上，确实与学术成就很难匹敌。不管世界其他地区如何，作为敦煌文化的故乡，特别是现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做这种工作很有必要。前面提到的敦煌飞天、开凿石窟可以作为艺术创作的材料，藏经洞中的汉文书、梵文、吐蕃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龟兹文、希伯来文、突厥文、摩尼文、吐火罗文等大量文献资料都有不少专家研究出了成果，这些成果中肯定包含着很多可以滋养现代文学艺术的材料，文艺工作者为什么不能充分开发、利用这些文化矿藏呢？另外，敦煌文化历史发展本身，也有很多事件值得挖掘。例如，最初大月氏与匈奴的拉锯、交锋，西汉开始的移民潮流，唐、宋时期的归义军政权，以及很多高僧大德弘扬佛教文化的故事，等等，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

为什么以敦煌文化艺术为代表的甘肃历史文化资源如此丰厚，如此生动，如此接近艺术家的灵魂与审美，却束之高阁？为什么敦煌文化艺术的开发利用很大程度上只在学术研究领域？文学艺术为什么不能跟进并超越呢？

敦煌文化艺术的主要载体是壁画。壁画艺术更直观地传达着神秘、丰富、恬静、优美与和谐，所以，相对而言比较容易为艺术家所借鉴、吸收和转化。1940年，著名画家张大千一进入敦煌石窟，就被深深地吸引。第二年，他再赴敦煌，临摹壁画，1943年8月，张大千回到成都，出版画册《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1944年1月在成都举办“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引起极大轰动。5月，展览移到重庆，以后，又到上海等地展出。这应该算“正面”宣传敦煌、并且引起轰动效应的第一次文化推广。不过，那是“临摹”而不是创作。“临摹”主要侧重于对形式的把握，而创作则强调精神张力。当年，张大千的年龄、历史条件决定他不可能研究敦煌壁画并进行艺术创作。随后，画家董希文、谢稚柳、叶浅予、吴作人、潘絜兹、黎雄才、吴冠中、袁运生、丁绍光等相继来敦煌潜心研究、临摹、思考、创作。1943年，董希文风尘仆仆来到成立时间不长的敦煌艺术研究所临摹壁画，三年后，他在兰州举办了“董希文敦煌壁画临摹创作展览”，与张大千不同的是，他在“临摹”之后加上了“创作”。也许，当年在敦煌时他就领悟到“临摹”是过程，“创作”才是目的。后来，他在创作《开国大典》时就吸收了敦煌唐代壁画的雍容华贵的精神气象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开国大典》成为传世之作，代表着董希文多年潜心探索民族油画风格的杰出成就。进入新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内有些美术院校经常组织学生到敦煌莫高窟观摩壁画艺术，国外相关专业的学生也像朝圣一样向往着敦煌。

近年来，在文化推广方面，敦煌创作出版了《西部名城敦煌》《美丽的敦煌》《敦煌雅丹奇观》《敦煌旅游手册》和适应国际、国内市场的日、韩文宣传资料和影像制品，邀请中央电视台等新闻媒体拍摄播出了《敦煌再发现》《守望敦煌》《大河西流》《敦煌写生》《新丝绸之路》等电视专题片，吸引国内外影视机构先后在敦煌拍摄了《敦煌》《封神榜》《英雄》《沙州王子》《天脉传奇》《齐天大圣孙悟空》《失踪的女神》《大敦煌》《张大千在敦煌》等影视作品30多部。不过，电视专题片大多只是一般性的介绍，没有经过艺术再创作。30多部影视作品，虽然与敦煌历史文化有关，或者在敦煌拍摄，但从本质来说，都没有像大型歌舞剧《丝路花雨》《敦煌古乐》《大梦敦煌》那样直接取材于敦煌文化。而以敦煌历史文化为素材的文学创作截至目前并没有取得美术、舞剧那样的成就，就连关注那些题材的作家也很少。这让人费解，他们究竟缺乏发现的眼光还是缺乏创作的热情？

甘肃人崇尚“人一之我十之，人十之我百之”的甘肃精神，甘肃不乏踏踏实实做事、做学问的人士。如何为这些埋头苦干的人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是时下必须引起关注的问题。鸠摩罗什作为一代高僧学识超群，品质纯正，但是，如果没有十六国时期后秦第二任国君姚兴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和发挥学识与才华的自由空间，他不可能在翻译佛经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敦煌文化本来就产生于多种文化，是众多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成果，要打造敦煌文化艺术产品，得有一批各个领域的艺术家齐心协力，共同来完成。所以，开发人力资源是前提条件，也是决定性因素。《丝路花雨》《大梦敦煌》的成功也证明了这一点。对现代专业人才来说，最缺乏的可能不是经济条件，很大程度上，大概缺乏踏踏实实做事的能力。“踏踏实实”是一种品质，也是一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往往会被外在的一些负面因素所诱惑，特别是人们经常说的名和利。实际上，真正做事业的专家、学者都超越了这一点，这也是知识分子的精神命脉。试想一下，那些创造敦煌壁画的古代画家在描绘心中的佛国净土时，肯定没有想到供养人的银子和流芳百世的欲望，也只有进入那种单纯状态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创作。同样，鸠摩罗什被迎到关中草堂寺后，因为博学德厚而享有很高声誉和地位，但是，他在翻译佛经时常常为了一个句子而再三斟酌，并且与助手开诚布公地探讨。如果他心中、眼中有太多的名利，能够如此自然、谦和吗？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伟大事业除了自身的辉煌，还营造了非常健康、非常和谐的学术氛围，这一点，也许对我们当代人治学的启发更大，更深远。

甘肃省早就认识到做好人才工作的重要性，并制订一系列政策。2004年上半年，甘肃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在向国家有关领导汇报工作时，谈到希望国家有关部门在引进高层次人才方面能够对甘肃给予帮助。6月初，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向省委主要领导提供了一份即将出站的博士后人员名单。以此为契机，结合落实全省人才工作会议出台的《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才工作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精神，甘肃省委组织部开展了引进博士后高层次人才工作。接着，在总结2004年成功引进37名博士后人员的做法和经验的基础上，2005年初，甘肃省委人才工作暨知识分子工作领导小组研究拟定了《甘肃省2005年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方案》，经省委领导同意后，从6月下旬开始再次进行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此后，省委的引才导向逐步转化为各地各单位自觉的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行动。事实证明，这种人才战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挖掘本地人才资源潜力的基础上，引进外地高层次人才到甘肃工作，符合敦煌文化精神。而发挥文化艺术人才的创作才华是开发、推广敦煌文化，打造高品位、高质量的敦煌文化产品的先决条件，也是把甘肃建设成文化大省的重要条件。

第二，丰富的资源，低层次的开发，过早、过度开发的恶果，应该由谁来买单？

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孔子说这句话时主要着意于人的道德修养，不知道他是否想到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师”？一般情况下，我们在理解孔子的这句名言时都留意于“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似乎这里的“师”都是能从正面为我们提供指导和楷模的贤者。事实上，除了这点，“师”还有另外一层与之相对的意义，那就是负面的：从那些在实践中有过失的人身上吸取教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也是老师。所以，孔子在“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之后紧接着说“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在前面的叙述中，更多地谈到历代先贤们创造的古代文化、文物、旅游等资源，他们的开拓创新精神是我们应该“择其善者而从之”的。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在历史的进程中也对自然环境、文化资源等造成一定的伤害，作为现代人，要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甘肃省是全国荒漠化面积较大、分布较广、危害最严重的省份之一，平均每年因土地荒漠化和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约5.1亿元。全省还有2.18万平方公里土地具有明显沙化趋势，尤其是玛曲县黄河沿岸等局部地区沙化土地仍在扩展。我们要以历史为永远的镜子，从楼兰、龟兹、锁阳等古代文明城市的毁灭中吸取教训，做到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存。在目前旅游开发的浪潮中，一方面要把握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另一方面，更要以科学的态度，研究历史、总结经验，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前提条件下发展旅游业。我们深入地、多层面地设想开发、推广敦煌文化艺术的有效方式，更大程度上也是考虑到了敦煌及周边的生态平衡问题。西北人豪爽、正直、热情、好客，很多情况下都欢迎上门的客人，甘肃有，敦煌也有这种品德与胸怀。但是，经过两千年连绵不断的开发，敦煌生态环境已经岌岌可危，承载人类活动的能力非常有限。所以，现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女士等很多有识之士都提倡首先要保护敦煌，然后才向外推广其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而且，就目前的认识来说，这也是保护环境与开发利用的有效途径。

根据从敦煌到玉门关火烧沟一带出土的石、陶、铜器，可以看出，在新石器时代党河流域就已经有游牧民族在敲打着原始文明的火花，那时候的生态环境比较优美。此后，又出现玉门市骟马类型文化，到商周时期，西北古老的游牧民族“允戎”（也就是后来的匈奴，古代文献中又称鬼方、混夷、猃狁和山戎）和“氐羌”在这里也留下了大量表现他们生活状态的珍贵岩画。战国到秦时期，敦煌至祁连之间居住的仍然是月氏、乌孙和塞种等游牧民族。前221年至前206年，月氏以“控弦十万”的强大部落称雄河西，先是合并瓜州之戎，将世居敦煌的游牧民族赶到帕米尔高原一带，之后，又将邻邦乌孙驱逐到异乡。秦时月氏已经非常强大，匈奴头曼单于曾派遣太子冒顿到月氏做人质。公元209年，冒顿继为单于，击破月氏，迫使月氏西迁到新疆伊犁河上游，称大月氏。由此，匈奴控制了河西乃至整个北疆地区。在这段变化莫测的历史时期，敦煌周边广袤的区域都是游牧民族占据。月氏、乌孙、塞种和匈奴等游牧民族都要角逐这里，证明敦煌一带水草丰茂，环境优美。另外，近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对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及动植物遗骸的研究，认为2100多年前的敦煌自然和生态环境良好，水源和地貌情况明显优于现在。1987年，考古工作者在位于敦煌与瓜州交界处发现该遗址，并在1990年10月到1992年12月进行全面清理和发掘，获得2300多枚简牍、动植物遗骸等大量珍贵文物。很多汉简上记录着当时的自然状况，说敦煌及周边地区不但水源充足、植被丰富，还有大片沼泽地，并且长有茂盛的芦苇。尤其是红柳和胡杨树，数量繁多。此外，有的汉简上还提及马、猪、牛、羊、狗、鸡、兔子等多种动物。考古工作者在与汉简一同出土的遗址中还发现大量马骨头和两条蛇的干尸，经考证，均为汉代动物遗骸。如果还要继续寻找实物证据，还可以列出两例：一是至今保护完好的敦煌汉长城遗址，二是疏勒河与河仓城。汉长城主要由土石和芦苇层层累积起来，由此可以想象当年的芦苇非常多，不但用于建筑，也直接用作燃料。如果没有很好的生态环境，怎么可能长出如此多的芦苇？位于玉门关东北20公里的河仓城地处疏勒河下游南岸旁的一处凹地，是汉代至魏晋时期（前104年到公元420年）玉门关一带乃至西部边防线上储备粮秣的重要军需仓库，玉门关、阳关一带的守军都从这里领取给养。河仓城由仓库和两道围墙组成，东西长约132米，南北宽约17米，残垣最高处6.7米，基厚1米左右。城内以南北方向土墙两堵，又隔成相连的三间库房，每间长42.5米，宽14.7米。这些设施表明这个军需仓库的容量非常大，这么多的粮食肯定是敦煌一代生产，不可能从遥远的内地长途运输而来。而当年能够生产这么多的粮草，证明农牧生态环境非常好。就是现在，河仓城遗址西面约50米处，还有一个大湖泊，岸边长满芦苇、红柳、甘草等植物。东面是一片沼泽地——这些，是当年敦煌地区的“生态遗址”吧？

种种迹象表明，那时候不光敦煌及周边的生态环境比现代好，而且，在更远的范围内也都适宜游牧民族生存。例如，当年被角逐出局的月氏就向西迁徙。一个庞大的部族突然要迁徙到未知地区，这是非常冒险的事情，但是，月氏不但成功地完成了部落的迁徙，而且占据了塞种人旧地，在伊犁河、楚河流域建立国家。前174～前161年间，匈奴王协助乌孙向西攻打月氏，杀死月氏王。月氏再度西迁，翻越天山和帕米尔西部，到妫水（就是现在的阿姆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大夏人（巴克特里亚人），最终定居下来，在中亚建立贵霜王朝，从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一直活动在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贵霜王朝信仰、传播大乘佛教，发展犍陀罗艺术。据《高僧传》记载，约公元244年前后，西域僧人竺高座在敦煌收世居敦煌的月氏人竺法护为徒。晋武帝时，竺法护见西域佛教只重视建造佛教庙宇图像，而忽视对大乘教义的传播，因此决心弘法，随师东游西域诸国，学会36国语言、文字，搜集到大量经典原本东归，在敦煌、长安、洛阳等地传教译经，被西域誉为“敦煌菩萨”或“月氏菩萨”。他首次将大乘佛教中重要经典《正法华经》翻译到我国，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译经大师。后来孙绰作《道贤论》，盛赞他“德居物宗”，将他和竹林七贤中的山巨源相比。

关于月氏和贵霜王朝说了这么多，其实，要表达两点：其一，敦煌及周边，乃至以西的广大地区在两千年以前的生态环境都很好，不然，各个游牧民族无法长期生存，也没有必要为争夺这里而经常厮杀。特别是月氏，在大迁徙的过程中非但没有衰落，反而逐渐强大起来，这与良好的自然环境肯定有很大的关系，否则，生存难保，如何发展？其二，月氏被匈奴从敦煌、祁连山一带赶走，当他们的子民再次回到故乡时，带来了佛教文化与犍陀罗艺术，这种历史际遇真的让人感叹不已。

接着说说敦煌文化的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变化吧。匈奴被汉武帝赶到漠北后，敦煌就成了一个农业开发区。现在的敦煌总面积3.12万平方公里，略小于台湾省和海南省。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48%，其余绝大部分是戈壁、沙漠和山地。假如历史上某一个时期的月氏、乌孙、塞种、匈奴等游牧民族中的任何一个今天回到敦煌，连最起码的生存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但在两千年前，敦煌地域范围包括党河流域和疏勒河流域的广大地区，也就是今天的敦煌市、瓜州县、玉门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和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总面积大约16.8万平方公里，有较大的绿洲、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草木繁盛，是十分理想的农牧区。张骞通西域以后，汉武帝多次从内地移民到此，汉族逐步超过原来的少数民族，他们不仅为保卫、开发敦煌提供人力，还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开始屯田、兴修水利工程，于是，敦煌的社会生活从游牧为主转变成以农耕为主，畜牧区变成了农耕区，水资源的消耗大大增加。仅敦煌悬泉置附近就有大批军队、自由人、外来移民、被俘虏的少数民族、过往犯人以及频繁来往的官员和外交使节生活，每天都有专人割草、放牧、运送生活用水等等，加之人口发展速度很快，造成植物被大量破坏，地下水减少，沙化大面积增加，另外，大量使用木材书写简牍也使附近的树木不断减少，也加速了环境的恶化。何况，从西汉到清末这两千年的时间里，开发农田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几乎没有间断过——当然，由于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偶然暂停一阵，但是，在社会秩序恢复后统治者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订一系列鼓励开垦农田、发展农业的措施。于是，敦煌的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持续繁荣，但是，作为沉重的代价，生态系统在逐渐遭到破坏，历史的悲剧不断地上演。例如，关于阳关的变迁。阳关在汉武帝时期设立，作为通往西域的门户，又是“丝绸之路”南道必经的关隘，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许多王朝都把这里作为军事重地，派兵把守。然而，宋朝以后，来自白龙堆的流沙无情地淹没了阳关，昔日的繁盛荡然无存，现在，仅有墩墩山上的一座烽火台还残存着，山下南面则是荒凉的大沙滩。这里流传着一句话：“进了古董滩，两手空不还。”当地人曾经在这里拣到一个金马驹和一把精致的将军剑，证明历史悲剧确实曾经上演，而这个悲剧的发生并非由于战争，却是生态环境的恶化。汉武帝在设置两关时主要是出于战争的需要，他怎么也想不到，还有比战争更加强大的破坏力！这么说来，至少在唐朝时期敦煌及周边地区的生态系统就遭到严重破坏，并且向人类发起猛烈的报复了。明朝洪武年间发了一次大洪水，古敦煌城荡然无存。1528年，明朝政府关闭嘉峪关，从此，敦煌成了孤悬关外的无建置的地方，长达二百多年，沦为牧区，到1723年清朝设沙州所，人口已经少得可怜，后来从甘肃各地移民2400多户，才逐步形成近代的敦煌城。现在，仍然可以见到兰州村、肃州乡、会宁、清水、合水、兰亭、高台、漳县等等以甘肃地名命名的村庄。村庄，当然主要居住依靠土地生活的农民，就是说，他们实际又在屯垦。

目前，敦煌总人口18万，耕地24万亩。农业和旅游是敦煌的两大支柱产业。农业是敦煌的传统产业，金皇后（甜瓜）、李广杏、鸣山枣等特产享誉省内外，但仅仅24万亩耕地难以形成农业产业优势和规模效益，而奇缺的水资源也制约着敦煌农业发展。发源于祁连山的疏勒河、党河共同滋养着敦煌西北大面积的湿地植被，构成敦煌天然的绿色屏障。但是，由于大气环境的变化和人为因素，党河水量逐年减少，造成党河因资源性缺水而断流，导致敦煌绿洲植被严重退化，外围湿地萎缩，天然林锐减，沙化面积大量增加。近几年，因为敦煌市人口的增加以及党河上游肃北、阿克塞两县生活、生产用水量增加，党河水已经无法满足三县市的需求。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疏勒河上。20世纪60年代，疏勒河上游两座大型水库上马，使在敦煌境内长达300公里的疏勒河河道断流，地表水对地下水的补给严重不足，敦煌人开始打井取水，每年开采地下水超过4000万立方米，以满足农业灌溉和城乡人畜饮用。过量开采地下水，结果是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前些年，有人提出“引哈济党”再造山川秀美的大敦煌，但“引哈济党”工程遭到上游青海省的坚决反对，因为青海生态环境也很脆弱，“引哈济党”工程当时被否决，以后是否能立项，目前还不得而知。据观测，1992年至2001年，敦煌地下水位平均每年以0.43米的速度下降，累计水位下降超过10米。月牙泉或在20世纪60年代占地22亩，水最深处达9米；而现在的水域面积仅约9亩，平均水深降为0.9米，最深处仅仅1.3米。若不采取积极有力的抢救措施，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30年后，沙漠名景月牙泉或将不复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只是月牙泉水位下降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敦煌的生态变迁。有资料表明，敦煌全市天然林仅存130多万亩，较之新中国成立初期减少40%；胡杨林仅存14万亩，减少67%；可利用草场减少77%，而且，现存草场不同程度地存在沙化和盐碱化现象。宝贵的湿地平均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消失。绿洲内1万多亩咸水湖和1000多亩淡水湖80%都消失了。与此同时，土地沙化面积每年以两万亩的速度增加，沙漠向绿洲逼进了3～4米，大风和沙尘暴等自然灾害加剧。2006年9月15日，生态专家在敦煌西部考察后表示，如果再不加强对敦煌生态环境的科学治理，50年后，敦煌有可能成为第二个“楼兰古国”。

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也许，自西汉以来开发敦煌导致的恶果正由我们这几代人来品尝。

无论如何，发展农业绝对不是明智之举。敦煌人也开始反思，从昔日的“以粮为纲”在月牙泉上架起水泵日夜抽水用于农田灌溉，到今天从党河干渠引水补给月牙泉的地下水；从昔日鼓励打井、开荒、移民，到今天的“禁止打井、禁止开荒、禁止移民”的三禁政策，敦煌人越来越理性，他们在各行业推行用水定额控制体系及城乡水务一体化管理。同时加大农田防护林、退耕还林、沙漠化治理的投入力度。但这些努力对越来越恶化的敦煌生态环境来说，只是杯水车薪。所以，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应该引起全人类的高度关注。

敦煌的另一个支柱产业就是旅游。前面反复强调过，而且，这也是众所周知的，敦煌的旅游资源非常丰富。面对如此脆弱的生态环境，如何发展旅游？如何在发展旅游经济的同时保护好这些价值不可估量的文化资源？

事实上，莫高窟自从开凿后就一直受到风沙的侵扰。早在西夏时敦煌就有非常严重的沙害。近年来，由于敦煌自然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风沙已经构成更加严重的威胁。据资料记载，敦煌地区年均降雨量为23.23毫米，蒸发量则在4000毫米以上，年平均风速达到每秒3.5米，每秒5米以上的起沙风每年达35～148天。由于干燥多风，沙尘暴频频出现，沙尘蔽日数每年有20天～35天。而偏西风向使鸣沙山上的流沙不时地向莫高窟方向移动。据说，每年冬天开始到春天结束，从整个莫高窟洞窟区清扫出来的积沙有十多卡车。在现存的492个洞窟中，一半以上的壁画出现了起痂、空鼓、变色、脱落等现象。已经在漫漫戈壁瀚海中耸立了1600多年的莫高窟难道要毁在现代人的手里？它还能存在多久？如果有朝一日一切保护措施都无能为力时，谁为“世界艺术画廊”的消失负责？除了风沙，还有风蚀斑斑、摇摇欲坠的崖壁也威胁着石窟艺术。修建莫高窟的“洞窟地层”是冲积、洪积和冰水沉积的砂砾石及砾卵石层，结构松散，易于风蚀。如果长期风蚀，莫高窟所在的崖体正面坍塌或窟顶塌陷，都有可能成为残酷的现实。很多洞窟外侧的崖体上部都存在着风蚀现象，尤其是莫高窟标志性建筑九层楼上部两侧，风蚀崖体摇摇欲坠，令人担忧。根据文献记载，第460窟是在强烈风蚀作用下遭受了灭顶之灾。203窟也因为风蚀而坍塌。

另外，旅游热潮中的人为因素也是破坏源。有人做过试验，如果让40个人在洞窟中呆37分钟，空气中的温度、湿度及二氧化碳含量就超过正常含量的6倍。那么，每年60万参观者所带来的变化就可想而知。何况，现代人抽烟、喝酒、吃肉，并且配备着现代化的通讯、摄像设备，与古代简朴的僧人生活习惯不可同日而语。酒、肉等食物散发出的酸腐气息对壁画影响非常大。实际上，很多游客都是冲着敦煌的名气前来看热闹，所要达到的目的仅仅是“到过敦煌莫高窟”，行前没有进行文化上的准备；离开后也不会有多深刻的印象，更不会有多么深的启发和认识。这样的旅游有什么意义？——当然，这不能怪大量普通的游客，倘若非要满足这类游客的需要，能不能把洞窟里所有的壁画、雕塑、建筑都模拟一份，让他们随便参观模拟石窟，装上现代化的照明设施，配备相关的影像、音乐、讲解，不但可以使游客在最短时间内得到最多的文化信息，而且，也能够在接待能力上有所增强。游客想照相就照相，像摄影就摄影，想发表意见也可以畅所欲言，随时进行交流，没有必要像现在这样做近似于“哑巴”的游客。现在莫高窟景区的模拟馆，规模太小，满足不了游客的需求。若在兰州、酒泉建造这种小型模拟馆，或许作用更大。有人要较真，说这是“模拟品”，要看就要看“原始的”。对于一般的游客来说，没有必要这样较真，《论语》本来就不是孔子书写的，我们也不可能亲耳聆听他的教诲，但这不影响其深刻内涵对中国文化精神的长远影响。

所以，如果生态环境问题得不到科学解决，就不敢妄言“敦煌这块‘金’字招牌要多大就有多大，要开发多久就有多久”！其实，再三强调要充分开发、利用敦煌这块“金”字招牌，就要在其非物质的文化艺术遗产上下大工夫，之所以要摆脱传统的旅游开发模式，就是因为敦煌的生态环境已经不堪重负了！

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有几个地方像敦煌一样，为推动人类经济文明发展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和巨大牺牲？

甘肃除了敦煌，还有很多自成文化体系的“金”字招牌：例如，彩陶文化、始祖文化、石窟文化、草原文化、黄土地文化、歌会文化等等，都有非常丰富的旅游文化蕴藏量，而这些文化地区也都与敦煌一样，存在着严重的生态问题，如果开发利用得好，就能使这些文化资源变成真正的“金”字招牌，开发得不好，就会迅速走向反面。好在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生态系统的保护。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历史上首个专门保护机构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新中国成立后，实行一系列文物保护措施，防沙治沙也开始起步。1962年，周恩来总理得知莫高窟南区石窟崖体有坍塌的危险，当即批示拨专款100多万元加固危崖使莫高窟得到妥善保护。1981年8月7日，邓小平同志考察莫高窟时明确指示：“敦煌文物天下闻名，是祖国文化的遗产，一定要想方设法保护好。”1984年，甘肃省委、省政府将敦煌文物研究所扩建为敦煌研究院，增加业务部门，扩大编制，充实专业人员，掀开敦煌研究新篇章，莫高窟保护也由抢救性加固修复进入综合、全面、科学的保护阶段。近年，莫高窟防沙治沙工作逐步走上规模化和科学化道路，取得显著效果。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风沙危害大大降低，莫高窟区的积沙比原来至少减少90%。窟顶治沙试验也大大降低了进入窟区的风速，减少窟区内随风飘动的粉尘。

在国家及海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下，敦煌研究院不断发展壮大，创办了国内首家敦煌学学术刊物《敦煌研究》，出版敦煌学研究专著200多部，发表论文3000余篇，在敦煌石窟考古、石窟艺术、敦煌文献等领域取得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开放以来，莫高窟已接待世界上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宾朋数十万人，为宣传甘肃、宣传敦煌，敦煌研究院先后20余次在国内外举办展览。规模最大的一次是2009年，把“莫高窟”安置到中国美术最高殿堂——中国美术馆。那场主题为“盛世和光”的敦煌艺术大展轰动京城，短短两个多月时间，总参观人数达66万，相当于中国美术馆往年全年参观量的一半，在全国掀起了敦煌热潮。近年来，敦煌研究院利用数字影像技术将敦煌资料进行永久保存。

目前，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政策就是为了再造一个风景秀美的甘肃。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再是某一个地区、某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注的命题。张艺谋在打造大型舞台山水实景剧《印象·刘三姐》之初，计划要在漓江旁边的12个山峰之间搞一个发电厂为演出供电，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没能实现。我们没有更深地去了解，不知道是因为地质原因还是生态原因？如果是生态原因，那就值得称道。据说，《刘三姐》的实景演出中，没有往江里打一个桩子，也没有装任何装置。他们在排演《印象·丽江》时，大家也都担心是否会给玉龙雪山带来环境问题。张艺谋和他的团队承诺，绝不会侵害自然，在做《印象·丽江》时，没有砍过任何一棵树，也没有掀掉任意一块草坪，包括所有的音响效果也都考虑到了，要搞成“纯绿色演出”。2006年5月12日，针对电影《无极》剧组在拍摄过程中严重破坏云南香格里拉碧沽天池的自然景观，建设部下发《关于严格限制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等活动的通知》，明确规定，严格禁止和限制在风景名胜区内进行影视拍摄和大型主题演艺等活动，不得在风景区内进行或批准进行任何形式的因拍摄活动而影响或破坏地形地貌和自然环境的行为和活动，以确保风景名胜区资源与环境得到严格保护。2006年11月14日，由国家文物局制定的《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实施。国家文物局将建立世界文化遗产管理“预警系统”，因保护不力而受到损害的世界文化遗产将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警示名单》予以公布。近年来，甘肃的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并实施切实可行的治理措施。根据甘肃省政府新闻办2011年公布的《甘肃省第四次荒漠化和沙化监测》成果，截至2009年底，甘肃省荒漠化土地总面积达19.2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45.12%；沙化土地面积为11.92万平方公里，占全省国土总面积的28.0%。监测显示，甘肃省荒漠化面积较2004年第三次荒漠化监测减少1349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70平方公里;沙化土地净减少1121平方公里，年均减少224平方公里。1999年至2009年，甘肃省沙化土地植被平均盖度提高2.31%，固定沙地增加318.39平方公里，流动沙地减少614.28平方公里，半固定沙地减少192.07平方公里，荒漠化和沙化趋势整体得到初步遏制，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持续减少。由此，我们看到了希望，也感受到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