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活动中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

8.1　体育活动中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

在体育比赛活动中，对于个人来说，即使是在失利的情况下，通过个体的努力也可能获得胜利。但是，就集体项目而言，决定胜负则要依赖团队的合作。如果用同样的方式计算团队获胜的话，教练员对所带的团队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教练员的行为、训练方式对运动员的成绩也有十分显著的作用。从理论和实践的观点来说，讨论教练的行为对团队获胜的影响问题尤为重要，其中，一个相关的方面是团队合作。研究证据表明，教练员的行为效应会通过团队合作来影响运动成绩的表现（如，Shield，Gardner，Bredemeier，Bostrom，1997；Westre，Weiss，1991）。在目前，有关教练行为、团队合作与运动成绩关系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观察行为和记录比赛胜负来进行评估。尽管这似乎对关系的解析并不十分清晰，但是，在这些研究中，探索的重点仍然是放在描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涉及学校体育比赛中不同情境的变量讨论。

领导行为的研究

关于领导行为的研究，Chelladurai和Carron（1978）曾构建了以体育为背景的多维度领导行为解释模型，并把集体成绩和团队满意度作为与领导行为状态相一致的产物。同时，研究人员在考虑教练员的领导行为时，构建了三个状态维度，分别为“必需的”、“偏好的”和“实际的”行为状态。所谓“必需的”领导行为状态，是指基于运动队和环境要素的需求对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期待；“偏好的”领导行为状态，是指基于运动员和环境喜好特征对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期望；“实际的”领导行为状态，是指基于教练员的个性、能力和经验的特征对教练员领导行为的期望。进一步，Westre和Weiss（1991），Pease和Kozub（1994）发现，教练员在训练和指导中，运用民主的方式，社会支持和积极的反馈都可以增加团队的合作。

为了量化领导行为的多纬度模型，Chelladurai和Saleh（1980）建立了以体育为背景的问卷，专门测量体育领导行为的工具，主要由五个维度构成。这五个维度分别是：训练指导、积极反馈、民主方式、专制方式和社会支持。其中，训练指导反映有助于完成任务的指导性行为；民主方式和专制方式反映社会进程方面的工作方式；积极反馈和社会支持则指教练的动机倾向和对运动员个人需要的关注（Chelladuence，1985）。该问卷针对不同的测试目标分成了三个不同的版本：运动员对教练行为的理解；运动员对教练行为的偏好；教练对其自身行为的理解。这些研究主要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领导行为带来的结果，以及因果之间的理论关系上（如Chelladurai and Carron，1983；Weiss and Friendrichs，1986；Boone，Beite and Kuhlman，1997；Horne and Carron，1985；Serpa，Pataco and Santos，1991；Westre and Weiss，1991）。

团队合作的研究

然而，在团队合作的研究方面，早在1982年，Carron就曾提出关于团队合作的一个操作性定义，把团队合作描述成一个多维的实体。他建议合作应拥有任务的社会双重性，也就是说，两方面的合作都由个体和集体组成。为了发展团队合作这个多维模型，他还界定了团队合作的前提以及结果体现的方面。团队合作的前提主要从四个方面来考虑：领导因素、情景因素、个人因素和团队因素（Braw ley，1990）。而团队合作的结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个人的结果方面和集体的结果方面。1985年，Carron，W idmeyer和Braw ley为了把团队合作进行量化研究，发展了多维度的团体环境问卷测试工具。从此，出现了大量的团体相关因素与团体合作关系的研究。如团体容量的大小（Widmeyer，Braw　ley and Carron，1992）、团体比赛的成绩（William and Widmeyer，1991）、体育行为交互影响的水平（Matheson，Mathes and Murray，1997）、教练的训练行为（Westre and Weiss，1991）等。

领导行为、团队合作与运动成绩

Gardner等（1996）对领导行为、团队合作与运动成绩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进行了描述，并提出了两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首先，从理论的逻辑上讲，团队合作应该促进运动成绩的发挥（W idmeyer and W illiams，1991）。然而，在实际的调查中，多数研究结果表明，团队合作似乎仅仅只是微弱地与运动成绩相关（Mullen and Copper，1994）。Gardner等认为，这样的结果似乎与理论推理相去甚远。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些研究多以非体育团队或在实验室中组成的团体为研究对象。而一些真正意义上体育团队研究结果表明，这三者的关系是密切的。特别是Carron，Bray和Eys等在2002年完成的研究，以优秀棒球队和足球队为观察对象，结果表明领导行为、团队合作与球队成绩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值得一提的是，Carron等基于以前研究的缺陷，从方法学上作了两点重要的改进：一是分析的单位是球队而不是球队中的个体。以往发表的关于团队合作的著作中通常是以个体而不是以球队作为测量分析单位的。这在相关的研究中一直被视为一个缺陷（Carron and Spink，1995）。二是他们的研究把团队获胜作为应变量来观察，团队成绩是以球队获胜的累计得分来测量的。而在过去的相关研究中几乎没有运用这样的概念（Gardner et al.，1996；Pease and Kozub，1994；Shields et al.，1997；Westre and Weiss，1991）。

另外，在Gardner等的研究中，与教练行为有关的五个维度（也就是训练指导、积极反馈、民主方式、专制方式和社会支持）都与社会合作、任务合作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Westre和Weiss（1991），Pease和Kozub（1994）发现，领导行为中的训练指导、民主方式、社会支持和积极反馈也与团队合作之间存在积极关系，而专制的行为由于其较低的内在一致性而被排除在分析之外。Westre和Weiss还发现，团队或个人的成功要基于与教练员之间的高度配合和团队之间的合作。Shields等在1997年发展了团队合作与运动领导行为问卷量表，共包括三个版本。其中，感觉和知觉两种版本的运动领导行为问卷与团队合作呈现显著相关关系。这些研究结果得出了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的相关关系，然而，这些研究的结果都是以某一时间点为准来测试的。这样，我们就很难知道在比赛和训练的完整过程中这些关系是否仍然存在。正如Braw ley（1990）指出，在团队合作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人员仅仅关注单一时间点的状态，对团队合作的效应只反映了某个特定时间的测量。这样，实际上忽视了团队合作的动态性特征，从而可能会误导我们的实践认识。事实上，许多运动员与他们的队友经历了几年的训练和比赛逐渐发展了他们之间的团队合作，而教练员的领导行为也存在一个形成的过程。所以，相关的研究应该发展纵向观察的概念，以使我们对这些关系有较深刻的理解。

为了获取比赛的胜利，不同的运动项目要求运动员具有不同的交互或依赖的程度。因此，根据相互依赖的关系，体育运动项目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强制性关系和交互性关系。从比赛的过程分析，有的运动项目要求相对少的交互作用即可获得胜利。对于这种情景的获胜通常是建立在强制性关系上。而有的运动项目，比赛获胜需要较大地依赖团队成员间的交互作用。对于这样情景的成功则是建立在交互性关系上的。不过，强制性关系与交互性关系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般地讲，要求有更多的协调和合作的体育项目应该需要有更多的任务合作才能获得团队的成功。例如，足球运动是一项高度相互依赖的运动项目，它要求有很高的任务合作去获得成功。而棒球运动则是一项中等相互依赖的运动项目，要求较少的任务合作就能去获得成功。

Murray在2006年对320名足球和棒球运动员进行了调查，通过“运动领导量表”（LSS，Chelladurai and Saleh，1980）和“群体环境量表”（GEQ，Carron，Widmeyer and Brawley，1985）的测试，并对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进行了回归分析，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相关。然而，进一步的多元方差分析（运动项目与时间）发现，运动项目存在着主效应，但是时间的变化对合作却没有显著影响。基于这些研究的结果，Murray（2006）曾把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的关系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领导行为与团队合作的关系要受到情境的影响，并且与运动成绩存在着影响关系。第二，虽然团队合作具有动态性特征，但也表现出了相对稳定的方面。所以，对团队合作进行检测需要采用多时间点的验证。第三，领导行为是团队合作的前提，且教练员领导行为导致了团队合作的发展。

总之，领导行为和团队合作之间呈显著相关关系。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研究表明，在积极的反馈和训练与指导方面，优秀的教练员总是表现出让运动员拥有更高水平的任务和社会合作的能力。同时，研究也表明，相互依赖的关系中即使是细微的变化也能够对胜利所需要的团队合作产生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