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的经济政治学研究

第五节　传播的经济政治学研究

在现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始终存在着两股相反相成的强劲思潮，一是尊崇科学—进步—发展这一现实取向的科学主义，一是追求精神—价值—意义这一永恒主题的人本主义。这一双峰并峙、二水长流的态势，集中体现在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对立上，而反映在西方传播学领域之内，便是并存的两大学派:传播经验学派（Empirical School）和传播批判学派（CriticalSchool）。经验学派秉承科学主义，以“内容分析”为路径，出具建设性的研究成果，为传者献计献策。批判学派秉承人文传统，以“话语分析”为主要方法，持守忧患意识和怀疑精神，倾向于揭露问题而不是贡献方略、批判现实而不是服务权势。

在某种意义上，传播批判学派是西方批判学派在传播学领域的分支。对外，它博采众家之长，吸收了批判学派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对内，它又有欧洲和北美两个支流，不断交融和砥砺。传播批判学派异彩纷呈、路径多样，删繁就简，迄今为止有三种理路:其一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其二是文化研究，其三是媒介帝国主义⁽²⁷⁾。虽然路径不同但是殊途同归，这三种研究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背景，对资本主义的传播体制及其运行机制进行冷静的解剖和反思。

传播政治经济学将传播活动作为一种政治经济活动，以生产、分配、流通、交换及政策等政治经济学思路来观察媒介以及传播行为，特别关注宏观的传播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研究的起点，是将大众传媒首先视为企业性或商业性组织。

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所有制问题与媒介生产的文化内容息息相关。统治阶级一方面通过对生产资料的直接控制来统治社会，另一方面还通过对文化或者说上层建筑的控制来维护他们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社会的统治思想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通过制造虚假意识（false consciousness）来维持现存社会的不平等。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中，意识形态有误导普通群众、鼓励他们做违反自己利益的事情的倾向。马克思将大众夺取经济基础控制权的革命视为社会变革的唯一希望，在他看来，仅仅在意识形态上寻求改变恐怕收效甚微。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最大不同，是更加关注上层建筑，而不是经济基础。他们宁要适度的改革而不要激烈的革命，认为变革不必从工人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掌控生产资料开始，而可以从意识形态上的和平变化开始。

传播政治经济学接受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它着重研究“经济因素是如何制约文化生产以及影响其发展方向的。换句话说，就是传播与文化是如何被市场的结构性需求改变的”⁽²⁸⁾。这一批学者将焦点放在大众传媒的政治经济结构上，分析和揭示传媒的所有制及其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关系，试图说明社会精英通过经济手段控制了大众传媒，又通过媒介传播的意识形态内容来使大众文化产生偏向，从而满足他们自己的利益和目的。他们旨在揭穿西方传媒诸多流行的神话，如客观性、公正性、多元化、新闻自由等。

传播政治经济学包括众多的研究机构，在美国和加拿大有一大批学者，在欧洲则以1968年成立的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中心”（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最有影响，其中，哈洛伦、默多克、戈尔丁等人的研究深具代表性。该中心从批判社会学出发，对大众传媒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具体和系统的批判分析。另外，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Glasgow University Media Group）的研究工作也为人所称道，代表人物包括约翰·埃尔德里奇、格瑞格·费娄等，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期，他们对电视新闻进行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意识的研究，揭露出电视新闻报道具有系统性的阶级偏见，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性。

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向始自斯迈思和席勒。达拉斯·斯迈思1907年出生于加拿大，1937年在美国加州伯克利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1943年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首席经济学家。在1948年到1949年，斯迈思在伊利诺依大学开设了美国第一门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从此开辟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他的代表性理论是“受众商品论”（audience commodity thesis），以1977年发表的《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一文为标志。受众商品理论揭示了媒介、受众和广告商的三角关系。在他看来，媒介作为生产者，不仅生产了娱乐产品，而且生产受众。受众作为商品被卖给广告商，而受众商品为买他们的广告商所做的工作就是学会购买商品，并相应地花掉他们的收入。受众的劳动力是在“自由”和“闲暇”时间中“劳动”的，在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下，人们的时间分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工作时间是用于商品生产的时间，而闲暇时间其实也是工作时间，因为那是“出卖给广告商的时间”。广告时段的价值是传播所产生的间接效果，而广告节目是钓饵性质的“免费午餐”，两者都不是媒介所生产的真正商品。商业性质的大众传播媒介的主要产品是受众的注意力。受众在消费媒体广告的同时是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受众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如此看来，受众在闲暇时付出了劳动，为媒体创造了价值，非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要承担经济后果⁽²⁹⁾。斯迈思又是一个身体力行者，将学术分析、政策研究和行为参与结合为一，他参与并影响了呼吁建立世界新闻传播新秩序的国际运动。

达拉斯·斯迈思

赫伯特·席勒

赫伯特·席勒1919年出生于纽约，毕业于纽约城市大学经济学系，在斯迈思离开伊利诺依之后接手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1970年到圣地亚哥加利福尼亚大学，直至2000年辞世。与斯迈思一样，他也是以学术成果影响传播实践的典范，其著作启发推动了国际社会对世界传播秩序的讨论，并影响了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政策和实践。席勒的成名作《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发表于1969年，此书揭露了一般传播研究忽略的重要事实:国家是传播服务的主要使用者。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和军方便一直积极支持电子工业的巨头，使其获得利润丰厚的经济合同和有利的频率资源。同时，国家与媒介在推动本国资本进行全球经济扩张中也竭尽全力。此书揭示了大众媒介与美国政府、军事工业构成利益联合体，共同控制美国社会的传播实质。批判了美国国家权力对大众媒介的利用和干预，以及美国政府和企业利用大众传播对其他国家实施文化帝国主义的行为。此后他的《思想管理者》（1973）首次提出对信息社会观念的强烈批判，以大量文献说明诸如盖洛普民意调查机构、《读者文摘》和《国家地理》杂志等组织，是如何拥有广泛的政治与文化势力的，信息产业中的企业合并与海外扩张又是如何进行的。

在斯迈思和席勒之后，北美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主要在如下分领域展开:（一）资本主义发展历史中传播、信息及文化的估价问题，学者们从报业发展史、电影业发展史、广播电视业发展史的角度，论述传媒商业化过程中权力的运作，政治势力、金融势力、媒介势力的共谋关系。（二）传媒产业的产权集中化问题，考察媒介产业的逐渐整合和垄断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三）国家或政府与传播业的关系，国家如何在传播政策方面进行平衡和干预。（四）如何通过抵制、反抗以及努力，来创建反霸权的非主流结构，从阶级、性别、种族等社会运动入手，考察围绕媒介所展开的社会运动。这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学者有乔姆斯基和莫斯可等。

诺姆·乔姆斯基作为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所谓的“新闻自由”等美国主流新闻学观念进行了激愤的批判，揭示了市场力量对媒体的侵蚀，以及“新闻的宣传模式”与企业和国家的关系。他与爱德华·赫尔曼1988年合著的《制造共识:大众媒体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列举大量实证文献及研究资料，分析美国政府及利益集团如何善于操纵媒介，影响公众的所听、所见、所看、所想，对市场力量干预媒体内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对政府制度化的宣传进行了深入剖析。次年在《必要的假象——民主社会的思想控制》一书中，他指出大多数普通民众都只能从常见的媒体中获取政治事务和事件的信息，一个人只有了解了某个议题的消息或是前因后果，才能谈得上自己的看法。而美国的大众媒体是掌握在少数有钱人手上的，这些媒体正巧妙地制造同意和假象，以达到思想控制的目的。

诺姆·乔姆斯基

文森特·莫斯可是加拿大学者，当今北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传播政治经济学》中，莫斯可指出传播政治经济学有三个入门概念:商品化、空间化和结构化。商品化是指将物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商品的市场交换价值的过程。空间化是指打破社会生活中时空限制的过程。结构化是指将驱动力、社会过程和社会实践等观念整合为结构分析的过程。这三个概念涉及媒介活动的整个范围，以一种整体论的模式解释了从生产到接受的循环过程。他还分析了传播商品的三个层次:媒体内容的商品化，受众的商品化和传播劳动的商品化。关于新技术，他提出所谓技术的神话就是指人们相信技术能够克服生活中的许多问题，帮助解决生活中的很多冲突，这些在传统上是由宗教来解决的问题。所以在他看来，很多方面技术正在取代宗教，甚至取代意识形态，但是，电脑时代的救赎神话具有局限性，技术不会结束历史，不会结束地理，也不会结束政治。

在欧洲，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大本营在英国。詹姆斯·哈洛伦是英国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的领导人，并担任国际大众传播研究学会主席近二十年，推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1970年，哈洛伦等人就英国媒体对1968年伦敦反对越战大游行所做的不公正报道做了一项专题研究，出版了批判学派的经典之作——《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个个案研究》，指出在传媒日趋垄断的时代，所谓民主社会的多元信息渠道正日益趋向非民主化。商业媒介为了盈利而故意避免鲜明的政治立场，为了显示客观和中立，缺乏背景介绍的硬新闻便成了报纸的主角。电视新闻将这种趋势推到了极致，使突发事件成了新闻报道的主要对象，事实的过程往往被忽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观众根本无法判断报道的真实性和全面性。在批判学派的历史上，《示威游行与传播》一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莱斯特大学大众传播研究中心最为耀眼的学者还要属格拉汉姆·默多克和彼得·戈尔丁。他们在1974年发表了《论大众传播政治经济学》，勾勒出传播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概念图。又在1979年发表《资本主义、传播与阶级关系》，将政治经济学取向放置在更为广阔的批判理论框架中。他们始终坚持认为，西方社会中的大众传媒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生产部门，是以营利为目的的企业，遵循资本的运转规律亦即集中和垄断。而传媒产品（包括各类信息、文化娱乐和意识形态）与一般生产和生活用品相比，具有其特殊性。这些软性产品，对消费者及受众的思想和精神文化生活能够产生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更可以形成公众舆论，干预社会的政治和文化过程。所以关键问题就变成:越来越少的传媒集团垄断了越来越多的传播渠道，这种情况和趋势对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生活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在国际层面，媒体垄断对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富国与穷国之间、强国与弱国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³⁰⁾？

总体而言，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把焦点放在“所有权”和“控制权”问题上，也放在媒介产业的经济结构同媒介意识形态内容这两者间的关系上。它认为经济控制居于决定地位，当代社会媒介结构的集中化倾向严重，越来越多的所有权集中到更少的人手里，在“解除管制”、“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旗帜下，公营的大众媒介部门在衰落，政府对电信业的直接控制也已经衰落。直接后果就是媒介内容和受众被商品化，多元性减少，对立和另类的声音被边缘化，传播的公共利益居于私人利益之下。针对这些弊病，传播政治经济学提出的批判是深刻和尖锐的，有些观点过于激进，带有乌托邦特征。但是正如我国学者所指出的:“它对于遏制资本主义条件下传播业过分的发展偏向，是有一定抑制作用的，甚至是一种必要的学理性的监督。”⁽³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