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几大趋势

四、本土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几大趋势

（1）大量引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非传统安全是随全球化进程而延伸的新“安全问题”，以“人的安全”、“社会安全”等为理论关注点，客观上突破了传统安全以“国家主权”为核心的理论关注。尽管非传统安全的现实合法性管理所属主体仍以国家为主，但却需综合考虑人和社会安全同构的国家安全，而不仅仅是主权和国家利益问题。因此，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视野也需要突破以“国家主权”、“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客体限制。

（2）出现了对国家文化安全体系内部结构的细分。较之早期国家文化安全研究将研究对象锁定于“中国范围”、“国家层面”的学术特点，目前学界开始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界定于三个层面：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面，已开始较多地关注于“次国家文化安全”研究。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韩源的《国家文化安全引论》、林凇的《“文化熔炉”与次国家文化安全的价值危机——基于非传统安全的视野》。关于几个层次的划分和界定仍在讨论中，其中韩源认为，国家文化安全在次国家的层次上，并不是指主体作为个人、区域、民族、团体等的文化利益和文化权利面临的安全问题，安全的主体仍然是国家，否则就不叫国家文化安全，次国家层次主要指次国家因素成为安全来源。例如，主流意识形态缺乏活力、文化管理体制僵化过时、错误的文化战略（如“文化大革命”）、公共文化生活中的不健康因素等。超国家的层次主要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一些非政府组织价值指向非常明确的文化活动，另一种是世界各国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文化挑战^[50]。林凇在研究“次文化安全”时认为，在文化“融合”与现代性自反这一相互粘附的双螺旋进程中，随着“文化熔炉”（R.斯塔温黑根）的逐渐升温，由文化强权意识所催生的价值危机与区域文化冲突也日趋成为次国家文化安全中的潜风险。^[51]

（3）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安全视野的拓展。沈洪波提出“国家文化安全是一种安全关系、一种状态”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在《全球化与国家文化安全》一书中，将文化安全放在一个世界文明史进程的框架中研究，提出了“文化——国家（民族）——国际政治——全球化进程”的研究线索。胡惠林教授提出“崛起——复兴”范式转向，及“传统文化安全”与“非传统文化安全”的提出，都进一步拓展了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视野。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以积极的文化安全观出发，在更广的时空关系中思考文化安全问题，将积极的文化融合因素纳入文化安全议题，甚至提出以更积极的“文化竞争”策略应对实践中的文化安全防御无力或文化安全管理的过度“安全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