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传统文化变迁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明清时期传统文化变迁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陈　明　宫清付

（浙江工业大学政管学院　杭州　310014）

摘　要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近代西方科技发展的根基——求真、探索的科学精神得益于其自由、平等的文化理念，而我国科学发展缓慢与传统文化更有着重要直接的联系，这也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一个重要因素。明清时期的传统文化伴随着社会变故而剧烈变化，对我国传统科技的发展及其与近代西方科技接轨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关键字　明清时期　传统文化　科技发展

一、传统文化对科技发展的制约

孕育我国传统文化的是早期的农业社会，其主导的经济形态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历来的封建统治者均采取“重农”政策，对工商业则采取轻视的态度，而手工业等更被视为“贱技末业”。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更是用一套强大的政治伦理学说来宣扬人生的意义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得我国早期的社会思想传统带有浓厚的伦理色彩，并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因此在这样一种独特的文化统治之下，被斥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自然难以获得社会的认可而无法发展。

虽然我国曾经有许多高超的科学技术，但是与西方科学起源于求真、探索自然的精神不同，我国古代的科技是以实用为显著的特点，当时的科学家和技术者都不得不受制于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和价值取向的社会文化，因此我国古代科学技术也就只能成为这种强而有力的传统文化的附属物，并只能通过避开倡导求真的探索精神，从强调其实用性的无奈方式来寻求生存和发展空间。而这种实用性主要体现在为“治国平天下”这一传统文化的理想而服务——即政治化的实用倾向，最有说服力的就是我国的天文学和数学这两门学科。

然而随着历史进程的发展，传统文化到了明清时期发生了显著而剧烈的变化，其对科学技术的态度和作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明清时期传统文化的发展——实学思潮的兴起

中国儒家的“重道义而轻技艺”的思想传统，对孕育科学精神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兴起的实学思潮却始终注意宏扬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把传统儒学一贯视为“奇技淫巧”的科学技术作为经世致用之道，努力用科学改变当时务虚废实的时代弊病，从而为我国从中古文化向近现代文化发展找到了一条衔接之路。

“实学”的思想理念最初蕴涵在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主干的宋明理学之中，如程朱学派反对佛教的“空”和道教的“无”等玄虚之学而提倡“实理”，强调经学的经世功能，“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程颐明确提出了“治经，实学也”，并用“实学”称呼儒学。然而在当时实学就是儒学，“实学”也只是一个描述性的概念，并无实际的新内容和特殊意义。

明朝中后期始，明王朝政权内部和民族矛盾突显，社会剧烈动荡，国力迅速衰败，理学也开始趋向“空谈心性”。晚明的覆国惨剧和满清兴起这一民族历史的重大变故迫使有识学者反思传统文化，认为将传统儒学发展为日趋“空谈心性”的宋明理学是导致明灭亡的重要原因，因此对其强烈批判，“由虚返实”、“崇实废虚”的思想由此初次产生并逐渐汇聚成为明清的实学思潮。此时的实学思潮突出了“实”的意义，即要求所学可以经世致用。

“先觉之士，舍末求本，弃虚务实，风气之变，实开清初大儒之先声”。史书的记载反映当时的实学思潮已经开始兴起并成为一支独立的学派，其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黄绾、王廷相、方以智、徐光启等人，他们反对封建专制，反对轻信，提倡怀疑精神，主张农商皆本、经世致用，提倡科学技术、主张实用、实验、实测、实证的科学方法等等。这些实学思想使科学技术在当时得以作为经世致用的有用之物而被重视，为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及西方科技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可能性。

然而这场具有启蒙意义的实学思潮并不是与传统儒学文化的直接对立的全新的理论体系，相反它正是由传统儒学中的那些有生命力的要素——即儒学的核心变化而来以适应新的时代环境而最终形成的进步理论。因为儒学的核心不在于它在与具体的历史条件相适应的那套用以指导社会生活的具体的操作规范和理论，而应是一个以“仁心”为本，以实事求是为内在精神品质的，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价值取向的观念系统，这才是儒学的根本，是其千百年生生不息的活力源泉。因此明清实学只是改变了儒学的“用”之表象以适应新形势而并没有去触动其根本，因此可以说实学是对传统儒学的合理发展，并有着返回本源——“重事功，尚用世，以民物为怀，以天下为己任”——和适应新形势的双重意义而获得有力的生命力。

三、实学思潮的起落对我国科技发展的影响

早在明朝中期，就有以罗钦顺和王廷相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为明朝后期的实学思潮兴起提供思想基础。他们对朱学的“格物致知”有新的发展，认为认识的唯一对象是“物”，即一切客观事物，从而达到主观认识和客观事物相符合，这种思想已经开始接近西方研究自然，力图把握自然规律的科学精神。

到了明朝后期，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倡导“实学”，发扬儒家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贵实行”，提倡“有用之学”。以顾宪成、高攀龙为首的东林学派提倡治国济世的务实之学，推动了实学思潮的兴起。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科学技术作为经世致用之学而受到重视，从而为我国科学技术的继承和发展以及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的传播提供了文化基础。

如徐光启献身农业科学上就因为他认为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于抽象的数学他也认为有实用，并在“度数旁通十事”指出数学在“十事”（历法、水利、测量、音乐、国防、建筑、财政、机械、地图、医学和统计）方面均有重要应用。

西方科学技术大部分是由来华传教士在中国传播的。他们敏锐地捕察到当时中国社会的这种政治文化需求，于是用投其所好的方式将当时西方大部分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而当时中国的有识之士和学者积极与来华传教士进行交流和学习，如徐光启、薛凤祚、李之藻、李祖白、王徵、李天经等人，他们通过合作等方式或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或将自己所学西学整理成书，引进了西方大量涉及天文学、地理学、解剖学、数学、力学、光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测量、机械、采矿、兵器等知识和使用技术，为当时西学在我国的传播以及促进我国自身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在传教士们看来向中国传播和介绍科学知识只是他们为了传教而采取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如利玛窦曾说过“再没有更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上天在运用科学来使中国的学者归信”，但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知识向中国的传播和引进，进而推动着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和科技近代化的进程，中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正在逐步缩小。

明清实学思潮发展到乾隆、嘉庆时期，随着清政局相对稳定，思想文化控制也随之加强，文化高压使得明清实学加剧了脱离社会现实的严重倾向而趋于低落态势，失去了批判的锋芒和启蒙精神的色彩，以经世致用为生命力的实学走上了考据书本的狭隘道路，并逐渐消解当时科技的生存根基——“实用”，从而对科技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然而应该注意到乾嘉考据学仍然在其考据方法上保持了注重讲求“实事求是”的实证方法，使得科学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上有所保留。

道光、咸丰时期实学思潮的再度高涨是明清实学发展的第三阶段，也是真正发展到高潮的历史阶段。该时期中国逐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深渊，遭受了空前深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亡的灾难。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乾嘉考据之学已经日益不能适应内忧外患相逼而至的局面，有识之士推崇明末清初经世实学的优良传统，重新提倡实用——经世致用——的实学，实学思潮也由此再度崛起，推动着社会向西方科技知识学习。在江浙、两湖、闽粤等地也出现了一批数学、天文、化学、物理、地理等自然科学上有成就的学者。这种在士林中出现的求经世致用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实用技术的浪潮，推动了西方科学技术在我国的更加广泛的传播。同时，为了挽救危局，各种矿山、工厂被兴办，新式海军被建设，这些实践活动都在推动着我国当时的科技水平向近现代方向发展。

四、实学思潮对我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场具有启蒙意义的社会文化思潮弘扬了科学精神，在价值观和方法论上为国人接收西方科技文明提供了思想基础。首先，实学思潮打破了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的偏见和羁绊，以经世致用为宗旨，突破传统儒家理学的以修养心性为本的价值理念，进而松动了社会文化对“技艺”的那种轻视的传统价值取向，将“有益于‘民生日用’和‘国家兴亡’”作为最终的价值判断标准，而科学正是能够满足这种价值取向的“有资实学，有裨世用之学”而开始被社会文化所重视和接纳。其次，实学在方法论上倡导“言必实证”，不仅要求要以儒家经典资料为证据，同时要求以自然界的事实为依据。可以说这种重视实证、从自然界中寻找事实证据的思想，与西方重视实验实证的精神在性质上已趋于一致，这种中西学在方法论上的契合和对接，为西方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思想基础。

在这段数百年的变迁史中，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力量跌宕起伏，努力推动着我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并接受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国的科学技术最终走向近现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 考 文 献

[1] 白寿彝，王毓铨. 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明时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3

[2] 白寿彝，周远廉，孙文良. 中国通史 中古时代－清时期.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12

[3] 段治文. 中国近代科技文化史论.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8

[4] 萧致治，杨卫东. 西风拂夕阳——鸦片战争前中西关系.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1

[5] 路德斌. 实学 儒学　现代化. 宁夏党校学报，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