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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

时间:2022-02-20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布克金,美国佛蒙特社会生态研究所教授,社会生态学学派的创始人。在布克金看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多样性的统一。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布克金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人类社会的支配统治形式,在现阶段就是等级制。布克金即从这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支配入手,展望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未来生态社会。
布克金的社会生态学_环境伦理学概论

布克金(1921—2006),美国佛蒙特社会生态研究所教授,社会生态学学派的创始人。他主张建立一个全新的、富有远见的知识体系——社会生态学,以应对目前人类所面临的极端失衡的状态。与其他环境伦理观点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人为地把自己从自然界“分裂”出来,甚至很多的环保主义者都把自然“降低为自然资源”,这种人类必需支配自然的想法是导致失衡的最根本的原因。

布克金在其《自由生态学》(Bookchin,1982)中从认识论角度分析了存在、生态整体性、等级制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些角度看环境问题尽管也不全面,但至少能够促使进行环境伦理理论思考的人们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他说,历史的形式像结构一样重要。在很大程度上,一个现象的历史就是现象本身。我们就是我们之前所存在的一切,而我们最终将会远远丰富于我们的现实存在。进化就存在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的周围环境中,它是我们作为存在物特征的一部分。

无疑,亚里士多德对事物的定义着重在该事物与它物的区别,但这些区别不是该事物的全部。狼吃羊这个特点不是狼的特征的全部,它的全部只能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得到体现。狼的存在对其所处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样是狼的特征,除了狼会杀死羊(善良的人往往据此认为狼有残忍的一面)外,狼还会在生态系统中充当稳定者的角色(这样的表达同样容易引起歧义),它能够促使羊群更健康地生长,同时避免羊对草原的过度啃食。

在布克金看来,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是一种充满活力的多样性的统一。平衡与和谐是通过不断变化的差异性、不断扩大的多样性来实现的。生态稳定性不是简单性和均质化,而是复杂性和多样化的一种功能。

只看到环境对人的“资源”方面的特征,这是对环境认识存在的一种极其片面的观点。生活在环境中的人当然不可能离开环境,在人看来,其衣食住行均来自环境,但是生态环境的特征不仅仅如人所描述的“自然资源”、“生态资源”那样简单,因为人类本身也是生态环境的产物,是自然生态环境这个存在的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么,人类在人为制造环境问题的过程中,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呢?

秉持自由主义的理念,布克金认为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人类社会的支配统治形式,在现阶段就是等级制。

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总是从已知开始,对于观察到的新的现象,我们会把它们和已知的东西进行比较。中国的尺大致就是普通人尺骨的长度,英国的尺(应当翻译为脚)大致就是鞋子的长度。当我们观察无法用语言与其沟通的其他的社会性动物时,很自然地用人们熟知的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方式去套它们的组织方式,于是蜂王、蚁王、猴王、狼王等名词就出来。这种思维模式同样体现在生态学对生态系统的模式化的描述中。

食物链模型中,物种被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食肉动物被认为比食草动物高级,因为食肉动物以食草动物为食,就像人类社会中“劳心者”治“劳力者”一样。当甚至有些是环保主义者也张口即是“生态资源”这样的术语时,他们的内心已经自认为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高级物种,对于其他的物种有“统治和支配”的权利。这是一种兼有语义特征、心理特征、信仰价值特征的用法。它恰恰体现了环境危机的根源。

布克金即从这种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支配入手,展望一个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未来生态社会。尽管他并没有给出多么具体的未来自由社会的建议,但是对由人类社会支配导致对生态环境支配的强烈批判还是非常中肯的。

对等级制,布克金这样说:


文化上、传统上和精神上服从和命令的系统,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系统中用以指阶级和政府。相应地,等级制和支配在一个“无阶级”或“无政府”的社会里会仍然存在。我指的是年龄大的要支配年龄小的,男人支配女人,一个种族支配另一个种族,号称代表“较高社会利益”的官僚支配普通群众,城市支配农村,从更重要的精神意义上,心灵支配躯体,浅的工具性的理性支配精神。(Bookchin,1982)


等级制的存在意思是,最少有这样两个集团,一个对另外一个拥有权力。拥有权力的“高”等级的集团命令“低”等级的集团服从。等级制促成社会的支配系统,高等级集团可以支配低等级集团,以达到高等级集团之目的,而防止低等级集团追求其真正的目标。

等级制本身就是一种秩序,在人类社会里它反映的正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与有组织的群体对抗中,个体的人显然处于弱势。个人改变其弱势地位的经历而获得强势地位的事迹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被社会所称颂。陈胜吴广高呼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映了公众对当时体制不公平的反抗;而封建社会中从穷书生通过努力考取功名成为国家重臣的事迹则更多地在舞台上得到肯定,这又反映出公众对改变个人不公平地位的方式的认可。也就是说,对不公平的改变,从群体上说,应当是社会运作机制的改变,对个体来说,则是改变自身不公平现状的机会或可能性。

在等级制的社会里,个人的成功总被定义为他的潜在支配能力的大小。一个人权力越大,他所能支配的人或物就越多,他就越成功。说一个人事业有成,往往是在说他拥有的可支配的财富很多,他能够支配的人员很多,他的决策影响到的人很多。借用通俗的说法,一个男人只有拥有了房子、车子、票子、妻子(妻和子)之后才能算是一个比较成功的男人。这种观点一脉相承地用于对待自然生态环境的态度上就是,你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大,那么你就越成功。于是,成功的男人在“开发”房地产,在“开发”矿产,在“开发”各种“生态资源”,在“管理”着环境。

布克金建议了一种“自由的”或者“无政府的”社会生态,在这样的社会里,没有任何形式的支配行为,而民主和自由是基本的规范法则。它避免设置任何将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置于其他人之上的权威位置的机构。决策权不是集中在少数精英手中,而是分散在公众成员,个体的成员相互协作而不是支配。无政府主义的理想社会更接近生态系统,它是多样化的、平衡的、和谐的“自由生态学”。

在布克金看来,自然生态系统要摆脱人类的支配只能从人类不受自己所人为设定的社会机制所支配开始。

总之,人类社会的运作机制对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提醒我们,在进行环境决策时,应当充分考虑到决策对谁有益对谁有害,进而进行更为民主的决策。当然,这里的“谁”不应当把生态系统中的某些成员粗暴地排除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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