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生态学的哲学基础

11．2　社会生态学的哲学基础

社会生态学是一种辩证自然主义的环境哲学。之所以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它将所有的现实世界放在一种自我发展和自我演变的持续过程中来认识，并且认为一切现象作为整体不可分离的部分互相决定。说它是自然主义，是因为它将现实世界视为自然，将所有存在视为自然存在。自然知道本身，或者“被赋予自我意识的自然”，是社会生态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出发点。美国社会生态学家约翰·克拉克（John Clark）指出：“肯定社会生态学是一种辩证自然主义，是要摒弃在人类对自然的长期统治史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等级划分和二元论的意识形态。”^[10]社会生态学理论的哲学基础表现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坚持辩证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第二自然”脱胎于“第一自然”。

11．2．1　辩证自然主义

作为一种辩证自然主义，社会生态学把地球看作一个所有存在都是其部分的整体，“拒绝把人类社会和自然分离”。它认为，我们就是自然，我们与他人的相互作用是在自然中的相互作用，我们与自然其他部分的相互作用是我们与他人相互作用的延续。社会生态学提出了生态完整性的原则，把地球的进化过程看作一个多样性不断增强和价值不断扩展的过程。它认为，生命和意识发展的整个进程有着确定的趋向，是价值不断拓展的一个运动，在物质内部有一种向生命、意识和自我意识演进的趋势或目标。

社会生态学的辩证自然主义坚持进化和发展的观点。它认为每个现象都存在于自身的历史中。进化的每一个阶段逐渐走向下一个阶段，相互衔接的每个阶段都在其自身内部包含着所有它之前阶段的要素。因此，“意识”和“身体”的整个发展历史是一体化的。对于辩证自然主义来说，思维就像所有的现象一样，只有将其置于自然和历史中才可以加以理解。社会生态学集中讨论了自然不同领域之间交互作用的复杂辩证关系。它认为，如果生态意识和实践转变了人类社会，那么人类与自然其他部分的交互作用也会同时转变。生态意识和实践要求人类作为“被赋予自我意识的自然”来思考和行动。这就意味着我们要作为有自我意识的物质、有自我意识的生命、有自我意识的地球去思考。当我们这样做时，当我们转变自身成为“地球家庭”的真正成员时，我们就已经开始放弃统治他人和征服自然的追求。

社会生态学将地球的进化和拓展解释为一个整体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种适应机制。站在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进化过程不仅仅被当作单个生命体，甚至各个物种的适应过程，而且被视为只有通过观察物种之间的相互作用，并把生态系统作为复杂的、发展着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来研究时，才能被理解的过程。社会生态学坚持的辩证自然主义努力从生态学上理解生态系统或生命共同体的价值，认为“生态系统是一个产生价值的整体。从根本上说，地球对于我们来说必须被看作是最具有道德意义的产生价值的整体”。^[11]

11．2．2　自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

社会生态学坚持辩证自然主义的哲学立场，重点是要强调自然与社会是一个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它探究自然与社会内涵的方法与我们一般称之为“线性思维”的方法不同。这种“非线性”或系统的思维方法是发展的而非分析的，是辩证的而非机械的。

社会生态学认为，以发展的思维来谨慎地观察非人化的自然，我们就会认识到它在本质上是一个不断进化的现象世界，是一个丰富多彩、生气勃勃的发展着的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非人化自然是一个不断进化的过程。它事实上是一个进化着的总体，包括从无机物发展到有机物，从较为单一、相对有限的单细胞生物世界发展到多细胞生物的世界。多细胞生物的神经系统也由简单到复杂，发展到现在的高智能，具有了创新的选择能力。在非人化自然的发展过程中显著表现出来的主体性和适应性的不断提高以及差异性的逐步增强，使一个生物体更能适应环境带来的新挑战和新机会，也使之更有能力改变环境以满足自身的需要。

对于有生态意识的人来说，把非人化自然看作自我进化过程，而不仅是静态的景观，在伦理学上和生物学上具有深远的意义。人类至少潜在地包含着非人类的发展属性，完全是有机界进化的一部分。人类不是尼尔·埃文顿所谓的“自然的局外人”、奇怪的“外星人”，或是由于能够制造工具而无法随着生态系统进化的自然进化的“畸形产物”。人类也不是盖娅理论家所认为的“高智商跳蚤”，这些盖娅理论家认为地球（盖娅）是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分裂人类和进化过程关系的这些浅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这些看法隐含着厌恶人类的思想。人类的确是高智商的、具有高度自我意识的灵长类动物，这就意味着他们经历了从脊椎动物到哺乳动物最后到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进化过程是有意义的，趋向于产生智力、自我意识、意志、意图、表达能力。人类正是这一进化趋势的产物。

社会生态学认为人类属于一个自然的统一体，这在总体上与他们的灵长类祖先和哺乳动物并无不同。将他们描述为在自然进化中没有位置和血统的“局外人”，或者认为他们在本质上就如跳蚤寄生于狗和猫那样寄生于神人同形的地球（盖娅女神），不仅是有害的生态学理论，也是错误的思维判断。这种缺乏发展眼光的思维——令人遗憾地在伦理学家中如此普遍——从根本上分开了人类与非人类的存在物。把非人化自然浪漫地看作“荒野”，大概看起来比人类文明的产物更为“自然”。在此意义上，自然世界实际上被固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这样的范围内，人类的创新、深谋远虑和创造都没有了用武之地，并且也没有出现的可能性了。

毋庸置疑，人类不只属于自然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长期进化过程的产物。他们表面上看起来“不自然的”活动——例如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制度的变化和确定、高度符号化的沟通形式的产生、审美感的形成、城镇的建立——如果没有那些历经无数年代进化的身体素质（例如，大脑的发展，使双手可以制造工具和搬运食物的直立行走），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在许多方面，人类的显著特征是非人类的特征在长期进化中的扩展。对年轻一代越来越多的照顾、相互合作、大量的本能行为受到意识的指导——所有这些在人类的行为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与非人类存在物的发展特征相比较，人类的发展特征是当它达到一定的复杂和整合程度时就会产生文化，或者从制度的角度看，产生了家庭、群体、部落、阶级组织、经济阶层、政府、不断变革的社会。

布克钦指出：“人类永远根深蒂固地存在于生物进化发展中，我们可以将这种进化发展的环境称之为‘第一自然’。但是，他们也创造出了他们特有的社会环境，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第二自然’。人类的第二自然非但不是‘不自然的’，而且还明显是有机界即第一自然进化的创造物。”他同时指出，有些人认为人类脱离自然整体创造了第二自然，或者极力低估它，这是忽视了自然进化本身的创造力，是片面地看待问题。另外一些人对任何其他存在物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worth）不加区别，把人和甲虫放在同等的位置上，因而消除了人类在自然进化中的独特性。在这种“非此即彼”的假设性思维中，社会要么与有机界相分离，要么轻率地降格为有机界，结果造成了两个极端：难以理解的二元论（dualism）和天真的简化论（reductionism）。由于其类似神学的前提——世界被“制造”出来是因为人类要使用它，二元论的方法被称为“人类中心主义”；而简化论的方法则由于几乎毫无意义的企图——建立“以生物为中心的民主”——而被称为“生物中心主义”。^[12]

社会生态学认为，割裂人类和非人类存在的观点必然导致失败，因为它们不能系统地思考问题，不能用发展的思维方式来看进化现象。我们需要一种思维方式，以使我们认识到在我们面前显现的“是什么”总会发展为“不是什么”。这种思维方式被用于思考一个持续的自我组织的过程。在此过程中，过去和现在有丰富多彩的差异性，但又具有连续性，同时两者又蕴含着引起整体在将来更加丰富多彩的新的可能性。因此，人类和非人类存在可以被看作同一个进化统一体的两个方面，而且人类的出现扎根于非人类存在的进化中。人类和非人类存在之间并没有一方优越于另一方或一方为另一方而生的关系。

布克钦指出：“以一种发展的、系统的、辩证的方式统观，我们不难确定和解释社会脱胎于生物世界，第二自然脱胎于第一自然。”^[13]对待发展着的现实需要发展的眼光，唯有如此我们在处理生态问题上才能获得一些指导实践和理论研究的启示。

社会生态学呼吁用系统的、发展的、联系的思路去解决基本上同样是系统的、发展的生态问题，这在目前的环境哲学中是独树一帜的。把自然世界定义为发展表明我们需要一种系统的思维方法。而且，人类源于非人类自然的过程对于生态伦理学有着深远的意义，因为它能为我们解决生态问题提供重要的指导方针。

社会生态学要求我们看到，自然和社会相互联系，并且渊源于同一个自然。这一自然包括相区别的两个方面：第一性的或生物的自然，第二性的或人化的自然。人化自然和生物自然的进化都潜藏着趋向更强主体性和适应性的可能性。通过生活于第二自然中的方式，人类作为灵活、高智商的灵长类动物居住于自然的世界。这就是说，人们创造了最适宜于他们的生存方式的环境。在这个方面，每种动物也依靠它们的能力创造和适应它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环境，这种生物物理学的环境——或者说生态共同体——与第二自然并无不同。在这种较低的层次上比较，人类的行为在原则上无异于非人类存在物的生存活动——无异于海狸建造水坝或黄鼠挖地洞的活动。

但是，人类对环境的改变与非人类存在所造成的环境变化还有显著不同的地方。人类作用于环境时尽管缺乏生态学方面的远见，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技术上的远见。他们的文化包含着丰富的知识、经验、协作观念和抽象思维（conceptual intellectuality）；然而，在他们的某个发展阶段，由于团体之间的、阶级之间的、单一民族国家之间的、甚至城邦之间的冲突，他们可能相互分裂，尖锐地斗争。非人类的存在通常生活在生态小环境中，它们的行为在根本上是受本能和条件反射驱动的。人类社会是通过制度被“捆绑”在一起的，而制度很多世纪以来根本地变更着。非人类共同体在一般意义上是非常稳固的，或者说，它具有明确预定的变化规则（经常是遗传基因固定下来的）。人类共同体部分地受到意识形态要素的引导，因而不断受到这些要素的调整而发生变化。

布克钦认为，由于生物进化和生存需要的纯粹推动力，在有机界进化过程中产生的人类开创了隐含着有机界进化过程的社会之进化发展。因为人类具有天赋的智力、沟通能力、组织能力和脱离本能行为的相对自由，他们将非人类存在物同样具有的改造环境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现在，他们的这种能力使他们致力于社会的发展成为可能。人类的行为原则上并不如此多地相异于动物的行为，在严格的生态学意义上也不具有更多固有的问题，但使他们跃居于生物发展之上的社会发展往往为他们自身和非人类生命带来了问题。这些问题如何产生的呢？他们造就的意识形态，他们促进或中止生物进化的程度，他们作为整体对地球的损害，这正是现代生态危机的实质。“第二自然远非人类潜能实现的标志，它为矛盾、对抗以及扭曲人类独特发展能力的利益冲突所累。它既包含着损毁生物圈的危险，也包含着一种全新的生态分配能力，这种能力是人类进一步向生态社会迈进所必需的。”^[14]

11．2．3　挑战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自然的思想

社会生态学认为，社会和自然进化的重要障碍在于人们长期以来企图统治别人和征服自然本身。布克钦认为，人统治自然的欲望是一种徒劳的却非常强大的冲动。它主要根源于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和人对人的统治。社会生态学的辩证自然主义的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直接挑战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统治自然的思想。

布克钦在等级制的长期历史中追溯统治的根源，从老人统治开始，到男人统治，再到早期的军人统治、家长统治到宗教统治，认为社会最终围绕等级组织、阶级集团和文化现象建构起来。他指出：“随着等级制度和人类统治的出现，一种信念的种子牢牢地扎下了根。这一信念就是：自然作为一个世界不仅是分散地存在着，而且它还有等级秩序，并且是能够被人类所支配。”^[15]

布克钦强调指出，统治自然的思想根源于人对人的统治，以及将自然界看作是一个等级制存在链结构。《圣经》中要求亚当和诺亚的支配生命世界的命令首先是神对社会安排的宣示。统治自然的思想要被克服，只有通过这样的手段，即创建一个没有阶级和等级组织的社会，消灭那些导致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中统治和服从的机构。不言而喻，这种新的社会安排涉及改变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但是，如果不在这些态度和价值观中注入实质，它们就是不可捉摸的。所以，要通过现实的制度，人类交往的具体方式，抚养孩子、工作、娱乐等现实生活习惯，赋予这些态度和价值观以物质的形式。除非人类停止生活在以等级或阶级构建起来的社会中，否则，无论我们通过怎样的宗教仪式、咒语、生态神学，或采用表面看起来怎样“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我们都永远无法摆脱统治自然的思想。

社会生态学认为，统治自然的思想史几乎与等级制本身的历史一样古老。在现代生态运动中，现代科学、“线性”理性（“linear”rationality）和“工业社会”等一再地被提出来作为生态危机的原因。但在这些因素出现之前，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已经开始了对地球的大规模改造和掠夺。毫无疑问，第二自然在对第一自然不断攫取和破坏的过程中没有创造出一个伊甸园。大多数时候，它掠夺着生物世界中美丽而又富有创造性和生气的东西，正如它在残忍的战争、种族灭绝、无情的镇压活动中毁坏人类生活本身一样。布克钦指出：“社会生态学不会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精英社会对自然世界造成的破坏与它对人类造成的破坏是极其相似的；同时，它也不会忽视人类生活与自然世界命运与共的事实。”^[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