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

文艺复兴并不是一场政治或宗教运动。它是一种心灵状态。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们仍旧是教会母亲顺服的儿子。他们服从于国王、皇帝和公爵的统治，而没有丝毫怨言。

然而，他们对待生活的态度已经改变了。他们开始穿各种各样的服装，讲截然不同的语言，在风格各异的房子里过着与过去全然不同的生活。

他们不再把全部的思想和精力都贯注于未来在天国的永生之上。他们开始试着在现世世界中建立起自己的天堂。实事求是地说，他们干得相当不错，成就非常可观。

我曾再三告诫你们，要警惕历史日期中包含的陷阱。人们对历史日期的理解总是流于表面。他们把中世纪想象成一个黑暗愚昧的时代。而时钟“咔嗒”一响，文艺复兴即宣告开始。于是，城市和宫殿一瞬间就充满了渴求知识的灿烂光辉。

实际上，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之间划出这样一条清晰的界。13世纪毫无疑问是属于中世纪的，没有历史学家不赞同这一点。但是，那是否就只是一个黑暗和停滞的时代呢？绝对不是！当时的人们极为活跃。大的国家诞生了，大的商贸中心在蓬勃发展。在城堡塔楼与市政厅的尖屋顶之上，高高耸立着新建的哥特式大教堂那纤细的塔尖。世界到处都生机勃勃地运转着。市政厅里那些趾高气扬的绅士们，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这归功于他们新近获得的财富），正在为夺取更多的权力而与那些封建领主斗得不可开交。而刚刚领悟到己方“人数众多”这一重要事实的行会成员们，正在与市政厅里高傲神气的绅士们激烈交战。国王和他敏锐精明的参谋们趁机浑水摸鱼，真的捉到了不少亮光闪闪的鲈鱼，更有甚者，竟然就在那些既吃惊又失望的市议员和行会弟兄的面前，将战利品架锅生火、加料烹调，大吃大嚼起来。

在漫漫长夜之中，灯光昏暗的街道让人们再提不起争论政治或经济问题的兴致。民谣歌手和游吟诗人们纷纷登场，为夜晚的景色注入了生机。他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唱颂着浪漫温情、冒险生涯、英雄主义以及对所有美女的忠贞之歌。与此同时，青年人再也无法忍受进步的缓慢脚步，成群地拥进大学，而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中世纪具有“国际精神”。这听起来也许有点费解，请让我慢慢解释给你听。我们现代人具有的是“民族精神”。我们是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是意大利人，各自讲着英语、法语或意大利语，进入英国、法国或意大利的大学就读，除非我们一心想要从事某专业领域的研究，而该项研究只有外国才有，我们才会去学其他的语言，到慕尼黑或马德里或莫斯科读书。但是在13世纪和14世纪，很少有人宣称自己是英国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他们会说：“我是谢菲尔德公民”，“我是波尔多公民”，或者“我是热那亚公民”。因为他们所属的教会都是同一个，这使得他们彼此之间产生了一种兄弟般的情谊。并且，因为当时受过教育的博学之士都会讲拉丁语，他们就掌握了一门国际性的语言，消泯了愚蠢的语言障碍带来的隔阂。然而在现代欧洲，这种语言隔阂业已形成，使得诸多小国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让我们以埃拉斯穆斯为例，他是一位宣扬宽容与欢笑的伟大传教士，在16世纪写成自己的著作。他的家乡是荷兰的一个小村落，但他用拉丁语写作，于是全世界的人都是他的读者。假如他是个现代人，或许他只能用荷兰语写作，这样一来，便只有五六百万人能读他的书。如果想让其余的欧洲人和美国人理解他的思想，出版商就必须把他的著作翻译成20种不同的文字。这需要花费大量的金钱，很有可能的情况是，出版商压根儿就不会去自找麻烦或冒这个投资风险。

600年前，这种情况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当时，大部分人依然非常愚昧无知，完全不能读书写字。但是那些掌握了使用鹅毛笔这一高深技艺的人们，全都是属于国际文坛的，在整个欧洲大陆的范围内，没有国界分隔，也不存在语言或国籍限制。而大学正是这一国际团体的坚强堡垒。不同于现代的防御工事，当时的大学是不存在边界线的。只要哪里碰巧有一位教师和几个学生凑在一起，哪里就是一所大学。这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又一个不同之处。今天，如果要筹建一所新的大学，几乎无一例外都会循着下面这些程序进行：某个富豪想为他所在的社区做点善事，或者某个宗教教派希望它的信徒的孩子们能够接受良好的管理和教育，或者国家需要医生、律师、教师等专业的人才。一所大学总是开始于一大笔存入银行户头的资金。接下来，就会用这笔钱去大兴土木，建造校舍、实验室以及学生宿舍。最后，专业的教师被聘任入校，入学考试也随之举行，一所大学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但是在中世纪，事情却不是这样的。一位智者对自己说：“我发现了一条伟大的真理。我一定要把我的知识传授给其他的人！”于是，无论在何时何地，只要有几个人愿意聆听，他便会开始宣讲自己的明智发现，就像在现代社会中站在肥皂箱上摇唇鼓舌的街头演说家一样。如果他的话引人入胜、饶有趣味，人们就会成群地在此驻足聆听。如果他的演说枯燥无聊，人们就会耸耸肩膀，继续赶自己的路。渐渐地，就会有一群青年人按时前来聆听这位伟大导师的真知灼见。他们还随身携带着笔记本、一小瓶墨水儿和一支鹅毛笔。把听起来比较重要的话语记录下来。有一天赶上了下雨，于是，老师就带着他的青年学生们一起转移到某间空余的地下室或者这位“教授”的家里去。这位学者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年轻人只是席地而坐。这便是大学的起始。在中世纪，“universitas”（大学）本来就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联合体。“教师”意味着一切，而他所执教的建筑物则无关紧要。

下面让我以一件发生在9世纪的事情为例，向你们作以说明。在邻近那不勒斯的一座名为萨莱诺的小城里，聚集着许多非常优秀的医生。这些医生吸引了众多有志从医的人们前来求教，于是就诞生了延续长达千年的萨莱诺大学（直至1817年）。在这所大学中主要教授希波克拉底流传下来的医学知识。这位伟大的希腊医生，早在公元前5世纪即在希腊半岛践行他的医学智慧。

还有阿贝拉德，这位来自布列塔尼半岛的年轻神甫，早在12世纪初就开始在巴黎传授神学与逻辑学。数以千计热切的青年如潮水般地涌进这座法国城市，聆听他的讲授。还有一些不同意阿贝拉德观点的神甫也纷纷站出来解释他们各自的理论。没过多久巴黎便挤满了喧嚷的人群，其中有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甚至还有从遥远的瑞典和匈牙利赶来的学生。于是，在一个塞纳河上的小岛中，一座古老的教堂附近，诞生了举世闻名的巴黎大学。

在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城有个名叫格雷西恩的僧侣，他为那些需要用到教会法律的人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于是，许许多多的年轻神甫和信徒纷纷从欧洲各地赶来，听格雷西恩讲述他的想法。为保护自己不再受这个城市中地主、小旅馆老板或房东老板娘的欺负，他们结成了一个联合团体（或者说大学），这就是博洛尼亚大学的起源。

接下来，在巴黎大学内部爆发了一场争吵。这次纷争的起因我们已无从知晓，但其结果却是造成了一群心怀愤懑的教师带着他们的学生一起横渡英吉利海峡，最后在泰晤士河畔一个名叫牛津的热情好客的小镇，找到了栖身之所。这就是举世闻名的牛津大学的起源。以同样的方式，在1222年，博洛尼亚大学也发生了分裂。那些愤愤不平的教师（同样有一群学生追随）迁移到了帕多瓦，从此，这座意大利小城以拥有一所自己的大学而颇感自豪。从西班牙的巴利亚多里德到路途遥远的波兰克拉科夫，从法国的普瓦捷到德国的罗斯托克，到处都有同样的事情在不停上演着。

的确，对于我们这些学习过对数和几何原理的人来说，早期的教师们所传授的东西实在有些荒谬可笑。然而，在此我想要强调说明的一点是，中世纪，尤其是13世纪，并不是一个世界全然停滞不前的时代。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着蓬勃的生气和奔放的热情。即便会有些不好意思，可他们仍然毫不犹豫地提出问题。文艺复兴正是在这片不安和躁动中诞生出来的。

不过，就在中世纪这一场戏的最后一幕即将结束之时，一个孤独凄凉的身影走过了舞台。对于他，你仅仅了解名字是不够的，还应当知道更多的东西。这个人就是但丁，一位佛罗伦萨律师的儿子，1265年出身于阿里基尔家族。但丁在祖辈们生活的城市里面长大。那个时候，乔托正致力于在圣十字教堂的墙壁上绘画阿西西的基督教圣人圣方济各的生平事迹。然而，在少年但丁的上学途中，他经常会又惊又惧地见到一摊血泊，向人们昭告着教皇的追随者奎尔夫派与支持皇帝的吉伯林派之间无休无止的恐怖杀戮。

当但丁长大之后，他成了奎尔夫派的一员。原因很简单，在此之前他的父亲已经加入了奎尔夫派。这就如同一个美国孩子之所以会成为民主党或共和党党员，仅仅由于他的父亲凑巧是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一员。但是几年以后，但丁意识到，除非统一于一个领袖之下，否则意大利就会因成千个小城市出于妒意的相互倾轧而面临毁灭的危机。于是，他转而加入了吉伯林派。

他越过阿尔卑斯山，到另一边寻求帮助。他希望能出现一位强有力的皇帝来重新统一意大利，再建曾经的秩序。不幸的是，他的期待最终化为了泡影。1302年，吉伯林党全部被驱逐出佛罗伦萨。从那一天开始，直到1321年在拉维纳城阴郁的废墟中凄凉死去时为止，但丁始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靠着富有的赞助人施舍一点餐桌上的面包勉强度日。这些人的名字本来将会沉入历史长河深处终至湮没无闻，但仅仅因为一件事——他们对一位穷困潦倒的诗人的善心，令他们得以流传至今。在漫长的流亡生涯之中，但丁越来越迫切地感觉到，他应当为当年的自己以及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那时但丁是家乡的一名政治领袖，经常终日徘徊在阿尔诺河的河堤上，期盼着一睹贝阿特里斯·波提纳里的芳容，虽然这位美丽的姑娘早已嫁为人妻，并在吉伯林党灾难前10多年就不幸逝去了。

但丁在事业上始终壮志难酬。虽然他曾满怀忠诚地为自己出生的城市服务，然而在一个腐败的法庭上，他被指控为盗窃公款，并作出判决说，如果他胆敢再次踏上佛罗伦萨的土地，就会被活活烧死。为了无愧于自己的良心，也为了在同时代的人们面前洗清冤屈，但丁于是创造出了一个虚拟世界，极尽翔实地描述了导致他事业失败的种种原因，揭露了自己忠诚且热爱的祖国意大利是如何在无可救药的贪婪、欲望与仇恨之下，变成了一个冷酷无情、唯利是图、邪恶自私的暴君们相互间争权夺利的战场。

他告诉我们，在1300年复活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四，自己在一片密林中迷失了方向，而前方又有一头豹子、一头狮子和一匹狼挡住了去路。正当他认定已经没有希望的时刻，一个身着白衣的身影在林间浮现。这个人就是古罗马诗人与哲学家维吉尔。他受圣母玛利亚和贝阿特里斯的派遣来引领但丁走出迷途，因为贝阿特里斯远在天堂关注着她真诚情人的命运。接着，维吉尔带着但丁踏上了穿越炼狱和地狱的旅程。两人沿着道路一步步向下深入，直至到达地狱底层的深渊，魔鬼撒旦被永远地冰封在那里，被罪恶最为深重的人们所环绕。那些是最可怕最可恨的罪人、叛徒、说谎者，还有那些生前用谎言和欺骗盗取了名声和成就的不赦之徒。但是在这两名地狱漫游者来到这一恐怖之地以前，但丁还遇见了所有在他挚爱城市的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皇帝们和教皇们，英武勇敢的骑士和抱怨不止的高利贷者全部聚齐，有的注定要接受永远的惩罚，有的在苦苦等待解脱之日，那时他们将离开炼狱前往天堂。

这里讲述的是一个离奇而神秘的故事。它是一本手册，里面记述了13世纪的人们所为、所感、所惧、所愿的一切。而在其中贯穿始终的，是那个孤独的来自佛罗伦萨的流放者，在他身后永远拖曳着绝望的影子。

看吧！当死亡的大门将要在这位抑郁的中世纪诗人身后合上门扉之时，生命之门才正要向一位日后会成为文艺复兴先驱者的婴孩豁然洞开。他就是弗朗西斯科·彼特拉克，阿雷住小镇上一位公证员的儿子。

弗朗西斯科的父亲与但丁的政治党派相同。他也一样遭到了流放，因此彼特拉克（或者叫佩脱拉克）并不是出生在佛罗伦萨的。为了日后可以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名律师，在15岁那年，彼特拉克被送往法国的蒙彼利埃学习法律。但是这个大男孩儿压根儿就不想当律师，他讨厌法律。他想要成为一名学者和诗人。而且正因为他想要成为学者和诗人的意愿超过了世界上的一切，于是，就如所有有着坚强意志的人们一样，他终于得偿所愿。他开始长途旅行，途经弗兰德斯，沿着莱茵河沿岸的各家修道院，到达巴黎和列日，最终抵达罗马，一路上抄写古代的手稿。接着，他在沃克鲁兹山区中一个僻静山谷中落脚，在那里学习和写作。没过多久他便声名远播，巴黎大学与那不勒斯国王都邀请他，希望他能去为学生和臣民们讲学。在他走马上任的途中，罗马是无论如何也要经过的。作为一名那些几乎被遗忘了的古代罗马作家著作的编纂者，他的名字在那里早已家喻户晓。市民们决定授予表彰他的功绩。那一天，在帝国城市古老的广场上，人们为彼特拉克戴上了诗人的桂冠。

自此以后，彼特拉克的一生充满了无尽的荣誉和赞美。他笔下描绘的事物是人们最乐意听到的。人们对枯燥乏味的神学辩论早就厌倦了。可怜的但丁可以不厌其烦地在地狱徜徉，随他去就是了。可是彼特拉克却描写爱，描写自然和阳光。他从不叨念那些阴暗的事物，从不重复上一代人的老生常谈。每当彼特拉克来到一座城市，全城的人都会前去迎接他，仿佛欢迎一位凯旋而归的英雄。如果凑巧他和自己年轻的朋友、讲故事的高手薄伽丘一起出现，场面就更加热烈了。他们两个都是那个时代的人物，满怀着好奇心，想把所有的东西都读一遍，经常一头扎进几乎被人遗忘的、发霉的图书馆挖掘搜寻，想着或许有可能找到一部维吉尔、奥维德、卢克修斯或是其他古代拉丁诗人散逸的手稿。他们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当然是了！每个人都是！但是没有必要只是因为有一天你终将死去，就天天拉长了脸，穿着灰暗破旧的衣服走来走去。生活是美好的，人生来就注定是快乐的。你需要证明？非常好。拿起一把铲子，在地里挖掘几下吧！你看到了什么？优美的古代雕塑，漂亮的古代花瓶，还有古代建筑的废墟。所有这一切都是有史以来最最伟大帝国的人们创造的。他们统治了这个世界整整1000年。他们强壮、富有、英俊（这只需看一下奥古斯都大帝的半身像就知道了）。当然，他们都不是基督徒，永远也不可能升入天堂。最好的情况是，他们会在炼狱中度过剩下的时间，但丁不久之前才刚刚拜访过他们。

可是谁会在乎呢？能够生活在古罗马那样一个世界里，对任何一个必然死去的存在来说都已胜似天堂了。无论怎么说，我们都只能活一次，仅仅因这生存的快乐，我们也应该欢欢喜喜、开开心心的。

简而言之，就是这种精神开始在许多意大利的小城中出现，渐渐充满它们狭窄而弯曲的大街小巷。

你们都知道“自行车狂”或“汽车狂”意味着什么。有人发明了自行车，于是千百年来只能缓慢而艰辛地从一个地方挪动到另一个地方的人们，如今可以借助车轮的滚动，轻松迅速地翻山越岭，简直高兴得发了疯。不久，一个聪明的机械师造出了世界上第一辆汽车。人们不需要用脚踩着踏板不停地蹬了。你只要坐在那里，让滴滴汽油为你出力就成了。因此每个人都梦想拥有一辆汽车。每个人都在谈论罗尔·罗伊斯、福特、化油器、里程表和汽油。探险家们深入到未知国家的腹地，希冀能够找到新的石油资源。在苏门答腊和刚果发现了可以为我们供应橡胶的森林。橡胶和石油变得如此宝贵，以至于人们为了争夺它们的所有权不惜兵戎相见。整个世界都为汽车而疯狂，小孩子在懂得叫“爸爸”、“妈妈”以前，就学会了“汽车”这个单词。

在14世纪，所有意大利人都因新发现的古罗马世界湮灭已久的美丽而疯狂了。很快，整个西欧的人们全都感染了他们的热情。一部逸失的古代手稿的发现，可以成为国家举行狂欢节的理由。能写出一本语法书的人，其受欢迎的程度绝不亚于今天造出一种新火花塞的发明家。人文主义者，也就是那些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研究“人类”或者说“人”（而非把他的时间浪费在毫无结果的神学探索上）的学者，他所获得的荣誉和崇敬要远远高于征服了所有食人岛的探险英雄们。

在这个文化崛起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情，极大地有利于那些研究古代的哲学家和作家们。土耳其人又一次对欧洲发起了进攻。君士坦丁堡——保留着古罗马帝国原貌最后遗迹的首都陷入了重重围困。1393年，皇帝曼纽尔·帕莱奥洛古斯委派伊曼纽尔·克里索罗拉斯到西欧去，说明古拜占庭帝国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并恳请对方能够支援。援助是永远也不会来的。罗马天主教世界非常乐意看到这些希腊天主教徒能受到来自邪恶异教徒的惩罚。但是，无论西欧人对拜占庭帝国的命运是如何漠不关心，他们都对古希腊人抱有浓厚的兴趣。拜占庭这座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边上的城市正是由古希腊殖民者一手建立的，当时距特洛伊战争已经过去了10个世纪。他们想要学习希腊语，以便可以直接阅读亚里士多德、荷马和柏拉图的著作。他们学习的愿望非常迫切，但却搞不到希腊书籍，既无语法教材，又无教师可以教授。当佛罗伦萨的官员们听说克里索罗拉斯即将来访，而这个城市的居民“想学希腊语都想疯了”，他又愿不愿意来教授他们呢？他表示愿意。看吧！第一位希腊语教授开始向数百名求知若渴的年轻人讲解希腊字母阿尔法、贝塔和伽马了。这些年轻人许多都历尽千辛万苦才赶到小城阿尔诺，住在马厩里或肮脏的阁楼上，只为了能学习动词的变格，以便能进入到索福克勒斯和荷马的世界里去。

与此同时，在大学中的那些老派经院教师们，在课上教着他们古旧的神学和过时的逻辑学，不停讲解《旧约》中隐藏的神秘意义，讨论希腊—阿拉伯—西班牙—拉丁版本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中那些稀奇古怪的科学。这些人先是带着惊慌恐惧的心情旁观事态发展，后来便勃然大怒。事情变得太过分了。那些年轻人居然一个个抛弃了正统大学的演讲厅，跑去听某位激动狂热的“人文主义者”大讲他自创的“文明再生”的奇思异想。

他们跑到当局那里去申告，而且不停地抱怨。然而，谁也无法强迫一匹不情愿的马去喝水，同样的，谁也无法强迫人们对不感兴趣的东西竖起耳朵。这些老教授们的阵地很快就接连失守，不过偶然他们也能赢得几场小规模的胜利。他们联合了那些从未求得幸福，并且也憎恶别人享受幸福的宗教狂热分子，一起并肩作战。在佛罗伦萨这个“伟大文艺复兴的中心”，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一个阴沉着脸、极度憎恨美好事物的西班牙多明我派僧侣充当了中世纪后卫阵营的领袖。他发起了一场堪称英勇的战役。日复一日，他雷鸣般的怒吼回响在玛利亚德费罗宽敞的大厅中，传达上帝神圣的愤怒。“忏悔吧！”他大声喊道，“忏悔你们不信仰上帝的行为！忏悔你们对不神圣事物的欢乐！”他开始能够听到各种声音，能看到划过天际的火焰之剑。他对着小孩子们布道，以期他们不致重蹈父辈们的覆辙，踏上毁灭的歧途。他组织了大量的童子军，极尽虔诚地侍奉伟大的上帝，并称自己为他的先知。在头脑突然狂热发昏的时刻，心怀畏惧的人们许诺改过，为自己对美与欢乐邪恶的热爱而忏悔。他们把自己家里的书籍、雕塑和绘画搬到市场上堆成一堆，一边唱着圣歌，一边跳着最不圣洁的舞蹈，用疯狂的方式度过一个“虚荣的狂欢节”。这个时候，那个萨佛纳洛拉就将他的火把投向那些堆放的艺术珍品，把它们全部付之一炬。

然而，当灰烬冷却下来，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这个可怕的宗教狂热分子居然让他们亲手毁灭了自己刚开始认识到的、最为珍爱的东西。他们转而反对萨佛纳洛拉，抓住他投入监狱。萨佛纳洛拉被严刑折磨，但依然拒绝为自己曾做过的事情忏悔。他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一直尽心尽力地尝试去过圣洁的生活。他非常乐意消灭那些故意与其信仰相悖的人。不管他在哪里发现了罪恶，将之消灭都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对这位教会忠诚的儿子而言，对异教书籍与异教的美的热爱本身就是一种罪恶。但是萨佛纳洛拉完全孤立无援。他是在为一个注定死亡消逝的时代而战斗。罗马的教皇甚至从未试图动一根指头来解救他。与此相反，当教皇“忠实的佛罗伦萨子民”将萨佛纳洛拉拖上绞刑架绞死，并在群众的一片欢呼和吼叫声中焚烧他的尸体的时候，教皇也表示了赞许。

这是一个悲惨的结局，但它又是不可避免的。假如萨佛纳洛拉生在11世纪，他无疑将成为一位伟人。但是在15世纪，他只能充当一桩注定失败的事业的领袖。无论好坏，当教皇自己也变成人文主义者，当梵蒂冈变成收藏希腊与罗马古物最重要的博物馆，中世纪就真的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