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运动与科学的兴起

三、文艺复兴运动与科学的兴起

通常的观点认为，近代科学的兴起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从那时起，近代科学方得从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专制和蛮横中挣脱出来，开启了理性自然科学的革命；文艺复兴乃是通过对古典著作和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和接触中发展起来的，是古典文化的“复兴”，是相对于中世纪对人性和文化的压抑而言的“复兴”。这种对文艺复兴的评价已经为后世大多数人所公认。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种说法有它自身的道理，文艺复兴运动确实打破了中世纪的那种宗教上的禁锢，解放了人们的精神上的创造力，同时也使人们重新接触和理解了古代灿烂的文化成果。它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激发了人们追比先贤的志气，大师和传世之作辈出，从而创造了人类文化史上又一个空前繁荣的盛世。

然而声称文艺复兴只是古典文化的“复兴”，此说既为历史的理解，又当为历史的误解。说其为历史的理解，是指此等说法乃是因时人以及其后的启蒙时期的人均以此自道。从其所作所为上看，也有一定的道理:他们抄古经，译古书，收集古物，行文论辩以引经据典为能事；他们创办大学，建立图书馆，涉及的领域包罗人文、自然、艺术及医学等诸般门类，自称“人文主义者”。这些人遍及社会各个领域，既有出入达官贵人府第的上流名人，也有踞大学讲坛而名重一时的大师，更有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者。说其为历史的误解，正如马克思所言，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以他对自己的评价为根据，同样，我们识别一个时代也不能仅仅依据这个时代对自身的判断。将“文艺复兴”称为对中世纪教会垄断知识和思想之行为的反动，当属不假，但其成就和意义却绝非仅仅复古而已，而是托复古之名而行开新之实。但是这个评价也只是由间隔相当长一段时期的后人所做出的，假如以此去请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却很可能未必获得首肯。原因也很简单，一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或重大的历史事件的意义，总不可能一下子就完全显示清楚，而是随着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不断展现出前人所并未发掘出来的作用和影响。历史的丰富性也就在于，任何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都能够在历史的延伸中不断扩展和补充自身。

文艺复兴起于14世纪末15世纪初的意大利，这也可以说是并非偶然。意大利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渊源，得风气之先，成为近代西方历史上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在14世纪的衰落之后，又是意大利的城市率先崛起，而且马上重新成为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在14世纪由于经济萧条而银行倒闭之后，新的更大的银行又重新出现于意大利繁华的大城市中，尤以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实力最为强大。与海外沟通的便利使意大利很快又成为东西方交流的中心，各种文化汇聚于此，包括在欧洲已经绝迹的灿烂的古典文明，经过与阿拉伯人的贸易往来，又重新出现于此。与此同时，由于物质的进步，生产的发展，人们也开阔了眼界，积累了经验。在那时依靠工业和商业而积累起财富的新兴的阶级，为了进一步巩固和增进他们的财富，迫切地要求有能够适应他们的这种要求的新的社会环境出现。他们首先感觉到了封建制度对他们的束缚，而摆脱这种束缚就成为他们的自觉的和不自觉的内在要求。世俗生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对教会统治的不满，人们开始追求物质上的享受。彼岸世界的吸引开始减弱，而现世的幸福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当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整个社会的需要的时候，当人们日益不满于教会的腐败和对知识的垄断的时候，托庇于那些世俗统治者的人文主义者们就站在了与教会势力对抗的前列，揭露教会的无能和教条的荒谬成为他们的主要任务。“你用你的剑，我用我的笔，我们共同来统治这个世界”成为他们的著名战斗口号。

但我们却不可过于强调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忽视了另一面。人文主义者所与之对抗的教会仍然是欧洲的统治者，尽管由于市民社会内部所发生的变化而使教会的势力有所削弱，但教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并且力图通过其自身内部的世俗化而作出某些改变，以期维持其统治。即使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教会的势力还在影响欧洲。15世纪的人文主义者与教会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方面他们反对教会，认为教会的无知和专横导致了中世纪知识的衰落；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在宗教的世纪，无法摆脱宗教的影响，无法完全无视教会的权威。因此他们只能力求寻找一条中间的道路，既承认上帝的权威，又保持了探索自然的精神，同时在必要时和教会妥协。即使是达·芬奇和伽利略的独立精神在教会的权势面前也不得不低头。以复兴古典文化作为一种手段是现实可行的反抗之路，对古典的狂热崇拜和追求本身就意味着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同样对自然的探究，其最原初的动机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全能，力求能以来接近上帝的全知。开普勒伟大的天文学乃是为了通往寻找上帝之路，但结果却是发现了行星的路径。他们是矛盾的，但却不是虚伪的。他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真诚的，对上帝的信仰也是真诚的。他们在两条道路上努力寻找平衡。

文艺复兴运动乃是借复兴古典之名而行开创新纪元之实，只是由于他们处于新旧更替之际，只是旧势力过于强大，不得已采取这种方式。这是当时历史条件的结果，并非某个个人的意志所能左右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助马克思的论断:“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由此可见，在这些革命中，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勉强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起来。”^[55]当然，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人们的新的活动方式刚刚兴起的时期，第三等级的力量还没有足够强大，他们还在等待时机。当时机一旦成熟，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扔掉那些已经不再有用的旧的衣服和面具，勇敢地以真面目示人，用自己的语言说话。所以，在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时期，资产阶级逐渐占据了上风并取代封建贵族成为真正的统治力量，这时的人们就不再因顾忌宗教势力而借助于古人了，他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自己时代的要求。“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等口号成了当时的时代号召。其实，这些口号是新的感性意识的自我表现，是对新的生产方式的自觉要求。它们早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就已经被意识到了，只不过在那个时候并没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对商业贸易的要求使他们迫切地要求摆脱封建的人身依附关系，要求拥有人身的自由和交易的自由；对不平等的封建等级制度的切身体会使他们备感压迫，因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不仅让他们感觉进入上层社会的无望(金钱再多也很难改变身份和地位)，也使他们无论在从事商业还是从事生产方面都受到了限制；最让他们不能忍受的是，他们通过辛苦努力积攒下来的财产经常被拥有各种特权的人所强占，只是因为这些人有征税权，有经营特许证的发放权，有时甚至仅仅因为这些人是贵族或教士。对增加财富的渴望(在这里重要的不是对财富的渴望本身，因为这种渴望是每个时代的人都有的；这里重要的是，这种渴望以何种方式表达，即以何种方式来增加财富，而此种方式又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所造就的，是现实的方式。当时的新兴等级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早期形式来表现其对财富的渴望的)导致了他们对自由、平等和财产私有权的渴望。当新兴的等级即第三等级努力把他们的需要扩大为整个社会的需要，以便能凭借整个社会的力量推翻封建统治者的时候，他们也把这些口号变为了全社会的口号。但是当第三等级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由等级而成为阶级的时候，这些口号虽然也被保留了下来，但是其意义却已经改变了:自由成了空洞的自由，成为资本扩张自身的前提，同时也是劳动者被剥削的自由和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自由；平等成了抽象的、形式上的平等，成了原子个人在资产阶级法权制度保证下的等价交换原则，而这只不过是事实上的不平等的掩盖而已；由于资产阶级法权很好地保证了普通人在人格上的平等以及他们受雇佣的自由(离开了这种自由他们就无法生存，因为仅仅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人是很难中止继续出卖的，这种情况至今仍然如此)，那么私有财产所有权所保护的对象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样，我们在对待从文艺复兴开始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兴起时，也必须看清他们在不同的时期所具有的不同的意义。

因此，文艺复兴时期所兴起的对自然的探索，在客观上激发了近代科学以及技术的发展。然而科学作为对自然的探索，起初所起的作用仅仅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对抗教会教义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神学辩护的，而且它并不是独立地起作用，而是和对古典文献的重新研究，和对东方文明甚至野蛮人的推崇和赞美，和对自然、对理性本质的重新理解与肯定一道，对抗教会统治和启示真理。自然科学是直接作为教会教义学的对立面而出现的。与教会教义学对上帝的作品《圣经》加以研究以获得对启示真理的解释相对，自然科学是通过研究上帝的另一部作品——自然来获得理性真理的。数学无疑是最好的方法，因为数学是人类理性的最高成果。在这个阶段上，对自然的研究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单纯地受到好奇心的驱使而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那个时代的科学研究和科学家本人都还披着宗教的外衣，并且科学家本人还是虔诚的教徒。他们与教会的冲突还表现为对自然和教义的不同上，因此他们被认为是异端或叛教者。就比如文艺复兴时期的大科学家伽利略，他通过对哥白尼学说的研究而成为一个哥白尼的信奉者，但他对日心说的论证却不得不借助宗教的教义，并由此与教会发生冲突。“1613年，他发表了《论太阳黑子的书信》，表达了他对哥白尼主义笃信不疑。他被指责为信奉邪说，但他极力为自己辩护，不仅试图把与日心说相悖的《圣经》经文解释清楚，而且甚至还试图引用经文来支持日心说。因此，他在1615年受到警告，要他置身于神学争论之外。”^[56]但伽利略和教会之间的冲突并不仅仅是教义上的冲突，而是代表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在思想领域内的一次交锋。

这个时期，那些人文主义者感受到了时代发生的变化，并且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人类感性活动方式的转变。但他们和那些商人和工场主一样，还只是在不同的领域内与旧的封建势力进行着较量。他们的成就还处于社会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之外，所以那个时代的科学还表现为纯粹理论的科学，还没有被纳入到生产过程中去。只是当工场手工业被大机器工业所取代之后，出于分工的需要，出于改进技术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科学才被纳入到生产中去，成为生产最有力的推动者。科学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因此，马克思说，“自然因素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自然因素被列入资本的组成部分——是同科学作为生产过程的独立因素的发展相一致的。生产过程成了科学的应用，而科学反过来成了生产过程的因素即所谓职能。每一项发现都成了新的发明或生产方法的新的改进的基础。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自然科学为直接的生产过程服务，同时，生产的发展反过来又为从理论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科学获得的使命是，成为生产财富的手段，成为致富的手段。”^[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