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序

这位无与伦比的人物的一些信件已由包姆加特先生的翻译而使英文读者能够读到了。这些信件的时间是从1596年到1631年。信的选择，首先是要使读者能获得一个作为人的开普勒的形象；而没有企图要把他的科学成就及其无比的影响放到显著地位上。不过，知道那个时候科学状况的读者，从这些信件里，还是能够在这方面知道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

在那里，我们见到一个非常敏感的人，他热情地、全心全意地去探求对自然过程特征的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不顾一切内心的和外界的困难，终于达到了这个崇高的目标。开普勒的一生致力于解决一个双重问题。太阳和行星对于恒星背景的表观位置的改变，由直接观察到的，它们的形式是很复杂的；由此，为巨大的辛勤劳动所观察到和记录下来的，实际上不是行星在空间里的运动，而是地球-行星方向在时间进程中所经历的移动。

自从哥白尼使那一小群能够了解的人相信，太阳在这过程中应当被看作是不动的，而行星——包括地球——应当被看作是绕着太阳在运动的，以后出现的第一个大问题是：要测定行星（包括地球）的真运动，就好像它们是由一个在最近的恒星上的观察者用完美的体视双管望远镜所看到的那样。这就是开普勒的第一个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是包含在这样的疑问里：这些运动所遵循的是怎样的数学定律呢？显然，如果人类智慧有可能解决第二个问题，那就必须以第一个问题的解决为其前提。要检验一个解释某种过程的理论之前，应当先知道那个过程。

开普勒解决第一个问题所根据的是一种真正受到灵感的想法，它使测定地球的真轨道成为可能。为了能够画出那条轨道，除了太阳，还需要行星空间里的第二个定点。如果有可利用的这样的第二个点，那么就可以用它和太阳来作为量角度的参照点，而用测量和绘图时所常用的三角测量的同样方法来测定地球的真轨道。

可是能从哪里去找到这样的第二个定点呢？因为除了太阳，所有能看得见的客体，它们所作的运动在细节上都是未知的。开普勒的回答是：火星的表观运动是已非常精密地知道了的，这包括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火星年”）。每过了一个火星年，火星大概都在（行星）空间的同一地点。如果我们暂且只限于使用时间的这样一些点，那么，对于这些时间，火星就代表了行星空间里的一个定点，这个点在三角测量中就可以用得上了。

应用这条原理，开普勒首先测定了地球在行星空间里的真运动。既然地球本身在任何时候都可用来作为一个三角测量的点，所以他也就能由他的观察来测定其他行星的真运动。

就这样，开普勒取得了建立三条基本定律的基础，这三条定律在未来一切时代都将永远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要发现这些定律，并且这样精密地来确定它们，需要何等发明天才，需要何等辛勤的、顽强的工作；对此，今天在事后，没有谁能给以充分估量的。

读者从这些信里，就应当知道开普勒是在何等艰苦的条件下完成这项巨大的工作的。他没有因为贫困，也没有因为那些有权支配着他的生活和工作条件的同时代人的不了解，而使自己失却战斗力或者灰心丧气。而且他所研究的课题还给宣扬真理的他以直接的危险。但开普勒还是属于这样的一类少数人，他们要是不能在每一领域里都为自己的信念进行公开辩护，就绝不甘心。可是，他也不是在同别人的论战中得到浓厚乐趣的那种人，而伽利略很明显地就是这样一种人，伽利略的那种动人的带刺的话，甚至在今天也还为有见识的读者所喜爱。开普勒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但他对于他并不赞成教会的一切决定这件事却不保守秘密。为了这个缘故，他被看作是一种温和的异教徒，并且，也受到了这样的待遇。

这引导我来谈那些为开普勒所必须克服的内心上的困难——这些困难我已经暗示过了。它们不像外界困难那样容易被发觉。开普勒只有在很大程度上从他所出身的精神传统中胜利地解放出来以后，他一生的工作才成为可能。这件事所意味的，不仅是一个以教会权威为根据的宗教传统问题，而且也关系到那些关于宇宙中和人类范围内作用的性质和限度的普遍概念，以及对思维和经验在科学中的相对重要性的看法问题。

他必须在科学研究中摆脱唯灵论的途径，唯灵论是一种引向一些隐蔽目的的思维方式。他首先必须认识到：即使是最明晰的逻辑数学理论，它本身也不能使真理得到保证；要不是用自然科学中的最准确的观察来检验，它也会是毫无意义的。要是没有这样的哲学态度，开普勒的工作会是不可能的。他虽然没有讲到它，但在他的信中反映出了这种内心的斗争。读者应当注意到那些关于占星术的意见。它们表明那个已被战胜了的内部敌人已成为无害的了，尽管它还没有完全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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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自卡罗拉·包姆加特编译：《约翰内斯·开普勒的生平和书信》（Carola Baumgardt, Johannes Kepler: Life and Letters），纽约，哲学图书公司，1951年，9—13页。此文写作时间是1949年。《晚年集》中也有这篇文章，但删了开头的一段。——编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