巧遇“伯乐”

巧遇“伯乐”

1825年秋天，达尔文按父亲的意志进入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但是他对生物学的爱好却从来没有失去，并且还经常听地质学课，后来他又决定不学医学。两年后他被父亲强迫送入剑桥大学攻读神学。对于这一系列的安排，达尔文感到很厌烦，可又逃不出神学院这个牢笼，一度相当消沉。但不久他遇到了对他整个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这个人使他对生物学的热情再次迸发出来。

一个初夏的假日，达尔文为父亲不准他放弃神学专业而十分苦恼。这时，他的表哥约他去参观剑桥大学植物园，达尔文也想去散散心，于是也就欣然前往。

在植物园，他们遇到了一位年轻的教授正在利用假日给几个爱好植物学的学生讲解虫媒花的传粉过程和方式。达尔文对教授走出教室用实物来进行教学的方式十分感兴趣，于是他一直跟着他们，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位年轻教授的讲解：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金鱼草花的结构。”教授随手摘下两枚金鱼草的花，把一枝交给学生，“你们看，它的花瓣像嘴唇那样上下紧闭，花蕊和花蜜都藏在筒状的花瓣里面。”

“真是守口如瓶啊！”一个学生说，“教授，金鱼草大概是自花传粉的植物吧？”

“不，它是虫媒花。”教授摇了摇头说。“不过，大小不合适的昆虫，是别想突破‘瓶口’，进去吃蜜的。”

“这么说，还要经过‘体格检查’了。”还是那个快嘴学生开玩笑，逗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嗯，可以这样比喻。”教授也笑了，他用食指轻轻地弹着花瓣的下唇说，“你们看，花瓣的下唇就好像跷跷板，如果飞来的昆虫太小，身体轻，踏不开花瓣的下唇，当然就进不去；相反，昆虫大了，踏开下唇不成问题，但是花瓣筒小，它也钻不进去；只有像蜜蜂那样大小的昆虫才合适，它既能踏开下唇，又能钻进花瓣饱餐花蜜，同时帮助传粉。”

教授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大家明白了金鱼草花的构造以及它是如何与昆虫传粉方式相适应的，一个个都在赞叹“上帝的设计太妙了！”达尔文一直在旁边专心听讲，同时也在考虑着一个问题，这时他终于忍不住了，“教授，上帝是先创造出花，再根据花的结构才设计了昆虫，还是先创造了昆虫，再去设计花的结构呢？”

这个问题一提出，同学们就七嘴八舌地谈论开了。有的说上帝先创造了花，有的说上帝先创造了昆虫，有的说花和昆虫是上帝同时创造的，就连年轻教授也没法说清究竟谁是谁非。其实，达尔文当时也是从神学观念提出这个问题的。一直到1859年，他自己才得出了关于虫媒花问题的科学解答。不过，达尔文这一问，倒是引起了年轻教授的注意。本来教授以为这个青年是来看热闹的，没有在意，现在他走过来问达尔文：

“你叫什么名字？学什么专业的？”

“我叫达尔文，喜欢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但是我的专业是神学。”

达尔文提到了专业时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噢，科学和神学，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水火不相容的，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从哥白尼到牛顿，许多受人敬仰的杰出人物，他们既是伟大的科学家，又是神学家！”原来这个教授历来主张科学和神学是可以共存的，现在就用这个观点来开导达尔文。

想了想，教授又对达尔文说：“我叫亨斯洛，在我家里，每星期有一次爱好科学的青年和职员的晚间聚会。如果你有兴趣，请一起来参加。”

“那太好了！”受到这个邀请，达尔文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因为他早听说剑桥大学有一位通晓各学科，并且在许多学科上都有很深造诣的亨斯洛教授。

以后达尔文每次都准时参加亨斯洛教授家的小型学术聚会。参加聚会的都是一些爱好自然科学的青年和年长的职员以及一些当时的知名人士。每次散会他都是依依不舍地离开亨斯洛教授的家，并且经常对表哥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博学、热情、诚恳的老师，真是相见恨晚哪！”

由于达尔文的勤奋好学，不夸夸其谈，观察事物敏锐，搜集标本勤勉，亨斯洛教授非常喜欢他，同他的友谊日渐深厚。人们经常看到他们在一起散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因此，剑桥大学的老师们称达尔文是“同亨斯洛一起散步的人”。

不久，达尔文选修了亨斯洛教授的植物学课，亨斯洛教授每星期都要带着他和几个学生到近郊采集标本；每个学期还要长途步行到某种稀有植物的产地去采集标本，或者进行两三次旅行。他们坐着驳船沿乌斯河顺流而下，到那些沼泽地去作野外调查；或者坐着邮车到乌斯河上游甚至更远的地方去采摘野百合花，在荒地上捕捉那种稀有的黄纹蟾蜍。亨斯洛教授把整个大自然当作课堂，把旅行中遇到的每一种新奇的动植物，每一块有特点的地层都写成教材，具体生动地向学生们传授知识。达尔文发现教授在植物学、昆虫学、化学、矿物学、地质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很丰富的。于是对教授更加钦佩，也更加努力地向他学习。

亨斯洛教授也像精心培育幼苗一样，注意保护达尔文的自尊心和对自然现象的好奇心。有一次达尔文在潮湿的板面上检查一些花粉粒，他发现花粉管伸出来了，他以为这是一个新的发现，马上跑去报告亨斯洛教授。他跑得满头大汗，十分兴奋地说：“教授，我有一个新发现，这花粉管伸出来了！”对于一个植物学教授来讲，花粉管萌发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哪里谈得上什么新发现，一般人可能会对这种少见多怪的神情感到好笑。可是，亨斯洛为了不伤害达尔文的自尊心，不给他的好奇心泼冷水，不但没有嘲笑他，反而高兴地说：“哦，你发现的这种现象是多么有趣啊！”

“是吗？”

“是的，花粉管是花粉粒萌发形成的。”亨斯洛把达尔文带来的标本放在显微镜下，让他看得更清楚些，同时解释说：“花粉管的产生，使精细胞和卵细胞的结合不再依赖水作为媒介了，这对陆生植物来说是很重要的，也是种子植物的主要特征之一。”

达尔文听了亨斯洛的讲解以后，一点也没有感到难堪，仍旧很高兴，不过他决定以后不再那样慌里慌张地去报告他的“新发现”了。

当达尔文在科学和神学之间徘徊，感到前途迷茫的时候，是亨斯洛教授使他作出了正确的抉择。达尔文遇到了亨斯洛就像哥白尼遇到了诺瓦腊，布鲁诺遇到了瑞理，牛顿遇到了巴罗一样。历史上，有许多独具慧眼的“伯乐”发现和帮助了那些有才华，有抱负的青年，使他们成长为伟大的科学家。他们的发现和无私的帮助不仅使那些青年走向了成功之路，而且他们对于整个科学发展的进程也功不可没，他们的名字也连同那些他们曾经帮助过的成功者的名字一起被刻在了人类科学史的里程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