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玉玺的立国之兆

努尔哈赤时期只有一方“天命金国汗之印”，皇太极时期见于记载的国宝起码有“皇帝之宝”等五种，乾隆皇帝在乾隆十一年（1746）厘定国宝时考辨：这枚“皇帝奉天之宝“即是传国玉玺。

“皇帝奉天之宝”用于表现皇帝对上天的尊崇和礼敬，此宝在日常事务中极少使用，不过，崇德元年（1636）七月皇太极册封庄妃时即用此宝。

如今沈阳被称为“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一朝指的是清朝，两代帝王指的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不过，在当时努尔哈赤并未称帝，而是称汗，国号也是沿用金朝的，称为“金”，到了皇太极才真正称帝，改国号为“清”。而在皇太极的这两项重大改变中，传国玉玺功劳甚大。

中国历史上，堪称国之重宝的器物不在少数，但恐怕没有一件比得上传国玉玺。系绕于传国玉玺上的传奇、磨难与血泪，亦使它成为改朝换代中最为引人关注的线索。

据记载，传国玉玺取材于“和氏璧”，楚人卞和在荆山中得一璞玉，两次献与楚王，却因楚王不识宝，反断卞和双脚。此璧为赵惠文王所有后，已然价值连城，秦昭王得知，愿以十五座城池换此璧，赵国特使蔺相如见秦王有耍赖之意，遂以掷璧相要挟，终成“完璧归赵”佳话。

待秦朝天下一统，秦始皇命咸阳玉工王孙寿将和氏璧精研细磨，雕琢为玺，命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传国玉玺乃成。秦朝之后，历代帝王皆对此玺奉若奇珍，得之则象征其“受命于天”，失之则表明其“气数已尽”。凡登大位而无此玺者，则被讥为“白版皇帝”，显得底气不足而为世人所轻蔑。

西汉外戚王莽篡位时，派其弟王舜向西汉太后索要此玺，太后一怒之下将玉玺掷于地上，玉玺被摔破一角，王莽令工匠用黄金补缺。三国时此玺为曹操所有，成为其挟献帝而令诸侯的利器。

隋朝灭亡后，萧皇后携传国玉玺逃到漠北突厥。唐太宗因无此玺，乃刻数方“受命宝”“定命宝”等玉玺聊以自慰。贞观四年（630），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传国玺归于李唐，太宗龙颜大悦。唐末石敬瑭引契丹军至洛阳，末帝李从珂怀抱传国玺登玄武楼自焚，传国玉玺就此失踪。北宋哲宗时，有个叫段义的农夫耕田时发现传国玉玺，送至朝廷。但靖康之耻中金兵攻破汴梁，传国玉玺被大金国掠走，其后便销声匿迹。

至元三十一年（1294），“传国玉玺”忽现于大都，在市场上叫卖，被权臣伯颜命人购得。元顺帝被明太祖朱元璋打败北逃时，也带走了这方玉玺。朱元璋派出十万精兵，数次远征漠北，仍难寻传国玉玺下落。多年之后，朱元璋还念念不忘地对大臣们说：“如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挂在心头。其中第一事即缺少传国玉玺……”

后来元顺帝在应昌府去世，传国玉玺便渺无音讯。200余年后的一天，有一位牧羊人发现有只羊连续3天不吃草，只是不停地用蹄子刨地，牧羊人感到很奇怪，便挖开这个地方，结果就发现了这枚玉玺，不久，此玉玺被蒙古大汗林丹汗夺得。

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命多尔衮、岳托等西征察哈尔，此时虽然林丹汗已亡，但玉玺还在林丹汗之妻苏泰太后手里。数月后，多尔衮在奏章中称，传国玉玺已然得到：“天赐至宝，此一统万年之瑞也！”后金汗廷一片欢腾。文馆汉官鲍承先上奏，“大宝呈祥，天赐玉玺，乃非常之吉兆也”。

大喜过望的皇太极决定隆重出迎，当年九月六日，他甚至渡过辽河，远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阳石木亲迎凯旋大军。

据史料记载：在事先筑好的坛下，凯旋诸贝勒在毡案上放置玉玺，引领部将列阵跪拜；皇太极亲自捧起玉玺，拜天行礼，传谕左右曰：“此玉玺乃历代帝王所用之宝，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

在《韩非子和氏篇》中，最早记录了卞和与和氏璧的故事。

获得传国玺是“天命所归”“祥瑞之兆”，皇太极得到这枚传国玺后，便开始了一系列政治攻势。首先将玉玺获得的理由写成敕谕，向满、汉、蒙古之地颁行，用以说明“天命攸归”。然后在盛京八门张贴同样内容的文告，以此笼络人心，从而形成了“天下一心”的局面，充分显示出皇太极卓越的文治武功。

皇太极原本以为，自己称汗就是称帝了，在给明将袁崇焕的议和书信中，还理直气壮地将“大金国汗”翻译为“大金国皇帝”，却遭到了袁崇焕的指责，这使他终于知道，在明朝人的眼中，“汗”的级别比“帝”差远了，“汗”就是部落首领、酋长，而“帝”是上天之子，天下的共主。

这回，得到了中原皇帝的传国玉玺，正是改“汗”称“帝”的最好时机！皇太极觉得自己称帝，就是天下共主了，级别上比历史上的金国高了许多。而深知皇太极心思的大臣们便纷纷上书，劝他早晋帝位。天聪十年（1636）四月十一日，蒙古16部49位贝勒及满、汉王公大臣拥戴皇太极接受“宽温仁圣皇帝”的尊号，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这枚传国玉玺在后金地方性政权向大清统一国家转变过程中，起到了历史性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