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文化遗址有哪些

一、先秦时期

（一）旧石器时代

江西地理环境优越，襟江带湖，沃野千里，是早期人类生存与活动的理想之地。最早有关赣人记载的古书是《山海经·海内经》。众多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充分证明，江西境内有早期原始人群生存繁衍，江西历史始于旧石器时代。

距今约五万年前，江西境内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全省已经发掘出的万年以上的氏族社会遗址就达百余处。20世纪50年代以来，考古工作者经过不断努力，先后在乐平市涌山岩洞、安义县龙津镇樟灵岗、凤凰山和上徐村北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并发掘出了大量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旧石器，有石片、石锤、石制刮削器等。

（二）新石器时代

新石器时代的江西人口逐渐增加，原始人类活动日趋频繁。经科学发掘，有近百处被确认为属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错落散布在赣江流域。从199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的距今约14000年的水稻植物蛋白来看，仙人洞新石器时代早期人类已经发明了农业，开始了农耕文明。

距今约4500～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江西境内还出现了两支具有代表性的地方文化：一是以修水县上奉镇山背村遗址为代表的山背类型文化；二是以樟树市大桥乡、刘公庙镇的筑卫城、樊城堆为代表的筑卫城——樊城堆类型文化。这两支文化都有以稻作为主体的原始农业，住所均为地面建筑，使用石制和木质的农业工具。陶器磨制精细，品种多样。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江西先民发明了原始纺织技术和建筑技术，开始制作布料，缝制衣裳，普遍建筑房屋，过着定居的农业生活。

原始人群在劳作的过程中还创造出了丰富的原始文化与艺术。早在八九千年以前的万年仙人洞遗址中就发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符号，在山背文化和筑卫城——樊城堆文化遗存中都出土了文字符号。筑卫城遗址和樊城堆遗址的几何印纹陶饰特别丰富，是目前江南地区印纹陶遗址核心地区的著名遗址。

（三）夏、商、周时期

夏朝时期，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被称为“三苗”。后来，三苗民族逐渐分化迁徙并逐渐消失。商周时期，在南方广大地区出现了一个新的民族，即古越族，它有各种支系和不同名称，总称“百越”。生活在江西地区的土著居民属于这个庞大的“越族”体系，其中干越、扬越是其两个主要支系。

随着以樟树吴城、筑卫城、营盘里、樊城堆，瑞昌铜岭，新干大洋洲等为代表的商周时期遗址、墓葬的发掘，大量出土文物和考古材料证实，当时的江西地区已陆续进入了奴隶制时代。西周时期，江西地区已纳入了中央政权的管辖之下，境内有“应”和“艾”两个地方政权受命于西周王朝。

夏、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种植业、陶瓷业较为发达。在吴城商代遗址出土的四座龙窑，是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项重大突破，充分证明了江西是原始陶瓷的发源地之一。瑞昌铜岭、新干大洋洲遗址的发现与发掘表明江西地区铜矿开采、冶炼，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已相当高超。

此外，文字符号、刻画符号的出现，装饰艺术的进一步发展，雕塑与乐器的发明，说明夏、商、周时期，江西地区的文化艺术有长足发展。

（四）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楚三国在江西地区展开激烈争夺，特别是对赣北鄱阳湖周围地区的争夺尤为激烈。所以，历史上称江西是“吴头楚尾”。

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地区的主要居民成分属于百越族。同时在这些居民中还夹杂着一些其他民族成分，如北方的华夏族，曾经居住在江北徐国的徐人、楚人等。他们的入赣给江西地区的文化发展带来了新鲜血液，促进了当时民族的发展与融合。

这一时期，江西地区开始跨入铁器时代，铁制农具的运用，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水平，使得耕作方式得到改进，粮食产量大大增加。在新干县界埠发掘的界埠战国粮仓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最大的粮仓遗址。由于江西境内水网密布，水系发达，捕鱼也成为当时江西一种重要经济活动，“鱼米之乡”之名开始形成。此外，纺织业、竹木器制造业、陶器与原始青瓷制造业、金属冶铸业等手工制造业都发展很快，水平较高。春秋战国时期，江西地区原有的古越族文化与吴越、楚文化互相交流，互相影响，形成了江西独特的文化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