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积极入世到超然出世

第2节　旅行准备：从积极入世到超然出世

导　航　魏晋　咏怀诗　建安风骨　从儒家到道家　诗与酒

一、阮籍成长记：文武全才的没落魏贵族

阮籍的父亲阮瑀曾为曹操的丞相掾，是“建安七子”之一。所谓“建安七子”，指的是建安年间（196—220）七位文学家的合称，包括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建安期间是我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时期，“俊才云蒸，作家辈出”，各种文体得到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由于父亲的地位，阮家与曹氏的关系密切，这对阮籍有很深的影响。父亲为曹操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也使得阮籍早年曾树立儒家济世为怀的理想，并为此作着认真的准备。

少年积极入世：好儒家好诗书和剑术

阮籍的青少年时代，是建安十五年到景初三年（210—239），是在魏政权相对稳定的时期度过的。那个时代拥有活跃灵动的思想、慷慨任气的诗文、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建安风骨”便是那个时代的代称。

3岁的时候，阮籍的父亲去世了，阮籍由母亲抚养成人。他的哥哥阮熙，官至武都太守。“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即阮仲容），即阮熙之子。阮籍的族兄阮武，官至清河太守。阮武的父亲阮谌，官至侍中。显然，由于阮瑀的早卒，阮籍这一支家境中落。但诸阮仍聚居在一起。《世说·任诞》云：“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

北阮富而南阮贫的情况，在阮籍少年时代恐怕更为突出，“贫无方丈之肴，室无倾城之色”。但阮家仍有人赏识和培养阮籍，所以阮籍从小仍受到了父辈的传统教育，他自述：“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开轩临四野，登高望所思。丘墓蔽山冈，万代同一时。千秋万岁后，荣名安所之！”同时，少年阮籍还接受了军事锻炼。“少年学击刺，妙伎过曲城。英风截云霓，超世发奇声。挥剑临沙漠，饮马九野坰。”由于父亲是著名文人，所以阮籍在文化艺术上也下了工夫，“平生少年时，轻薄好弦歌”。

年少的阮籍是一个翩翩少年，儒家思想对他有很大影响，他梦想建功立业，一试身手。他被建安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所感染，呼吸着济世立业、奋发进取的空气，济世安邦的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负在他心中生根发芽。他的心中充满了与贤臣明君共治太平的热切渴望。他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像父亲瑀那样既可随军南征北战，又工诗善文，成为辅佐王室的功臣。

与父亲的理想相反：从消极避世到超然出世

就在阮籍学业有成、步入而立之年，正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偏偏赶上了曹爽集团与司马氏集团激烈的明争暗斗。出身传统儒学世家的阮籍，因父亲曾受曹操的知遇之恩，在内心深处，自然更偏向于曹氏集团。

但是，政治嗅觉敏锐的他，很快就意识到曹爽兄弟绝不是司马懿父子的对手，朝局的剧变，恐怕只在旦夕之间。就这样，对曹氏集团的感恩之心，对成为无辜政治牺牲品的恐惧之感，久久地在他心头萦绕。走上仕途的他，内心纠结。他担任过步兵校尉，世人也喜欢称他为“阮步兵”，但他当官当得不痛快，又不敢得罪司马氏，与司马集团的关系始终貌合神离。

眼看着朝廷上曹氏和司马氏两派明争暗夺、败坏朝纲，自己空有一腔抱负而无法实现。阮籍最初的理想破灭了，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循着父亲的旧路走下去，他只能另辟捷径。仕途渐渐成为阮籍的“副业”，他的主业则是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采取谨慎避祸的态度。一开始阮籍是消极避世的，如履薄冰。他为了避开司马氏的骚扰，故意醉酒，曾一醉六十日，逃避了司马昭为其子司马炎（后来的晋武帝）的求婚；钟会多次找他想让他发表对时事的看法，企图通过阮籍的表态，以便罗织罪名，结果阮籍都是以喝得大醉而搪塞而过。他曾写道：“无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终身履冰薄，谁知我心焦。”这首诗反映了阮籍的处境，忧谗畏讥的心情跃然纸上。

阮籍为了避祸故意表现出一种几近疯癫的状态，也因而成为魏晋文士中放达派的代表。他行为怪僻，“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最极致时在母亲去世的时候他还饮酒食肉。这一切都使人对他捉摸不透，掌权的司马氏集团因此对他作出错误的判断，时人也将其疯疯癫癫的行为称为“痴”，礼法之士更责备他不遵守礼教。但这都是皮相之谈，阮籍的行径，只是他自己制造的烟幕或保护色。它是现象而不是本质。后来，阮籍就干脆超然出世了，也不游离在官府和民间为难，直接就沉醉于竹林隐游了。

在名人父亲的光环下，阮籍并没有被淹没，反而大放异彩。他的“竹林七贤”组织比父亲的“建安七子”出现要晚，但却更加出名。尽管年轻时的阮籍有点父亲的影子，也有点浊世佳公子的味道，但是后来他的人生观和理想发生了重大改变，最终走上了与父亲截然不同的道路——自驾优游，醉卧竹林，“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

二、阮籍的旅行背景：政局动荡　人人求自保

在今天看来，阮籍的行为都有些出格。但在阮籍所在的魏晋时代，这已经是文人最好的表现和出路了。魏晋时期魏、蜀、吴三国互相攻伐，一片混乱，政局也动荡不安。曹魏中后期，世族大地主代表人物司马懿的地位日益显要，魏明帝时官至太尉。明帝去世后，年仅8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司马懿与魏宗室、大将军曹爽共执朝政，政治矛盾日益尖锐。司马懿便装病不起，有意麻痹曹爽。

正始十年（249年）正月，司马懿乘曹爽兄弟随魏帝祭扫明帝高平陵（在今河南洛阳南边）之机，发动政变。曹爽最终为求活命而交出大权，数日后，司马懿以谋反罪名族诛曹爽兄弟及其亲信何晏、丁谧、毕轨等人。史称“高平陵事变”。

文人处境凶险：“竹林七贤”之一嵇康被诛杀

自此以后，曹魏政权实际落入司马氏集团手中。“高平陵事变”之后，“名士减半”，当时的有识之士，处境变得更为逼仄，稍有逆意，就有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就是对这种现状的真实描写。

而阮籍的处境则更为凶险，他父亲与曹操的关系使得他的身份微妙。作为“竹林七贤”之一，在当时他的名气和号召力非同一般。与他齐名的嵇康因为是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主的夫君，对司马氏集团的反抗最为激烈，他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开宣扬“非汤武而薄周孔”，矛头直指司马氏为篡位而制造的礼教依据，并最终不为司马氏集团所容。当后来嵇康被莫须有的罪名诛杀时，有三千太学生为之请命，可见“竹林七贤”影响之大。对于这样的名士，司马氏当然要格外重视，千方百计地加以防备。

在这种情况下，阮籍的处事策略就不能是那种超然独立的态度了。他必须以相当的智慧和精力去应付来自各方面的冷枪暗箭，既要保持自身的名节，又不与司马氏同流合污为虎作伥，还需保全自家性命。原本阮籍的思想和家世情况与嵇康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嵇康惨遭杀害而阮籍幸免，主要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处世方式不同。老子的齿敝舌存，庄子的处于才不才之间，是阮籍处世的基本态度。阮籍和司马氏不即不离、始终保持一定关系，而不是坚决的不合作，这是他和嵇康的最大区别，也是他在政治斗争中得以幸免的原因。更多的文人很难做到如此分寸恰当，所以他们宁愿选择远离官场这个是非地。

处于乱世中的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不仅是阮籍少时的济世理想在冷酷多舛的世事中被冰封肢解，许多文人也是如此。正始十年间的变故使文人们深切地感受到现实是丑恶的，政治是残忍的，他们建功立业的积极和热情为之大减。处于权力再分配的曹氏与司马氏政治角逐的夹缝中，魏晋文人们的内心有一种撕裂感。高晨阳先生说：“当儒者以其自身的理想、信念对社会进行参与并把它付诸实践，却往往遇到困难，特别处于乱世之际，他们发现理想与现实是如此不协调，甚至是完全背离而难以实现，于是产生了一种深沉而庄严的忧患意识。”

文人的另一种追求：玄游

魏晋的文人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游学、游说，因为他们都害怕一不小心就站错队。嵇康赴刑之前，弹奏的那首《广陵散》激荡在魏晋上空。与嵇康的“广陵绝响”相似的尾音时刻在魏晋文人内心敲打，他们各自在内心反省着“生命忽如寄”，何不趁着有生之年优游度日？

就这样，魏晋产生了新型的旅游活动样式——玄游。玄，本又是指道家精深奥妙的哲理，语出《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章。后来，人们把魏晋时文人们倡导的以老庄思想为本的哲学称为玄学。当时的文人，不管出身士族或寒门，皆漠视俗务，清谈玄虚，适意自然，钟情山水，形成一种旨在参悟玄机、印证玄理和陶冶于自然之情、自然之性的游览山水的风尚，这种旅游称为玄游。

玄游之风一兴起即风靡魏晋，自然和当权的司马氏家族党同伐异越来越激烈有关。在司马氏的高压政权下，越来越多正直的官吏和读书人朝不保夕、处境险恶，空有一身抱负而无处施展的文人们为求自保，纷纷以“玄游”作为人生价值选择新的寄居所。他们思慕老庄，研究玄学，日以玄谈为荣，以玄游为尚，以山水为友。

魏晋时期文人学士的漫游山水，大致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类是以后世谢灵运为代表的游山玩水，他们在欣赏祖国名山胜水的同时写了大量山水诗文留诸人间。谢灵运（385—433）出身晋代世宦之家，东晋名相谢玄的孙子。他是一代诗文名家，每到一地均赋诗描绘名胜的自然美，十分细腻，读起来好似亲临其境，能给人以美的享受，激发人们对大自然的热爱，因此人们称他为山水诗人的开山祖。另一类是更早地以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寄情山林、以排忧避世为目的的文人漫游。

这些旅游样本，与司马迁时代的旅游不同，没有万里漫游的宏伟氛围，也没有万里巡游的恢弘气象，有的是哲学、宗教的哲理色彩和投身山水、净化灵魂、超脱凡尘的抒情。其中，阮籍的游风最具特色，放荡不羁的阮籍成为当时文人热情追捧和效仿的对象。

三、阮籍的旅行准备：驴与酒

对于阮籍来说，出行是一件很随性的事情。他随时可以休学辞职去旅游，这样的事他干得出来。所以，他的行李通常是比较简便的，他也不会像孔子一样带很多衣服和佩饰出门。

阮籍的旅途伴侣：驴

驴是魏晋诗人的最佳旅行工具，因为驴慢，适合慢节奏的魏晋时代。驴不会像骑马“一日看尽长安花”那样匆忙。阮籍的驴很出名，陪他走过许多地方，阮籍应该是非常典型的“驴友”。许多年后的唐朝，诗仙李白还特地为阮籍的驴写过一首诗：“阮籍为太守，骑驴到东平。判竹十余日，一朝化清风。”阮籍的驴，成为唯一一头进入诗仙作品的千古名驴。后来与李白同时代的诗圣杜甫也津津乐道自己的驴，在诗中美美地写道：“细雨骑驴过剑门。”

阮籍必带的物品：酒

阮籍的出行可以不带衣服、不带杂物，但一定会带着酒。平时不出门的时候，阮籍就靠醉酒颓废地混日子，告诉司马氏集团他与世无争的态度。料峭春风吹不醒微醺的容颜，纵有风华万千不如举杯一盏。

出门了他自然也不会忘带上酒，在自然山水间，在酒精的作用下，暂时麻痹安慰自己伤痕累累的内心。他在旅途中势必要开怀畅饮，醉卧青山可悠然，山水之间酿时光，举杯邀日月，与江海共饮。“酒狂”是伴随阮籍一生的绰号，后人评价他，也以嗜酒作为第一条评价，“嗜酒，能啸，善弹琴，当其得意，忽忘形骸，时人多谓之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