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传统天文学的兴衰

中国古代传统天文学在春秋战国时期已基本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时期，完整的二十八宿体系已经形成，各国已经行用了基本准确的历法，19年7闰的规律已经被掌握——这意味着已经掌握了相当精确的回归年和朔望月长度，能够通过观测昏旦中星来确定季节，并利用圭表测影确定冬至和夏至，对重要的天象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观测和记录，出现了专业的天文学派和天文专著。

到秦及两汉之际，中国古代天文学的传统格局已基本形成。在该时期开始颁行全国统一的历法，并留下了完整的推算历法的术文，如《三统历》、《后汉四分历》等。出现了像《淮南子·天文训》、《周髀算经》、张衡《灵宪》和《浑天仪注》等天文学文献。在宇宙学说方面，提出了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等成熟理论。在数理天文学方面，逐渐从对天象的被动观测记录转变为在观测记录基础上进行天象的预推，初步掌握了古代天文学所要处理的最基本的七大天体——日月五星的基本运动规律，并在掌握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数理推算以预言天象的发生。对天象的观测和记录更为细致和完整。在实测天文学方面，成熟使用圭表的相关理论出现在《周髀算经》中；与浑天说相配合的测量仪器浑仪最晚在东汉已经出现；二十八宿体系各宿距星和距度在西汉以前可能不统一，但到《三统历》以后就基本固定不变了。天文学在古代知识体系和官僚制度中的地位也在此时期得到明确确立，《史记》八书中专列有《天官书》讲星占、《历书》讲历法，开启了此后持续两千年的官修史书的传统。

到了南北朝时期，政权上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朝天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各自的特点。北朝天文学呈现出多元文化互相交融的局面，特别重要的进展表现在以下三项：后秦姜岌提出了用月蚀冲法来确定太阳的位置；北凉赵首先打破了19年7闰的传统闰周，提出了一个新闰周；北齐张子信通过在海岛上大约30年时间的观测研究，首次提出太阳和行星的周年视运动不均匀性，为隋唐数理天文学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与北朝的战乱频仍相比，南朝相对稳定安宁，南朝天文学也快速进步。在这个时期，东晋虞喜明确表述了岁差现象的存在，何承天的《元嘉历》和祖冲之的《大明历》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隋唐时期是数理天文学大发展的时期，为了处理太阳视运动的不均匀性，隋代刘焯在《皇极历》中首次采用了等间距二次内插法，到唐代一行的《大衍历》中发展成为不等间距的二次内插法。这些新方法的采用使得精确预报日食成为可能。天文仪器制造得更为精良。南北大范围跨度的天文大地测量在一行的主持下得以完成，纠正了“日影千里差一寸”的传统错误。唐代还是中外天文学交流的大繁荣时期，许多域外的天文学知识被输入到中国，甚至有来自印度的天文学家族在唐朝担任高级天文官员。

两宋时期的北宋是中国天文学发展的一个高峰。该时期有多部历法问世，进行了多次恒星实测，建造了多架大型实测仪器。苏颂和韩公廉在1092年建造的“水运仪象台”集浑天仪、浑象和机械钟于一体，成为中国天文仪器史上的绝响。

到了元代，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达到了又一个高潮。郭守敬的《授时历》被称为中国古代最好的历法。为了编算《授时历》，郭守敬创制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景符等天文仪器，这些设计精良的仪器大大提高了天文实测的精度。在元代还出现了中外天文学交流的第二个高潮，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阿拉伯天文学传入中国，元世祖在上都还设置了“回回司天台”，与“汉儿司天台”形成既分工又竞争的局面。

到了明代，中国古代传统天文学已经盛极而衰，步入到了强弩之末的境地。明代没有编制自己的历法，继续沿用《授时历》，只是修改了其中的一些参数，并改名为《大统历》。明代晚期耶稣会士来华，带来了西方古典天文学，在日食预报等项目的竞赛中凸显优势。在徐光启的主持下明代开始以西方天文学为基础编制历书，最后形成了一部《崇祯历书》，新历来不及颁行明代即告灭亡。《崇祯历书》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之后在清代行用，所以有清一代行用的都是西法，已不再属于中国传统天文学的范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