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治理要把握中心与多元的特有关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村民自治良性互动。”[3]这段话揭示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格局。值得注意的是，如果认为要将传统的“大政府、小社会”转变为“小政府、大社会”，将之作为体制改革和推进治理的一个目标使命，这其实是对中国改革和推进治理的一个误读。尽管从治理的意义上来讲，并不强调权威，不倚重权威、指示、命令、支配、服从、执行等这一套运作机制，而突出沟通、交流、协商、合作，乃至妥协。但是在中国，绝对不能将治理的这些属性作简单化的拷贝。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阐述“治理”一词时就抓住了这个关键点，即：既要发挥多元共治的长处，也要发挥党的核心领导和政府主导的优势，把这两者结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治理的特色所 在。

中国的治理要强调中心的特色，是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存在诸多的挑战和困境。例如，社会发展的不均衡，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社会群体之间都十分突出，这特别需要强有力的中心加以协调，缺少这样的中心，中国很难走出发展中大国的不均衡困境。

从治理本身来讲，它是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产物。传统社会为什么没有治理？传统社会不可能培育出具有主体性的各种社会组织。如果没有近代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民主政治的成长，以及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的传播，治理就根本没有社会根基。那种把“治理”一直考证到古代社会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传统社会根本不存在构成现代社会治理基础的各种要素。

看看中国社会的发展就很清楚。中国是赶超型的现代化，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跨越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跨越过程中无产阶级先进政党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是强大的主导者，其他现代社会中的力量成分仍然还是比较弱小的，而它们的成长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的成长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其功能也是逐步增强的。治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显现出来，清楚地说明，即使是发达国家治理主体也并不是很快成熟的。

中国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发展中的“全能型国家”模式，一方面有力地推进了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也挤兑了社会发育的空间。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培育，中国社会成长才得到较好促进，但认为它们能够具有同国家以及执政党相类似的治理能力，那只能是一种认识误区。这样一种由具有不同能力治理主体形成的格局，是中国促进治理体系完善和提高治理能力必须面对的基础性问题。

从社会主义的属性来讲，正如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所强调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社会主义要追求公平正义，要为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谋幸福，没有一个能够代表和整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和诉求的先进政党领导，是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的。

中国实际上已经创造了一个成功的社会发展模式，其鲜明的特色就是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尽管治理是一个刚刚展开不久的新进程，但它也可以并且应该与中国成功的社会发展经验相契合。中国创造出的协商民主是最能够同治理相对接的政治财富。西方的协商民主，强调的是对等，也排除权威体系。中国的政治协商则有自己的特色，既强调发挥方方面面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推动中国的发展，也强调中国共产党在协商中的核心领导作用，以保证协商民主的健康发展。通过这样的政治机制，中国有效地整合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诉求，建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实际上，协商本身也是治理的一个机制和要素，因此，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当然也是推进治理现代化的宝贵财富，特别是在共治中如何发挥先进政党坚强领导核心作用的问题上。

处理好多元和中心的关系，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命题，是同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发展是典型的先进政党推动型发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育、社会的逐步成熟，广泛社会参与基础上的治理就能够有机地与先进政党的领导融合在一起。以此观之，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是以坚强的治理中心统领前所未有的广泛的社会治理主体，以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动社会治理迈入新的历史性进程。

可见，处理好多元和中心的关系，是把握中国式国家治理特色的一个关键因素。应该努力把党的领导和政府主导的成功经验融入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打造中。坚持以党的领导、政府主导与多元主体共治相结合，这就是与中国道路相契合的治理现代化的合理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