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快速

一、农民工对中国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近30年的时间以年均增长9%以上的速度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这种成绩的取得，进城务工的农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农民工是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国内生产总值（GDP）代表一国或一个地区所有常住单位和个人在一定时期内全部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扣除了中间投入价值后的余额，是国民经济各行业在核算期内增加值的总和。GDP是联合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最重要的总量指标，不仅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反映经济总体规模和结构、贫富状况和人民平均生活水平的量化依据，而且成为评价各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表现的标尺，为世界各国广泛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在世界经济史上创造出了奇迹。GDP总量从1978年的0．365万亿元，发展到2006年的21万亿元。这个奇迹的创造离不开中国农民工。

结构主义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结构转变的一个方面，不同的产业结构能带来不同的增长速度，因此，劳动和资本从生产效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效率较高的部门转移，能够加速经济增长。改革开放以来，劳动力在部门间转移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世界银行等机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的贡献份额大约为16%到20%。有学者估计，劳动力流动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年平均9．2%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为16．3%（陆子修，2003，18）。

有研究者通过测算，认为2001—2005年农村常住户中的农民工创造的GDP份额分别达到18．3%、20．0%、21．8%、22．6%和24．0%。2001—2005年农民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达到21．81%、21．85%、21．89%、21．91%和21．94%，基本接近22．0%（严于龙、李小云，2007，26）。前者的贡献是农民工对GDP总量的贡献，后者的贡献是农民工对GDP增量的贡献。两者相差不大，正好互相印证，农民工对中国经济的巨大贡献。

不同的研究者得出几乎相同的结论，充分说明农民工是推动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以上是农民工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贡献。下面我们再对农民工对输入地和输出地经济发展的贡献作些分析。

对输入地GDP的重大贡献。有资料显示，跨省流动的农民工到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等7个省市的占82%。以广东为例。平均每3个跨省流动的人中，就有一个来到广东；每6个在广东工作生活的人中，就有一个是外来工。农民工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被社会学家形象地称为广东现代化建设的“脚手架”。20多年前的东莞，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农业小县，人口不过百万。如今，她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国际制造业基地，仅外来民工就超过600万人，是本地人口的6倍。广东曾经历三次大的民工浪潮：1988年各地南下的民工突破百万，20世纪90年代末外来民工则突破千万。加上本省民工，2003年广东进城务工农民有2600万人。与此相对应，改革开放初的1978年广东省国内生产总值不到200亿元，1988年突破1000亿元，2001年则突破1万亿元。显而易见，广东经济的每一波增长，必然带来外来务工农民数量的增长。经济学家估算，进城务工农民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约为25%。^[1]

据测算，一个农民打工者在珠江三角洲等发达地区的贡献，折合成GDP约为全年3万元左右，除去自身的消费和带回家乡的费用，还剩余1．5万元至2万元左右。以平均每人按最低贡献1万元至1．5万元计算，如果一个省有500万人外出打工，那么外出农村劳动力为流入地区GDP的贡献每年约为400亿至600亿元（陆子修，2003，19）。以四川省为例，四川省有300万人到广东打工，为广东省所作的贡献每年就有约300亿至450亿元。

有学者以深圳为例，详细计算了深圳所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深圳市GDP的贡献。测算分为两个步骤：首先是计算出创造深圳GDP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将深圳的劳动力分为常住人口（具有深圳户籍）、吸纳的农村剩余人口和吸纳的其他外来人口，然后分别计算出各大类人群中实际参与深圳GDP创造的劳动力数量，然后计算出参与深圳GDP创造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在深圳劳动参与者总量中的比例，这也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深圳GDP的贡献率；然后用这个比例乘以2001年深圳的GDP总量计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的GDP总量，再按人口分解，计算出人均GDP。深圳吸纳的247万农村剩余劳动人口有182万参与了深圳GDP的创造过程，2001年共有475万劳动者为深圳创造GDP，农村剩余劳动人口的比重为38．3%；如果不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产业分布和工种分布差异，可以将这个38．3%近似看作深圳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对深圳GDP的贡献率；再用这个贡献率乘以深圳2001年的GDP值，可以计算出深圳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人口2001年为深圳GDP贡献了748．63亿元，人均创造GDP41178．8元，除去消费和带走13790元的工资，每个农民工为深圳GDP净贡献27389元（罗虹，2005，25）。

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对输入地GDP增长作出了重大贡献，还用不同的方式对输入地居民收入增长作出了贡献。据调查，2003年居住北京的外来农业人口每户月租房开支为333元，仅此一项，一年就给北京城乡居民增加了46．2亿元的收入（原正军，2006）。

拉动输出地GDP增长。下面我们以四川省为例，计算外出劳务产业对四川省GDP的拉动作用。

表5．1　四川省农民外出劳务纯收入使用分配表

续表：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住户调查年鉴2002》，中国统计出版社：255、277。转引自罗虹、钟宏武《农村外出劳务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国情国力》2005年第2期，第26页。

由上表可以看出，外出劳务收入将通过生产费用支出（包括家庭经营费用现金支出和购买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生活消费现金支出两个主要渠道进入市场，进而拉动GDP增长。在上表中，我们根据国家统计局农调队统计的数据，计算出具有乘数效用的支出总额为194．55亿元（其本身要计入来年的GDP）。由调查可知，2002年四川省农民外出劳务收入为247亿元，其中有195亿元将作为生活费用和生产费用支出。这笔支出还将产生887亿元的拉动作用，对四川省GDP的间接贡献率为18．2%。而四川整个外出劳务收入产业对四川省GDP的拉动效应为1157．7亿元，直接贡献率5．2%，间接贡献率为23．7%（罗虹，2005，27）。

（二）农民工是城市建设中的一支劳动大军

农民工大规模流动就业，始于改革开放初期。1984年农村外出就业人数不超过200万。20世纪90年代初，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中国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迅猛增长，“民工潮”由此兴起，1994年外出就业的农民达4000万人。此后，农民外出就业人数持续增加。

改革开放以来，全国已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他们已成为中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第5次人口普查资料，农民工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8%，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占52%；在加工制造业从业人员中占68%，在建筑业从业人员中占80%（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7）。中国工人队伍的结构已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民工的数量超过了传统意义上的、主要由城镇居民构成的产业工人。目前，在绝大部分传统和新兴产业中，都能看到农民工的身影。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农民工，无论是数量上还是属性上，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新鲜血液。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与更新，形成了一种将工人与农民联系起来的农工阶层，改变了中国社会几千年来以农民为人口主体的社会结构，农民工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正在逐渐演变为工人阶级的主力军。

以山东为例，在众多的农业龙头企业和产业化体系中，农民工更是处于主体地位。山东烟台南山集团，从业人员3．6万人，其中农民工占到79%；聊城高唐时风集团农民工数量达2．6万人，占职工总数的94%（乔尚奎，2006，5）。

有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居民的衣食住行，70%以上都由农民工提供。90年代以后，城市的高楼大厦、楼堂馆所、公路铁路、基础设施、车站码头，主要都是由农民工施工、建造的；现在许多行业的工厂、车间在第一线劳动的多数也是农民工，以至商业网点、餐厅饭馆、治安保卫、环境卫生等各种行业的工作岗位上，都有农民工在辛勤劳动着。城市里最累、最苦、最脏、最险的工作大多是农民工在干。农民工已经融进了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方方面面，成了各行各业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每到年关，农民工要返乡过年，不少餐饮、服务行业不得不歇业，许多城市到春节出现无人送煤送奶、老年人无人照料、早点铺无人服务的窘境，一些重要工地和要完成订单的工厂就要想方设法挽留农民工，城市已经离不开农民工。

（三）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增加了国民经济积累

一般来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会提高要素生产率。劳动力从生产率低的地区、部门向生产率高的地区、部门流动是实现生产要素合理配置与优化组合的重要手段，也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据统计，国有企业职工比农民工的工资高32%，这还不包括他们所有的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物质福利，如果把这部分福利也计算进去，国有企业职工的年平均收入比农民工约高出127%。由于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国有企业职工，据测算，1995年二者之间的差距就达到7381元，即每雇佣一个农民工就等于节省了7381元的工资性支出。或者说，每一个农民工为其雇主增加了7381元的利润或通过产品价格下降为消费者福利和整个国民经济增加了7381元的剩余积累。如果以9546万农民工（劳动部和统计局1999年数据）来计算，农民工一年为国民经济提供的剩余积累就达到7046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9%（陆子修，2003，19）。

进入2004年，超过三分之一的农民工月收入水平在500～800元之间，月均收入在300元以下的农民工占7．6%，月均收入在300～500元的农民工占17．8%，月均收入在500～800元的农民工占37%，月均收入在800～1000元的农民工占16．4%，月均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农民工占21．2%（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105）。有的学者通过测算，发现2001—2005年，农民工群体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别为3．58%、3．49%、3．75%、3．79%和3．87%，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2%相比（严于龙、李小云，2007，26），农民工分享发展成果的比例远远低于创造价值的比例，他们创造的价值增加了国民经济的积累，降低了工业化的成本。

从企业降低用工成本看，存在着对农民工的客观需求。据对2003年数据分析，企业雇佣一个北京人的成本相当于雇佣2．3个农民工（原正军，2006）。据统计，农业劳动力转入工业部门，将使原来的劳动生产率提高6．1倍，转入第三产业将提高劳动生产率3倍（马丹丹，2004，20）。

2005年第10期的《望》新闻周刊有一篇记者写的《“只要能拿到钱，什么苦我们都能吃”》，编者在文首写道：“有关专家计算，平均每个农民工每年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而农民工年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

《2006年，中国首都社会发展报告》指出，2004年北京市共有农民工（不含北京市郊区县的农民）286．5万人，占外来人口的66．2%，比1999年增长90．4%，平均每年递增13．7%。2003年北京市建筑业从业人员81．73万人，实现增加值279．83亿元，人均创造增加值34238元，由农民工创造的建筑业增加值达到233亿元。制造业从业人员137．8万人，实现增加值1032亿元，人均创造增加值74891元，由农民工创造的增加值达到301．8亿元；批发与零售业从业人员86．13万人，实现增加值248．86亿元，人均创造增加值28893元，由农民工创造的批发与零售业增加值达123．1亿元。以上三个行业的农民工创造的增加值达657．9亿元，相当于北京市金融保险业、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其他行业当年创造的增加值总和（原正军，2006）。

以深圳为例，该市总人口1200多万，其中户籍居民只有171万，外来人口中80%是农民工。深圳64%的税收靠制造业，而制造业里85%的员工是农民工。各种数据从多角度证明，由于农民进入城市，加快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加快了国民经济积累的速度。深圳有一项调查认为：“在特区20年的发展史中，千百万外来工始终是各种新兴经济部门的主力军，他们为深圳创造了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原始资本积累。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深圳奇迹与致富之‘源’是这个地方充满活力的生产力——丰富而廉价的外来工和新兴经济部门为追求财富而奋斗拓进的结果。正因为千百万外来工的辛勤劳动，才有深圳今天的繁荣与富裕。”（谢建社，2005，65—66）

（四）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根据经济学中的产业结构理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里产业结构的变化非常缓慢，只有发生了产业革命，才会出现剧烈的产业调整，而在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出现调整，则是因为发生了工业革命。产业结构理论也揭示了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动力，传统农业与新兴工业的生产效率不一样，工业经济的生产效率远远高于农业，产生了生产要素从农业领域转移到工业领域的要求，从而实现产业调整。

中国的产业结构调整经历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历史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国家通过强制手段，用“剪刀差”的形式剥夺农产品的利润，用以实现工业的原始积累，迅速地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工业体系。尽管比较迅速地建立起了工业体系，但产业结构仍是以农业为主的体现农业社会特色的产业结构。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按照产业结构理论，在市场环境中，当工业以及基于工业发展的第三产业迅速发展时，将导致传统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的差距扩大。这个差距成为一种压力，推动生产要素从农业向非农业流动，社会资本投入自发向工业倾斜，劳动力自发从农业向工业转移，从而形成了90年代的“民工潮”。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涌进城市，在传统体制之外开辟了一条工农之间、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新通道，为城市二、三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低成本劳动力，满足了工业化进程对劳动力的需求。从城市就业结构看，由于城市居民劳动力的就业观念、就业渠道、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原因，会导致某些就业岗位出现劳动力空缺，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力的就业领域有较强的互补性。农民工进入城市劳动力市场，填补了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岗位空缺，并促进了社会分工的细化，创造了许多新的工作岗位，对加速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方便市民的生活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农民工大量涌入城市，为第二和第三产业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为中国二、三产业发展形成了劳动成本的比较优势，使城市，尤其使东部地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整体的竞争力。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2003年在东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月平均收入为760元，中、西部地区分别为570元和560元（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2006，76）。另有调查显示，农民工的月收入低于500元的占11．6%，500～800元的占31%，800～1200元的占31．9%，1200～1500元的占13．6%，在1500元以上的占11．9%（郑功成、黄黎若莲，2006，4）。有调查显示，12年来，珠三角地区外来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增加了68元，而东莞市的GDP每年则以超过20%的速度增长。农民工的低工资，成就了东部发达地区的劳动力低成本优势，提升了这些地区的竞争力。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升，这种“竞争力”为资本进入创造了“环境”，吸引了大量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为地方招商引资产生了“洼地效应”，为沿海地区把握机遇承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创造了条件。市场无形的手和政策有形的手共同发挥作用，中国二、三产业得到迅速扩张和发展。从产业角度观察，进入中国的外国资本正是利用了产业低端对劳动力知识技能要求相对较低的特点，通过产业投资实现对产业低端技术的转移，从而以中国劳动成本低的优势打开中国产业的低端产品市场。以中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最深的制造业为例，2002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中有52．9%来自农民工，2002年全国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为11152元，而位于中西部的山西、河南、江西等地的制造业就业人员的平均劳动报酬分别为7892元、7795元和8261元，充分说明中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许圣道，2007，62）。因此，到21世纪初中国已成为中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农民工进入城市，促进了中国从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演变的过程。

1978年三次产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分别为28．2%、47．9%、23．9%。到2006年，这种比例发展为11．7%、48．9%和39．4%。第一产业所占比例明显下降，第三产业比例明显上升，产业结构得到了优化和升级。

（五）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法、途径，促进农业集约经营

大量农民离开土地，进城务工经商，促进了留在农村的农民不断探索农村土地流转的方法、途径，促进了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本课题组针对农民工外出与农村土地流转问题，2005年到江西省资溪县进行了调查。资溪县是江西的一个小县，共有人口近11万，乡村劳动力56700人，外出打工达36000余人。2003年乡村劳动力减去外出务工人员尚有2万人左右。资溪县2003年有耕地69420亩，2万乡村劳动力人均承担耕地3．47亩。根据目前劳动条件，人均可以承担5亩耕地的劳作任务，以这种标准计算，资溪36000多人外出打工不会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

问题是，资溪外出打工几乎都是从事面包产业，36000多人在全国各地开了7000多家面包店，这些面包店绝大部分都是或父子店，或夫妻店，或兄弟店。在资溪农村有的是全家外出从事面包产业，有的甚至是全村外出从事面包产业，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农村耕地谁来种？在资溪农村，上个世纪90年代也确曾出现土地抛荒现象。

36000多人外出从事面包产业，使广大资溪农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但不能因为农民脱贫致富而影响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针对这一新情况，资溪县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农村土地流转的尝试。进入新世纪，为了统筹解决“三农”问题，资溪县加大了土地流转工作的力度。根据不误农时的要求和外出务工人员返乡特点，农村土地流转工作主要在冬春进行。2004年12月至2005年4月，全县农村土地流转面积达6329．048亩，占全县耕地面积的8．33%，其中流入户993户，流出户575户，共组织签订土地流转合同1433份。通过流转，促进了农村土地规模经营，全县经营土地规模30亩以上的47户，种植面积最大的流入户是马头山镇的张锋，面积达68亩。通过流转，使外出务工人员解除了后顾之忧，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加快了农民脱贫致富的步伐。

（六）促进农业机械化推广、普及

大批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留在农村的多为妇女和老年人，为了不使土地抛荒，对农业机械化提出了必然的要求，从而促进了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根据2006年上半年的数据，中国农业机械化呈现如下特点：

一是农机市场需求强劲，购销两旺。2006年上半年全国范围内农机市场呈现旺销态势，农民购机热情高涨，产品产销率达到97%以上。从区域上看，中部和西部地区增速快，不仅市场启动早，而且持续时间长，山东、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新疆等省区大中型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增长迅速。从品种上看，南方水稻生产省份的中型拖拉机、半喂入履带联合收割机、插秧机、耕整机，东北地区的大中型拖拉机及配套农具、水田机具，中部地区的大中型拖拉机、联合收割机、耕作机械，市场需求量大，增长较快。

二是农业机械化生产稳步发展，机械化水平进一步提高。2006年春耕期间，完成机耕面积7．6亿亩，机耕水平达到48%，比上年同期提高3个百分点；完成机播面积4．07亿亩，机播水平达到33%，比上年同期提高2个百分点；完成机械浇灌面积3．3亿亩，比上年同期增加0．3亿亩。“三夏”跨区机收会战取得圆满成功，为小麦丰收作出了贡献。“三夏”期间，全国共投入小麦联合收割机38万台，比上年增加10%，完成小麦机收面积超过2．4亿亩，机收水平达到81%，比上年增加约2个百分点。收获进度加快，日最高收获面积达1600万亩，比上年增长近10%，全国小麦收获速度比上年快一天，个别省作业时间缩短了两天。^[2]

根据对2006年全年的统计，全国机耕、机播、机收水平分别达到55．4%、32．0%和25．1%，达到或者接近了世界平均水平。^[3]

农业机械化水平逐年提高的原因主要有：（1）国家“三农”政策推动，激活了农机市场。国家一系列扶持“三农”政策的出台，特别是农业机械购置补贴政策的实施和补贴资金规模的逐年加大，极大地调动了农民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积极性。（2）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为了减少农忙时返乡的成本和降低因返乡而造成城市就业岗位不稳定的风险，农民对发展农业机械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3）农民多年打工的资金积累，在购机补贴政策的作用下快速释放，促进了农机市场的发展。（4）适应大规模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的形势，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应运而生，农机合作社、农机股份公司等新型组织形式不断涌现，中介组织、协会和经纪人队伍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