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四、对农民工问题的研究

凡是影响社会进步与发展，妨碍社会大部分或一部分成员的正常生活的公共问题就是社会问题。它是由社会结构本身的缺陷或社会变迁过程中社会结构内出现的功能障碍、关系失调和整合错位等原因造成的；它为社会相当多的人所公认，需要运用社会力量才能消除和解决。社会问题具有普遍性、社会性、过程性、复杂性。

农民进城务工，由于种种原因，出现了不少社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涉及的人员数以亿计，如不妥善处理和解决，势必影响和谐社会的建设。

1．拖欠克扣工资问题

农民工的工资被拖欠克扣，屡屡引发恶性事件，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03年总理为农民工讨要工资后，学界对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现象加强了研究。研究者探讨分析了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的现象和深层原因。有学者分析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法治层面的原因，认为建设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普遍存在前期投资不足现象；施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恶性竞争导致垫资施工，加上层层转包；行政执法部门执法力度不够，执法手段不足，处理程序过长；解决欠薪的仲裁和诉讼程序不适宜，等等（阎宝龙，2004，69—70）。有学者认为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原因是用人单位不依法签订劳动合同，拖欠工资的法律责任缺失或者不严格；劳动者权利救济程序规定不合理，等等（陈璐雯，2007，525—526）。建筑部门是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重点部门，有学者专门对建筑部门的计划职能环节、组织职能环节、领导职能环节、协调职能环节、控制职能环节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指出政府监督不到位、缺乏行业监督、法制监督和舆论监督不完善，是建筑行业拖欠农民工工资严重的综合原因（周方彬，2006，102）。

学者们对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如郑功成提出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要“五管齐下”（郑现莉，2003，26—28）。有学者建议，落实建设资金到位制度，杜绝垫资工程；落实劳动合同制度和“月薪制”，规制用人单位；《刑法》上增设“拖欠工资罪”；提高劳动监察部门的执法能力，加强执法力度；建立工资保障金制度和信用档案制度，等等（陈璐雯，2007，525—526；阎宝龙，2004，69—70）。

2．社会保障缺失问题

学者们对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研究包括：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重要意义、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农民工社会保障缺失的原因、改革农民工社会保障的对策建议。

早在1994年，有学者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指出农民工所从事的大多是苦、累、脏、险的工种，加之恶劣的劳动、生活条件，受工伤、疾病困扰的可能性非常大，发展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在保障他们合法权益的同时，使其能兼顾长远利益；重视和发展城市农民工的社会保障事业是实现社会顺利转型的客观需要（郑杭生、洪大用，1994，122—128）。有学者从农民工失业的人数和频率，因找不到工作“出现过身上一文不名的现象”等角度，分析了农民工社会保障对社会和谐稳定的关系（李强，2001，46—48；李强、唐壮，2002，13—22）。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农民工依然有土地保障，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将损害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没有必要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陈平，2002，16—17）。

农民工社会保障的现状，学者们认为主要是参保率低、工伤医疗保险严重缺位、失业保险几乎没有、参保后退保率很高等。对此学者们有过大量的调查（胡务、张伟，2005，73—76；黄玉梅，2004—12—08）。

农民工社会保障滞后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城乡二元社会结构是农民工社会保障权缺失的根本原因（白凤峥，2007，29—31）。第二，政府重视不够，企业积极性不高（吕学静，2005，35—38；彭宅文，2006，45—49）。第三，农民工缺乏自我保护意识，维权能力差，有些农民工因为收入低，自己不愿参加社会保险（吕学静，2005，35—38；王玉玫，2003，10—14）。第四，地方政府和招商引资部门纵容企业不为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甚至把不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吸引投资的优惠政策（华迎放，2004，21—25）。第五，社保制度门槛高，转移、接续困难，损害了农民工的保障权益，也影响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华迎放，2004，21—25；周亦乔，2004，19—22）。也有学者认为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积极的（杨翠迎、郭金丰，2006，108—116）。

解决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的对策建议，有三种代表性意见。其一，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学者们认为，农民工已经属于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有权参加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这样有利于加速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推动农村土地的合理流转，有利于建立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高泉、尚珂，2004，22—25）。其二，建立新的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分类分层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并提出了相应的保障顺序，即工伤保险、大病住院保障，分类实施养老保险（李迎生，2002，17—22；郑功成，2002，22—24）。其三，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有学者认为，农民工进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障体系，会造成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是造成城镇职工与农民工社会保障待遇不平等；二是给脆弱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造成巨大的压力，因此，应将农民工社会保障纳入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逐步向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制过渡（杨立雄，2004，59—63）。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了“土地换保障”的设想（卢海元，2004，61—65；普祥炎、王学先、唐长久，2005，37—41）。

3．农村留守问题

由于数以亿计的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在农村就有了“留守一族”，他们是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老人。随着对农民工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对农村留守问题也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般认为，留守一族人数庞大，但具体数量是多少，不同的研究者有不同的说法。白南生教授通过计算认为农村留守妇女达到4700万人，这一说法学者们较为认同（张俊才、张倩，2006，15；唐钧，2007）。有学者认为“留守妇女”占农村成年妇女的38%左右（朱桂琴，2006，135—137）。留守儿童一般认为是2300万人，但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是不准确的（唐钧，2007）。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显示，2003年全国农村留守儿童约占农村中小学在校学生总数的37．4%（莫艳清，2006，150—151）。留守老人的数量，由于种种原因更难准确统计，有学者这样估算：目前全国65岁以上人口1．1亿，占总人口的8．5%，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王全胜，2007，71—73）。

造成“留守儿童”的原因，叶敬忠等指出，由于受到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体制和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进城农民工无力解决孩子进城就读将要面对的诸多现实问题，他们只能选择将孩子留在农村，并托付给他人代为照看，最终形成了农民工父母与子女分隔两地的局面（叶敬忠、王伊欢，2006，55）。农村留守儿童的监护类型主要有隔代监护、单亲监护、上代监护、同辈或自我监护等数种（叶敬忠等，2006，55；李庆丰，2002）。研究者大都认为，留守儿童学习受到影响，成绩下降；性格内向，通常容易激动、焦虑；交往能力较差，表现为冷漠、孤独、自卑等；道德判断能力不如其他儿童，等（叶敬忠、王伊欢等，2006，119—123；李秀英，2004，35—37；张鹤龙，2004）。

为什么数以千万计的妇女选择让她们的丈夫外出而自己留守呢？除了二元分割的现实使她们不得已而为之外，有学者认为，农村性别分工弹性（留守妇女既能“织”也能“耕”，是劳动中的多面手）使留守妇女在男性流入城市后，能够独立承担起全部农副业劳动和家务劳动（张宏宏，2002）。农村妇女往往将自己个人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因此，争取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就成为留守妇女留守的根本动力（范丽娟、程一，2005）。农村留守妇女已经成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力军，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坚强后盾，为农村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她们除了要承担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抚养教育子女的重任，还缺乏必要的关怀和安慰，性生理需求得不到正常满足，还会遭受各种骚扰、缺乏安全感。留守，严重损害了留守妇女的身心健康，影响了农村家庭稳定，带来婚姻危机（朱桂琴，2006，135—137；陈利，2006，85）。

留守老人有多种不同情况。一种是年龄还不很大，40—50岁或到60岁或稍多，仍是整劳动力或至少是半劳动力；一种是年龄较大，超过60岁甚至70岁，不再是劳动力或至多是半劳动力。一种是年龄很大或患病，基本上丧失了劳动力（沈立人，2005，162—163）。农村留守老人存在的问题主要有：负担越来越重，经济收入低甚至生活无着落；教育孩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家庭氛围缺失，孤寂空虚，生活无人照料；就医难，医疗费用问题突出；安全隐患多；传统思维观念根深蒂固，不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等等（王全胜，2007，71—73；周福林，2006，46；孙鹃娟，2006，15）。

4．流动儿童教育问题

1994年华耀龙的《招收流动人员子女入学》发表在当年第6期《天津教育》上，开启了进城务工子女教育问题研究的先河。1995年1月21日《中国教育报》刊登了记者李建平的文章《流动的孩子哪上学——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探讨》，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流动人口举家迁移的逐渐增多，其中随父母进入城市的6—14岁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约有643万人（范先佐，2005，24）。调查显示，流动儿童的失学率达9．3%，近50%的流动儿童不能适龄入学，其中13周岁和14周岁还在小学就读的人占相应年龄流动儿童的30%和10%（傅琼，2005，105）。

流动儿童受教育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进入公办学校，一般每年需要交纳借读费1000元至2000元。这就造成了一部分学生因为家庭经济承受能力有限而导致失学或辍学（张爱海，2006，71）。

在进入公办学校收费高的情况下，民办的打工子弟学校就应运而生，北京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诞生于1993年（王春光，2003，54）。有学者调查了114所北京外来人口子弟学校，得出的结论是，办学条件极其简陋，学生超龄问题严重，办学质量低下（赵树凯，2000，71—78）。

研究者对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议，认为应该结合各区域经济的现状，进行教育资源的重新配置，实现城乡学校的科学规划；改革教育经费拨付方式，简化学籍管理方式，公立学校应是接收农民工子女的主渠道；规范民工子弟学校的办学行为，提升其教学能力，给予其合法地位，等等（沈立人，2005，174—175）。

5．民工荒问题

2004年春季以来，珠三角、闽东南、浙东南等加工制造业聚集地区出现了“民工荒”现象，2004年9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关于民工短缺的调查报告》后，“民工荒”一词频繁出现在各种媒体上。针对这一问题的本质，国内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民工荒”是指在劳动力的最低限度生活费用水平下民工的供不应求（章铮，2005，17—25）。大多数学者认为，造成民工荒的原因，是民工工资水平持续走低，工作、生活环境恶劣，缺乏劳动保护和社会保障造成的，是农民工对预期收益与成本进行比较分析后做出的选择（谢康，2005，33；谢建社，2005，157）。有学者指出，农民工短缺现象，既是市场调节的结果，同时也是长期施行的歧视农民工就业、劳动权利和待遇的现行制度的结果（蒋月，2006，21）。

陆学艺则指出“当前所谓的民工荒，不是个问题，是假问题，是媒体炒作出来的问题。因为如果说是农民工荒的话，我们现在还有1．5亿农民不能充分就业。现在的农村只需要目前1／3的劳动力就可将中国农业承担起来，怎么会有农民工荒呢？”（陆学艺，2005，33）樊纲也指出，民工短缺发生在一个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二元经济条件下，只能是短期的、结构性的、暂时的，而不可能是真正的劳动力总量供给不足（樊纲，2005）。

与以上观点不同的是，蔡窻先生认为“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他指出劳动力短缺现象是劳动力总量即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考虑到城市化的因素，预计从2009年开始，全国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将停止提高，稳定若干年后则呈现降低的趋势。可见，民工荒现象不是一个短期或周期的现象，而是一个从劳动力无限供给到短缺的阶段性变化趋势。直接观察农村劳动力的配置格局，也可以印证刘易斯转折点正在到来这个判断。根据二元经济理论，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澡盆”被淘干，就标志着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开始转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没有可以转移的潜力，而仅仅是说，如果没有工资水平的提高，或者其他等值的激励手段的加强，非农产业就不再能够像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时期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所需的劳动力供给。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把当前观察到的这种在中国前所未有的现象，叫做刘易斯转折点（蔡窻，2007）。

还有学者分析，所谓民工荒，短缺的主要是25岁以下的青年民工（特别是青年女性民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追求效率，减少了中年职工的雇佣比例，造成中年民工“失业”。因此，如果希望推进民工城市化，就必须从就业入手，解决民工普遍的中年失业，特别是45岁以下民工的失业问题（章铮，2006，21—29；章铮、项伊南、王婧婧、王岚，2007，87—96）。

6．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

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引起了众多学者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学者们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进城农民市民化是全面实现小康的重大战略举措；是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有效途径，大多数人居住在农村，中国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农民市民化有利于城乡一体化的整体发展；是提高农民文明素质，促进农民全面发展的必由之路；加快已转移农民的市民化过程，对确保城乡社会稳定及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意义（文军，2004，56—57）。

有学者研究了市民化的条件，认为农民工的市民化的条件应该包括：相对稳定的职业、这种职业带来的经济收入及社会地位能够形成一种与当地人接近的生活方式、接受并形成与当地人相同的价值观。这是进城农民工适应城市的三个不同的方面，又是依次递进的层次（田凯，1995，90；朱力，2005，31）。有学者在研究农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引入了“个人城市化”和“再社会化”的概念（刘应杰，1995，21—23；吴玉琴、王红、宫文霞，2006，33—34）。

农民工市民化的障碍，学者们主要从制度障碍、市民歧视和个人素质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从制度的角度分析，李培林指出“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以外，造成了流动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李培林，1996，42—52）。现存城市社会的正式制度体系缺乏对农民工的支持，这是阻碍其融入市民角色的“无形壁垒”，使想方设法进了城的“乡下人”仍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王燕华、张大勇，2004，10—11；傅琼，2005，103）。从市民歧视的角度，学者们分析指出，对进城农民，市民一方面是接纳，因为市民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们了；另一方面是歧视，仍把他们作为“二等公民”。这种歧视，使农民工心存一种“过客”心态，难以产生对城市的归属心理，延缓了他们的市民化过程。农民工对“一等公民”夹杂着羡慕，更多的是相对剥夺感的不平衡心态。这种不平等心态有可能会发展成为对抗城市与居民的破坏心理（朱力，2001，48—53；姜作培，2003，95—96；朱力，2005，30—35）。农民工市民化遇到的障碍，引起了研究者的担忧，他们指出，农民工现在处在一个进不了城又回不了乡的尴尬境地，缺乏一种文化的归属感。这种归属感的缺乏表现为角色错位、自我认同感很弱，甚至于分裂人格的形成（束鹏，2005，88—90）。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开始转向本群体内寻找认同，王春光称之为“认同的内卷化”（王春光，2006，107—122）。

对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学者主要从制度层面和个人素质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从制度层面，学者们认为，户籍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土地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要有新突破，打破分割的城乡劳动力就业体制，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积极、稳妥、有序地实现农民市民化（姜作培，2003，98—99；朱信凯，2005，33）。从个人素质角度，学者们指出加快农民工市民化，应调动农民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参加培训，获得城市谋生手段和技能；适应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了解并遵守城市的行为规范等（张春龙、聂玉梅，2001，17；陈敏，2005）。

7．农民工的新生代问题

与农民工数量增长相伴的是中国城市农民工进入了代际转换的重要时期。为了分析方便，农民工群体，可以称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第二代就是目前居住在城市的主体农民工；由于其工作生活条件的逐渐改善，许多人把子女带到城市生活，这些跟着父母在城市生活并且接受教育的孩子，就有可能和未来的进城务工人员一起成为第三代农民工。这“三代”农民工正在形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居留特点：一代农民工要回去，二代农民工不回去，三代农民工回不去（张兴华，2007，6）。

王春光是较早研究新生代农民工的学者，他从社会认同角度调查和分析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与城乡融合问题。对外出动机、留城意愿、身份认同等问题与老一代农民工进行了比照研究（王春光，2001，63—76）。

新生代农民工由于年龄、成长环境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他们面临着身份困惑、生存困惑和发展困惑。未来在哪里？他们向往城市，却不被城市接纳；他们的根在农村，却对农村日益疏远（韩振方，2006，32；徐增阳，2006，8—10）。

有学者认为，第二代移民缺少父辈那种对于生活的满足感，相反，他们较多地体会到与迁入地人群的生活地位差距时，他们在心理上产生了更多的受歧视感和被剥夺感。所以，第二代移民的失范行为较多，在更严重的情况下，犯罪率较高（赵树凯，2000，78）。这正是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越来越引起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重要原因之一。

8．农民工的性问题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目前，中国农民工平均年龄为28．6岁，正处于性欲旺盛的年龄阶段。农民工性问题是指具有性行为能力的农民工在流入地由于未婚、夫妻长期分居等因素而导致的性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产生的问题。农民工性问题既是一个生理、心理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刘建峰，2006，73）。

一般认为，农民工性问题的特征为：一是在青壮年农民工中普遍存在着性压抑问题；二是性行为缺失对生理和心理都会产生不良影响，如精神不集中、性情烦躁、心理扭曲等；三是夫妻之间长期缺乏正常的性生活，会影响家庭的和谐与稳定；四是性缺失可能促使农民工违法甚至犯罪而对社会造成危害，等等（金萍，2005，61—62；明国正、马瑞丽，2006，63—66）。

农民工性问题将随着农民工问题的存在而长期存在。有学者提出通过“实现农村人口流动的‘个体模式’向‘家庭模式’的转变”来解决农民工的性问题（吴海燕、杨守建，2005，64—67）。就像解决留守问题就要结束留守一样，要解决农民工性问题，就要终结农民工，就要实现完全城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