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经典导读

经济学经典导读

1723年亚当·斯密出生在苏格兰法夫郡（County Fife）的寇克卡迪（Kirkcaldy）。1723～1740年间，亚当·斯密在家乡苏格兰求学，在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时期，亚当·斯密完成拉丁语、希腊语、数学和伦理学等课程；1740～1746年间，赴牛津大学（Colleges at Oxford）求学，但在牛津并未获得良好的教育，唯一收获是大量阅读许多格拉斯哥大学缺乏的书籍。1751年后，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不仅担任过逻辑学和道德哲学教授，还兼负责学校行政事务，一直到1764年离开为止；这时期中，亚当·斯密于1759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获得学术界极高评价。而后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富论》，1773年时认为《国富论》已基本完成，但亚当·斯密多花三年时间润饰此书，1776年3月此书出版后引起大众广泛的讨论，影响所及除了英国本地，连欧洲大陆和美洲也为之疯狂，因此世人尊称亚当·斯密为“现代经济学之父”和“自由企业的守护神”。1778～1790年间亚当·斯密与母亲和阿姨在爱丁堡定居，1787年被选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校长，也被任命为苏格兰的海关和盐税专员。1784年斯密出席格拉斯哥大学校长任命仪式，因斯密的母亲于1784年5月去世所以迟迟未上任；直到1787年才担任校长职位至1789年。斯密在去世前将自己的手稿全数销毁，于1790年7月17日与世长辞，享年67岁。

18世纪70年代正是英国资本主义的成长时期，英国手工制造业正在开始向大工业过渡，英国产业的发展，还在很大的程度上受着残余的封建制度和流行一时的重商主义的限制政策的束缚。处在青年时期的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清除它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正迫切要求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体系，为它鸣锣开道。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在这个历史时期，负有这样的阶级历史任务而问世的。

亚当·斯密所著的《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此书出版于1776年，就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那一年，全书包括两卷共5部，在第一部的序言中，亚当·斯密对全书进行了概括描述，他认为国民财富的产生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劳动力的技术、技巧和判断力，二是劳动力和总人口的比例。在这两个因素中，第一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国富论》的编者马克斯·勒纳评论说：“这是一本将经济学、哲学、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计划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书，一本由有着高深学问和明敏见识的人所写的书。这个人有强大的分析能力，能对他的笔记本中所有的材料进行筛选；又有强大的综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将其重新组合起来，斯密对他当时的学术领域的各种思想是极为敏感的。他像后来的马克思一样，不是一个关在自己房子里与世隔绝的学者，他仿佛全身装着天线，能收到并吸收所能接触到的一切信息。他在封建欧洲解体之末、近代世界开始之时写作，在这个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团经常表现的顽固性在坚持。他正是为反对这种利益集团而写作的。结果是，他的书不只是为图书馆架藏而写的，它对经济意见和国家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形成了我们今天住在其中的整个生活环境。”

劳动生产力的这种改良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劳动的生产物，按照什么顺序自然而然地分配给社会上各阶级？这就是国富论第一篇的主题。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是有着大的比例，或是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的大小而定。但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无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此外，上述供给的好坏，取决于前一情况的，似乎较多。在未开化的渔猎民族间，一切能够劳作的人都或多或少地从事有用劳动，尽可能以各种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他自己和家内族内因老幼病弱而不能渔猎的人。不过，他们是那么贫乏，以致往往仅因为贫乏的缘故，迫不得已，或至少觉得迫不得已，要杀害老幼以及长期患病的亲人；或遗弃这些人，任其饿死或被野兽吞食。反之，在文明繁荣的民族间，虽有许多人全然不从事劳动，而且他们所消费的劳动生产物，往往比大多数劳动者所消费的要多过十倍乃至百倍。但由于社会全部劳动生产物非常之多，往往一切人都有充足的供给，就连最下等最贫穷的劳动者，只要勤勉节俭，也比野蛮人享受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

在劳动运用上已有相当程度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的不同国民，对于劳动的一般管理或指导，曾采取极不相同的计划。这些计划，并不同等地有利于一国生产物的增加。有些国家的政策，特别鼓励农村的产业；另一些国家的政策，却特别鼓励城市的产业。对于各种产业，不偏不倚地使其平均发展的国家，恐怕还没有。自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欧洲各国的政策，都比较不利于农村的产业，即农业，而比较有利于城市的产业，即工艺、制造业和商业。本书第三篇将说明，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这些计划的实行，最初也许是起因于特殊阶级的利益与偏见，对于这些计划将如何影响社会全体的福利，他们不曾具有远见，亦不曾加以考虑。可是，这些计划却引起了极不相同的经济学说。有的人认为城市产业重要；有的人又力说农村产业重要。这些不相同的学说，不仅对学者们的意见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而且君王和国家的政策亦为它们所左右。在该书的第四篇将详细明确地解释这些不同学说，并说明它们在各时代和各国中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斯密在《国富论》的前四篇，其目的在于说明广大人民的收入是怎样构成的，并说明供应各时代各个国民每年消费的资源，究竟有什么性质。第五篇即最后一篇所讨论的，是君主或国家的收入。在这一篇里，只要说明以下各点：第一，什么是君主或国家的必要费用，其中，哪些部分应该出自全社会负担的赋税，哪些部分应该出自社会某特殊阶级或成员负担的特殊赋税。第二，来自全社会所有纳税人的经费是怎样募集的，而各种募集方法大抵有什么利弊。第三，什么使几乎所有近代各国政府都把收入的一部分，作为担保来举债，而这种债务，对于真实财富，换言之，对于社会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有什么影响。

斯密在《国富论》中要回答的最后问题是，感情与“公平的旁观者”之间的内在斗争，在社会的长期演进中究竟是怎样在历史本身的大舞台上发生作用的。这个问题的答案见第五编，他列举了社会发展的四个主要组织阶段，除非由资源的匮乏、战争或政府的坏政策予以阻止，否则这些阶段是会连续进行的。这四个阶段是：猎人的最初“野蛮”阶段，原始农业的第二阶段，封建或庄园“耕作”的第三阶段，商业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阶段。每一阶段伴有与它的需要相适应的制度。例如，在猎人阶段中“没有任何财产……因此，也就没有任何确立的行政长官或正规的司法行政”。随着牛羊群的出现，产生了比较复杂的社会组织形式，不仅包括“可怕的”军队，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垒。斯密思想的核心是：这种制度是保护特权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为之辩护。他说，“文官政府是为了财产的安全而设立的，实际上是为保护富人反对穷人而设立的，即为了保护有些财产的人反对根本没有财产的人而设立的”。最后，斯密将演进描述为从封建主义走向一个需要有新制度的社会阶段，这种新制度是由市场确定的而不是由同业公会确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这在后来称为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斯密称之为完全自由的制度。这种物质生产基础的连续改变，将带来上层建筑的必然改变，这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可是也有一个重大的差别：马克思主义体系中的最后动力是阶级斗争，而在斯密的哲学史中，主要的推动机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欲望所驱使，由理智所指导。

这部书总结了近代初期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并在批判吸收了当时有关重要经济理论的基础上，就整个国民经济运动过程作了较系统、较清晰的描述。此书出版以后，不但对于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直接产生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来说，恐怕也没有任何其他一部资产阶级的经济学著作，曾产生那么广泛的影响。无怪当时有些资产阶级学者把它奉为至宝。可是，历史很快就把它的局限性和缺点错误显示出来了。在这部书出版后将近一百年左右的19世纪70～8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已开始逐渐由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从此，斯密强调的自由而又自然的体制，已经失灵了；在后面不到半世纪时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一来，为斯密所强调的资本主义的永恒性，就遭到了彻底的否定。现在，在帝国主义日趋灭亡，社会主义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历史阶段，尽管一些反动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者，还在不同意义上强调着自由市场经济，还在宣扬着资本主义的改造或再生，但作为资本主义成长时代的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早已没有现实的意义，而只有政治经济学史上的意义了。列宁曾经这样指示我们：“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

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究竟在政治经济学史上有了怎样的贡献，他通过这部书比他的前辈提供了哪些新东西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他所处的时代对他提出了怎样的经济问题。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生活，是从重商主义时代开端的。这种经济生活，一开始就要求回答财富是什么，财富的来源是什么，以及财富怎样才能迅速积累这些基本问题。重商主义首先对这些问题作了解答。对于他们的解答，先后持有不同意见的，有英国启蒙经济学者如配第、洛克等，特别是有法国的布瓦基尔柏，以及重农主义者魁奈、杜阁等。经济学者创立一种关系到整个国民经济运动的基本理论，首先要看他所在社会或国家的国民经济的发展，是否容许他作较全面的观察，斯密的上述那些先辈经济学者还缺乏这样的条件，而斯密正处在资本主义成长时期的英国，他就有可能在其先辈经济学者的理论基础上就那些问题提出一些新的见解。当重商主义者根据他们所在社会的商品流通上的实际需要，凭直感来强调财富只是货币，只是金钱的时候，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洛克曾经历了一番相当曲折的努力，才从那个成见中解脱出来；可是后来的重农学者，一方面很正确地论证包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劳动生产物是财富，但同时他们却不把同样是劳动生产物的货币或金银看成是财富。直到亚当·斯密，才在这些争论的基础上，从现实经济生活运动中概括出货币是社会总资财的一个构成部分，或只是其中一个构成部分的结论。在这个结论里，就包含了社会财富的来源以及财富如何积累的问题。如果财富主要不是货币，不是金银，那么财富的来源，就主要不是金银矿山，不是富有金银的殖民地，它也不是得自贸易顺差。启蒙经济学者配第最先强调财富来自自然与劳动，但他对于这两者在生产上的关系没有交代清楚；重农主义者着重强调使用价值，认为财富来自生产纯生产物的农业劳动；亚当·斯密却从商品价值形成的角度出发，在其著作中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撇开自然这个因素，从而论证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并且他所说的劳动，带有一般性，打破了重农主义者所设定的农业劳动那个狭窄圈圈。在斯密看来，社会财富来自劳动，社会财富的增长，不单是取决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更大的劳动生产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劳动的生产性，表现在它不只为劳动者本身生产作为劳动力价格的工资，还为资本家的资本生产利润，为地主提供的土地生产地租。后面两种收入，都是从劳动者生产的生产物或其价值中扣除下来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第一，他把劳动看成商品价值的普遍的正确尺度，认为“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第二，他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第三，他还把资本主义社会三大阶级构成的生产关系看成是流通分配关系所决定的基础，而价值论则被看成是分配论的根据。在所有这些体现着劳动价值——剩余价值学说的基本论点中，特别是依据这些论点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或其资本积累过程所作的全面系统的论述中，他确实提出了他的一切先辈经济学者所没有提出的一些新的东西。然而由于阶级地位的限制，加上当时还不够充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斯密不能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历史过渡性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他一直认为资本主义是合乎人性、合乎自然的，只要改变一些阻碍它发展的人为的不自然的社会经济措施，如撤销过时的基尔特制和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等等，让每个人以他的劳动或资本，与任何其他人一道参加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就会自由而自然地建立起来，并永远发展下去。他并且认为，个人天生是为自己的利害打算的，只要不妨害他的自由竞争，他个人由此获得的利益愈大，社会就会愈富有。这个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的错误认识，使得他停留在这样的限度内：“它从批判封建的生产形式和交换形式的残余开始，证明它们必然要被资本主义形式所代替”，在这个意义上去确立上述那些有关价值——剩余价值的比较正确的论点；一碰到资本主义本身矛盾问题，在那个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的指导下，就再也不能前进了。由他的阶级观点决定的这个二重的方法论，即一方面为内部联系的考察，一方面又为外部现象的考察的方法论，就使得他的每一个正确论点都表现为半截的、半途而废的、充满了矛盾的东西。比如单就最有关键性的劳动决定商品价值这个论点来说，他一方面主张商品价值是由生产所费的劳动量决定的，但在有些场合，他又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商品在交换中所能获得的劳动量来决定；他一方面说商品价值分解为工资、利润和地租，在这个命题中，错误还只在于漏掉了不变资本；可是在其他场合，他又强调商品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所构成，这就不只是漏掉了不变资本，并且使在前一场合中还是确定的商品价值，到这里竟变成为极不确定的了。不只是关于商品价值的说法，而且关于货币的职能及其产生过程的说法，关于资本积累的说法，都显得是正确的与错误的，科学的与庸俗的论点杂然并存。关于这点，我们除了就他的观点方法来说明外，还需很好地领会马克思就斯密的矛盾的价值学说所作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他说：“我们在亚当·斯密的书中不但看到关于价值概念的对立见解的痕迹，不但看到两种，而且看到三种，更确切地说，甚至四种尖锐对立的关于价值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的书中相安无事地并存和交错着。在政治经济学的创始者那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必然要摸索、试验，同刚刚开始形成的观念的混乱状态进行斗争……”至于他在讨论分配问题时所表述的社会三大阶级之间的比较乐观的和自然调和的倾向，这也是由于当时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还处在初级阶段，资本家阶级与地主阶级间的斗争还不像产业革命以后来得那样尖锐的缘故；这与后来庸俗经济学者一味宣扬阶级调和谬论来掩盖已经非常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现实，是有所不同的。总之，斯密的这部经济学论著，从其剖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方面来看，是无疑存在着不少矛盾和错误的庸俗论点的，但作为成长过程中的资产阶级的经济学代表著作来看，它确实表现出许多科学成分，是在批判以往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科学研究成果。由于这部书在他的研究方法上，都分别表现出了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庸俗的两重特点，它对后来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也是两方面兼而有之的。在这部书出版以后不久，受到产业革命推动的英国手工制造业，以极快的速度向着大工业发展，同时，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了。

一般认为《国富论》远远不是一部通常所认为的学术论文，而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斯密也劝说放任自由，但他的论证却更多地是反对政府干预和反对垄断；虽然他赞扬贪欲的结果，却又几乎总是鄙视商人的行为和策略，他也不认为商业制度本身是完全值得赞美的。后来的经济学家基本是沿着他的方法分析经济发展规律的，这部著作也奠定了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第一次提出了市场经济会由“看不见的手”自行调节的理论，后来的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进一步发展了自由经济自由竞争的理论；马克思则从中看出自由经济产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提出用计划经济理论解决的思路；凯恩斯则提出政府干预市场经济宏观调节的方法。目前的经济理论仍然处于不断探索不断完善的过程，尚没有任何一种尽善尽美可以完全解决经济发展的方法，但《国富论》这本书仍然可以看做是用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对经济学研究仍然在起着一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研究都是在这部著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论是发展它或反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