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经典导读

社会学经典导读

马克斯·韦伯（1864～1920）是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哲学家，20世纪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也是当代西方极具影响力的学者。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各宗教的经济伦理”，亦即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各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1920年正式出版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韦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三联书店1987年出版了于晓等人的中译本。

他在现代社会思想中屡被言及，他在许多著述中论及的权威性知识和见解广为当代学者们所称引，即使对他持有怀疑和批判态度的学者，也颂赞其对于学术的贡献和现实意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韦伯的著作被译成了多国文字，重版者更多。然而，人们虽普遍熟悉他的学术和某些思想，但还存在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事实，即使在美国学者本迪克斯（R.Bendix）准备撰写这本《思想肖像》时，韦伯著作的全貌还不太为人所知。韦伯的著作大约有十三卷，并以不同的文体展现，一些篇章更留下断片。以最系统的著《经济与社会》而论，本是韦伯辞世后由其夫人玛丽娅娜·韦伯负责整理出版。这部书不但只是韦伯生前作的一个总体性结构的计划，而且在出版后居然有两个不同版本。这必然给读者理解韦伯的学术和系统思想带来一定的困难。

在经典社会学家中我们最为熟悉的就是马克斯·韦伯，因为在国内的社会学理论著作中，都会将他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学奠基人，而将他的思想做重点的介绍。当然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也很熟悉作为马克思的社会学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学说代替了西方社会学理论。而在今天我们仍然在西方社会学理论之外有一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但是国外的社会学理论界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基本上都接受了马克思作为经典社会学家或社会学创立之基础的地位。其中如阿隆，将马克思作为第一代古典社会学家，而将韦伯作为第二代古典社会学家。吉登斯则将马克思、迪尔凯姆和韦伯三位作为最杰出的经典社会学家，他们代表了社会学中三种重要的传统（吉登斯，1987）。

在很多人看来，韦伯的著作是欧洲自由主义思想遗产的一部分。安东尼、阿隆、格思、米尔斯、洛维思等人对此均有论及。在美国，人们对于韦伯的了解也经历了几个阶段。当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英译本于20世纪30年代出版时，顿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由于韦伯著作本身并不好懂，由此产生的一些误解然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韦伯著作中存在的对于具体问题的长篇分析，以及这些分析常常与前、后的资料没有明确的联系，如玛丽娅娜所说的“读者也在这些事情上遇到了他本人所遇到的麻烦”，也就是“必须把许多想法塞进又长又复杂的句子里，把容纳不下的想法写成脚注”，韦伯“散漫的思想受到了多么大的限制”。

至于韦伯第二手文献，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方法论和原理性的著作上，或者干脆只注意他的实证著作的某个方面。这样的做法，颠倒了韦伯作品中的轻重次序，也使读者不易获得其著作的整体印象。

出于上述的种种原因，本迪克斯将撰写《马克斯·韦伯思想肖像》的主旨，侧重于讨论韦伯的实证著作而不是他的方法论著作。除了一章专述韦伯的“生平与个性”外，全书共分三个部分。首先，作者探讨了韦伯早期关于德国东部农业工人的研究和有关证券交易所的研究，整合为第一部分“德国社会与新教伦理”。其次，考察了韦伯关于宗教社会学的三卷本著作（依次中国、印度和古代犹太教），即关于“社会、宗教、世俗伦理：文明的比较研究”。第三部分是“统治、组织与正当性：韦伯的政治社会学”，集中分析了韦伯的统治类型学（typology of domination）及其法律社会学和政治著述——这是韦伯本人也认为包含着他最具独创性的建树。本迪克斯从韦伯早期著作中的思想方向出发，在遵从原著的基础上进行诠释。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中提出了他对韦伯思想方面的理解，在第二、第三部分中则主要是对其具体思想的解说。不过在这部书的初版序言中，本迪克斯还谦虚地认为，这是“对已有的第二手文献的一个补充”。

根瑟·罗思（Guenther Roth）指出，从1960年以来，学术界对于韦伯的研究，像本迪克斯撰写韦伯的思想传记时，“这样全面的论述还未曾有过”。因此，由于本迪克斯的著作和《经济与社会》的发表，使今天人们对于韦伯有关统治、法律和宗教的社会学全有了更多的认识。此后虽有许多学者从不同的层面和范畴展开对于韦伯思想的研究，但本迪克斯的这本思想传记仍有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因为思想发展的推进，需要每一代学者不断裂地进行学术传承和研究，否则忽略前辈的成果，不但会造学术上的断裂，而且更无法全面地把握韦伯复杂而广阔的思想。本迪克斯的这本书为韦伯大多数实证研究所作的重要而有机的介绍，是后人对于韦伯思想成就的体认是一个重要而不可缺的石。

作为社会学古典理论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韦伯，其名声为中文读者所知晓远比马克思和涂尔干要晚。中国学术界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引介韦伯思想固然和当时社会学刚刚复出这一契机有关，除此之外还有其重要的现实社会背景和深刻的学术原因。众所周知，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是中国社会改革开放方兴未艾的年代，经济改革由农村向城市逐步深入，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社会转型必然会伴随有阵痛和风险，改革旧有体制涉及众多方面的既得利益，需要人们按照市场经济模式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重新安排和调整人际关系。加之，由于中国南北方和东西部自然条件及开发程度存在很大差异，在改革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新的不平等，还有随着分配差距的拉大社会分层化开始显露，以及公务人员贪污腐化不正之风蔓延开来为虐日烈，这些都会导致社会问题丛生，致使社会矛盾渐趋激烈。如果处理不当，最终会引起严重的社会失范。前苏联和东欧一些民族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的失败和最终政权解体就是前车之鉴。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社会经济发展遇到了新的瓶颈，面对这些新问题学术界必须做出自己的回答。

撇开其他因素不论，单从民族国家长远发展上考虑，当时中国思想界可以从韦伯论述19世纪末德意志民族国家的著作中受到许多启迪。当时德国容克地主专制，主张走农业资本主义道路，成为德国工业发展的严重障碍；而德国中产阶级是经济上升的力量，但是领导和治理国家又缺乏政治上的成熟。韦伯基于审慎的观察和思考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出于对德意志民族国家的使命感和对历史的责任感，他自称在国家利益上是“经济的民族主义者”，而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自我期许“以政治为志业”。联想到韦伯有时将自己认同于古代希伯来先知耶利米，并把他视为政治上的民众领袖，亦即政治鼓动家，他在街市上面对民众或批判内外政策，或揭露特权阶层的荒淫腐化，只是出于将神意传达给民众的使命感，而非由于对政治本身的倾心。然而韦伯又清醒地认识到，现时代是一个理智化、理性化和“脱魅”的时代，已没有任何宗教先知立足的余地，作为一个以政治为志业的人，只能依照责任伦理去行动。这意味着一个人要忠实于自己，按照自己既定的价值立场去决定自己的行动取向，本着对后果负责的态度果敢地行动，以履行“天职”的责任心去应承日常生活的当下要求。或许，韦伯这一特立独行的见解以及他对作为一种理性的劳动组织之现代资本主义的论述，与中国当时的经济改革形势有某种契合，对国人的思考有某些启发，因而使人们将目光转向这位早已作古的德国社会思想家。

韦伯的出名首先在美国，这与后来创立了结构功能学派的帕森思有关。帕氏早年留学德国攻读社会学，1927年他以韦伯和桑巴特论述中的资本主义精神为研究课题获得博士学位，返美后旋即将《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译成英文于1930年出版，并在其成名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系统地论述了韦伯在广泛领域中对社会学做出的理论贡献，从此以后韦伯在英文世界声名鹊起并在国际学界闻名。20世纪50年代以后韦伯的著作大量被译成英文出版，研究、诠释韦伯的二手著述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主要考察了16世纪宗教改革以后的基督教新教的宗教伦理与现代资本主义的亲和关系。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而且还是一个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范畴。他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它是18世纪以来在欧洲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法律、艺术、宗教中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精神发展的结果，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本质体现。在这样一种文明中，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个经济合理性的观念。这种合理性观念还表现在社会的其他领域，形成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精神气质或社会心态，弥漫于近代欧洲，这就是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它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合理化原则进行社会行动，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的产生。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分不开的。新教加尔文教派所信奉的“预定论”认为，上帝所要救赎的并非全部世人，而只是其中的“选民”。谁将要成为“选民”而得到救赎或谁将被弃绝，都是上帝预先确定了的，个人的行为对于解救自己无能为力。从表面上看，“预定论”的逻辑结果必然导致宿命论。但在韦伯看来，“预定论”认为个人对于改变自己的命运无能为力，这就在新教徒的内心深处产生了强烈的紧张和焦虑，教徒只能以世俗职业上的成就来确定上帝对自己的恩宠并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于是创造出自成了一种神圣的天职，世俗经济行为的成功不是为了创造可供于享受和挥霍的财富，而是为了证实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预定论”的宗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这就是韦伯在本书中的主要论点。

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兴起的“韦伯复兴”运动，其起因是二战后以美国为楷模发展起来的德国经验主义社会学，与战后陆续从美国返回的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所倡导的批判理论发生了严重抵牾，从而导致了一场长达十年之久关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争论。由于参加论战的两派领军人物都是当今学界泰斗，加之其中的几个主要论题——社会科学的逻辑问题（卡尔·波普尔与阿多诺对垒）、社会学的“价值中立”问题（帕森思对马尔库塞）、晚期资本主义问题（达伦道夫和硕依西对阿多诺）——直接或间接都源于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对这些重大问题展开深入的研讨和辩论，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出了社会学一门学科的范围，对当代整个社会科学界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价值。

作为欧洲文明之子，韦伯是一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思想可谓博大精深，同时其中也充满了许多歧义和矛盾，许多相互抵牾着的观点都可在他那里找到根源，因而时常引起不同诠释者的争论。历来对韦伯思想的理解大致可分为两派，即文化论和制度论。前者主张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对人的行动具有决定作用，故而韦伯冠名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这一卷帙浩繁的系列宗教研究（包括基督新教、儒教、印度教、犹太教等）是其著作主线；后者则强调制约人的行动背后的制度原因才是决定的因素，为此它视《经济与社会》这部鸿篇巨制为其主要著作。这种把一个完整的韦伯解析为两个相互对立部分的看法，从韦伯思想脉络的局部上说似乎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但整体看来都有以偏概全的偏颇。须知，韦伯既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观念论者或文化决定论者，更不是独断意义上的唯物论者，因为这里的宗教观念是通过经济的伦理对人的行动起作用，并非纯粹观念在作用于人；而制度因素既包含经济制度，也包合法律制度、政治制度，还包含宗教制度、文化制度，并非只是经济、物质、利益方面的制度。换言之，一般理解的观念与利益之间那种非此即彼、对决、排他性关系，在韦伯的方法论看来纯属社会科学的“理念型”，只有在理论思维的抽象中它们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从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彼此包容的、即所谓的“镶嵌”关系。应该运用韦伯研究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韦伯本人的思想，放大开采，应该用这种方法看待社会生活中的一切事物，唯有如此，才能持相互关系的立场，以“有容乃大”的胸怀解决现实中许多看似无解的死结问题。

【注释】

[1] 参见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著，赵旭东等译：《社会学》（第4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参见渠敬东：《社会学是什么》，“中国学术论坛”2006年6月5日

[3] 见陈序经：《社会学的起源》第1～2页；岭南大学，1949年；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

[4] 参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

[5] 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1920年

[6] 《李达文集》第1卷第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

[7] 许德珩：《社会科学与社会学》，1936年

[8] 杨懋春：《社会学》第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9] 《云五社会科学大辞典•社会学》第111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二册

[10] 杨心恒，宗力：《社会学概论》，北京： 群众出版社，1986年

[11] 庞树奇，蒋雅蓉等：《社会学概论》，上海：上海大学文学院，1986年

[12] 《社会学文选》第5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

[13] 同上书，第6～17页

[14] 本部分内容的撰写主要参考《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