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简介

三、经济学的经典理论简介

1．重商主义学说

在14～15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已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开始稀疏地出现；在16世纪，商品市场关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随着商品货币体系的扩大和贸易的频繁，经济关系日益复杂化，于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基于政治和经济斗争的需要，开始把经济关系同其他社会关系区分开来进行专门的研究。随着商业资本的发展和国家支持商业资本的政策的实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逐渐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理论。

重商主义的发展经历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两个历史阶段。早期重商主义产生于15～16世纪，晚期重商主义盛行于17世纪上半期。早期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成是财富的唯一形态，但在如何增加货币财富的问题上，持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绝对地多卖少买，严禁货币输出国外，力求用行政手段控制货币本身运动，以贮藏尽量多的货币，达到积累货币的目的。晚期重商主义者主张允许货币输出国外，只要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得的货币总额，就可以赚取到更多的货币。为了使对外贸易中进口小于出口，他们主张发展本国制造业，并采取保护关税的政策。早晚期重商主义反映了商业资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要求。早期重商主义反映资本主义发展最初阶段商业资本追求以贮藏形式来积累货币；晚期重商主义者出现在资本主义有了初步发展的时期，他们是贸易差额说的代表，意识到货币只有在不断运动中才能带来更多的货币。

安东尼·蒙克列田是法国早期重商主义代表。他在1615年发表了《献给国王和王后的政治经济学》一书，在经济史上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一词，他研究的不是“家庭管理”的经济学，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问题，包括商业、工场手工业、航海业、国家政策等。

托马斯·孟是英国晚期重商主义的突出代表，他对农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的一本小册子——《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被称为“重商主义的圣经”。在这本书中，他把农产品归入“自然财富”一类，提出了扩大农产品出口的完整纲领，他建议扩大耕地面积，充分利用荒地，借以保证原来向外国购买的苎麻、亚麻、绳索、烟叶及其他商品的供应，制止这类外国商品的进口。该书针对早期重商主义者对东印度公司在对外贸易中输出大量货币的责难，提出了贸易差额论原理。

重商主义是一种松散的理论体系和实践体系，它既是一种经济学说，也是一种经济政策。但是，无论是作为一种学说，还是作为一种政策，它都反映了封建社会内部新产生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个阶级力图积累金银财富，并要求国家对他们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给予协助和保护。重商主义研究的封建社会晚期的商业资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资本。它不是从产业资本中分离出来，并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资本形态，相反，它还以发料加工或包买制度等方式控制着工业，成为凌驾于工业资本之上的、具有压倒一切影响的资本形态。重商主义者的这种理论和政策主张，在英、法等国，从15世纪下半叶至17世纪下半叶这200年左右时间内一直占统治地位。

2．古典经济学

随着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重商主义已经不适应日益壮大的产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资产阶级面临的任务是对封建势力作斗争，强调从生产领域来研究财富增长，主张自由放任，这就是西方经济学说史上的第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西方人把它称为“古典革命”。通过这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即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吉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其中包括英国的亚当·斯密和法国重农主义经济理论体系建立者魁奈等人。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论证了资本主义财富增长的因素、条件和途径，以及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机制和规律，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强调了工资和利润、利润和地租的对立。

（1）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

威廉·配第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初步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范畴。在寻找不断变动的市场价格背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然价格”，认为如果一个人生产一蒲式耳小麦所用劳动时间和从秘鲁银矿中生产一盎司（1盎司＝28.3495克）白银并运来伦敦所需劳动时间相等，后者便是前者的自然价格。这样配第成为近代最先提出劳动决定价值原理的人。他还指出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但他未能把价值、交换价值、价格等区分开来。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他考察了工资、地租、利息等，并实际上把地租看作剩余价值的基本形态，主张赋税要以地租及其派生收入为征收对象。他的论述并未形成完整体系，但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开创性的见解。把分析从流通领域转向了生产领域，最终摆脱了重商主义的影响，奠定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

亚当·斯密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和理论体系的创立者。他所著《国富论》一书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他批判了重商主义只把对外贸易作为财富源泉的错误观点，并把经济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生产领域。他克服了重农学派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财富的片面观点，指出一切物质生产部门都创造财富。他分析了国民财富增长的条件以及促进或阻碍国民财富增长的原因，分析了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把它看做是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着社会经济活动，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提出自由放任原则。

李嘉图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他在1817年提出了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以分配论为中心的严谨的理论体系。他强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阐明财富在社会各阶级间分配的规律，认为全部价值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工资由工人的必要生活资料的价值决定，利润是工资以上的余额，地租是工资和利润以上的余额。由此，他阐明了工资和利润的对立，工资、利润和地租的对立。此外，李嘉图还论述了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对外贸易的比较成本学说等等。古典经济学到李嘉图时达到了顶峰，对后来的经济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2）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

18世纪50～70年代初出现了以魁奈和杜尔戈为主要代表的法国重农学派理论，它是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学派，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第一个系统理解。早在18世纪50年代以前，反对重商主义的重农主义思想已在法国出现。在鼎盛时期，重农学派以“经济学家”称谓。其成员之一杜邦·德·奈穆尔于1767年编辑出版了一本题名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管理的自然体系》的魁奈著作选集，首次提出了源于希腊文“自然”和“统治”两字的合辞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但在当时，这个新名称没有得到通用。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依据他们“把土地生产物看作各国收入及财富的唯一来源或主要来源”的学说，把他们称为“农业体系”，汉语则意译为“重农学派”。

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布阿吉尔贝尔自称为农业的辩护人，认为农业是一个国家富强的基础。魁奈是重农学派的创始人和首领，他提出“纯产品学说”，并以此为基础，研究了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纯产品”学说论证了农业是一个国家财富的来源和一切社会收入的基础，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在“纯产品”的基础上，重农学派提出了废除其他赋税只征收一种单一地租税的主张。他们认为“纯产品”是赋税唯一可能的来源。“纯产品”归结为地租，于是地租就是唯一能负税的收入。在复合税制下，赋税的负担即使不直接加在地租上，也会通过转嫁间接地归于地主。因此不如直截了当地取消一切杂税，改而征收单一地租税。由于简化租制会减少征收费用，这种改革实际上减轻了地主的负担。

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把纯产品看做是自然界对劳动者的劳动的赐予，实际上认识到地主阶级占有纯产品是对他人劳动的占有，他还明确提出资本的概念，他基本上抛弃了重农学派的封建主义外观，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纲领。他发展、修正了魁奈和其徒党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魁奈的去世和杜尔哥免职后对他所推动的改革的反动，标志着这个学派的迅速崩溃。1776年《国富论》的出版给重农学派以致命的打击，在理论上和政策主张上，斯密的经济思想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传统思想。而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制宪会议从杜尔哥改革方案得到启发的财政政策，只能是这一体系的“回光返照”而已。

西斯蒙第是经济浪漫主义的奠基人，法国大革命后小生产者的破产分化和英国的经济危机使他成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激烈反对者。1819年，他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他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批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财富为研究对象，忽视了人和人的享受，认为经济自由主义给社会带来灾难，要求依靠国家政策调节社会经济生活。他强调消费先于生产、生产服从消费，反对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思想。西斯蒙第还指出，资本家为利润拼命扩大生产，但小生产的破产和社会分配不公使广大人民收入不足，收入不足使消费不足，因而一部分产品不能实现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他最早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的必然性，这是他的科学功绩。但他的危机理论仅归结为主要是生活资料消费不足，并未真正认识危机的原因。他赞美中世纪行会手工业和宗法式农业的原则和规范，他的改革建议实际上未超出小生产者的眼界，从而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经济浪漫主义的思想体系。

（3）小结

古典经济学产生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在这种条件下，古典经济学还能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进行较为客观的探索，因而具有一定的科学成分。古典经济学员主要的贡献是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从而成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一个重要来源，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包含一些庸俗因素。

3．新古典经济学

19世纪70年代，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和影响，数量分析特别是边际增量分析、统计方法和均衡概念等逐渐应用到经济研究上来，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一次重大变革。这次变革被称为“边际革命”。在“边际革命”以前，尽管有各种关于价值决定和价值源泉的看法，但其共同的特点是把价值决定看做是一个社会过程，价值源泉存在于生产耗费中，“边际革命”一反传统思路，从消费者行为出发来研究价值问题，价值决定被看作个人的心理过程。这一转变，逐渐使经济学由一门主要研究整个国家如何致富的学问转变为主要研究个别消费者行为、个别厂商行为这两方面行为对价值、价格的决定机制的学问。这些边际主义者虽然根据19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变化情况，用数理方法建立了关于消费者谋取最大效用、生产者追求最大利润的刺激下如何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一国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的理论，但他们仍坚信竞争力量是调节经济活动、从而在生产和消费之间建立均衡的力量。因此，他们所建立的这种微观经济理论，在西方被称为新古典经济理论。

1871年，德国的门格尔在《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为奥地利学派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数理经济学派的创立者英国的杰文斯（1871年出版《政治经济学理论》）和瑞士的瓦尔拉斯（1874年出版《纯粹经济学纲要》），也各自独立地提出边际效用论，以之作为数学分析的基本理论原则。克拉克把边际效用论和作为美国传统的凯里的和谐论相结合，发展了边际生产力分配论，从而形成具有美国特点的边际效用学派即美国学派。英国的马歇尔则继承了约翰·穆勒开创的折中主义传统，他不仅把以往的各种经济理论综合起来，而且纳入新出现的边际效用论，把他作为自己理论的支柱之一，并由此构成一个独立的理论体系。上述各个学派尽管具有自己的特点，但是，标志着这个时期经济学的特征的，则是作为它们共同点的边际效用理论。

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边际主义经济学，与以往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相比，不仅极大地推进了边际增量分析方法，而且形成了主观主义边际效用论的理论体系。边际效用论者强调主观因素直接决定经济运动的全过程，个人的主观估计是各种经济分析线相遇的交叉点，并对一切客观因素都从它们在主观范畴中的反映来考察。他们以商品的稀缺性以及人的欲望及其满足为出发点，着重研究消费（需求）、分配（流通）、价格（竞争）、市场机制以及个体经济等微观经济理论问题。所以，这个时期的以边际效用论为核心的经济学，不管在研究方法上还是研究对象上，都与以往经济学有重大差别。

边际效用理论在不同国家各自独立地同时产生，并不是偶然的。毫无疑问，以往的边际主义经济学，特别是戈森的理论，为这个新学派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来源。19世纪后期微积分学的完善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给经济学带来的启示，为“边际革命”从技术上提供了分析工具和新的思路。更为重要的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出现了一些新的经济现象，为边际分析提供了广阔的客观条件。有组织的规模巨大的垄断组织、股份公司等企业集团的形成，有利于关于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研究；发展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内外市场的扩展，有利于关于市场均衡和资源最优化配置的研究；信用制以及股东和势力者阶层的发展，有利于关于利息（率）和投资者、消费者心理的研究，等等。而对这些蕴藏着大量边际量关系的经济现象的分析，正是处于日益频繁的经济危机中的资产阶级最为关注的问题。在瞬息万变的竞争过程中，资产阶级力图提高微观经济组织的经济效益，降低成本，扩大销路，增加利润，注意市场行情和消费者需求动态，避免和减轻经济危机所造成的损失。

经济条件的变化，必然导致经济学的斗争和演变。反对封建残余、宣扬经济自由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早已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并在20年代走向解体。继起的约翰·穆勒等既不能在理论上“修补”古典学派的缺陷，又不能在实践上解决新的经济任务。19世纪60～70年代的经济学家，面临着理论危机，力图重建“真正的经济学体系”。“边际革命”的奠基者门格尔、杰文斯乃至瓦尔拉无一例外把批判的矛头指向李嘉图和约翰·穆勒，提出边际效用价值论来取代古典学派的劳动价值论，并以此建立起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后来，随着《资本论》在工人中的广泛传播、国际工人协会的成立、巴黎公社革命等等一系列标志着劳资矛盾尖锐化的政治事件的发生，边际效用学派的第二批代表人物，特别是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把批判的矛头转向马克思的《资本论》。在马克思逝世后，庞巴维克出版了《资本利息理论的历史和批判》、《马克思：（资本论）的几个争论问题》和《马克思体系的崩溃》等著作，集中攻击马克思理论的基石——劳动价值论。在边际效用学派中，奥地利学派之所以影响最大，固然与它未采取数学公式的通俗形式有关，但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充当反马克思主义的先锋而深受资产阶级的赏识。但是，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缺乏实践性，难于用来指导资本主义的实际经济活动，因此，具有长远影响的并不是奥地利学派，而是马歇尔的经济理论。

马歇尔虽然也被认为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之一，但是，他的贡献，并不在于推进了边际效用原理，而主要是运用了这个原理来分析许多个别问题。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理论体系，较好地描述了微观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现象，提供了谋求最大化经济效益、最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实现有关经济要素的均衡的原则，从而为当代西方微观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在边际效用学派兴起的同时，德国历史学派仍有所发展，并形成新历史学派。以施莫勒、桑巴特等为代表的新历史学派，反映了德国大资产阶级力图争夺霸权的愿望和要求，把理论研究的重点放在宏观发展战略上，特别强调加强国家政权，发挥意识形态作用，以促进经济的增长、“国民财富”的增加。他们沿用“历史的方法”，并局部采用抽象演绎法，为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独特道路作论证，同时也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服务。新历史学派指责边际效用学派把经济学归结为一、两个心理学的命题，攻击社会主义者从伦理原则引申出来的演绎的论断。他们鼓吹社会改良主义，宣扬资本主义“变形”理论，企图麻痹和瓦解工人阶级的斗争。历史学派的影响范围虽然不及边际效用学派，但也是当时的一种国际思潮，历史学派在欧美各国中都有其信奉者，美国制度学派的形成，在方法论上就深受历史学派的影响。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世纪的最后30年间，陆续爆发了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四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这就促使人们从宏观上探寻和解释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原因，于是就产生了许多种宏观经济理论。其中较有影响的，首先是瑞典经济学家维克塞尔、缪尔达尔、林达尔和挪威经济学家弗瑞希等人，他们采用总量分析方法考察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运行过程，形成了北欧经济学家的宏观动态均衡理论。其次是熊彼特，他在奥地利学派的边际效用论和洛桑学派的一般均衡论基础上，又在新历史学派的多元历史观的影响下，运用“创新”这一概念来解释经济周期的波动和社会的经济发展，形成了他独树一帜的经济发展理论。第三是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庇古和美国经济学家费雪等人，在研究货币流通数量与物价水平相互关系时所形成的货币流通数量论。第四是美国经济学家密契尔及其助手们对国民收入及其变动的研究。这个时期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理论观点和方法对以后宏观经济学体系的建立是有影响的，特别是对国民收入核算和统计的研究，为宏观经济学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前提和基础。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托宾所说：“如果没有国民收入计算和近40年来对其他方面统计的革新和改造，当前的经验宏观经济学便是不可想象的。”

4．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在l929～1933年，爆发了一场空前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陷入长期萧条状态，失业问题严重。经济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可以借助市场自动调节机制，达到充分就业的传统说教彻底破产，垄断资产阶级迫切需要一套“医治”失业和危机，以加强垄断资本统治的新理论和政策措施。这场危机宣告了自李嘉图至马歇尔等人所信奉的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的破产，于是西方经济学又发生了第三次重大变革，这就是“凯恩斯革命”。

面临着新的形势，以自由竞争立论的从亚当·斯密到阿·马歇尔的正统经济学，已不再适应时代的需要。显然，建立在以往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传统经济学说与20世纪初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大相径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占主流地位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表现出新的特征：

（1）货币经济理论的兴起。20世纪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货币理论的研究是比较浅陋的。他们认为，货币经济的本质就是物物交换的实物经济，货币只是作为经济运行中的润滑油，使商品交换变得更加容易，更加顺畅，而对经济不发生实质性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资产阶级经济学历来被分为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两个领域。其中，经济理论专门研究商品和要素价格的形成与变动问题，即所谓价值论与分配论；货币理论则专门研究货币价格或一般价格水平的决定与变动问题，即所谓的货币数量论。这两种理论虽然都研究价格，但彼此分隔，互不联系。例如，把相对价格归结为供求关系，而讨论一般价格水平时则忘记了供求，只考虑货币的数量。也就是说，货币数量与相对价格，从而与生产没有什么联系。

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这种两分法传统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到垄断阶段，越来越不符合资本主义货币经济的现实。在货币经济中，货币绝不是覆盖于经济上的一块面纱，而是影响经济的一个内在因素。它不仅影响相对价格和生产，而且货币数量与价格水平也不一定严格地存在着因果关系。

最早认识到这种二分法错误的是维克塞尔。维克塞尔在19世纪末就已清楚地认识到货币对经济的积极作用，他倡导的累积过程学说率先打破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二分法传统，通过阐述货币利率与自然利率的关系，把传统经济理论和货币理论融为一体，从而开辟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先河。时隔30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更进一步地推翻了经济学二分法传统，把经济理论与货币理论密切融合起来，建立了以收入支出理论为中心的现代货币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经过许多经济学家的修正、补充，已成为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

（2）垄断竞争理论的提出。传统经济学是以完全竞争或不存在垄断作为分析前提，而且所说的竞争也仅仅限于价格竞争。显然，这种分析所得到的结论并不符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现实。在本世纪的20～30年间，一些经济学家各自提出了不同于传统经济学的观点。1926年斯拉法最先表述了垄断竞争理论的基本思想，1933年同时出版的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和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经济学》这两部著作，奠定了垄断竞争理论的基础。

张伯伦和琼·罗宾逊的垄断概念，是以一切产品都具有差别性为依据的，它并不是指少数大资本家为了共同控制某个或若干个部门的生产、销售和经营活动，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而实行的一种联合。垄断竞争论只是说明一种既含有垄断因素，又存在着激烈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结构理论，而并没有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定阶段上的经济关系的基本特征，由于产品差别而产生的销售价格的不同，在一切商品经济条件下都会存在。但是，垄断价格及其成为突出的现象则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才出现的。垄断竞争论虽然没有触及真正意义的垄断价格，则强调了这一现象，并把竞争和垄断合起来分析，总算反映了新阶段的表面特点，虽然是扭曲的反映。

（3）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作为明确划分开的独立学科开始形成。如果说在20世纪初叶资产阶级学家把处于分离状态的货币理论与经济理论融为一体，建立了现代货币经济理论，那么，与此同时，他们还把处于混合状态的传统经济学分离开来，为现代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凯恩斯根据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和大萧条的情况，于1936年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一书。《通论》出版以后，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放弃了传统观点，追随凯恩斯，对凯恩斯的有效需求原理进行注释、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宏观经济理论体系，成为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界占统治地位的一个流派。书中运用“总量分析”方法阐述了有效需求原理。他认为社会的就业量取决于有效需求（包括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而有效需求的大小又主要决定于三个基本心理因素，即“消费倾向”、“对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偏好”以及货币数量。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存在失业和萧条，主要就是由于这些心理规律的作用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而危机的爆发则主要是由于对未来收益缺乏信心而引起的“资本边际效率”的“突然崩溃”。凯恩斯在《通论》中所阐述的这种有效需求原理，严厉地抨击了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的“萨伊定律”，摈弃了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于资本主义制度可以通过市场机制的自动调节以实现充分就业均衡的传统理论。在此理论基础上，他所提出的对策，就是扩大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开支，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增加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实现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在《通论》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因此，有些西方经济学家把战后20年左右的时间，称为“凯恩斯时代”。

5．新经济自由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20世纪50～60年代相对稳定的经济增长，促成了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激化，国家干预经济不断引起一系列的新问题，特别是70年代以来出现了经济停滞和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滞胀”局面，使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政策陷于困境，受到各式新经济自由主义流派的挑战。这种情况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失灵，于是，形成了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各种新自由主义流派。

（1）以弗里德曼为主要代表的货币学派，他自称是“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思潮：一种是国家干预经济，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另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货币主义是经济自由主义的中坚，这个流派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在美国开始出现，到70年代获得了迅速发展，成为当代自由主义各流派中影响最大的一个。弗里德曼这一倾向表现在他的两部代表作：发表于1960年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和发表于1979年的《自由选择》。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思想可以大致概括为四点：首先，弗里德曼的经济自由主义是18世纪的自由主义的继续，其核心思想是坚信个人的尊严。人们在不损害别人自由的前提下，有根据自己的智能运用自己能力的机会和自由，自由是目的。他主张经济应该自由放任，以此作为减少政府在国内的作用和扩大个人在经济社会作用中的工具。其次，弗里德曼理想中的经济制度，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这种制度的大部分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自由市场中的私人企业活动来进行的。此外，弗里德曼认为经济有两种调节机制：一种是通过政府中央指令来调节经济；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自行调节。这种市场机制调节就是价格体系，它是通过人们之间自愿交易进行的。弗里德曼主张自由市场经济的调节机制，认为价格在调节经济中能发挥三种作用：传递信息，通过价格信号来调节生产；改进生产方法，迫使企业降低成本，从而使资源做到有效利用；还能改进收入的分配。再有，弗里德曼认为，经济自由活动能起两种作用，既能实现自由竞争，又是实现政治活动的手段。也就是说，既能推动经济的自由，又能使政治和经济权利分离，相互抵消，达到均衡。弗里德曼反对政府过多干预经济，但不是不要政府，反对无政府主义。他认为，政府的首要作用是反对外来的侵略；其次是保护儿童、未成年人及少数病残者的利益，承担一些私人无法承担的公共工程，但这是有限的。此外，政府还要制定一些法律，起一个仲裁人的作用。因此，政府当务之急是从积极干预经济的道路上改变方向，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政府的职能应该受到限制，政府的权力应该分散，从集权走向分权。政府现在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它应有的限度，成为经济波动的根源。

（2）以美国青年经济学家卢卡斯、萨金特和华莱士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它是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从货币学派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新自由主义流派。这个新学派出现后，就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重视。该学派以存在自然率的假说和价格具有完全弹性，从而以所有市场及时出清的假定为前提来进行经济分析的，提出了附加预期变量的总供给曲线，价格理性预期及经济周期理论。他们积极地主张实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主张政府应使有助于稳定经济的且能加以控制的经济变量维持在一定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和刺激劳动供给的政策措施来降低自然失业率。萨缪尔森在1980年出版《经济学》教科书第十一版中，曾把它与货币学派看做是同样重要的论战对手。

（3）和理性预期学派同时出现的供给学派

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该学派认为，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个人和企业提供生产要素和从事经营活动是为了谋取报酬，对报酬的刺激能够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自由市场会自动调节生产要素的供给和利用，应当消除阻碍市场调节的因素。

该学派的先驱者是加拿大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芒德尔。20世纪70年代初，他多次批评美国政府的经济政策，提出同凯恩斯主义相反的论点和主张。1974年他反对福特政府征收附加所得税控制物价的计划，主张降低税率、鼓励生产，同时恢复金本位、稳定美元价值来抑制通货膨胀。芒德尔的论点引起拉弗和万尼斯基的注意和赞赏，拉弗进一步研究并发展了芒德尔的论点。当时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肯普也很重视芒德尔的主张，他任用罗伯茨为他拟定减税提案，聘请图尔进行减税效果的计量研究。70年代后半期，拉弗、万尼斯基、罗伯茨等利用《华尔街日报》广泛宣传他们的论点。万尼斯基所著《世界运转方式》被认为是供给学派的第一部理论著作，吉尔德的《财富与贫困》阐述供给学派的资本和分配理论，被誉为是供给经济学的第一流分析。70年代末，供给学派在美国经济学界已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派。在学派形成过程中，有些倡导者如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等在一些论点和政策上同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人的意见差异很大。因为费尔德斯坦、埃文斯的观点比较温和，持折中论，西方经济学界称他们为温和派，称拉弗、万尼斯基、肯普等为激进派。但后者则自称是供给学派正统派，西方各界通常也把后者作为供给学派的代表。

（4）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体系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一直著书立说鼓吹经济自由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学术观点自成体系。他是当代最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是新自由主义流派中影响较大的一个，堪称当代西方各自由主义流派的精神领袖。哈耶克认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不是经济福利，而是人的自由程度。哈耶克特别反对把经济福利作为理想社会的目标。他认为追求经济福利的目标必然导致国家干预经济，理想社会要通过法治才能实现，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实现思想解放，把人的思想从崇尚国家的现代蒙昧主义下解放出来，自觉地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奋斗。他从个人主义出发，强调维护人的自主。这种自由包括政治自由、思想自由和经济自由。其中，经济自由是自由的基础。实现经济自由的途径是实行市场经济，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调节作用，让人们在市场上进行自由竞争。因此，市场经济就是一种由个人主义出发而形成的，能保证人的自由的“自然秩序”，是一种最符合人性的经济制度。哈耶克认为经济研究的主题还是这种“自然秩序”。其间，哈耶克用消费者主权的概念来说明了市场经济的完善性。同时，他又认为，协调问题是市场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协调的失败能使市场经济达到更高程度的协调，而在实际不协调问题上，哈耶克则表示，在不同时间各种活动的协调比在同一时期各种活动的协调，困难更大。而且，他还把“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价格体系，理解为通信网络。长期以来，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都是哈耶克批评的目标。

（5）以德国经济学家欧根、罗勃凯、艾哈德等人为代表的弗莱堡学派

弗莱堡学派是在20～3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新自由主义学派，在战后德国盛行，该派所倡导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成为德国的国家经济学，因此，该派又被称为德国新自由主义。主要代表人物有瓦尔特·欧根、弗兰茨·贝姆、汉斯·格罗斯曼等。弗莱堡学派在欧根提出的“理想类型”概念基础上，创立了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认为社会市场经济要以实现“全民福利”为其目标；强调社会市场经济秩序要以自由市场机制的调节为主；反对在社会市场经济中有任何垄断形式存在，提出自由原则和国家有限干预原则。弗莱堡学派试图超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外的“第三条道路”，提出了一系列旨在调和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的政策主张：颁布“防止限制竞争法”，实行“劳资共同决策”制，稳定物价水平，保持财政预算平衡，工人非无产阶级化，推行社会保障制度等。

（6）以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和塔洛克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

公共选择学派是在美国20世纪6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一个资产阶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该学派将人们从互相交换中获益的观念运用于政治决策领域，创立了政治决策理论。主要代表人物有：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邓肯·布莱克、奥托·戴维斯。

公共选择学派认为市场选择对公共物品是无效率的，提出了公共选择规则，并针对“投票悖论”和多数规则中的循环多数问题，分别给出了解决办法，即布莱克定理和需求显示法。此外，公共选择学派对政府的起因和缺陷以及改进方法也进行了研究，主张应在公共部门行政管理体制内部建立竞争机制，恢复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约束政府的税收和支出等。

（7）以美国经济学科斯、威廉姆森和诺斯等人为主要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

该派运用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与方法，注重从微观角度研究制度的构成、运行以及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把自身的理论视为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由于这一学派的两位主要代表人物在20世纪90年代初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而使他们所倡导的新制度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界异军突起，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中最富有吸引力的，最有助于使传统的经济研究和政治研究发生革命性变化的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正如科斯所说，就是用主流经济学的方法分析制度的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包括四个基本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产权理论；企业理论；制度变迁理论。

总之，新自由主义是现代资产阶级右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经济学中，经济自由主义反对微观层次和宏观层次的政府调控，鼓吹市场万能，断言只要靠市场机制这一只“看不见的手”，就能使资源配置达到最优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