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国际代表各执一端

二、两位国际代表各执一端

毛泽东在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仍主持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全国农民协会的工作。此后武汉国民政府急剧右转，其所属各部军事将领相继叛变，农民运动和土地革命很快遭到残酷镇压。因此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各地农民协会，已经不可能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巩固发展农会和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土地革命。他们面临的更加紧迫的问题是如何武装自己，保护自己，并对反革命的进攻实行坚决回击。

1927年5月中旬，夏斗寅部在宜昌叛变，叛军迅速逼近武汉，武汉的时局顿时紧张起来。5月21日(马日)，许克祥在长沙率部叛变，把设立于长沙的一切革命机关和团体尽行捣毁，释放被关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国民党右派在长沙建立反革命政权，组织“清党委员会”，在全省实行白色恐怖。

这些事件，严重地冲击着武汉政权。汪精卫一面咒骂南京的蒋介石，一面埋怨工农运动过火，同时积极谋求与北方军事实力派冯玉祥的联合。这时党内在这些问题上也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等向中央提出以暴制暴的武力对抗主张，主张在湖南、湖北组织农民暴动，夺取长沙，推翻许克祥。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的意见也大致如此，赞同在湖南实行暴动，只是他主张由农民武装夺取长沙之后不是建立工农政权，而是再交还给唐生智，因为他对国民党上层军官仍存在幻想。

陈独秀和鲍罗廷则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我们的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因此，陈独秀主张立刻停止土地革命，取缔导致农民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认为只要能够实现减租减息与乡村自治，便是土地革命。总之，他们主张向武汉国民党中央妥协，“现在必须向右派让步，继续与他们合作是中心的问题”。

由于意见分歧，两位国际代表罗易与鲍罗廷各执一端，以致陷入了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蒋介石对革命的屠杀，武汉国民政府的急剧动摇，农民运动被摧残和工农群众强烈的复仇情绪，以及中共党内的争论，困扰着中共中央。权衡左右，中共中央决定和平解决马日事变。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保护中共的合法地位，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壮大自己的力量以对付将来更加严重的局面。

毛泽东作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主要负责人，在农民运动首当其冲地遭到反革命迫害情况下，深感自己处境的艰难和肩负的责任。他们根据当时的实际，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对农民运动本身和武汉国民政府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最初的反应是训令各地农民协会巩固自己的阵地，严密自己的组织，以自卫手段维护农民的生命财产与革命胜利果实。

毛泽东对于武汉国民政府，则表明了强硬的姿态。6月3日，全国农协致电武汉政府，历数许克祥制造长沙事变的罪行，强烈要求武汉政府不能容忍姑息，必须免职查办，“明令讨伐，肃清乱源”。10天之后，毛泽东等全国农民协会5名常务委员联名发表《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再次向武汉政府提出:明令保护工农组织与工农武装，严惩一切屠杀工农的反动派，讨伐蒋介石，惩办许克祥。

在当时形势错综复杂，党内外意见纷争的局面下，武力讨伐不是唯一的选择，毛泽东在要求农民作好武装反抗、呼吁武汉政府严肃惩办许克祥的同时，也赞同以和平的方式解决“长沙事变”所引起的危机。

在处理长沙许克祥叛变事件上，中共中央采取既不实行武装暴动予以反击，又不妥协投降的“中间道路”。国民党中央也是既指责农民运动，又批评许克祥，并派唐生智赴长沙调处，两者所持的主张都是和平解决，把希望寄托在并不可靠的唐生智身上。毛泽东高明之处是在同意“和平解决”同时，又主张有“硬”的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