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第二节　邓小平城市化理论的哲学基础

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进行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命题并形成系统的理论以及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科学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思想基础。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创造，是在他首先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后，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和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进行的。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的因素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创新，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光辉成果，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共同利益的集中体现。如果没有解放思想、突破陈规的巨大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就不会产生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新论；如果没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就不能取得巨大的理论成果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巨大的实践成就。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迄今为止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只能以确切的、有凭有据的事实作为自己的政策前提。无产阶级制定各项政策应以事实为依据：同样，作为政策理论指导的科学社会主义也应如此。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既学习和继承了前人积极的思想成果，又不被其所束缚，始终敏锐地审视现实生活，以此作为理论创造的基本依据。早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就明确主张：“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论在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因而在自然科学中必须从物质的各种实在形式出发；因此，在理论自然科学中也不能虚构一些联系到事实中，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些联系，并且在发现了之后，要尽可能地用经验去证明。”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对物质具有能动的反作用；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反作用；阐明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都是有规律发展并且是相互联系着的；阐明了实践活动是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基本活动，实践是真理产生的源泉和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活动中，体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方面。在资本主义在欧洲、北美的统治地位已经确立的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响亮地提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到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资本主义已走到了鼎盛时期，即使在这样的情形下，他们仍实事求是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及其发展规律，坚持人类社会必将走向共产主义的科学论断。所以，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贯穿邓小平城市建设理论

邓小平同志早在留法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并在他近一个世纪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始终不渝地坚持“实事求是”这一马列主义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彻底唯物主义是邓小平城市化思想的核心和基础。邓小平城市化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在当代的发展和运用，它的哲学基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说。这一学说是以人类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学说，与旧唯物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从现实的人及人的现实活动，即实践出发，得出了前人所未曾得出的一系列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领导人民群众改造社会、争取自身解放的有力思想武器。邓小平发扬了我党实事求是这一优秀的传统和作风，并进一步把它概括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邓小平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思想尤其深刻地贯穿在了他建设城市的思想和观点当中。

新中国成立后城乡关系伴随着所有制和国家政权性质的变化而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由城乡分离和城乡对立关系转变为城乡经济融合增民和城乡协调发展的新型关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乡关系出现了更加深刻的变化：它突破了所有制的界限，由单一的经济形式转变为多种经济形式，多层次的综合性发展；突破了城乡间的地域，由城乡各自分割变为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的辐射力越来越大，乡村的支柱作用越来越雄厚；突破了行业、产品界限，由单行业、单产品变为多行业、多产品、农工商、贸工农综合经营全面发展；突破了交换分配界限，由单纯的产品交换，转变为向生产要素的交融方向发展；突破了消费界限，由城乡差距悬殊变为某些商品需求的一致性。改革开放后的城乡关系，已进入前所未有的良性发展状态。这种结果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确立的城乡协调发展方针。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在进行城市建设的过程中，要坚定不移地“确立以农业为基础、为农业服务的思想”。各“工业城市要带动附近农村，帮助农村发展小型工厂，搞好农业生产”。邓小平同志还强调：“中国有80％以上的人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建设思想中，关于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尊重中国国情，实事求是，城市的建设发展决不能脱离乡村这个基础，单纯意义上的城市发展不仅不能保持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城市发展本身也将是一种畸形的发展。

在解决城市建设过程中的重要问题——“三农”问题上，邓小平尊重实际地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业为工业、农村为城市提供积累的纯贡献型观点，改变了过去长期强调的农民就地发展、主要依靠农业致富的思想。确立了将农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作为根本改造农村、发展农村经济的指导思想。认为“三农”问题的解决，就其根本途径而言，出路在于城市化，是要通过城市化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而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又在于工业化，因此，不能为城市化而城市化，而应当是以工业化带动城市化。而工业化，既不能沿袭传统的不顾环境后果的工业化道路，又不能盲目地追求高新科技，而应当兼顾信息化与工业化。因此，邓小平因地制宜、实事求是地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一个长期的根本方针，以乡镇企业作为带动农村生产力的切入点，以此提高整个农村的工业化水平，应该说这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科学举措，是适合中国特点的城市化道路。

二、系统的辩证法

邓小平是辩证法的大师。他虽然没有专门的辩证法著作，但这丝毫不影响他作为辩证法的大师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地位。他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的创造性实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有中国特色城市理论，既是在辩证思维指导下进行的，又处处闪耀着辩证法思想的光辉。邓小平同志讲：“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邓小平不仅是辩证思维的提倡者，更是严格辩证法办事的典范。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邓小平城市化思想创造的重要思想基础。

1．坚持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

照辩证法办事，也就是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的方法，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总是相结合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它们的关系表现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理解和把握这一关系是辩证法办事的关键。邓小平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向题。”也就是说，理论必须与实际相结合、共性必须通过个性表现出来，矛盾的普遍性必须寓于特殊性之中。这是有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创造的又一思想基础。

邓小平的中国特色城市化理论本身就体现了矛盾的普遍和特殊、共性与个性的结合与统一。列宁说过，在任何一个命题中，都包含着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个别一定与一般联系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列宁的这个论述，完全适用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在这一命题中，“有中国特色”是个别，是个性；社会主义的特征是一般，是共性。一般必然离于个别之中，个别又包含着一般。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共性只能存在于“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真理都是具体的，作为社会主义共性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脱离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形式而独立存在的抽象模式，它只能通过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实践体现出来，否则，社会主义的特征就会落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把社会主义共性寓于“中国特色”的个性之中。而作为“中国特色”的个性，又包含着作为社会主义共性，社会主义特征。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性与中国个性的有机统一。一方面，要坚持社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普遍原则，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共性，这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的问题。邓小平始终强调“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这里，放在首位的是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普遍性总是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社会主义必定带有民族的特点。列宁曾经指出：“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所以，邓小平并不是把坚持社会主义停留在一般号召上，他的思维基点是研究和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在会见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公泽尔斯基时说：“我们两国的政治体制不是很成功的。即使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从苏联模式来看，苏联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邓小平伟大的历史贡献之一，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模式区分开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2．系统的辩证发展观统领邓小平城市发展思想

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化思想中，贯穿着在唯物主义基础上关于客观事物辩证发展和人的主观思维辩证发展逻辑统一的丰富内涵。邓小平城市化思想要求在确立正确认识论路线和思想路线下，运用对立统一学说和系统协调发展的思想，研究新时期城市发展的规律。它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线，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整体、重协调、重稳定、重和平发展的思想养料，并在新时期城市化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运用，成为创造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其本土化、民族化的典范。特别是在邓小平同志的城市发展思想里透露出了其作为共产主义坚定信仰者所具备的深刻的系统辨证发展观。

面对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现实特点，邓小平提出了极具实效性和远见性的战略构想。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在经济政策上，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从而带动其他地区、其他人，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改革开放以来，为东部沿海的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区的广大农村正是沿着邓小平所说的“必由之路”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积极建设小城镇，实现了农村人口离土不离乡，就地转化为非农业人口。从而，开创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城市发展、城乡一体化的发展道路。

在邓小平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中，又进一步表现出辩证发展观在邓小平城市发展思想中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同志具体设计并组织实施的由东部沿海到内地逐步发展的战略布局，实质上是一个由东部沿海到内地逐步、有重点地推进城市化的战略布局。1979年4月，他提出划出一块地方搞特区加快经济发展的意见；1984年4月，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城市开放；1985年2月，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及闽南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发区；1987年海南设省；1988年3月，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及环渤海地区被划入沿海经济开放区，为东部沿海地区形成了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由点到面的对外开放格局。自1992年起，中国区域开放从沿海向内地延伸，浦东开发，长江开放地带建成，所有内陆省会城市开放，13个边境城市开放，沿江、沿边、沿海和内陆省会城市全方位开放的格局逐步形成。与此同时，在东部的带动下，中西部地区也进入了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时期，2000年底，西部地区共有各类建制市160个，城镇人口10 208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8.1％，在160个城市中，1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8个，其中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3个，分别为重庆、成都、西安；50～100万的大城市5个；20～50万的中等城市47个；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100个。至此，我国开始进入沿海地区帮助内地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第一阶段。在强调按照城乡、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总体要求下，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建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从中国区域城市发展中体现出的发达与落后，先富和后富等综合辩证关系中可以清晰地看出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辨证发展观的深刻理解和彻底贯彻。

三、共产主义的人学内涵

1．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的本性的认识

马克思认为，人的形成不是个体的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人的语言和人的能力都是在社会中实现和提高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去寻求根源。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随着每一新的进步又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来源于自然界。但人与动物有本质区别。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阐述了人是怎样从自然界中产生出来的。“从最初的动物中，主要由于进一步的分化而发展出了动物的无数的纲、目、科、属、种，最后发展出神经系统获得最充分发展的那种形态，即脊椎动物的形态，而最后在这些脊椎动物中，又发展出这样一种脊椎动物，在它身上自然界获得了自我意识，这就是人，直立行走得以最终确定下来了，于是人就和猿区别开来。”“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动物也有一部历史，但是这部历史对它们说是被创造出来的。如果说它们自己也参与了创造，那也是无意识的。相反的，人离开狭义的动物愈远，就愈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

（1）人的生物属性研究。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既具有自然属性，又具有社会属性。从城市学角度出发，要对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进行全面了解和研究。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特征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人类社会对人的社会性特征研究要大大早于人的生物性特征研究，直到19世纪，达尔文进化论产生以后，人类社会才打开了人生物性研究的僵化局面。

恩格斯认为，“事实上，直到19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20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展以及关于联系——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大的整体——的科学。……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达尔文首先总括地加以论述和建立起来的进化论，不管这个理论在细节上还会有多少变化，但是总的说来，它现在已经把问题解答得绰绰有余了。机体从少数简单形态到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日益多样化和复杂化的形态，一直到人类为止的发展序列，在大的基本轮廓上被证实了。”恩格斯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和细胞学以及能的转化归纳为10世纪的三大发现之一。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人类社会对自身起源认识的系统总结与归纳。离开了对人类起源的认识，就不可能去认识和说明人的各种生物性特征。

达尔文的“进化论”从生物学观点出发，提出了进化的原则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而将这一原则引入人类社会却有问题。恩格斯曾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的观点提出质疑。因为人不仅是经济人，不是能够终生工作的工具，人也不是机器，而且是一个需要依赖于社会和家庭的“自然人”。恩格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的批评是合乎人类发展特点的。恩格斯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时候指出：“把动物社会的生活规律直接搬到人类社会中来是不行的。生产很快就造就这样的局面，所谓生存斗争不再单纯围绕着生存资料进行，而是围绕着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进行。在这里——在社会生产发展资料的情况下——来自动物界的范畴完全不中用了。最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所达到的是社会不再能够消耗所生产出来的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因为生产者大众被人为地和强制地拒之于这些资料之外”，“现在一个小孩所生产的东西，比以前的一百个成年人所生产的还要多。而结果又怎样呢？过度劳动日益增加，群众日益贫困，每十年发生一次大崩溃。……只有一个有计划地从事生产和分配的自觉的社会生产组织，才能在社会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正像生产一般曾经在物种方面把人从其余的动物中提升出来一样。历史的发展使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日益成为必要，依然日益成为可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将从这种社会生产组织开始。”恩格斯所说的社会生产组织不仅指生产方面，还指分配方面。就个体的人来看，社会物质资料要对人的一生进行重新分配，人的童年和老年所享受的社会保障实际应看做是其青年、中年时期所创造的财富，而由社会储备起来统一管理，用于人的一生。

（2）人的社会属性研究。人的生物属性与动物有相同之处，而人的社会属性则把人与动物完全区别开来，人的社会属性是人的本质所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能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那里选求根源。……劳动的发展必须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相互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恩格斯所指的人的社会化特征，表现为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帮助和合作，正是在共同协作完成的生产活动中才体现出人的社会性。

加快城市化是降低人口增长数量、提高人口质量的一个重要途径。如果说人的生物属性不是人自身能够操纵完成的，那么人的社会属性则是人类自身可以改造完善的，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住条件和环境的影响，取决于人的受教育程度。我国提高人口质量的有效措施在于从根本上转变农民的传统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原来家庭劳动为主的组织形式过渡到企业化规模化的现代生产方式，由原来分散的一家一户的居住形式过渡到相对集中的社区居住形式。

人是社会动物，人具有可教育性、可改变性、可塑造性，人是实践主题，既要改变客观世界，也要改变主观世界。根据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作为实践主体，从事着两种活动：改变客观世界的活动和改变主观世界的活动。因为实践既包括环境的改变，也包括人的自身的改变，是两者一致的活动。人的进化决不是纯生物性的，而是社会与生物统一进化过程，社会的因素更具有决定性作用。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需要理论的研究

（1）人的需要是人类社会产生的历史前提。关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做了系统研究。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中也有论述。恩格斯受摩尔根启发，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及国家起源》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正是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正是人类需要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形成。恩格斯与1883年在马克思墓前讲话时指出了马克思这一伟大发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的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2）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的享受需要和发展需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人的需要结构包括三个层次：生存需要、享受需要、发展需要。生存需要是人最低级也是最基本的需要。享受需要包含了生存需要，但不仅是为了生活，因为人们不满足于仅仅吃饱穿暖，在物质生活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对生活质量提出更高需求。恩格斯在《致彼·拉·拉甫罗夫》的信中，同意他的“不仅为生存而斗争，而且为享受，为增加自己的享受而斗争”的提法，认为“人类的生产会在一定阶段上会达到这样的高度：能够不仅生产生活必需品，而且生产奢侈品，即使最初只是为少数人生产。这样，生存斗争——假使我们暂时认为这个范畴在这点仍然有效——就变成为享受而斗争”。享受需要包含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内容，随着社会发展，精神享受的内容越来越多，在享受中所占的比例也越来越大。

除了享受需要外，人还有发展的需要。恩格斯在论及共产主义时写道：“在人人都必须劳动的条件下，人人也都将同等地、愈益丰富地得到生活资料、享受资料、发展和表现一切体力和智力所需的资料。”恩格斯讲的发展需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发展的需要首先是指自己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实的需要。其二，发展的需要还要求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人的多方面才能与社会分工对人的束缚是相矛盾的。随着劳动时间的缩短，人们可以通过业余时间部分地满足全面发展的需要。其三，发展的需要还指创造和超越的需要。人往往不满足于先天遗传的体力和智力，有一种超越“自我”的需求，人在接受教育和继续教育的过程中，不断地增长知识和才干，满足自身的创造性需要。

（3）马克思主义揭示了城市的产生与分工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了常识产生的历史性因素：“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

城市的出现最初源于人的需要，具体说与满足人对义务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由此而引起手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织布业是工厂手工业的第一个行业，而且一直是其中最主要的行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衣着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积累运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并受到商业逐渐扩大的刺激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一直为自身需要而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多技艺并很快就分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内在本性，它同行会的束缚是对立的。因此，织布业多半是在不受行会组织限制的乡村和小市镇经营的，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由此可见，形成这类城市主要产业——纺织业是源于农民对自己衣服的需要，由这种需要而产生了一个独立的阶层，进而形成了城镇——城市。这类城市以手工业为主，在此基础上形成小城市，只有在机器大工业基础上才形成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正式机器大工业导致了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产生，即生产要素由相对集中逐步发展到高度聚集，城市规模日益扩大。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大工业企业需要许多工人在一个建筑物里面共同劳动：这些工人必须住在近处，甚至在不大的工厂近旁，他们也会形成一个完整的村镇。他们都有一定的需要，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还须有其他的人，于是手工业者、裁缝、鞋匠、面包师、泥瓦匠、木匠都搬到这里来了。”“于是村镇就变为小城市，而小城市又变为大城市。城市愈大，搬到这里面来就愈有利，因为这里有铁路，有运河，有公路……这就决定了大工业城市惊人迅速地成长。”恩格斯形象地描述了大工业时期城市产生形成的过程和主要原因。不同职业的人在大城市中能够生存也正是由于人们的需要结构在不断更新和变化。

2．共产主义的人学内涵深入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

在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中，我们不难发现深厚的共产主义性质的人道主义的内涵。邓小平同志曾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争取人类自身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全部理论的落脚点和归宿。在邓小平城市管理思想中贯穿着争取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彻底解放，消灭剥削、消灭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提高人类自身素质，实现世界大同的主线，它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在中国的具体化和创造化发展。

城市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经济、社会、人口、资源和环境综合发展的结果。随着改革开发的深入、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为人们的生活创造了极大的便利条件、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和更为广阔的空间。但是，我们也不可否认，经济转轨和工商业企业的全面改革也带来了一些城市社会问题，其中，下岗和失业问题就是其中最为典型的问题。从根源上讲，失业源于市场经济本身，且有其客观必然性。但是，当失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势必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导致社会整体购买力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下降，并将会严重影响到人心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现实主义的态度承认我国城市失业问题的存在，并指出“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深化企业和事业单位的改革，保持社会稳定，顺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具有重大意义”。邓小平同志作为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在他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时，就敏锐地认识到城市失业问题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并对解决好这一问题做出了明确的指示。他指出：“失业主要在大城市。……对失业人员，要妥善安排和救济。”这是确保社会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关键。

城市下岗失业人员及城市中的妇女、老弱、残疾者，是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关心和帮助弱势群体，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具体困难，不仅是党和政府的责任，也是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社会主义国家性质的具体体现。为此，邓小平同志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干部在工作中“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他强调指出：关心群众生活“这个问题不是说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要做许多踏实的工作”，“群众对生活方面的议论是相当多的，不要以为都是在讲怪话。我们党和国家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对于如何搞好此项工作？邓小平同志曾明确指出，各级工会组织必须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们的各级“工会要努力保障工人的福利，我们的国家还很落后，工人的福利不可能在短期间内有很大的增长，而只能在生产增长，特别是在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基础上逐步增长。但是，这决不能成为企业领导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尤其不能成为工会组织不关心工人福利的借口。”“工会组织要督促和帮助企业行政和地方行政在可能的范围内努力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居住条件、饮食条件和卫生条件，同时要在工人中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助活动。”他强调：“无论要做好以上哪一项工作，工会组织都必须密切联系群众，使广大工人感到工会确实是工人自己的组织，是工人信得过的、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是不会对工人说瞎话、拿工人的会费做官、当老爷、替少数人谋私利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充分认识到，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凡是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都来自群众，并在群众的实践中经受检验。他指示城市管理人员要关心群众生活，特别是关心困难群众的生活景况，要始终不渝地坚持走群众路线。可以说，邓小平同志坚持“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城市管理思想是推进我国改革事业不断走向深入，促进城市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