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批判的比较

三、两种批判的比较

诚然，马克思一生都在批判。从早年对普鲁士莱茵省议会的批判到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从对青年黑格尔派的“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到对蒲鲁东、魏特林、“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巴枯宁、拉萨尔的批判，可以说，马克思将他的全部理论的真正的革命性集中表现在了他的彻底批判精神上，马克思的全部著作都贯穿了这种无私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伟大精神，马克思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了批判资本主义的宏伟事业。被西方世界称为“工人阶级的圣经”的《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副标题正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即以彻底批判的态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其经济制度及其经济理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体现出“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的彻底革命精神。马克思的这种批判精神，表现在他反对那种把旧制度、旧事物看成凝固不变的理论，反对一切为旧制度、旧社会、旧事物辩护的学说。他用彻底的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制度，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方面、因素、部分，从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全方位地揭露和鞭挞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矛盾和尖锐对抗，考察资本主义的产生和演变过程及其客观规律，科学地说明它的暂时性和它改变为更高的社会形态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必然性。

但是，马克思从来就没有片面强调过理论批判的重要性，更没有将理论批判抬高到吓人的无以复加的神秘而神圣的高度。早在他还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就明确指出，“什么也阻碍不了我们把政治的批判，把明确的政治立场，因而把实际斗争作为我们的批判的出发点，并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¹¹⁶⁾而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他更是以一种前无古人的精神阐明了实际的或曰现实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的极端重要性:“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¹¹⁷⁾而且，在随后的理论批判中又尖锐地指出，“要扬弃私有财产的思想，有思想上的共产主义就完全够了。而要扬弃现实的私有财产，则必须有现实的共产主义行动。”⁽¹¹⁸⁾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则通篇贯穿着一种真正的革命实践的精神。最后，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与恩格斯正是以一句斩钉截铁的脍炙人口的名言对他们的这一观点作出了科学的总结，“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¹¹⁹⁾

同时，我们也应该更加全面地注意到，马克思又从来没有轻视过理论批判的巨大作用，而是始终追求和探索真正能够批判、推翻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我们不是教条地以新原理面向世界:真理在这里，下跪吧!我们是从世界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我们并不向世界说:停止你那些斗争吧，它们都是愚蠢之举;我们要向你喊出真正的斗争口号。我们只向世界指明它究竟为什么而斗争;而意识则是世界必须具备的东西，不管世界愿意与否。”⁽¹²⁰⁾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科学的革命理论呢?这就是能够真正掌握群众的理论。什么样的理论才能真正掌握群众，为群众所信服呢?马克思一语中的:“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¹²¹⁾这就是说，只要理论抓住了人的问题的根本，它就是彻底的理论，就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摧毁旧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这一切都最明白不过地向世人昭示:要把理论斗争和革命实践活动或曰实际革命斗争紧密结合起来。理论只有把无产阶级当作自己的物质武器，才能在革命实践中发挥作用;而无产阶级只有以理论为精神武器才能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建设共产主义新社会。

由此反观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客观地讲，他始终坚持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是正确的，难能可贵的，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也确有不少击中要害之处。但是，他的这种批判理论在批驳实证主义的过程中，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了严格科学的立场，特别是脱离了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矛盾运动过程，更谈不上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了。因此，为了坚持和彻底贯彻他的“批判理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立场，他就只能苍白无力地软弱无能地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出一阵阵空论式的抨击，相当程度上拼命抬高理论批判的地位，将理论硬说成是推动人类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可以说，他从来就没有想到过，摧毁和消灭现实的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真正的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需要有真正科学的、可以唤起千百万劳苦大众的理论。由于十分缺乏对社会现实，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状况尤其是阶级力量对比的现实的精确的科学研究，他就只能将他的关于未来的合理的正义的社会的实现问题寄托于人的抽象的本性上了。有意思的是，他批驳“传统理论”的思维主体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而他讲的人的本性恰恰正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所必备的。由于他的这一系列错误，他只能竭力强调他的“批判理论”的高度独立性，特别是摆脱、脱离无产阶级的高度独立性。因此，他的“批判理论”只能因为缺乏真正现实的阶级基础而缺乏科学真理性和社会影响，成为不折不扣的“空谷回音”，从而只能使他对建立一个真正自由、正义的社会缺乏信心。这正如哈贝马斯在评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代表人物时所言:“他们陷入了一种批判的绝境⁽¹²²⁾”。

由于缺乏实践的唯物主义这样的科学理论，他就只能从抽象的人性这样的角度去批判“独裁国家”，虽然这种“独裁国家”主要是指资本主义国家。因而只能指出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剥削、压迫广大人民群众方面的一些新变化、新特点，从而看不到它的历史暂时性，只能认为它会比自由资本主义存在得更长久，客观上给人一种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深刻印象。由于他坚持一概否定“独裁国家”，实际上是一概否定权力和管理的观点和立场，所以他就完全倒向了否定一切组织领导的理论深渊，从而导致了他只能崇尚革命的自发性的道路。这种只能给无产阶级革命带来涣散、软弱，不能集中力量摧毁资本主义社会，客观上使资本主义社会永远存在下去的观点，充分暴露了他从根本上片面地理解了马克思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未来社会的科学设想，将民主、自由形式抬高到了脱离真正的革命、专政、统治的地步，从而使其抽象化的理论错误。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改组正义者同盟，并实际上领导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工作，而后又创建并领导了第一国际的伟大革命实践活动，就是要使无产阶级批判、推翻和消灭资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革命运动真正成为具有高度组织性和纪律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实践活动，而这一切就是对霍克海默等人崇尚自发性的有力驳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