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8月马克思在《致达·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1]，“为了保证革命的成功，必须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2]。这里，马克思强调了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原则。恩格斯把这一原则运用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他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提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3]“我们的理论是发展中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的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4]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针对青年派把唯物史观作为现成公式的教条主义行径进行了批驳。
恩格斯在《致保·恩斯特》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至于谈到您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那么，首先我必须说明: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5]接着恩格斯分析了恩斯特任意裁剪历史事实的具体表现：“您把整个挪威和那里所发生的一切都归到小市民阶层这一个范畴里，接着您又毫不迟疑地把您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硬加到这个挪威小市民阶层身上。”[6]“在德国，小市民阶层是遭到了失败的革命的产物，是被打断了和倒退了的发展的产物；由于经历了三十年战争和战后时期，德国的小市民阶层具有胆怯、狭隘、束手无策、毫无首创能力这样一些畸形发展的特殊性格，而正是在这个时候，几乎所有的其他大民族都在蓬勃发展。”而与此“相反，在挪威，小农和小资产阶级中间稍稍掺杂着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大致和十七世纪英法两国的情形一样），这在好几个世纪以来都是正常的社会状态。”[7]政治上，挪威“谈不上由于巨大运动的失败和某个延续三十年的战争而被迫退回到过时的状态中去”，因而政治比德国稳定；经济上，“只是直到最近，这个国家才零散地出现了一些大工业的萌芽，可是在那里并没有资本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交易所”[8]；而且挪威的农民从来都不是农奴，“这使得全部发展（卡斯蒂利亚的情形也类似），具有一种完全不同的背景”[9]。因此，“他把马克思的世界观简单地当做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是违反历史事实的”[10]。
恩格斯在《致康·施米特》信中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探索复杂的社会实际之中，这样做将会使研究的领域广阔、前途远大，“对德国的许多青年著作家来说，‘唯物主义’这个词大体上只是一个套语，他们把这个套语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去，再不作进一步的研究，就是说，他们一把这个标签贴上去，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诀窍。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在这方面，到现在为止只做了很少的一点工作，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在这方面，我们需要很大的帮助，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许许多多年轻的德国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11]。
恩格斯强调要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唯物史观，要努力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原著，从中找出科学的理论武器。他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说：“一个人如果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要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12]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他针对青年们忽视原著而仅根据二手材料来认识问题的错误倾向，明确提出：“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13]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恩格斯要求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要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像马克思那样思考问题，做到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在《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指出：“德国党内发生了大学生骚动。近两三年来，许多大学生、文学家和其他没落的年轻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他们来得正是时候……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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