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地对待“解释的冲突”

解释学问题起初发生在解释《圣经》的框架里。解经学是一门怎样的学科呢？这是一门企图理解文本的学科，也就是从文本的意向出发，在文本想要言说的一切基础上试图去理解文本。在这里，把解经学的目的回忆一下并不是没有用处的。因为，解释经典这样的事业看起来就像国学界的考证、训诂、注疏那样，仅仅只是重新翻译和注释古典文献。其实不然。解经学问题的存在并非仅在于经书的笺释，以及史料的搜补鉴别、点校勘误、文字训诂，而是与文本实际上说的和真正想说的联系在一起。这样的阅读总会发生解释学上的争辩。这些解释学上的争辩通常涉及理解的一般性问题。但是通过几个阶段的发展，通过海德格尔的理解存在论的发展，解释学基本已经与关于方法的所有讨论绝缘。我们来看看这个理解存在论所生发出来的问题具有什么样程度的彻底性。

一、理解取决于可理解的

如何对相互竞争的解释之间的冲突进行仲裁？这种提问方式大家一看就知道已经离开了魅力非凡的基础存在论的道路。想象海德格尔思考过任何有关这个或那个存在者之理解的特殊问题，或者想象海德格尔会将一部作品不仅从内容而且从形式上束缚于一个特殊的场域之中，就是在想象一个不可能的海德格尔。换句话说，海德格尔不会按照所谓本来意义上的历史理解在什么意义下才可能以那样的方式说话。相反，“如何为相互竞争的解释之间的冲突进行仲裁”这样的问题，是准备由那些多多少少具有方法手段意味的解释学解决的。

比如说，所有解释学所共同具有的语义学，这是一个非常确定的区域。但是，解释是思想的工作，这工作在于对隐藏在表面意义中的意义加以辨读。据此，解释学不得不承受意义的多样性的命运。可以说，哪里有意义的多样性，哪里就有解释。由此，人们也必定会宣布它们只是相对正确。这就是所谓真理及其结论不可避免地具有歧义性（尼采将其推行到极致）。

举例来说，哈贝马斯解释学侧重于揭示那些决定前理解的传统的偏见的非合理性、虚假性和欺瞒性，揭示那些无效理解的错误限度，却不可能对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有根本改进。原因在于，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里，这些问题没有被适当地思考。哈贝马斯解释学进入深层解释学的领域时，它是以社会病态和心理病态为前提的。可是，我们不能把社会和人类设想为处于一贯的病态状态中。确切地说，它不过是人类永恒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否则，病态也就是常态了。正如我们把“异化”这一生存的基本事实不能随意做价值判断一样，否则我们就无法判断社会和心理的病态。也就是说，病态是以常态为参照系的，所以，正常的理解恰恰应是以各种病态的坐标为参照。

其实，所谓正常的理解，是指那些可理解范围的理解；所谓非正常的理解，是指那些不可理解或不可直接理解或干脆不能理解范围的理解。所以，所谓社会病态和心理病态也无非是哲学解释学中“遮蔽性”概念的一种层次或类型而已。

二、解释的反讽性

学院式纯粹哲学批判，与哲学在我们现实生活中可能具有的意义或颠覆作用，有着惊人的反讽。今日，这反差之巨大前所未有。我们对马克思自己在“马克思主义者”面前说“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句话特别记在心上，几乎成为流行语。柏拉图的苏格拉底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不是我的话，无论我可能说了什么！”这里所陈述的，最初可能被当作简单的语言游戏，但实际上这正是任何激发人们讨论和思考的作品存在状态之谜。因为它也无法摆脱解释的风险：它甚至无法完全摆脱解释相互之间的内讧。只要想聆听的人加入到对话中，就要跟自己的心灵对话，而这就是思考、学习。我们实际上已经知道，任何解释者都想把陌生者变为本人，也就是说，把陌生者变作他自己的。所谓直接意识首先就是“虚假意识”，马克思告诉我们的无非就是要揭穿虚假意识的诡计。因此，我们也只有在相互竞争的解释学之冲突中，我们才能觉察到“哪里先有错误解释，哪里便有解释学”。而且“意识始终需要通过一种对误解的纠正性批判而提升到理解”。^[22]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真理通过公开的方式隐藏自身（拉康）。不能把曲解直接等同于不可理解，否则就会脱离理解的根据而把自己陷入事实的悖论中：不可理解的怎么又理解了？譬如，当一个人反复强调所讲的事情千真万确时，其实也就是在告诉你，那不一定是真的。或者说，因为说话的人心虚，所以才会一再强调，否则根本不用那样。一个很守信用的人，不会标榜自己守信用，因为这对他来讲已经是习惯了。把“我从不曲解人”挂在嘴边的人，就是因为常常在这里曲解、在那里曲解，怕被人看穿是不善解人意。学了解释学，知道曲解、误解是相对于正常理解而言，就像阴跟阳是相对而言一样，大概我们就不会总怪别人不理解你了。

弗洛伊德学说不也是对病态的一种解释吗？事实上，它不过就是从否定的方面、倒错的方面，或使正常断裂的隐蔽方面去揭示。用利科的说法就是：“弗洛伊德把梦视作一个叙事，尽管它可能是极短的故事，但是它总是具有一种内在的多样性；根据弗洛伊德的说法，这问题是在于如何以更能理解的文本来替换这个初听之下无法理解的叙事，前者之于后者，如同潜在之于外显。”^[23]用伽达默尔解释学来说，弗洛伊德学说不想理解主体所想要表达的东西，而是要理解主体所不想表达的东西和主体不想承认的是什么。^[24]即便精神病人和正常人的理解存在断裂，也不是一种彻底的断裂。因为各种对精神病的诊断，是以正常理解为基础的，甚至精神病本身就是理解正常的人自身的层次或环节，它们不仅不能阻碍理解，恰恰相反，正是它们才得以显示理解的解蔽功能。

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虽然也注意到了解释学的负面或背面，但是，它的问题始终是只讲一句话。读他的著作可以读出很多正常理解的东西，却不能读出非正常理解的东西。这表现为：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虽然总是认为艺术、历史、语言中的“真理”的经验比单纯的“方法”所能把握到的东西有多得多的丰富性和生动性，但是它还是归根到底把这些东西纳入他的正常理解的解释学逻辑之中。它的所谓“视界融合”“效果历史意识”等等，都是试图将“无理性的内容”赋予“理性的形式”。

因此，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没有深刻地展示利科所谓的“解释的冲突”。相反，读其他人的解释学著作，譬如，读善于迷宫叙事的利科的著作，我们就能够读出很多正常的正人君子，同样也读出很多非正常的小人。

【注释】

[1]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页。

[2]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8页。

[3]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190页。

[4]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8页。

[5]桑塔格：《疾病的隐喻》//张汝伦：《时代是思者》，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106页。

[6]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1页。

[7]伽达默尔：《然而是善良意志的权力（驳德里达）》，《哲学译丛》，1987（2）。

[8]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挑战》，《哲学译丛》，1987（3）。

[9]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08页。

[10]伽达默尔：《解释学的挑战》，《哲学译丛》，1987（3）。

[11]严平编选：《伽达默尔集》，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页。

[12]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6页。

[13]苏珊·桑塔格：《反对阐释》，程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页。

[14]张汝伦：《政治世界的思想者》，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36～337页。

[15]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79页。

[16]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6～27页。

[17]马丁·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2～134页。

[18]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李小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1页。

[19]弗兰兹·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0～131页。

[20]弗兰兹·卡夫卡：《卡夫卡短篇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145页。

[21]让·格朗丹：《哲学解释学导论》，何卫平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14页。

[22]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20页。

[23]保罗·利科：《解释的冲突》，莫伟民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77页。

[24]伽达默尔：《然而是善良意志的权力（驳德里达）》，《哲学译丛》，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