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世纪，以宗教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倾向

第二节　在中世纪，以宗教神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倾向

欧洲中世纪是封建社会产生和发展的时期。这个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就在于天主教教会及其神学学说统治和支配着一切，也垄断着思想领域的各个部门。那时的哲学主要是在天主教教会的经院中进行研究的经院哲学，它作为“神学的侍婢”而存在，是封建制度的强大的精神支柱。

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是11世纪末罗马教会为巩固教会的统一和统治，在奥古斯丁等人的教父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以超验的上帝为最高对象，以从概念到概念的三段论式的逻辑推理为方法，以直接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为任务。它虽垄断一切，其本身并非铁板一块，乃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和争论。这就是贯串于整个中世纪、持续了数百年的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

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是围绕着一般是什么，它和个别的关系是怎样的问题而展开的。概括地说，唯实论主张，一般(共相)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它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并且愈普遍愈实在；它比个别事物更根本、更实在。唯名论则主张一般(共相)仅仅是人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称”或概念，它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有个别事物。其实，在古代希腊哲学中，围绕着世界本原问题的争论，哲学家们已涉及到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了。如德谟克利特路线用物质性的水、火或原子，而柏拉图路线用精神性的数、善或理念来说明世界万物，就是与个别和一般关系问题密切地相联系的；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更是直接地讨论过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是在公元3世纪时被明确地提出来的。如波菲利(232～304)在《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引论》一书中就曾提出：种和属是真实存在的还是纯粹理智的产物?如果是真实存在的，则是存在于感性事物之外，抑或存在于感性事物之中?⁽²³⁾后来，波埃修斯(480～524)和伊里吉纳(约815～877)虽也都未明确回答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分别开了唯名论和唯实论的先河。在中世纪，这个问题直到公元11世纪才引起经院哲学家的重视，成为他们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形成唯名论和唯实论的不同见解。

可以说，唯名论和唯实论对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问题都采取了形而上学的割裂态度。唯名论不懂得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即它把一般往往看作纯粹主观的东西，因而就否认了一般的客观真实性，陷入唯心主义；但它终究肯定个别事物的客观实在性，确认个别事物不依赖于人的思维而独立存在，这是唯名论中的唯物主义倾向。它在当时被当作经院哲学中的“异端”看待。唯实论也不懂得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即它把一般看作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是一种精神性的实体；而个别事物乃是被派生的东西。它在当时作为经院哲学中的“正统”派而存在。

真正说来，“中世纪的唯名论者同实在论者的斗争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²⁴⁾。这也就是说，中世纪哲学不明确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无论是唯名论还是唯实论本身都不构成一条独立的哲学路线；它们之间的斗争乃是在中世纪的特殊历史条件下以宗教神学形式表现出来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这一斗争归根结底是欧洲封建社会内部重视人间世俗生活和个人现实利益的城市市民与宣传普遍的神圣实体——上帝的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教会的斗争在经院哲学内部的曲折反映。

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的唯名论者和唯实论者都确认对上帝的信仰，在此前提下他们也谈论人的理性、认识问题，有其认识论观点。不言而喻，其认识论观点是与他们所围绕争论的个别和一般关系问题紧密相联系的，是他们哲学的组成部分。如果说，唯名论和唯实论在本体论上实质上提出的是一般是什么?个别先于一般，还是一般先于个别?那么，由于“一般与概念有联系，而感性知觉与个别有联系”⁽²⁵⁾，它们在认识论上提出的也就是概念的本性是怎样的?我们的认识是从感觉到概念呢，还是从概念到个别事物?包括从一般演绎地导出个别比较正确呢，还是从个别归纳到一般比较正确?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说，唯名论继续了古希腊以德谟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感觉主义倾向，唯实论继续了古希腊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理主义倾向。当然，它们的认识论观点都是以确认宗教信仰的神学形式表现出来的。

从公元11世纪下半叶到12世纪上半叶是早期经院哲学阶段。早期经院哲学中唯实论的代表是安瑟伦。安瑟伦(1033～1109)，意大利僧侣，曾任英国坎特伯雷大主教，奥古斯丁的信徒，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在哲学上明确提出信仰高于理性的原则，说“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²⁶⁾，主张先信仰，再理解，理解是去理解信仰的东西；哲学的任务就在于为教义提供“可理解的证明”。正是从此出发，他作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并以此闻名于世。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从上帝的概念推论出上帝必然客观存在的证明。其过程是这样的：我们心中都具有作为“绝对完满者”的上帝观念；绝对完满者必定包含着存在的特性在内；所以上帝就是真实存在的，“既存在于理智中，也存在于现实中”。这一证明表明，他主张一般概念(上帝是最高的共相概念)先于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并从中推论出现实的存在物。这即是极端的唯实论观点，是柏拉图理念论和奥古斯丁信条的结合；它的出现为中世纪唯实论奠定了基础，标志着中世纪封建教会官方哲学的建立。同时，这一证明也表明了他在认识论上强调真理是上帝直接启示在人心中，从概念出发来推演出一切的唯理论观点，这一观点不仅对正统经院哲学，而且对近代唯理论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影响。

早期经院哲学中唯名论的代表是贝伦加里、洛色林和阿伯拉尔。贝伦加里(1000～1088)，法国神学家，主张理性高于权威，用“辩证法”来否定超自然的神迹，是从异端的立场上来解释教义的唯名论者。他的唯名论观点和感觉论相结合，认为一般(共相)是没有的，“实体只能是为外部感觉所感知的东西”，并注重反对教会圣餐仪式中的实在论观点；不过这种结合尚是不自觉的。真正说来要算洛色林最早对一般(共相)是什么的问题作了明确的唯名论回答。洛色林(1050～1112)，法国僧侣，唯名论学派的创始人。他的唯名论带有极端的性质，认为个别事物是客观的、实在的；一般(共相)只是标志个别事物的“记号”、“名称”，甚至只是一阵风或声音，其本身不具有客观实在性。如只有黑色的实物，没有黑色本身；只有聪明的心灵，没有聪明本身。它还认为，“整体的名称是空洞的词”，部分才具有实在性；并由此出发，提出“三神论”，对教会的“三位一体”说作了异端的解释。洛色林的这种观点自然地使他在认识论上坚持感觉论的观点。安瑟伦曾指责他，“完全浸沉在感性里边”，“不能理解为理性所理解的、不依赖于表象的东西”，不会依靠“纯粹精神的认识”。早期唯名论最重要的代表是阿伯拉尔。阿伯拉尔(1079～1142)，洛色林的学生，经院式的逻辑学家和辩论家，温和的唯名论者。他反对安瑟伦“信仰后再理解”的观点，而主张“理解后再信仰”，力求通过“合理的论证”来巩固信仰；曾提倡用“经常的怀疑”来检验和认识真理。他的唯名论乃是关于共相的一种新学说即概念论，认为个别事物是真实的，但是一般(共相)则不是无意义的名称或声音，而是有一定思想内容的词，即人们通过抽象而获得的关于个别事物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当然，在他那里，这些相似性或共同性在个别事物中是被个别化了的，它们只存在于我们的理智中；在客观上则并不存在与我们思维中的一般概念相应的一般。阿伯拉尔的概念论虽没有超越唯名论，但比起洛色林的唯名论来是更为细致和深刻的。这一学说提出了一般概念的本性及其形成途径的认识论问题。它终究认为，一般概念不是“乌有”，而以个别事物的共同点或相似点为基础；因而其形成就不能脱离感觉，离开对个别事物的感觉，一般概念就不可思议。不过它由于根本否认在现实中有与概念相应的一般，最后在概念的根源问题上，还是认为是上帝将理念、“形式”注入人心才形成概念的。这也是阿伯拉尔在宗教神学形式下来谈论认识论问题的主要表现。

从公元12世纪下半叶到14世纪上半叶是后期经院哲学阶段。后期经院哲学中唯实论的最大代表是托马斯·阿奎那。托马斯的哲学产生在东方阿拉伯哲学传入西欧之际。那时许多阿拉伯哲学家的著作纷纷被译成拉丁文在西欧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阿威洛伊。阿威洛伊(1126～1198)即伊本·鲁士德，亚里士多德的推崇者。其著作的特征在于“亚里士多德解释了自然界，而阿威洛伊却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尤其是他从唯物主义的角度来解释亚里士多德哲学。如反对从无中“流溢”出世界的神学观点，强调物质世界是永恒的；以人类“统一的理性”否定个人灵魂的不朽；还提出“两重真理”说，主张哲学和宗教在各自的范围内都可有自己的真理，互不干涉。这种解释在西欧影响甚大，形成了“拉丁阿威洛伊主义”思潮；是对正统经院哲学的严重挑战，后者把它斥为最危险的异端邪说。但是，东方阿拉伯哲学的传入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那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原著也随之重返欧洲。最初教会只顾忌他的《形而上学》、《物理学》等为“异端”提供根据，曾予以查禁；不久他们就发现，从这些原著中完全可以引出有利于宗教神学的结论来。于是他们便大力提倡按宗教神学的精神去解释和吸收亚里士多德哲学，把它奉为权威，为经院哲学奠定新的理论基础；并以一系列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的推理组成繁琐论证，使之系统化，以便有效地同阿威洛伊主义和唯名论作斗争。就在此种情况下，庞大的托马斯哲学体系产生了，它完成了正统经院哲学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任务。

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意大利神学家，被称为“圣徒”、“天使博士”，所著《神学大全》为天主教神学的经典。他也坚持信仰高于理性的原则；但他比安瑟伦更注重理性在论证基督教神学方面的作用。他利用亚里士多德形式和质料学说作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和目的论的证明，以及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的理论，就是他的精致的神学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他表达了对共相问题的新观点，认为共相即“形式”有三种存在方式。首先，它作为上帝造物的原型内在于上帝的理性中，是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其次，它作为事物的形式或本质与事物不可分离，是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的；再次，它还作为对个别事物的抽象而形成的概念存在于人的理性中，这是后于个别事物而存在的。托马斯的这个观点，由于他坚持“存在于物质中的形式是从无物质的形式中产生的”，归根结底还是主张一般(形式)先于个别而存在的观点。但是，这种主张不那么直截了当，毕竟承认和容纳了个别先于一般(概念)而存在的观点，所以是温和的唯实论。它规定和蕴含了托马斯的认识论思想。托马斯赞成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感觉印象是事物作用于人的肉体感官的结果，“我们的知识开始于感觉”；人们通过感觉只能认识个别，要认识一般形成概念，就需要理智；所以，对自然事物的认识必须从个别到一般，从感觉到概念。但是，他在说明问题时，又诉诸神秘的想象，认为上帝所创造的事物是有灵的，能发射出一种非物质的“意象”，感觉实是上帝通过事物发射出的“意象”启示给人心的；人的灵魂也是上帝所创造，具有能动的“理智之光”，它在上帝的启示下就可以从对事物的感觉中抽象出一般概念。总之，托马斯在认识论上以神学的观点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思想。这是托马斯哲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安瑟伦的基于柏拉图唯理论的直接的天启论不同，它吸取了认识从感觉到概念的思想，又强调了上帝通过外部事物把它事先置放在人心中的知识启示出来，乃是一种隐蔽的复杂的天启论。它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正统经院哲学在认识论上达到高峰。

托马斯哲学体系的出现激化了经院哲学内部的争论。在13、14世纪，唯名论思潮在反对托马斯主义的斗争中获得了复兴。它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邓·司各脱和威廉·奥康。他们与早期法国唯名论者不同，具有明确的唯物主义和感觉论倾向。邓·司各脱(约1270～1308)，苏格兰僧侣，曾任法兰西斯僧团博士。他虽然承认神学高于哲学，理性不能与信仰冲突，却竭力主张“两重真理”说，强调哲学是独立的“思辨”学科，并不能证明上帝存在，其使命仅在于对自然的认识。他认为，个别事物是物质和形式的统一体；形式即事物的共性和个性，其中共性被浓缩后存在于个性之中；个别事物就包含共性和个性，如柏拉图就是动物、人加上其个性。他以此唯名论观点表明，个别是最真实的实在，唯有它是人的理智的直接对象。他把灵魂也看作由物质和形式构成，认为，也许可以说，在灵魂中有物质，物质是其基础，思维是其机能；并求助于上帝的万能来作出物质也能够思维的猜测。正是从上述观点出发，他指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产生的”；人的理智像一块“白板”，其中的观念都来自对个别事物的感觉。他还主张从对自然现象的经验中归纳出它的规律来；断言人的理智无须上帝的启示就能达到真理。司各脱在认识论上的这些唯物主义感觉论倾向是唯名论发展中的新因素，它的出现标志着唯名论思潮复兴的开始。

威廉·奥康(约1300～1350)，司各脱的学生，人称“不可战胜的博士”。他在哲学和神学的关系问题上，持司各脱的“两重真理”说，但比后者更强烈地反对哲学为神学服务，曾批判安瑟伦和托马斯关于上帝存在的理性证明。他把司各脱的唯名论观点彻底化了。司各脱的作为事物共性的形式浓缩后存在于个性之中的观点含糊不清，掺有唯实论的成分；奥康则强调一般既不能先于个别存在，也不能存在于个别之中，而只能后于个别作为概念或“符号”存在于人心中。与此相联系，他的感觉论倾向也就更明显。如他认为，人在认识中，先由个别事物引起感觉，继通过记忆保存感觉和产生感受，再在感受重复的基础上，经思维的抽象形成概念。在他看来，概念无不起源于感觉经验，据此才有所谓科学即“关于一般的知识”。尤其是，他还把“思维经济原则”作为认识论的首要原则，主张“如无必要，切勿增加实体的数目”，要求把妨碍人们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所谓“隐秘的质”、“实体形式”等赘物统统抛弃，强调把目光转向对于事物的经验认识和研究。这就是著名的“奥康的剃刀”。奥康的这些更为明确的唯物主义感觉论倾向的出现标志着唯名论思潮的复兴达到高峰，它沉重地打击了托马斯的唯实论，直接地促进了正统经院哲学的衰落。

在这一时期，托马斯经院哲学体系还遭到了新兴起的实验自然科学思潮的打击，其主要代表是罗吉尔·培根。罗吉尔·培根(1214～1294)，英国僧侣，一生致力于各种自然科学的实验和研究。他当然承认神学，但认为这并不妨碍科学认识，人们必须“经过认识创造物而认识造物主”，发展以自然为对象的哲学和科学是建立以上帝为对象的神学的前提。他指出，自然是由各种个别物体构成，个别物体“比所有的一般结合在一起更加实在”；而一般既非先于事物而存在的实体，也非存在于人心中的符号，它只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具有客观实在性。正是这种高于唯名论的观点使他明确地作出了科学认识必须面向自然，其对象是个别事物的结论；并表达了他关于认识途径的观点。他强调，科学认识是“从感官知识到理性”；感觉经验是知识的真正来源和检验，“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²⁷⁾；而推理只能作出结论，不能证明结论。经验又有两种：一是“自然的经验”即是经由我们的外部感官获得的；一是“用艺术帮助自然”即在仪器的参与下进行的科学实验。罗·培根的特点就在于提倡科学实验，认为要认识真理必须进行实验，“一切事物必须通过实验来证实”⁽²⁸⁾；实验自然科学是“科学之王”，它“支配着一切其他科学”。同时，他还提出要清除掌握真理的“四种主要的障碍”，即谬误甚多的“权威”，以及习惯、成见、虚夸。他把盲从权威列为认识真理的第一障碍，表明其矛头主要指向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哲学。当然，罗·培根的认识论思想并没有否认和超越神学，还认为有所谓“内在的经验”，凭藉它能认识上帝；在他那里，科学实验和神秘的占星术、炼金术等是混杂在一起的。但是，尽管如此，他为实验科学的存在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超越时代的。他是近代实验自然科学的光辉先驱。

总起来说，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是围绕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在展开争论。与此相联系，他们对感觉和概念的关系问题也各有看法，或偏重于对个别事物的感觉经验知识，或偏重于对一般共相的理性知识。其中，早期经院哲学主要以柏拉图主义为理论基础，局限于从逻辑方面来展开共相是什么的问题的争论，所涉及的认识论思想比较粗糙，简单；后期经院哲学则一般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基础，蕴含有许多自然知识，涉及许多认识论问题，尤其是托马斯哲学带有体系的性质。但整个来说，中世纪的唯名论和唯实论都是在宗教神学的形式下来谈论认识论问题的。它们在相互斗争中所增长起来的对神学和信仰至上性的怀疑、贬低以及对以经验来认识自然的强调，标志着经院哲学的衰落，是文艺复兴时期认识论思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