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者与理智直观

第二节　绝对者与理智直观

在Mglichkeit一文的理论准备之后，青年谢林要将认识和知识活动建基在一种最后的实在性上，这是一种无条件的或绝对的实在性。在笔者看来，超越康德的谢林此时面对着他的第一个大难题：作为整体性知识活动最后根据的绝对者如何能被思考，并且，如何能在与主体的关系中更切近地得到规定？须知后者的现实性应当是被绝对者本身先验地生成的。受到费希特关于“绝对自我”思考的影响，青年谢林在Vom Ich中勾勒了一个理性体系的基本前提并将其阐发为“绝对者”：所寻找的原理不可能是个“客体化的原理”，它既不可能是事实，也不可能是对象，“因为这样一种东西必须复借助于一个它者被发现”（SW．I，S．155）。因此表述于“最初的基本原理”中的这种知识必然是一种通过自身得到确定的知识，它作为这样的知识是知识体系的前提；因为，只有它能够将所有其他知识活动衔接为一个知识活动，赋予它们以实在性，使之由此结合为一个整体（Ibid．，S．162）。所有其他的知识活动之得到实在性或确定性都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当其与那种“直接”可知的东西处于可洞察的总体关联中。这个基本思想，谢林是从费希特吸收而来。

但是，如果说知识活动整体内一切实在性的这个直接可洞察的原始根据既不可能是对象，也不可能是借助于概念去思考的东西，更不可能被引到对象的位置上；那怎样才能标志“我们知识活动中这唯一的直接者”？谢林恰恰将原始根据的这种否定性特征辩证地转换为其所寻找的体系原理的肯定性尺度。他解释说，在这个原理这里，存在和思维的原理必然恰好吻合，“它必然借助于其思维本身将自己创造出来”（Ibid．，S．163）。由于所寻找的直接者不可能被物化为事物，它必须被视为“无条件的”（Ibid．，S．166）。谢林把这个“无条件者”设定为“绝对自我”也即“无条件地永不能成为客体者”（Ibid．，S．167），并宣布：“完成的科学体系是从绝对自我亦即排除掉所有对立面东西的自我出发”（Ibid．，S．176）。

但是，在此我们还会有个问题：既然体系的基本条件只是“无条件者”或“绝对者”这个原理，为什么现在还要用“自我”来标志它？对此有必要提示：在谢林的这个“自我”概念这里，实际上被重视的只是“无条件者”的结构与我们的“自我”处于某种譬喻关系中。这指的是：无条件者之存在，乃因其仅仅思考其自身；反过来无条件者之仅仅思考其自身，乃因其存在。绝对自我的这个结构或原始形式就是“同一性”。正因为这个结构上的类同，谢林不把无条件者称为“主体”，而把它称为“自我”。也就是说，对谢林的“绝对者”来说，我们的“自我”只是其模态；它们两者间的这种决定性的平行之处源于“同一性”的原始形式。^[4]

至此，谢林已经看到，在体系哲学的奠基这里，对理性来说，使无条件者得以把握的那种把握方式显得极为关键。如果“无条件是指那种绝对不能成为事物或事务的东西”（Ibid．，S．166），那么理性究竟应该怎样从根本上去把握这样一种“非客体性的”东西？由于我们是通过认识与诸种客体发生联结，而无条件者，这个绝对自我必然不能被禁锢于客体，我们岂不是根本没有办法去谈论它，我们此时岂不是“彼此间根本不能理解和明白”（Ibid．，S．168）？对此，又是Vom Ich贡献了一种思考：只有一种在其本然意义上并无客体的直观，能够允许对“绝对自我”的把握。而这种直观，区别于那种关联着客体的感性直观，是一种“理智的”直观（Ibid．，S．181）。

由于这种“理智直观”是唯一能够达于“绝对者”的认识通道并能普遍传达之，1795年的Vom Ich和次年的都从两方面对它作出了概念辨析：其一，这种认识之为“直观”，因为它是非中介的。“无条件者”必然不能借助于思维，借助于诸概念去把握（SW．I，S．181，401）。另一方面，理智直观又区别于感性直观，因为“它只能借助于自由被产生”（Ibid．，S．318）。对绝对者的这种直观不能出现在意识那里，因为意识已把客体设定为其前提（Ibid．，S．181）。所以即使是在自我意识那里，绝对者也不能被把握。相反只有“在我们对我们自己不再是客体的地方，在直观的自我与被直观的自我成为同一的那个地方，这种理智直观才出现”（Ibid．，S．319）。在这种理智直观那里，被直观者乃是直观活动本身，它完全不是现成存在的，相反必须被自由地创造出来。绝对者把自己揭示并解密在这样一种自由创造出的直观活动中，后者无非是做直观者与被直观者的同一性，因为“绝对者只能借助于绝对者而给出”（Ibid．，S．163）。正是理智直观的这个自由的实现行动构成了体系的基础：整个知识活动的实在性就建立在实在性的这个先于概念的、“直接的”和“自身创造的”经验上。

对于谢林，“理智直观”这种“创造性的直观”并非神秘的能力，它只是先验思考的一种方式。谢林将它与数学家的那种“建构”方法做了比较并指出：事实是，“根本上我们所知道的不是别的，只是那种本身通过此知识活动才存在的东西”。必须注意的是，理智直观并非关乎任何对象，而是联系着一种“生发”，所以“理智直观”构成了作为一个奠基在自身中的知识整体的体系之基本前提。也就是说，哲学的知识体系是这样的一种努力，它要将实在之环节化整体展示为一种本身构型在知识活动中的东西。而理智直观即是这种努力的媒介，按照中的总结，没有理智直观就“既没有先验思考，也没有先验想象力和哲学”（SW．I，S．401），只有在创造活动中才能经验作为直接可知的东西的绝对自我。“自我是什么，人们只有通过将它创造出来这种途径才能知道”（SW．III，S．372）。理智直观即是这种在创造活动中的经验。绝对自我因产生于这种直观的知识，其存在被直接照明。而如果说哲学的体系应该是个自身承载的整体，不以任何外在于它的根据为前提，那么可以说这个整体的范围是被理智直观规定的。因为，只是在理智直观这里才可能存在一种并不指向独立的对象，而是将自己的“对象”创造出来的知识。

作为这样的绝对自由的知识活动，理智直观与通常的知识活动方式或感性直观完全不同。谢林解释说，“这样一种直观正是自我。因为借助于自我关于它自己的知识活动，（作为客体的）自我本身才产生出来。由于（作为客体的）自我无非就是关于它自身的知识活动，所以自我之产生恰恰只是由于自我认识了自己；也就是说，自我本身是一种知识活动，这种知识活动把自己（作为客体）同时创造出来”（SW．III，S．369）。谢林对原理的这些解说，所诉诸的无疑是费希特的思想，比较一下费希特在《知识学》的第二导论中的相关阐述，就可知谢林所理解的“理智直观”实际上与费希特是一样的。并且谢林已看到，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功绩不仅在于，吸收康德理论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各自的基本思想并借助于自己在意志活动中对先验统觉的论证，已将理论综合到实践之内，将理论和实践这两个存在领域中介为一个体系化的整体；不如说，费希特的真正功绩在于他将实践哲学的最高原理也即实践的自律扩展为全部哲学的原理。然而当System时期的谢林强调地断定，“理智直观是人所能要求和向往的某种东西”时（Ibid．，S．376），确切说来他指的是，先验哲学的原理是一种“要求”，这个原理本身就是先验哲学在这里所要求的东西，一种“纯粹的理论建构”。这一思考已经与费希特区别开来：原理对谢林来说是这样一个“根据”，其内容必须经过体系化的建构才能获得。这意味着，原理本身被理解为要去思考的东西，要被树立为可理解的东西。而认识和理解无条件非客观的原理，或者，无条件的“非客观东西”应当变得客观，将整个取决于理智直观的活动本身变成客观的。

因此，谢林的理智直观也随之带来了它的“越界操作”的问题。谢林把哲学体系论证为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这已经超越了康德在KrV中所划定的认识活动诸边界。康德虽然提示过，理性能够从一种基本总体关联的整体出发考察事物，能够使一种先验的和体系化的知识成为可能，但他同时又否认人的认识活动能拥有关于“整体”和绝对者的知识。然而，对谢林的思考来说，情况有所不同：首先，对“整体”的理解是第一位的知识活动，没有它，任何其他的知识活动都不能成立。当然，在谢林那里，无论是对绝对者的思考还是对绝对者被理解的那种方式的思考，都已经不同于之前康德的思考。如果整体如康德假设的那样，应当被规定为对象并按照经验知识活动的模式去规定，那么当然不可能有关于它的任何知识。康德对此已作出揭示。不过，康德并没有指出整体是否只能以这种方式去理解。谢林能够凭借理智直观去超越康德批判哲学认识论地划下的界限，因为理智直观在费希特和谢林那里首先都仅仅意指理性的一个行动，其中自我对自身进行反思。对他们两人来说，在对一个对象的直观行动那里，自我不仅是凝神于自身，而且把自己创造出来。这对他们来说成了各自先验唯理念论体系的本质性出发点。他们两人都把哲学把握为对绝对者的理智直观，强调绝对者并非对象，而是纯粹的创造活动，其只是展示一种创造性的直观。“做知识活动者”^[5]（das Wis‐sende）因此既不是与某一客体发生关联也不是与他自己即主体发生关联；而是，他之认识贯穿存在整体的那种东西，恰恰是借助于将其创造出来这种知识方式。正如哲学体系本身表述着对存在整体的一种知识活动，这个环节化了的存在整体也并非对立于知识活动而存在，而是生成在知识活动本身中。

康德的确否定我们人能够拥有一种理智直观。不过，我们在这里恰恰要辨别出谢林对康德思想的一种改造及发展。如果说，谢林现在跟随费希特又把理智直观引进到哲学中来，那么他并没有把它作为认识“事物本身”（Dinge an sich）的一种手段，而只是作为先验思维的“官能”（Organ）引进来。康德已经指明，“理性只能洞悉它自己按其构想所创造的东西”（KrV，B，S．XIII）。作为对这个思想的一种推进和发展，谢林将理智直观构建为最高条件，它使一种指向自身的创造性的洞察可以理解。谢林的理智直观论也是种努力，把一种相应的理解方式归入康德发现的理性之先验特征内。也就是说，谢林试图借助理智直观证明康德所说的“自我意识之先验统一”。因为谢林已经注意到，康德关于“统觉之纯粹综合”和“先验想象力”的理论虽未明言，其实也是以一种理智直观为其前提条件（SW．V，S．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