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二）方法论的个体主义

1936年，柯林武德发表了《人性和人类历史》一文，该文表明“人类的科学”的确立仰仗于探究人类思想的历史学方法，即在历史学家的心灵之中重演过去的思想；它有别于自然科学把知觉数据进行分类概括的方法。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知识并不能看成连续事件的一篇故事或各种变化的一种景观，历史学家须考察蕴涵内部外部的人类思想行动；这些人类行动不同于表现为思想外部的事件，历史过程乃是表现为思想的人类行动过程，由此，研究人类历史的方法则是把思想当作在特定局势下的特定行动来研究。换言之，人类思想是个人在特定社会情境下做出的具体行动，研究这些行动便可洞察行动者的动机和目的，因为行动是根据行动者自身意向以及对处境的认识做出的，进而社会制度或历史事件皆是个人意向、境遇、信念以及自然环境等具体综合的结果。由此，人类特定情境下的个别行为便成为历史研究的对象。

在帕克看来，如若人类行为是个别的和存在差异性的，那么认识人类行为的模式便表现为一种“方法论的个体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¹⁴⁾就内涵而言，“方法论的个体主义”主要包括（1）根据评价图式来理解个体活动的意义，（2）社会现象可以还原为个人行为，社会现象的陈述也可从个体的心理陈述中推导出来。换言之，个体活动主要表现为有目的或意图的理性行为，历史学家的任务便是从外部事件深入到构成此事件的思想层面并重行思考那种思想，这种以直觉的洞见来掌握和理解过去人的思想受到众多研究者的诟病。上文述及，沃尔什认为“直觉的洞见”之所以不正确，是因为个体活动并非皆是理性的，也可能源于人的本能冲动；另外，历史解释不仅要遵从证据及证据解释的原则，而且隐然植入了普遍真理的参照系，甚至还需对思想所具有的感情和情绪的背景感兴趣。事实上，沃尔什的批评忽视了柯林武德界定的思想范围，也误解了历史思想重演的情境基础。在柯林武德看来，人类行为存在两种类型：（1）非历史的行为，是由诸如吃和睡、恋爱等人的动物本性、冲动及嗜欲所决定的行为，这些活动过程是一种自然过程，历史学家并不感兴趣；（2）历史的行为，表现为蕴涵人类思想的个别行动，它们与思想所创立的社会习俗和道德相关。⁽¹⁵⁾由此，历史思想的重演并不指向非历史的人类行为，而是人类行动中的思想行为。但这绝不意味柯林武德漠视了重演对象的情感。譬如，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在重演阿基米德发现重力概念时，不可能也无必要“跳出浴室并在城里裸奔”，⁽¹⁶⁾因为重演不是对过去苍白的复制，而是在新情境中体验。鉴于此，沃尔什的批评是建立在对过去简单机械复制的基础上，忽视了重演主体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另外，柯林武德1940年发表了题为“责任”（Duty）的伦理哲学演讲，论述了历史探究的对象乃是一类“特殊种类的过去”：它是由诸多个别事件构成的过去，历史学是有关个别的知识。不止如此，林林总总的个别行为乃是人类在特定情境所做出的，历史学家能识别过去的人类行为及特定情境，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学家的处境，意识到摆在他面前的档案、证词或证据向他讲述了过去。此外，这种情境意识亦包括认识自身在那种处境下的行为。“历史学家研究的情境皆是个别的情境，每种行为都是个别行为”，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概括，而是关注基于同自身特殊情境相似语境下的个别情境或个别行为。历史意识既是过去历史对象的意识，又包括历史学家现在的情境及行为意识。⁽¹⁷⁾由此，柯林武德主张的语境主义并不依赖心理学的假设，更多诉诸于证据阐释的历史学方法。

同样，彼得·温奇（P.Winch）提出了两项批评：（1）重演论是“一种唯理智论的扭曲”；（2）柯林武德未处理好“一种思维方式与其所属的历史处境以何种方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就第一种批评而言，温奇的观点代表了学术界的普遍看法，譬如，明克认为历史思想的重演只不过是历史学家看待过去的一种绝对的假设，相当于价值信仰，历史学家只有遵从这套价值信仰，才有可能理解他所重演的对象。此外，明克也论及了柯林武德赋予制度史与思想史不同内涵，分析了柯林武德的理论只适用传记研究。⁽¹⁸⁾就第二种而言，温奇的观点注意到柯林武德倡导的历史编纂的方法，这也是有别于沃尔什的地方，温奇褒扬了柯林武德从历史编纂的方法去理解人类观念的重要性。不止如此，温奇还指出人类行为具有类似语言符号的特性，重演论则是对社会关系中的人类行为进行符号化和语境化的解释。⁽¹⁹⁾显然，温奇认为有必要引入了符号诠释的方法来理解人类的行为。事实上，柯林武德承认历史思想的重演乃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知识结构之中进行重演，“因此在重演它时，也就批判了它，并形成了他自己对它的价值的判断，纠正了他在其中所能识别的任何错误”。⁽²⁰⁾由此，柯林武德除了诉求历史编纂方法之外，还要求一种关于历史事实之必然形式的形而上学理论。

有必要指出的是，柯林武德探讨的个体行为并非孤立于其他社会组织，而是社会情境下的个体行为，用哲学的话说，这是一种普遍化的个体。就政治行为而言，政治价值源于普遍规则或秩序的确立，这些普遍规则又具体规范着特定情境下的个体活动。譬如，柯林武德列举了四个社会案例：（1）“消除平民窟”，在柯林武德看来，这项政治行为不只是为个体带来幸福、增加福利及改善道德，而是平民窟本身是罪恶的，代表了无秩序及国家共同体的集体自甘堕落，这将危及秩序井然的社会安全。（2）“插队行为”，排队购票是社会管理得当的文明化标志，虽然排队并不意味着节约时间，但任何插队行为则不只罔顾某人的利益，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因为秩序、规范及遵守规则同样适用于社会中的每个人。（3）“信守承诺”，人人履行承诺不只是一项义务，亦是行为秩序化、遵守规则以及自我内化规则的表征，这种行为虽是个别的但具有政治价值。（4）“抗拒暴徒”，当目击一位陌生人射杀另一位陌生人时，见证人会积极阻止这种邪恶行为，因为他坚信这种死亡是对生命的践踏，即便两个陌生人之间存在不可解决的利益冲突，或被射杀的人曾激怒过射杀者，不过目击者因信守生命高于一切的原则，进而毫不犹豫地阻止此类行为的发生。上述案例表明，普遍化的个体是基于特殊行为且适用此特定情境下的行动进行回应，不只是以特殊方法回应特定情境。⁽²¹⁾

与柯林武德不同的是，内格尔（Ernest Nagel）考察了历史学所用的术语。他区分了“个体词项”与“集体词项”，前者指向诸如“当今的美国总统”那般指称个别人或个别人属性的词项，后者指向像“法国启蒙运动”那般的人类群体或群体属性以及群体显示出来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形式。显然，历史术语具有不透明性，涉及到如何处理普遍与个别的关系。在内格尔看来，“集体词项”可还原成诸多个别行为的动机且由这些个别行为所构成，另外，“个体词项”的属性往往可归结到基本的心理词项，进而诉诸于社会心理学的解释。⁽²²⁾与内格尔不同的是，阿瑟·丹图预设了“社会个体”与“人类个体”两命题的不同形式，重点考察了“关于意义的命题”、“关于世界的命题”及“关于社会科学理想形式的命题”。就意义命题而言，社会个体的句子独立于人类个体的句子，社会个体为真的谓词并不总能经由人类个体的谓词加以界定，方法论的个体主义者并不一定主张意义的证实标准。就世界的命题而言，人类个体是真实的存在，社会个体的行为依赖于人类个体的行为，从而社会个体在本体论迥异于人类个体。就行为解释而言，社会个体的行为并不规定人类个体的行为，前者的解释却植根于描述人类行为的规律。⁽²³⁾从丹图的论述来看，方法论的个体主义是一种理解个体行为的理论预设，也是一种将人类行为置换成符号命题的逻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