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我们前几章所言，在现今中国，我们的文明与中国的文明有着密切的接触。只是接触的结果，到底是产生胜于这两种文明的新文明，还是破坏固有的文明而代之以英国的文明，这一点还是问题。不同文明的接触，以往常常成为人类进步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学习希腊，阿拉伯学习罗马，中世纪的欧洲学习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学习东罗马帝国。学生胜于老师的先例有不少。至于中国，如果我们视之为学生，可能又是一例。事实上，我们要向他们学习的东西与他们要向我们学习的东西一样多，但我们的学习机会却少得多。如果我把中国人当成我们的学生，而不是相反的话，只是因为我害怕我们是不可教育的。
本章将着重讨论中西交往带来的纯粹文化方面的问题。
两种文明各自独立发展了如此长久之后再接触的，除了16世纪的西班牙与美洲之外，中国与欧洲恐怕是个绝无仅有的例子了。考虑到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完全隔绝之后仍能并不怎么困难地互相理解，实在令人称奇。为了弄清这一点，值得先追溯一下这两种文明的历史渊源。
西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际上是同质的，我们可以追溯到三个起源：（1）希腊文化；（2）犹太宗教与伦理；（3）现代科学的产物现代工业主义。我们可以把柏拉图、《旧约》和伽利略作为这三种元素的代表。遗传至今，仍各行其是，互不相关。从希腊文化中，我们继承了文学、艺术、哲学和纯数学，以及社交上优雅的礼仪；从犹太人那里，我们学到了狂热的信念（及其好朋友，名叫“信仰”）、更为狂热的道德热情（包括原罪观念），还有宗教的不宽容和我们民族主义中的一部分；从科学那里，如同应用在工业主义中一样，我们得到了权力和权力感，以及这样的信念：我们得以像神一样去操纵未科学化人种的生死，由于科学，我们得到了经验的方法，并已获取了几乎所有的真知。
除了希腊间接地对中国的绘画、雕塑和音乐有影响之外，这三种元素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看不出有任何作用。中国，在其历史的黎明时分，同埃及和巴比伦一样，都是起源于大河文明的帝国。埃及和巴比伦影响了希腊和犹太的文化，因而间接地成为我们文化的源泉。正如这些文明产生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肥沃的冲积土壤一样，黄河造就了中华文明。即使是孔子时代，中国的版图也没有超出黄河流域南北的范围。尽管在物质和经济上，中国与埃及、巴比伦的情况相似，但在精神面貌上几乎没有任何相同之处。老子、孔子虽然同处于公元前6世纪，但已具备了今日中国人的个性特点。把一切都归结为经济原因的人，就难以说明古代中国人与古代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精神面貌何以不同。我也提不出可取而代之的理论。我认为，科学目前尚不能完整解释民族性格。气候和经济可以说明一部分问题，但无法说明全部问题。可能文明形成时期产生的重要的个人，比如摩西、穆罕默德和孔子的性格，成为形成民族性格的极大依赖。
中国最早的圣人是老子，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并不是一个真正而确切的名字，只是意为“老哲学家”。（据传说）他与孔子同时代，但稍早一些。我对于他的哲学比对孔子的要有兴趣。他认为每个人、每个动物乃至世间万物都有其自身特定的、自然的方式方法。我们都应该服从这个方式。所谓“道”就是“道路”的意思，但老子在用这个字的时候，或多或少地增加了一些神秘色彩，如同“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译注：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4章第6节）这段文字。我想，他是这样想象的：死是由于离开了“道”，如果我们能够严格按照自然去生活，就可以长生不老，寿与天齐。后来，道教仅仅退化为一种巫术，几乎只关心探寻长生不老之药了。但是，我认为，希望逃脱死亡，一开始就是道家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老子的著作，或者说被认为的老子的著作，篇幅很短，但他的思想被他的弟子庄子发展了，庄子比他的老师更让人感兴趣。他们所提倡的哲学是自由的哲学。他们贬低政府，贬低对自然的干涉。他们抱怨当时忙忙碌碌的现代生活，将之同“古之真人”平静的存在进行了比较。道的学说颇有些神秘主义的味道，他们称万物虽众，但却同道，如果都能遵循道，那就天下无争了。这两位圣人虽然远在两千多年前，但已具备了现时中国人那种幽默、克制和含蓄的特点。他们的幽默，可以用庄子对“善治马”的伯乐的阐述来说明，因为伯乐驯马每十匹要死五匹。与西方的神秘主义者相比，他们的克制和含蓄也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中国的文学和艺术的特点，还是当今中国有教养人士谈话的特点。社会各阶层都喜欢逗乐，从不放弃任何开玩笑的机会。受过教育的人，其幽默是机敏而巧妙的，欧洲人往往不解其意，却给中国人增加了不少快乐，他们含蓄的习惯就更加明显了。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一天一个中年人告诉我他对政治学理论有点学术上的兴趣。那时我刚到中国，只理解字面意思，后来才发现，他曾经担任一省之长，多年来一直是个杰出的政治家。中国的诗往往缺乏激情，也是由于崇尚含蓄。他们认为智者应该表现出平和，虽然不乏激情的一刻（实际上中国人易于激动），但他们也不愿表现在艺术作品中。我们的浪漫主义运动使人喜欢的刺激，据我目前所知，在中国文学中找不到。他们古老的音乐（其中有些很好听）音量很低，刚刚能听到而已。在艺术上，他们崇尚精细；在生活中，他们追求公理。中国人并不赞赏粗鲁的莽汉和不加限制的感情表达。刚刚远离西方尘嚣的人，一时难免乱了方寸，不知就里；等到时间久了，就能逐渐感受到中国人的生活美满可贵，所以在中国住的时间最长的外国人就是最热爱中国的人。
道教徒虽然作为巫师而得以代代相传，但却为受过儒教教育的阶层所排挤。必须承认，我无法欣赏孔子的价值。他的作品，大都是各种繁文缛节及其如何在各种不同场合表现得体的内容。然而，与其他时代其他人种的教主相比，人们必须承认他具有极大的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主要是消极的。他的体系，由他的追随者发展之后，成为一种纯属道德而非教条的体系；这个体系没有造就强大的僧侣队伍，也没有导致宗教迫害。它却理所当然地成功地造就了一个言行得体、彬彬有礼的民族。中国人的礼节也不仅仅是因袭传统；就算遇到从未碰到的情况，也会很自然地做到礼让。这种礼节也并非限于某一阶层，就是社会最底层的苦力也是如此。我们羞愧地看到，中国人用礼节在对待白人的蛮横无礼，他们并没有自我贬低到去用粗鲁回敬粗鲁。欧洲人经常视之为软弱，但这其实是真正的力量。依靠这种实力，中国最终征服了最初用武力征服中国的一切征服者。
中国的传统文明中，有一个，并且只有一个外国的因素，那就是佛教。佛教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并取得了巩固的地位。我们从犹太人那里学到了不宽容的看法，认为一个人如果接受了一种宗教，就不能再接受别的宗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都有这样正统的教义，规定没有人可同时信仰这两个宗教。而中国则不存在这种不相容；一个人可以是佛教徒，同时又是孔教徒，两者并行而不悖。日本的情况也相似，大多数日本人既是佛教徒，又是神道教徒。然而，佛教与孔教在气质上总有些不同，所以同时信两教的人，肯定会有所偏向。佛教，就是我们从“宗教”这个词所理解的宗教，有神秘的教理、救赎的途径和来世的生活。佛教认为痛苦是与生俱来的，没有信仰的人必然失望，失望和痛苦只有信奉经典的真理才能得以解脱。儒教却没有这些东西，它认为人生来就是与外界融洽的，所需要的只是指导如何生活，根本不需要鼓励人们生活下去。而且，这种伦理上的训诫，不是依靠形而上学的或者宗教的教条，它完全是世俗的。所以孔、佛两教并存的结果，使具有宗教和静悟性格的中国人皈依佛门，而天性喜欢做事的人就趋于孔教。孔教一直被尊为国教，成为考试的依据，晋升的阶梯。所以，中国的政治一直操纵在有文化的宗教怀疑者之手。他们没有西方执政者的那种活跃和破坏的素质。实际上，他们只是严守庄子的教诲而已。其结果是：老百姓除了内乱之苦外，一直是安居乐业的；属地享有自治权；中国虽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但却不会对外国造成威胁。
把中国文明和欧洲文明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大部分内容在希腊文化也可以找到，但我们文明中另外两个元素：犹太教和利学，中国文明中没有。中国实际上是个缺乏宗教的国家，不仅上层社会没有宗教，全体人民也同样没有。虽然有相当明确的伦理制度，但不过激、没有迫害性，而且没有“原罪”观念。直到晚近受欧洲影响，中国才有了科学，有了工业主义。
那么，这个古老的文明与西方文明相接触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呢？我现在不是考虑政治上、经济上的结果，而是考虑对中国人精神面貌方面的结果。把这两个问题分开是困难的，因为与西方进行文化上的接触会受到政治接触、经济接触的本质的影响。然而我希望能尽可能单单讨论文化问题本身。
中国很迫切地学习西方的学问，不仅因为这些学问可以增强国力以抵御西方的侵略，而且有很多人觉得学问本身就是一样好东西。中国人向来重视学问，只是以前所研究的学问都是古典文献。现在，他们普遍意识到西方的知识更有用。每年前往欧洲学习科学、经济、法律、政治理论的留学生不少，尤其去美国的就更多了。这些人回国之后，大多成为教师、公务员、记者和政治家。他们迅速地将中国人的面貌现代化，尤其是在受过教育的阶层中。
中国传统文明变得不再进步，不可能在艺术和文学上产生多大价值。我想，这不是由于人种的退步，而是由于缺乏新的素材。西方知识的输入正好提供了它需要的刺激。中国学生的能力很强，思想异常敏锐。虽然高等教育深受经费紧缺、缺乏图书馆之苦，但不缺一流的人才。虽然中国文明中一向缺少科学，但并没有仇视科学的成分，所以科学的传播不像欧洲有教会的阻碍。我相信，如果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足够的资金，30年之内科学的进步必大有可观，甚至超过我们，因为中国朝气蓬勃，复兴热情高涨。事实上，“少年中国”这种对科学的热情，令人不断回忆起15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中国人向我们学习，不像日本人是为了富国强兵，而是为了追求伦理和社会价值，追求知识上的兴趣。他们对于我们的文明也抱有怀疑的态度。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对我说，他们在1914年之前还不怎么怀疑，但“大战”让他们觉得西方的生活方式中必定有缺陷。然而，向往西方智慧的习惯仍然很迫切，有些年轻人甚至以为苏俄的布尔什维主义正中下怀。他们肯定会大失所望，要不了多久就会发现必须用一种新的信念来拯救自己。日本人效仿了我们的短处，保留的也是自己的短处，但不可能指望中国人作出相反的选择，效仿我们的长处，并保留自己的长处。
可以说，我们的文明的显著长处在于科学的方法；中国文明的长处则在于对人生归宿的合理理解。人们一定希望看到两者逐渐结合在一起。
老子是这样描述“道”的运作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我想，人们可以从这些话里获得关于人生归宿的概念，正如爱好思索的中国人所获得的一样。必须承认，中国人的人生归宿与大多数白人自己设定的人生归宿截然不同。“占有”、“自恃”和“支配”，白人国家和个人趋之若鹜。尼采把这一切归结为哲学，而他的信徒绝不限于德国。
但是，有人或许会说：你是在把西方的实践同中国的理论相比较；但如果以西方的理论同中国的实践相比较，结果就会相反。当然，这话也有一定道理。“占有”，虽然是老子希望我们抛弃的三者之一，却也是一般中国人心灵的欲望。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也爱财，或许不如法国人，但肯定超过了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的政治是腐败的，有权势的人用不光彩的方法弄钱。这一切都是无可否认的。
如果就“自恃”、“支配”这两个罪恶来说，我注意到中国人在实践上肯定超过我们。中国人不像白人那样，喜欢虐待其他人种。中国在国际上的贫弱，大多数人都以为政治腐败是唯一的原因。其实，“不恃”、“不宰”的美德应该与政治腐败一样负相同的责任。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骄傲到不屑打仗”的民族，那就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宽容而友爱、以礼待人，希望别人也投桃报李。只要中国人愿意，他们可以成为天下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他们所追求的只是自由，而不是支配。中国如果受其他民族逼迫，去为自由而战，这也不是不可能。那样，中国会失去自己的美德，一尝成为帝国的滋味。但现在，中国人虽是两千年帝国的后裔，对帝国的热衷却已极其淡泊了。
中国历史上虽然征战连绵，但老百姓天性是喜好和平的。我不知道还有哪国的诗人会像白居易那样，塑造一个自残以逃避兵役的新兵，韦利先生把这首《新丰折臂翁》译了过来。他们的和平主义扎根于他们深思熟虑的观点，事实上扎根于他们不愿意改变任何所见到的一切。正如他们的绘画所展示的，他们乐于观察万事万物各得其所，不愿将它们按部就班。他们没有决定西方民族那样的进步理想，去让我们活跃的冲动合理化。当然，进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十分现代的理想，它要归功于科学和工业主义。今天，那些守旧的中国文人交谈时仍然用他们最早的圣贤的书面语。有人对他说，这样下去几乎不会有进步，他肯定会说：“予等已臻完美之地位，何故再求进步耶？”欧洲人初听之下，肯定会认为他过于懈怠。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则不得不反省我们的所谓进步也不过是一场不息的变更，根本没有把我们朝着向往的目标带近一步。
试着比较一下中国向西方寻求的东西与西方向中国寻求的东西，倒挺有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是知识，他们认为这是通向智慧的大门（其实未必）；西方人到中国去无非三个目的：打仗、赚钱、传教。虽然第三种动机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许多英雄，但这三种人——军人、商人、传教士都是强迫世界采纳我们的文化，或多或少抱有强硬的态度。中国人却没有强迫欧洲人接受儒教的念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其理一以贯之”，所以就放任我们，而不加以干涉。中国人是不错的商人，但他们的经商之道不同于在中国的欧洲商人，不会动辄采用租界、垄断、铁路、矿产等特权的办法，并设法以本国的兵舰作后援。中国人照例不是好的战士，因为不是师出有名，他们有自知之明。不过，这只不过是一个证据，证明他们的理性。
我认为，中国人的宽容，欧洲人根据本国经历是无法想象的。我们自认为宽容，但只不过比我们的老祖宗显得宽容一些罢了。但是在政治上、社会上仍实行各种压迫，称不上宽容。更严重的是，我们深信自己的文明和生活方式远胜于其他民族。如果遇到像中国这样的民族，就认为对他们最慈善的举动莫过于让他们全盘接受我们的文明——这真是大错特错。我认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可能比英国人贫穷，但却比英国人更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国家的立国之本在于比我们更宽厚、更慈善的观念。无休止的好勇斗狠不仅产生了明显的恶果，还使我们不知足，不能享受美，使我们失去思考的美德。从这一点来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是迅速地退步了。毋庸讳言，中国的弊病正趋于另一个极端；但是，正由于这个道理，中西交流对双方都有好处。他们可以从我们这里学到必不可少的实用的效率；而我们则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一些深思熟虑的智慧，这种智慧使其他古国都已灭亡之时，唯独中国生存了下来。
我本想前往中国教学，但日子久了之后发现我可以教他们的一天比一天少，而他们可以教我的却越来越多。欧洲人在中国住久了都有这种观点。只有去了不久或那些一心去赚钱的人不这么看。这只是因为中国人认为我们所珍视的军队和工业，他们却很薄弱。但是，重视智慧或者美，或者重视人生的快乐的人，肯定会认为在这些方面中国比喧嚣的西方更富有，并视之为乐土。我希望我能够期待中国人给我们一些宽容的美德、深沉平和的心灵，以回报我们给他们的科学知识。
（秦悦译自《中国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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